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允亮 郑瑞娟

摘 要：封禅是具有神圣象征意义的国家祭典，西汉武帝中期全国上下封禅思潮涌动，司马相如在时代氛围影响之下，以撰作经典的心态写下了《封禅文》。此文渊雅堂皇，从天人之际论述了汉代封禅的势在必行，成为封禅文类的典型垂范后世。中古时期历代君臣封禅情结浓厚，《封禅文》也被不断地接受、阐释、应用，保持恒久的经典地位，并逐渐获得盛德之事的符号意义。宋代以后，即使封禅热情不再，《封禅文》也颇受非议，但其文学经典的地位依旧无可撼动，清人仍将其录入文章选本欣赏学习。作为封禅文学的经典，《封禅文》在数千年间被崇奉学习，成为中国文坛上的独特存在，散发出异样的光彩。

关键词：封禅;《封禅文》;国家祭典;盛德之事;经典化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12-0141-08

封禅是中国古代具有神圣象征意义的国家祭祀大典，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盛世之举。作为一种具有神圣意义的祭祀仪式，“封禅”最早见于《管子·封禅篇》，当为战国时齐地士人为天下一统而设计的礼仪制度。它源于古时的帝王巡狩及山岳崇拜，后来与神仙学说结合起来，成为君主追求长生、彰显威权的一种手段。《汉书·艺文志》有《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沈钦韩以为即《管子·封禅篇》之类①。秦汉时期，封禅思潮盛极一时，并发展成为富含政治文化意味的学说。封禅作为帝王统治臻于极盛、功成告天的一种祭典，引起士人的无限向往。《五经通义》所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②，即是这种理念的简要表述。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等皇帝，都曾亲自举行过封禅大典。

封禅作为一代大典，在中古时期为各代统治者所重视，以其为核心衍生出不少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是最著名的一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对于《封禅文》这样记载：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③

司马迁行文特意将《封禅文》的来历和墨托出，足见在其眼中，此乃司马相如一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文字。《汉书·司马相如列传下》也有相关记载，所言略同乎《史记》。其文字出入较大者，《史记》“若不然，后失之矣”，《汉书》作“若后之矣”;《史记》“奏所忠，忠奏其书”，《汉书》作“所忠奏其书”。关于前者，李慈铭云：“《史记》作‘若不然，后失之矣，文意甚明，此只少三字，便卒不可解。”④就后者的不同来说，则是《汉书》省略了相如家人付书与所忠的过程，叙述较《史记》简略。由此可见，《汉书》相关文字明显因袭《史记》，这固然与《汉书·司马相如传》以《史记》为主要材料来源有关，但同时也说明，与司马迁一样，班固也认为《封禅文》是司马相如一生中的重要文字，值得特意表出此事。

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同时被《史记》和《汉书》全文收录，在以简牍为主要书写载体的两汉时期，由于书写条件的限制，无论是对于上下数千年的通史，还是对于前后二百年的断代史来说，材料的选择都需要十分审慎，但他们均花费如此大的篇幅将其全文迻录，足以说明无论是在作者司马相如心里，还是在史家司马迁、班固眼中，此文都是一篇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品，值得引起大家的注意。作为盛德之事的代表，《封禅文》的产生及其经典化历程，颇有可以探究的地方，本文即拟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世而后仁”与功成告天：《封禅文》的产生背景

封禅思想在战国晚期风靡一时，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受燕、齐海上方士的鼓动，开始将其付诸实施。到了汉代，随着大一统帝国的日趋稳固，封禅作为王道大成的象征，其影响也日渐扩大，至武帝时终于形成轰轰烈烈的封禅运动，并于元封元年（前110）成功进行封禅。接下来我们就西汉时的封禅活动进行考察，以了解《封禅文》创作的时代背景。

