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卉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泰山封禅是古代传统社会留下的特殊文化遗产。对封禅文的探讨，是泰山封禅祭祀研究和泰山文学研究的结合。随着规模的扩大、参与人员和参与国家的增加，唐代泰山封禅显示出特殊的功用，并通过记录这一重大活动的泰山文反映出来。唐代泰山封禅给文士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和竞技的平台。封禅与文士的关系，远比其他朝代密切，唐代文士在封禅活动中占重要地位。加之唐朝统治者重视泰山和封禅，使更多文人从事泰山文学创作。唐代泰山封禅活动催生了数量众多的封禅文，背后的是封禅文化。唐代泰山封禅文与盛世文化高度契合，体现着大唐盛世自信乐观、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唐代泰山封禅文忠实记录了封禅大典，展现了封禅盛况，并反映出当时的政治文化和文人心态，有助于后人对唐代文化、政治和泰山封禅文化的考察。

一、唐代泰山崇拜、泰山封禅与封禅文

(一)泰山崇拜与泰山封禅

泰山崇拜源于泰山信仰文化。涂尔干从社会学角度对信仰分析道：“个体根本无法长久维持他的信仰，信仰是群体性的。”[1]560泰山封禅等一系列帝王官僚为确立权力神授的活动，奠定了东岳信仰的精神寄托和“祈愿”(特别是“祈雨”)基本价值。所谓“万物之始，阴阳交代，云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天下，其惟泰山乎！”[2]447，东岳信仰的价值与功能也同样适用于平民百姓，宋人黄震在《黄氏日抄》中言：“起肤寸而雨天下者，泰山也，地域有变迁而神之福吾中国者，无往不拳拳其间也。桐川小垒，而所多者山也，民之事神于兹，正以水旱所关也”。西安长乐门内的东岳庙修建原因就是报答上天赐雨，《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七《祠祀考》载，“关中久旱不雨，道士于净中邀集父老，设立道场祈祷，连得甘澍，是秋大熟，遂募化建修大殿”。“导人向善”是东岳大帝“主生、主召人魂”的附属职能。《定边县志》卷三《祠祀志》记载，“雷车、鬼斧、离奇变态以洩岳帝之秘，以绘严酷之案使千百世下海宇日出，若男、若女、若老、若幼咸震慑一世之人心，褫夺奸人之狂魄……”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劝人向善，教化百姓。无论怎样被融合和改造，泰山神始终是天人沟通的使者，拥有匹敌帝王的权威，封禅祭祀活动是对泰山信仰的实践之一，是泰山崇拜的表现形式。封禅文以天命鬼神存在为前提，是对封禅的全景反映，并且使用了大量的神话材料，是泰山崇拜的文字记录。

封禅是最神圣、隆重、崇高的国祀大典，是改朝换代后，统治者登泰山祭天，显示受命于天的地位合法性的一种祭祀典礼。刘向曰：“泰山者，五岳之长，群神之主，故独封于泰山。”。[3]91夏曾佑以为：“案封泰山，禅梁甫之说，至汉而多。六艺之文，未详其事，故后人有疑其不经者。然求之六经，其证尚多。不过未用封禅二字耳，其实则封禅也。”[4]82钱钟书先生说：“泰岱之效，不减蓬瀛，东封即可，无须浮海。然以泰山为治鬼之府，死者之鬼魄所忸，其说亦昉于汉。”[5]289-290陈寅恪先生也认为：“自战国邹衍传大九州之说，至秦始皇、汉武帝时方士迂怪之论，据《太史公书》所载(《始皇本纪》《封禅书》《孟子荀卿列传》)，皆出于燕齐之域。”[6]1秦始皇泰山封禅的场景，可以在《史记·封禅书》的描述中看到，从“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7]1366-1367的记录可知，秦始皇泰山封禅的仪式是秘密的，不公开的。汉武帝泰山封禅的场景，也在《史记·封禅书》中有记载[7]1398，从中可见，到了汉代，泰山封禅的仪式更加完备。《后汉书·祭祀志》[8]3169-3170中显示出封禅与谶纬思想有关。魏晋南北朝时，皇帝泰山封禅仪式不再存在。

