农汉才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 100700)

民国时期细菌学说已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医界也普遍认识到其科学性并接受了它。《伤寒论》是我国两千年来治疗外感热病的圭臬，面对新的病菌致病学说，民国医家重新阐发《伤寒论》的理论与治疗经验，阐发了西医“感染性疾病”与中医“外感热病”的关系，普遍认为“外感热病”包含“感染性疾病”，并指出《伤寒论》在治疗感染性疾病中的价值，阐明了伤寒学在抗感染中的对策与方法。

1 《伤寒论》杀菌的方药

依据西医治疗原则，感染性疾病应当运用杀菌的方法来治疗。民国时期，一些研究中药杀菌作用的药理实验已逐渐展开，一些中医也开始检视《伤寒论》中能够杀菌的方法与方药。如祝味菊(1884～1951)认为，中医的“病原疗法”即相当抗生素的杀菌方法[1]。一些医家认为，《伤寒论》中所用的乌梅、黄连、黄柏等能起到抗生素的作用。如承淡安(1899-1957)认为：“乌梅丸……乌梅有杀虫与菌之效用，又有赘肉腐蚀作用，伍以蜀椒，为杀虫之药。连、柏为消炎杀菌”[2]353；阎德润(1898～1984)认为，黄柏有明确的杀菌作用：“黄柏则有肠内杀菌之力……是以能治肠胃之炎证”[3]261。

2 《伤寒论》非杀菌抗感染的对策

但民国伤寒学家在寻找可杀菌的中药过程中认为，感染性疾病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细菌，更与环境、免疫、正气、疾病向愈过程等直接相关。认为“杀菌”不是抗感染的惟一方法，如陆渊雷(1894-1955)：“病菌非绝对的病原，杀菌非治传染病之惟一方法。[4]”并根据《伤寒论》治疗外感热病的理论与经验，结合近代对疾病的认知，从不同角度总结梳理了《伤寒论》抗感染的指导思想与对策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2.1 对证

辨证论治是《伤寒论》的精髓，民国医家认为，辨证论治体系可通过分析感染性疾病的证候，以证为依据的治疗即可完成抗感染过程。阎德润认为，“《伤寒论》原为规定急性发热性疾患时所发之证候，对治疗上作有价值判断之方法而著者也……并将其证候，连于治法，作一原则上有统一的治疗系统者也。[3]23”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只需“对证”治疗不必辨别病原菌。如陆渊雷认为：“中医治疗流行性热性病，不问其病原为何，皆视其证候而归纳为若干种证候群，于以施药治而知其宜忌。[4]9”在《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体系中，只需以张仲景对六经病的方法治疗则可愈病，如恽铁樵提出：“太阳病解，微菌不能为害……不论何种病菌，皆渐就消灭。[5]36”

2.2 治人

相对于西医以“病”为治疗对象，民国医家认为《伤寒论》更多的是以“治人”策略来治疗外感热病。如祝味菊认为导致感染性疾病发生的原因有三，即六淫、细菌等微生物和人体抵抗力状况。因此，在治疗时有可直接使用抗生素灭菌针的“病原疗法”，即“治病”；也有可通过调整与扶助正气来抗感染的“本体疗法”，即“治人”，在临证中，应“人病并重”。他认为“治人”在应用范围上比抗生素更有优势，在辨不清菌种、无特效抗生素或对抗生素有耐药性时，《伤寒论》中系统的“治人”疗法能有效应对感染性疾病[1]。且将治人、扶助自然疗能、扶助正气三者等同起来认为：“在张仲景之世，流行性热病当然无特效药品，惟幸人体感染病毒后，必立起反应而产生抗毒力，此种抗毒力，即西医所谓自然疗能，中医古书，则谓之正气，其治疗热病，亦惟凭借此正气，从而利导匡救。[4]11”

2.3 排毒

民国伤寒学术除了受西医影响，还较多地受到日本古方派吉益东洞等“万病一毒”说的影响[6]。如陆渊雷认为：“菌之使人病也，或以其成群结队之菌体，直接为害于人体，或分泌毒质以害人体……概称之为毒害性物质。[4]11”因此他们认为，“排毒即可达到抗感染的目的，如余无言(1900-1963)认为，《伤寒论》中的发汗、泻下、和解等即是“排毒”的方法：“中医最大好处有二：一是在善于排除病毒……例如麻桂青龙，为表病而排除病毒者也，解肌发汗……使病毒随汗液而泄则一也；承气白虎，为里病而排除病毒也……使其病毒向下而泄则一也；柴胡诸方，为半表里病而排除病毒也……然使其病毒表里分解则一也。[7]22”