1.文帝及武帝初期的封禅尝试

《史记·封禅书》记载：“孔子论述六艺传，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禅乎梁父者七十余王，其俎豆之礼不章，盖难言之。”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韩诗外传》云：“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事，不可得而数者万数。”说明封禅虽为齐人提出，但随着它的广泛传播，在秦汉之际已为燕人韩婴所吸纳。《史记·封禅书》又言：“《诗》云纣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爰周德之洽维成王，成王之封禅则近之矣。”陈乔枞云：“《史记》所引《诗》即《鲁诗》说。据《封禅书》言，上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绾、臧并申公弟子，益足证《鲁诗》以《般》为言封禅事矣。”⑤由《鲁诗》学派赵绾、王臧当时的举动可以看出，随着入汉以来封禅理论的影响日益扩大，儒家已借其祭祀天地的礼仪特点，来构建自己的大一统政治文化理念。

自文帝时起，汉人开始在政治事务中将封禅提上日程。《史记·封禅书》记载：“于是贵平上大夫，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这是文帝时谋议封禅的记载，然而主导这次封禅的实为方士新垣平，与儒家的关系并不大。新垣平对文帝多采取欺瞒哄骗的办法，后来他因事情败露被诛。《史记·封禅书》云：“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自是之后，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⑥由于此事的发生，文帝对封禅失去了兴趣。

武帝即位初曾有封禅之意，但为窦太后所阻挠。《史记·封禅书》记载： 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學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⑦

据此，似窦太后之反对赵绾、王臧乃因学术取向不同，然仅以此而致两名大臣自杀，其后果则似嫌过重。《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所言当得其实：“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窦太后反对赵绾、王臧，除了儒术与黄老的学派分歧外，窦太后与武帝对朝廷控制权的争夺，应是更为根本的问题。赵绾、王臧由于鼓励武帝自立摆脱窦太后的控制而受到迫害，最终不得不自杀，他们所提出的封禅设想自然也不了了之。

2.武帝中期的封禅活动

随着窦太后去世，武帝成为汉帝国的最高掌权者，至其中期，封禅思潮再起，成为一股影响整个时代的洪流。这一方面是因为汉朝国势空前强盛，需要有合适的仪式行为，进行文化上的升华定格，以揭橥其不世的伟业，而封禅正好适应了当时的时代需求。另一方面，也和儒家传统经典中与政治文化相关的时间节点有密切关系，武帝中期恰好与这些形而上的节点相契合，因而引发了时人以封禅活动来标榜盛世的政治热情。

自汉武帝元光年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在朝廷意识形态中居于主导地位，其所奉经义成为治国理政的依据。在讲到君主治国之成效时，《论语》中有两处表述值得注意。一是《论语·子路》所云：“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矣。”⑧残暴不作，刑罚不用，自然是上下和谐的清平盛世。《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鲁二生亦云：“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制礼作乐一向被认为是王道大成的象征。这也说明在时人观念中，百年是一个王朝统治显出成效的时间节点。自西汉建立至武帝元封年间（前206—前110），时间将近百年，按照《论语》所言，汉代已经到了“胜残去杀”、以德化人的理想境界，即使如鲁二生所言，也可以进行礼乐的建设了，其统治渐臻大成自不待言。

二则是《论语·子路》另一章所云：“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孔安国注云：“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⑨《汉书·平当传》载平当上书言：“臣闻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三十年之间，道德和洽，制礼兴乐，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可见，汉人同样是以三十年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自武帝即位至元封年间（前140年—前110年），恰至三十年之节点。汉武帝中期与这两个时间节点的重合，尤其是后者，被时人认为具有特殊的天定色彩，促使汉人考虑通过仪式化的活动，彰显武帝统治的辉煌成就，具有天人相应性质的封禅，自然是不二之选。晋代王婴《古今通论》曰：“太山上为天门，值户，户为明堂，圣帝受天官之宫也。王者即位三十年，功成治定，则告成于天，登封太山，刻石纪号。”⑩此言虽出于后人，颇能体现汉人当时的心理。东汉光武时期的君臣，遵循的也是这个思路，《东观汉记》卷一载：“三十年，有司奏封禅。诏曰：‘灾异连仍，日月薄食，百姓怨叹，而欲有事于太山，污七十二代编录，以羊皮杂貂裘，何强颜耶？三十二年，群臣复奏宜封禅，遂登太山，勒石纪号，改元为中元。”群臣在光武帝统治三十年的节点上，同样不失时机地提出，皇帝应该举行封禅仪式，彰显自己的统治功绩。这一活动的时间性，与“世而后仁”的时间节点同样密切相关。