(二)唐代泰山封禅文

纪昀在评《文心雕龙》封禅一类时说：“自唐以前不知封禅之非，故封禅为大典礼而封禅文为大著作，特分一门盖郑重之。”[9]201《文选》选文标准只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中的封禅文不是封禅文的全部。《文心雕龙·封禅》中云：“扬雄《剧秦》班固《典引》，事非镌石而体因纪禅。”纪昀评曰：“以下以符命连类及之。”周振甫先生译为：“到扬雄作《剧秦美新》班固作《典引》，并不是用来刻石，可是文体模仿封禅文。”[10]200可见封禅文的起源很早，但是后世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封禅文是很晚的事，是随着封禅仪典的规范化而走向成熟的。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正是这种产物。《文心雕龙·封禅》云：“观相如封禅，蔚为倡首。”，是合乎汉代统治规范的封禅文。

封禅文是以封禅典礼为中心展开叙说的文章。关于唐代泰山封禅文，据《全唐文》所录，有赋1篇，颂3篇，铭1篇。但实际上并不全面，还有封禅诏、议、书以及帝王“玉牒”等类都未录入。唐代泰山封禅文体式丰富，涵盖碑文、诏书、奏议、问对、玉牒、玉册、赋、诗、论说、祭文、词、游记、颂等具体形式。诏的数量不多，内容也相对简单。“表”“诏”“奏议”类在两《唐书》《贞观政要》《唐六典》《唐会要》《册府元龟》《历代名臣奏议》等史部文献，《文苑英华》《全唐文》等集部文献都有大量保存，文人别集也收录相当篇幅的奏议文。马第伯有《封禅仪记》[8]3166-3168，房玄龄《封禅议》《封禅昊天上帝坛议》《请禅社首议》等，张说《祭天不得以妇人升坛议》，颜师古《封禅议》等议，讨论封禅的具体仪式和器物规格以及参与封禅的人，特别是妇人能否参加封禅。“乐章”类有“燕许大手笔”之一的张说为玄宗封禅所作《唐封泰山乐章》[11]1043。唐代泰山封禅还留有玉牒文与玉册文，高宗玉牒文“鸿基永固，凝薰万姓，陶化八纮。”[12]370-371玄宗玉牒文：“封祀岱岳，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11]899唐代泰山封禅赋有高孚的《白云起封中赋》、柳宗元《贞符》等。这些封禅文的大量产生，向更多的人和更远的地方传播了泰山封禅的意义。

封禅是封建时代最高规格的祭祀典礼。唐玄宗《登泰山铭》中提出“道在观政，名非从欲”的观点，可谓是中国古代封禅史上的里程碑。封禅典礼不仅仅是国家举行的大典，更是最为直观的代表盛世之象的仪式，故张说《大唐封祀坛颂》曰：“攸徂之人，室家相庆，万方纵观，千里如堵，城邑连欢，邱陵聚舞。”[13]2233-2235与之相关，封禅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说：“关于封禅在古代中国的形成历史以及它在政治与思想中的重要意义，现在各种思想史著作讨论得并不充分，至少思想史的忽略与封禅在古代中国的隆重这种反差，让我很诧异。”[14]12表明封禅文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

二、盛唐气象——唐代泰山封禅文的独特气韵

封禅意义影响封禅文，大量封禅文都对泰山封禅场面详细描绘，并且有宣传教化的作用。唐代泰山封禅文显示出唐代特殊的礼乐文化和盛世气象。

(一)华丽典雅的辞藻展示唐代雍容广博的气象

唐代的泰山封禅文辞藻典雅，语句流畅。像表、诏类应用性很强的封禅文，往往采用骈文形式，对仗工整，铺陈帝王功德与封禅意义。例如，赵王李元景的劝太宗封禅表文《请封禅表》[15]367中的“虽复龙图告徵，龟书袭吉，尚谘诹於四岳，建明谟於兆人。”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背负“河图”显现于黄河。《易·系辞上》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原夫大始云构，生灵厥萌，黎庶布乎穹壤，皇王司其右契。”，《易·系辞上》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长孙无忌《请封禅表》中的“犹且范围天地，干运羲舒,扬翠旌於奉高,抚朱弦于岱岳。”[13]1386李百药《劝封禅表》：“伏愿御六气之辨，顺四序之和，升彼岱宗，具斯盛礼。”[13]1386这些都选词典雅，辞藻华丽，表现出大唐雍容华贵的气象。还有文学性和音乐性都很强的封禅乐章，例如侍中源乾曜《禅社首乐章》“灵具醉,杳熙熙。灵将往,眇禗禗.愿明德,吐正词。”[11]1118-1119三字一句，充满节奏感和音乐感，在典雅中增添活泼灵动，展现大唐活跃热烈的时代气氛。贺知章《郊庙歌辞·禅社首乐章》中《太和》篇中的“昭昭有唐，天俾万国。列祖应命，四宗顺则。”[25]化用郑笺“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诗经.七月》“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二)浑然天成的结构展现大唐自由奔放的心态