2.4 诱导

一些民国医家认为《伤寒论》能治疗感染性疾病，不是直接杀菌而是“诱导”疾病向愈。认为伤寒八法中的汗、吐、下等方法可诱导病机、气血等远离病灶，减轻炎症反应，促使感染性疾病向愈。如“伤寒宜汗……使病机趋势向表，以减轻肠道之壅肿……夫血流之趋势，此盈则彼绌，故病机向表，则上部得以保持其清虚，首府不受冲激，得从容指挥其抗战。神经不为充血所窘，何来谵妄瞀乱之变?此《孙子兵法》所谓怒而挠之，利而诱之，西医所谓诱导之法也。[8]46”因此，他们认为《伤寒论》的不同方药着眼在向不同的方向诱导病机与气血。

2.4.1 诱导向表 “伤寒肠膜充血，麻、桂发之，所以诱令其向表……炎势过甚，只宜宣发，不可妄清。诱导局部有余之血气趋向于表，则里壅自平。[8]109”

2.4.2 诱导向里 “自汗、毛囊充血，桂、芍收之，所以诱令其向里。[8]109”

2.4.3 诱导向外 “肺内发炎，可与辛药外敷(安福膏、芥子泥涂布敷胸可令胸肌潮红、皮下充血，刺激肌表即可减轻内在之炎症)。[8]109”

2.4.4 诱导向下 “热结膀胱，用桃仁活血消炎，大黄、芒硝泻下使肠充血，而发炎部转成贫血，亦诱导消炎法也。[9]95”“调胃承气汤……则以诱导方法，能平远隔脏器之炎症充血，故又能治谵语发狂(脑部充血)，发斑面赤，龈肿出血(患部充血)，疔疮痈疽(患部炎症)等证。[4]47”

3 《伤寒论》非杀菌抗感染方法

在民国的伤寒学论著中，医家们参考细菌学说，化裁《伤寒论》治疗外感热病的方法，诠释伤寒八法中汗、下、吐等方法在抗感染中的作用与机理，认为通过这些方法可不直接杀菌而抗感染。

3.1 汗法

民国医家们认为，发汗解表可治疗外感热病的太阳病，太阳病即解则外感热病亦解。外感热病解则感染性疾病即治愈，杀菌与抗生素的使用不是必须。他们认为，古人用发汗解表来治疗外感热病，是从人体自愈机能中学习而得：“其所谓发汗者，非一简单之发汗，恒含有预料治愈过程如何之意义。故太阳病之自然发汗者，为有自然治愈之过程，不汗者，为无自然治愈之过程。[3]16”

并结合西医病理学，认为发汗抗感染的机理为降体温、排除菌毒、防止病菌繁殖等。如“太阳为热病之初起，病菌学证明病初起时，毒害性物质多在血液中，欲排除之则莫如出汗。[4]12” “发汗之目的，在调节体温，排泄毒素也。[8]56” “麻黄不能杀菌，发汗却能杀菌……因发汗则菌死，不发汗则菌繁殖。[10]70”

在具体治疗中，指明了发汗解表能治疗不同病菌感染的疾病，指明了感染性疾病在太阳证阶段的共性治疗。如“麻桂青龙，为表病而排除病毒者也，解肌发汗，虽有轻重之不同，然其使病毒随汗液而泄、则一也。[7]22”“麻疹、天花、猩红热诸病皆须透发于皮肤，故始终宜发表，即始终不离太阳。[4]12”“病喘咳者，支气管以炎性渗出物之刺激，而助长炎症，炎性渗出物，水气之类也，用麻黄发汗以排除之，使炎症易消，则喘咳自止”[4]58。

3.2 下法

民国医家们认为下法可以抗感染，其主要的机理为排除病菌、病毒、代谢废料等，认为外感热病“下不厌早”，如陆渊雷：“如承气攻下，日本亦以为排毒，今审之，乃排除一种代谢废料，出自病中之特殊代谢者。[4]7”阎德润：“芒硝……清扫肠内，可防细菌及腐败产物之自家中毒也。[3]152”

3.3 吐法

一些医家认为吐法亦可抗感染。如恽铁樵提出：“吐能去毒，且亦能得汗”[5]34。又如祝味菊：“潜伏之初，病型未定，无有治法，中医就其失常之处，从而调之，去其病菌之所附丽，或汗或吐或下，纵使首慝未诛，而莠民既戢，邪势孤矣。[8]29”

3.4 和法

一些医家认为和解表里的方法亦可抗感染，如余无言：“柴胡诸方，为半表里病而排除病毒也，和解表里，虽有缓急之别，然使其病毒表里分解、则一也。[7]22”

3.5 温法

民国伤寒学家大都认为，在外感热病中发热具有积极的抗病作用。如承淡安：“当身体受病菌或病毒等侵害时，神经系统受到刺激，而后使有机体本身发生一定反应动作来对付。这时体温升高，加速循环，增加体内抗菌机能之作用。[2]7”