受此思潮影响，武帝将要封禅，成为当日士人阶层的共识。《史记·封禅书》记载：“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肃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于是以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锡诸侯白金，风符应合于天也。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偿之。”B11

《史记集解》引徐广注曰：“武帝立已十九年。”由济北王的举动可以见出，在武帝即位将近二十年的时候，臣子已经窥知他将要进行封禅。这说明无论是当时的大臣还是皇帝，都已有封禅的心理准备。据《史记集解》引徐广注，到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本人通过种种措施，将五岳全部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并将其列入国家祀典，通过独掌五岳祭祀来凸显皇权的尊崇。这个时候，封禅已经呼之欲出B12。

最终，在元封元年（前110），汉朝上下期待已久的封禅大典成功举行。《汉书·艺文志》载：“《封禅议对》十九篇，武帝时也。”这里所说《封禅议对》当为汉廷议封禅之事的结集。《汉书·儿宽传》也有“议封禅之事，诸儒对者五十余人”的记载。《汉志》又有《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此当为汉武帝封禅礼仪规章的记录。

汉武帝的封禅活动给时人带来极大震撼，《史记·太史公自序》的一段记载，颇能反映当时人们对封禅的向往：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B13

司马谈因疾病缠身，无法亲至泰山目睹武帝封禅，成为他一生的重大遗憾，其遗言中“是命也夫，命也夫”两句感慨，饱含了无限的怅惘之情。而司马迁在听受了父亲的嘱咐之后，即使在其父即将病故的情况下，也没有更多停留，而是直接起身去追赶武帝封禅的队伍。这固然是由于他有公务在身，需要向武帝禀报出使西南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希望能亲睹武帝的封禅活动，他后来行文中也特意言及自己参与封禅。由此也可以看出封禅在当时的士人心目中，是何等重要且神圣了。

司马相如作于武帝元狩六年（前117）的《封禅文》，就是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产生的B14。那么，相如为何要写这样一篇文章，又为什么特意嘱咐家人死后也要献给武帝呢？这一点非常值得探究。

二、经典意识与经典书写：《封禅文》的撰作

如史书所载，司马相如殁后也要家人献上《封禅文》，对其个人来说，此时当无实际利益的考慮，那么他为何要写这么一篇文章，又为何死后也要让家人献上呢？他创作《封禅文》是抱有一种什么样的目的，他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达到此目的？这些都值得我们进行探究。

1.文章不朽：《封禅文》的创作心态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相如之称病闲居，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汉代的官员选举，对于仪表言行等方面有一定的要求，现存的博士铨选保任书中即有“无金痍痼疾”等身体方面的要求。相如虽不至因口吃失去做官资格，但对于渐重容止语言的汉廷来说，口吃终归是一个劣势B15。尤其是作为文学侍从之臣，言谈方面的先天缺陷，让他无法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这一点影响甚大。

第二，相如并非才思敏捷型作家，在具有时效要求的即兴写作场合，这也是一个容易凸显的劣势。《汉书·枚乘传》载：“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B16

第三，东方朔、枚皋这些仅靠文辞娱乐皇帝的言语侍从之臣，在当日实无尊严可言。《汉书·枚乘传》载：“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故其赋有诋娸东方朔，又自诋娸。”B17《汉书·严助传》载：“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B18相如虽因称疾避事，地位稍优于枚皋和东方朔，然即使他不如此，也不过跟二人一样，只是被武帝视为俳优而已。

相如既然不问世事，何以又预先创作《封禅文》，即使死后也要家人献给武帝呢，他在创作该文时到底持一种什么心态呢？这一点颇值得讨论。司马相如虽称病不参与朝廷活动，并不代表他没有用世之志。在他所受的教育中，儒家思想占很大的比重。陈寿《三国志·蜀书·秦宓传》载秦宓言曰：

蜀本無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家得士，盛于其世;仲舒之徒，不达封禅，相如制其礼。B19

此处言相如曾制封禅之礼固属不确，但若说相如因受儒家思想影响，因而有参预世务的有为之心则大致不差B20。在写于元朔元年（前128）的《难蜀父老》文末，司马相如有这么一段话：“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矣。方将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咸五，下登三。”这说明他对武帝将要封禅早有预见。在旷世一遇的封禅即将到来，士人无不欢欣鼓舞时，他当然希望自己能参与这激动人心的伟业，在这个神圣仪式中留下自己的印记，撰作文章便是其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与封禅活动开启历史新纪元相应，司马相如创作《封禅文》也应当有参与不世伟业的神圣使命感。非常之业需要有非常文字相衬，封禅对于时人来说固然是从未有过的盛事，此文又何尝不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大手笔？这促使相如用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创作，因此他才会耗尽心血写成这样一篇文章。这就是为什么他要郑重其事地嘱咐家人，身后也要将文章上于武帝，因为这篇文章倾注了他参与历史进程、实现人生价值的深远期许。

相如的这种心态，前人也曾论及，明凌约言云：

相如《封禅书》，议者谓其至死献谀，然予观太史公《自序传》，其父谈曰：“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是知当时以登封为盛，有事为荣，盖如此。相如自以文章擅当代，见武帝改正易服，定制度，兴乐章，度其必封禅以夸耀后世。当其时，谓可秉笔托附不磨，由是草书，将以上劝，而不幸病以死，则初意不获遂也。然欲使帝之必知，于是属其妻身后上之。B21

就相如的心态而言，无疑是希望自己精心结撰的《封禅文》，能和武帝的封禅盛事一起流传后世，供人瞻仰崇奉，自己亦因此而不朽。清代何焯在《封禅文》眉批中亦言：“就群臣口中说请封禅之意，以符瑞为验，而归于作一艺以垂鸿名，是亦文人本怀也。”B22何氏亦指出相如欲以文章名世的心态。这两段话均能体会相如创作《封禅文》时熔铸经典，以求文章不朽的隐衷，绝非后世那些谓其导谀邀宠，轻加讥讽之类的评论可及。

2.天人之际：《封禅文》的书写

相如虽有撰作经典垂范后世的心态，但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文体，如何进行书写方能与封禅活动的神圣庄严相称，却需要作者的覃精研思。如果就具体的写法来说，《封禅文》文末有“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之语，因此文章的着力处，也主要从天、人两方面入手。

天的方面主要体现为文中的符瑞意象，如：“然后囿驺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兽，导一茎六穗于庖，牺双觡共抵之兽，获周余珍，收龟于岐，招翠黄乘龙于沼。鬼神接灵圉，宾于闲馆。奇物谲诡，俶傥穷变。”这段话涉及驺虞、嘉禾、翠黄、乘龙等瑞应，通过它们将汉统治得上天嘉奖的情状绘出，从而彰显出其统治的兴盛祥和。这也成为封禅类文字的特色，为后世同类文章所沿袭，《文选》因而将这类文字命名为符命，并招致后人的讥诮B23。殊不知封禅本来就讲天人之际，符应则是天人沟通的表征，此乃这类文体的固有特点。另外，司马相如对符应的重视，也是当时符瑞文化的体现。

武帝时推动封禅的有两股重要力量，一为儒生，一为方士B24，二者都热衷于讲符瑞。关于前者，刘师培云：“观公玉带献《明堂图》，倪宽草封禅礼仪，司马相如作《封禅文》，咸因汉武求仙之故。虽然，秦皇求仙，仅重礼仪;汉武求仙，兼言符瑞，而儒书多言受命之符，其说与邹衍之书相近。故儒生之言礼仪者，一变而为言符瑞。言礼仪，出于祀神，言符瑞，亦出于祀神。而汉儒言符瑞，则由逢迎人主之求仙。”B25关于后者，陈槃云：“秦皇、汉武世之方士，即传邹衍术之方士，神仙符应之说，皆出此辈，卢生、徐巿、公孙卿、李少君等其尤著者也。秦皇、汉武凡封禅、求仙、祠祀、符应之事，皆此等方士怂恿之结果。”B26可以说，《封禅文》对符瑞的彰显，除了封禅活动本身具有天人交接的性质之外，也是当时朝野上下争言符应风气的体现。