对于感染性疾病的发热，民国的伤寒学家不是一味地退热，而是辨证对待。祝味菊提出：“伤寒发热，是动员血液以抗病也”。对于发热的程度不同，他将其分为“抗温”与“亢温”：“生理所需要者，名曰平温(常在37 ℃)……正气抗之，病理所需要者，名曰抗温(最佳38～39 ℃间)……抗邪太烈，矫枉过正，生理所难堪，病理所不需要者，名曰亢温。抗温为善温(40 ℃以上)，亢温为害温”。对于发热不足的，还要运用温法来维持一定的热度。祝味菊外号“祝附子”，常运用温热药来治疗外感热病，他曾用大量附子之剂救治了患肠伤寒的徐伯远而名噪一时[1]。

陆渊雷在治疗外感热病时，也常用温药来扶助抵抗力，并告诫应慎用寒凉药“患流行性热病者，于日常体力之外，骤需抵抗毒害性物质之力，故代谢亢进，体温增高而为发热。于此而欲强退之，必抑减其代谢机能而后可。代谢机能被抑制，则无以产生抗毒之体力，体力不足以抗毒，则毒害性物质愈益孳生，此取死之道也。故治太阳病，用寒凉抑热者，非是，视太阳方为退热剂者，亦非是。[4]20”

3.6 清法

民国医家认为清法多是用苦寒药物，这类药物可以降低或消除炎症反应。如祝味菊认为， 清法可用来降低过高的温度：“伤寒之用清，中和亢热，而维持抗温也。[8]43”他们对〈伤寒〉中一些清法的方药，也直接用“消炎”来重新定义某些方药的功效，对于药物多集中在对黄芩、黄连、黄柏、栀子等。如谭次仲“黄连习用于上焦，黄柏习用于下焦，栝楼习用于胸肺，皆苦寒消炎之法，夫灼热、潮红、肿胀、疼痛谓之炎，炎消则痛自止矣。[9]113”承淡安：“栀子清血消炎。[2]268”

他们认为黄芩汤、小陷胸汤方、栀子豉汤等都是具有消炎功效的方剂，如祝味菊：“伤寒病灶在肠，毒发在营，刺激中枢而发热，中医所谓伏温由里出表也。所谓伏温者，发热性之病菌，潜伏于里也。古人亦知伏温异于外感，立黄芩汤以清泄内热，亦无非清肠消炎之意耳。[8]38”陆渊雷：“小陷胸汤方……此方实治胃炎之多黏液者，黄连所以消炎。[4]57”承淡安：“治之以栀子豆豉汤者，以两者皆属苦寒之品，苦可清心除烦，寒可消炎退热。[2]10”

3.7 补法

民国医家在抗感染时还常应用补法，即补助正气，增强抵抗力来抗感染。如祝味菊认为：“邪正不两立，凡一切有害于正者，无论其为细菌、为原虫、为无形疠气，皆邪也。邪正相搏，吾人审察其进退消长之趋势，而予以匡扶之道”[8]70；“上工治未病，察病邪之趋势，而支持其抗力，见机在先，无使内馁，所以缩短其过程，保持其真元也”[8]48。

谭次仲(1887～1955)认为，《伤寒论》中“壮心”是补助人体正气的具体方法之一，是抗感染的核心方法：“故热病于解热、壮心两法，谓之主治，亦曰主药，此外则为副治，亦曰副药……张仲景治热病蔑不向解热、壮心二者以为鹄……后世温病家但知解热，但知用寒剂以助解热，而收镇定之效，曾不知虑及心脏有衰弱之虞也？[9]37”

祝味菊认为强心是汗法的重要保证：“伤寒患者，邪留于营，正气欲邪之趋势向表，心脏不得不奋其余勇，努力促使血液循环加速，鼓舞汗腺，奋发为汗。[8]60”并且认为中药强心优于西药：“西药强心，效力准确，而药效不能持久，其为促进性也，譬如鞭挞驷马，而使之前进。中药枣、附之强心，绝少副作用，而药力之持久，又为西药所不及，其为强壮性也，譬如击鼓行军，而使之气壮也。[8]60”

4 讨论

抗感染是现今世界医学界的研究焦点之一，目前临床与科研仍以探查病菌种类、配对以相应抗生素为主导研究思路，这种线性思路的主导地位自抗生素发明以来一直没有动摇，也直接影响到中医药抗感染的研究。而民国医家们在总结《伤寒论》抗感染的经验与方法时就已明确指出，杀菌不是抗感染的唯一途径，还可以有多种思路与对策，如对证治疗、本体疗法、排毒疗法、诱导疗法等，并阐明了伤寒八法在不以杀菌为目的情况下，如何治愈感染性疾病。同时，他们对于外感热病中好用寒凉、畏用温补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们的学术成果无疑给当今抗感染研究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借鉴，提示在研究中不但要关注中药的杀菌作用，也应该关注对中医疗法、多元思路、非线性思维的研究，以便使中医药在抗感染中发挥其最大优势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