除了用符瑞彰显天意外，《封禅文》还从人事的方面，论述了封禅的必要性。具体做法则是将汉代统治放入历史序列，凸显其空前绝后的伟业。在将汉代统治与历世相较时，司马相如先从天地剖判开始，“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穷兮生民。历选列辟，以讫于秦”，呈现出独立历史长河之上，回观过往的宏大时空观念。接下来，他又特意选取周朝作为历代统治的杰出代表：“君莫盛于唐尧，臣莫贤于后稷。后稷创业于唐尧，公刘发迹于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后凌迟衰微，千载无声，岂不善始善终哉？”并在周、汉间通过符瑞等方面的比较，宣称汉远胜于周，已开创旷古未有的历史盛世。

司马相如在比较汉、周优劣时，采取了一种抑彼扬此的手法，对于周、汉的统治进行抑扬。文中在叙述汉代符应之盛后言：“钦哉！符瑞臻兹，犹以为德薄，不敢道封禅。盖周跃鱼陨航，休之以燎。微夫此之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进让之道，何其爽欤？”下又借群臣之口言：“陛下谦让而弗发也，挈三神之欢，缺王道之仪，群臣恧焉。”这两个“恧”字先后出现，形成一种对比的张力，周因封禅而恧，汉因不封禅而恧，让人体会到周、汉之间的巨大差距。通过周朝尚且封禅，来论证汉朝更应该进行封禅。何焯评云：“以周比汉，两两相形，见汉之谦让未遑处。”B27包世臣总结文章写作技法，曾点出垫拽一法：“垫拽者，为其立说之不足耸听也，故垫之使高;为其抒议之未能折服也，故拽之使满。高则其落也峻，满则其发也疾。”B28司马相如的这种论证技巧，正是垫拽法的体现，通过抑扬对比，让人认识到汉代封禅的势在必行，为它的到来壮声威。

在司马相如的观念中，汉家统治与其将要进行的封禅之事一样，是超迈往古的鸿业。与汉之旷世伟绩相应，他通过渊雅堂皇的文字，大气磅礴的史观，开创了一种经天纬地的宏大赋颂文体，为后世封禅文字树立了典范。清代姚鼐评此文云：“《封禅文》相如创为之，体兼赋颂。其设意措词皆翔蹑虚无，非如扬雄之徒诞妄贡谀，为蹠实之文也。通體结构，若无畔岸，如云兴水溢，一片浑茫骏邈之气。观扬、班之作，而后知相如文句句句欲活。”B29姚氏此评，准确地概括出了《封禅文》的艺术风格。

三、盛德之事：《封禅文》的经典化

西汉以后，封禅作为统治大成的体现，在政治文化中得到了成功的建构，具有了新型国家宗教的性质。东汉以后至六朝隋唐期间，历代皇帝、大臣都有很深的封禅情结，凡国家稍微安定之后，他们多谋求通过封禅宣扬皇朝勋业的隆盛。与具有神圣色彩的封禅相应，《封禅文》也被赋予了崇高地位，在士人间接受、阐释、应用，具有了可代表盛德之事的符号意义。宋代以后，《封禅文》虽然在朝廷政治生活中丧失了实用意义，但作为对国家神圣仪式的经典书写，其文学价值却得到凸显，受到后人的无限推崇。接下来我们就对这一情况进行考察。

司马相如《封禅文》问世后，立即引起时人的注意。先是汉武帝读其文异之，并如其所言实行了封禅之礼。及至武帝之末，司马迁在著《史记》时，更是将此事视为相如一生中的大事，在其传记中予以郑重书写，并全部誊录其文。至东汉时，班固也沿袭这一做法，将此文收入《汉书》。作为史学名著的《史记》《汉书》同时收录此文，保证了这篇文字可以随正史并存，避免了亡佚失传的危险。

因《封禅文》关注的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宏大命题，为朝廷典章不可缺少的大手笔，更因其瑰丽飘逸的文风，很早便引起别人的模仿，扬雄在《剧秦美新》序中言：“往时司马相如作《封禅》一篇，以彰汉氏之休。臣常有颠眴病，恐一旦先犬马填沟壑，所怀不章，长恨黄泉。敢竭肝胆，写腹心，作《剧秦美新》一篇。虽未究万分之一，亦臣之极思也。”B30扬雄此语明白点出，自己创作《剧秦美新》是受了《封禅文》的影响。班固《典引》也借鉴了《封禅文》与《剧秦美新》，其序言中还记载了汉明帝的一封诏书：

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污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B31

在明帝诏书中，司马相如临终献书的行为，具有了忠臣典范的意义，为可堪表彰的臣下法式，这当然是对《封禅文》意义的另一种解读，但因其皇帝的特殊身份，这种解读自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典引》序又言：“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无实，皆游扬后世，垂为旧式。”这说明班固在创作《典引》时，对《封禅文》和《剧秦美新》有所参考。

班固之后，《封禅书》的创作汉代有杨终，《华阳国志》卷十上：“章帝东巡，又上《符瑞诗》十五章。制《封禅书》。免还乡里。”B32三国时邯郸淳、曹植亦有同类创作。《文心雕龙·封禅》云：

至于邯郸《受命》，攀响前声。风末力寡，辑韵成颂。虽文理顺序，而不能飞。陈思《魏德》，假论客主，问答迂缓，且已千言。劳深绩寡，飙焰缺焉。B33

西晋时则有李宠和张华的类似创作，陆云在给哥哥陆机的信中说：

寻得李宠劝封禅草，信自有才，颇多烦长耳。令送间人，又有张公所作，已令写别送。临纸罔罔，不知复所言，谨启。B34

云再拜，顷得张公封禅事，平平耳。不及李氏其文无比，恐非其所作。B35

至刘宋时，仍有模仿《封禅文》的类似创作。《宋书·宗室传》载：“临川王义庆拟班固《典引》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这里的《典叙》显然是《封禅文》之流裔。《宋书·礼志三》所载大明元年（457）江夏王刘义恭《请封禅表》，更是直接受《封禅文》之影响。

除了出于实用目的而写作此类文章，《封禅文》的创作还被视为一种判定才能优劣的标准。《太平御览》卷六百记载：

《北齐书》曰：魏收，巨鹿人，以文章见知。曾奉诏为《封禅文》，收对曰：“封禅者，帝之盛事。昔司马长卿尚绝笔于此，以臣下材，何敢拟议？臣虽愚浅，敢不竭作。”乃于御前，下笔便就，不立稿草，文将千言。黄门侍郎贾思问侍立，深奇之。白帝曰：“虽七歩之才，无以过此。”B36

由此可以看出，因为司马相如的高超艺术成就，《封禅文》与封禅活动一起构成一个富有文化意义的盛举，引起后人的崇奉和追慕，以模拟和续写为荣。降至唐代，由于国势日臻强盛，这一文类的创作队伍更加庞大，不仅有许敬宗、上官仪、李百药、岑文本、高若思的《劝封禅表》以及朱子奢的《请封禅表》这样的正格，还有李峤的《大周降禅碑》以及苏颋、崔融的《贺封禅表》之类的变体。

除了被不断地借鉴仿作，《封禅文》也因其与封禅活动的关联性，在中古时期获得了盛德之事的符号意义。《宋书·袁淑传》记载：

其秋，大举北伐，淑侍坐从容曰：“今当鸣銮中岳，席卷赵、魏，检玉岱宗，今其时也。臣逢千载之会，愿上《封禅书》一篇。”太祖笑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当之。”B37

袁淑欲效仿司马相如撰《封禅文》献给皇帝，这自然是想表现臣子的忠心，但在帝王角度，“盛德之事，我何足以当之”的回应，无疑表明，因其所蕴含的强烈封禅意味，此文已被赋予了神圣的政治文化寓意。

如果说模仿相如创作《封禅文》献给帝王，可以歌颂其统治勋业隆盛的话，那么背诵《封禅文》也同样具有表彰帝王功德的效用。《南齐书·王俭传》记载：

上曲宴群臣数人，各使効伎艺。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歌《子夜》，张敬儿舞，王敬则拍张。俭曰：“臣无所解，唯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B38

《南史·陈本纪》下记载：

及从东巡，登芒山，侍饮，赋诗曰：“日月光天德，山川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并表请封禅，隋文帝优诏谦让不许。B39

在陪同隋文帝登芒山侍饮时，南朝降君陈后主欲效司马相如献《封禅文》以表款诚。可以说，这个时候《封禅文》的创作、使用，因代表对盛德之事的歌颂而为人所接受，《封禅文》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恒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符号。

《封禅文》因长期被借鉴、阐释、应用，逐渐获得与《诗经》之《大雅》《小雅》等量齐观的地位，其经典地位已无可撼动。《新唐书·崔日用传》记载：

会帝诞日，日用采《诗》《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马相如《封禅书》献之，藉以讽谕，且劝告成事。B40

同时，随着文章选录和文学批评风气的兴起，《封禅文》也在这两个领域有着引人瞩目的表现。萧统《文选》有《符命》一类，列《封禅文》为第一篇，唐代的类书《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等对此文均有引用。在文学批评方面，任昉《文章缘起》以《封禅文》为此类文章之始。《文心雕龙》更是专门有《封禅》一篇，并言“相如《封禅》，蔚为唱首”，“绝笔兹文，固维新之作也”，标明其开创之功。这些文章编选及批评的情况显示，由于六朝封禅思潮的兴盛，《封禅文》作为此类文体的开山之作，无论在批评还是创作中，都是无法绕过的经典作品。

宋代以后，虽然热衷封禅的思潮已经退去，但《封禅文》的文学经典地位已经确立。即使随着宋明理学的兴起，道学人士对于文人的诘责较以前更为尖锐，司马相如也因创作此文遭受了不少批评，但批评家们仍不得不承认此文的艺术价值。

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明代陆时雍《古诗镜》卷二中的两条评论： 颂之体穆以渊，相如《封禅》出之便便，时多谀言，有德君子故所不道。不然，以此篇之体大思精，亦骎骎乎雅颂之俦矣。汉人劲骨深衷，司马氏出之芳润，生情生色，神与之沛。B41陆氏一方面强调《封禅文》“多谀言，有德君子故所不道”的不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其“生情生色，神与之沛”的艺术效果，体现出他受理学观念影响的矛盾心理。

当然，如果摆脱理学思维的干扰，单纯从文学角度来评价，《封禅文》的艺术价值则备受推崇。李兆洛《骈体文钞》中的评点可为代表：“袭旧六为七，此是何等志趣！海岳瑰状，金石奇声，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以允答兢业立意，故极波涌云乱之观，而仍字字有归宿，此意扬、班已不能窥，况其下乎？”“迈往之韵，峻绝之骨，奇宕之气，萧疏之神。颂语不袭商周，几欲抗手。”B42其评价之高不待多言。

通常来说，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一般具有內外两方面的因素。内在原因一般包括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空间;外在原因则包括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等B43。由于与政治文化的密切关系，《封禅文》拥有极大的可阐释空间。随着封禅行为的国家宗教化，中古时期的帝王、大臣多对它充满热情，这为《封禅文》的接受营造了极佳氛围。自《封禅文》产生之日起，就受到汉武帝的另眼看待，汉代的两大史学名著《史记》《汉书》均对它全文载录，保证了它在中古时期的广泛传播。创作上，扬雄、班固、杨终、邯郸淳、曹植、魏收等一大批作家不断对它进行模仿、学习，形成了一个以其为核心的封禅文类。由于与封禅的紧密关系，口诵或仿写《封禅文》被作为盛德之事的代表，渐渐具有了符号化的象征意义。文字模仿之外，在如《文选》《文章缘起》《文心雕龙》之类的结集、评点著作中，它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也更加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因与封禅的密切关系，《封禅文》在中古时期衍生出形而上的神圣意义，始终居于文学殿堂的高处，供后世接受、阐释、使用。宋代以后《封禅文》的实用价值虽不如以前，但其文学经典的地位仍然无可撼动，作为汉代鸿文的典范不断供后人欣赏、学习。总而言之，作为政治与文学交互作用的经典，《封禅文》是长时间在中国文坛上散发璀璨光芒的独特存在。

注释

①④〔清〕王先谦：《汉书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921、4191页。

②此据张守节《史记正义》所引，见〔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1623页。

③⑥⑦B11B13〔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3687、1655、1656、1659、3972—3973页。

⑤〔清〕陈乔枞：《鲁诗疑说考》，《续经解毛诗类汇编》，艺文印书馆，1986年，第2550页。

⑧⑨〔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第530、531页。

⑩B36〔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第2434、2701页。

B12武帝中期，朝中大臣和武帝本人均以其即位三十年为时间节点，在文治武功各方面加快进程，以期完成封禅的准备工作。可参阅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必世而后仁与封禅告成”一节，中华书局，2011年，第265—272页。

B14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67—168页。

B15孙星衍辑应劭《汉官仪》卷上载博士举状有云：“‘生事爱敬，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无金痍痼疾，世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经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举。”见孙辑：《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126页。博士官如此，其他官职也应有相应要求，《后汉书·张鬴传》载，“郡吏王青者，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举”，即是此例。阎步克《中古士族的容止崇尚与传统选官的以貌取人》一文，有论及汉廷铨选官吏的身、言方面的要求，可参考。阎文载《国学研究》第1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B16B17B18〔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367、2367、2775页。

B19〔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973页。

B20严可均云：“如宓此言，蜀地经师，长卿为鼻祖。而《史》、《汉》叙儒林授受，不一及之，以词赋掩其名耳。古之振奇人，文章必从经出，故援《蜀志》以发其端。”见《严可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14页。鲁迅言：“盖相如尝从胡安受经，故少以文词游宦，而晚年终奏封禅之礼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56—57页。二者均指出相如的经学背景对其创作的影响。

B21周振甫：《〈史记〉集评》，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3页。

B22B27〔清〕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许逸民：《清代文选学名著集成》第5册，广陵书社，2013年，第326、324页。

B23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曰：“若夫《封禅》、《美新》、《典引》皆颂也。称符命以颂功德，而别类其体为‘符命，则王子渊以圣主得贤臣而颂嘉会，亦当别类其体为‘主臣矣。”〔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5页。

B24《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有“《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清沈钦韩曰：“此方士所本。史迁所云‘其文不雅驯。”见王先谦《汉书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004页。余嘉锡称：“武帝本信方士之说，以为封禅不死，而诸儒顾牵拘《诗》、《书》，故武帝遂罢而不用。疑此十八篇者，皆方士之言，所谓封禅致怪物与神通，故其书名曰方说。方者方术也，犹李少君之祠灶谷道却老方，齐人少翁之鬼神方云尔。其诸儒所采《诗》、《书》古文之说，当不在十八篇矣。”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2007年，第276页。

B25刘师培：《国学发微》第二十六，《仪征刘申叔遗书》第4册，广陵书社，2014年，第1423页。

B26陈槃：《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5頁。

B28〔清〕包世臣：《文谱》，《艺舟双楫》，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第4页。

B29〔清〕姚鼐：《古文辞类纂》，宋晶如、章荣注释，中国书店，1986年，第1191页。

B30B31〔梁〕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第678—679、682页。

B32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35页。

B3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94页。

B34B35〔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2045、2043页。

B37〔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5—1836页。

B38〔梁〕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第435页。

B39〔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310页。

B40〔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4330页。

B41〔明〕陆时雍：《古诗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1册，第15页。

B42〔清〕李兆洛：《骈体文钞》，上海书店，1988年，第46—49页。

B43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童庆炳、陶东风：《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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