唐代泰山封禅文在行文风格上显示出天然无痕的状态，阅读时朗朗上口，毫无板滞晦涩之感，即使是官方文件形式的泰山封禅文亦是如此。最经典的就是张说的《大唐封祀坛颂》[13]2233和苏颋的《封东岳朝觐颂》[13]2525。张说《大唐封祀坛颂》开始写封禅前群臣请封禅，陈述帝王盛德，“天之赞唐，不惟旧矣，其兴之也。”接着写封禅时浩浩荡荡的仪仗队，“千旗云引，万戟林行，霍燐烂，飞焰扬精，原野为之震动，草木为之风生”，然后再写封禅时盛大的祭天仪式“皇帝冕裘登坛，奠献俯偻，叶金奏，悄羽舞，撞黄锺，歌大吕，开阊阖，与天语”，完全按照事件发展的顺序，展现这次泰山封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娓娓道来，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盛世中的喜悦和自豪，表达了对盛世的礼赞。苏颋《封东岳朝觐颂》以时间顺序记录封禅的每一个仪式，“十月辛酉”“十一月戊戌”“己丑”“癸巳”，似乎是一篇封禅记录，给读者更加真实真切的实地感受，且每一个仪式都清晰展示，详尽解释各个步骤，给人平易的感受。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13]2281在描写浩荡德封禅仪仗队伍时丝毫不乱，井然有序的描述中完全不见修饰痕迹，可见唐代泰山封禅文并没有故弄玄虚的意思，更加自由，这是受大唐热烈奔放的气氛影响的结果。

(三)宏大场面铺陈展现盛唐恢弘气势

唐代泰山封禅文运用极富表现力的语言，描摹宏大壮观的封禅场面，称颂帝王，展现声威，表现大唐王朝的自信。《玄宗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祀天乐章十四首》中的《凯安》一章，“烈祖顺三灵，文宗威四海。黄钺诛群盗，朱旗扫多罪。戢兵天下安，约法人心改。大哉干羽意，长见风云在。”[11]1139天子之名扬于四海，天子的文治武功让天下得以安定，张说《唐封泰山乐章》[13]918亦是同样的表现和气势。张说在《大唐封祀坛颂》中以原野为之震荡、草木为之风生写兵士行进的威武气势，玄宗封禅时仪仗队的赫赫生威，极富感染力。张说还在这篇颂中，通过天气变化展现玄宗圣德，在叙述中穿插议论和对话，可以看出当时的恢弘气象。实际上，唐代帝王活跃的泰山封禅活动是需要强大的国力作为支撑的。初盛唐时期国力的恢复、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的繁荣，都活跃了士人的思维，使他们灵感爆发，所创作的封禅文也自然展现出恢弘的气势。

三、“三礼”思想——唐代泰山封禅文的内涵凝聚

唐建国之初，礼仪制度还未构建，袭用隋礼，但依然注重“弘风阐教，崇贤彰善”，倡导儒学复兴。高祖“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高祖释奠焉，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九年封孔子之后为褒圣侯”[16]463等一系列尊儒事件，思想上的引导，加之实践上的提倡，促进重儒风气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构建。

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17]12“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唐代泰山封禅也属于礼的表现范畴。“礼”是儒学的核心，体现了封建社会正统的伦理观念。礼制思想的源头即唐所崇之儒学。帝王活动方方面面都是严格遵守礼制的，为展示帝王文化而服务，所以封禅作品自然而然体现出相关的礼制思想。章太炎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提到：“文章者，礼乐之殊称矣。”[18]73礼乐丰富了唐代封禅文学的内容，又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得以传播。唐崇儒学，儒学以“三礼”为核心，这成为礼制的思想源头。礼制思想是封建社会正统观的集中体现，这种观念也体现在唐代泰山封禅文中，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的体现。

(一)大一统

《礼记·曲礼》中对于天子的界定就是“君天下”。《春秋经》解释曰：“王者谁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也？大一统也。”[19]1“大一统”思想融汇在唐代封禅文中，帝王带领百官祭祀，“万国衣冠拜冕旒”，体现的就是“尚礼尊王”的创制精神，是大一统思想的精髓所在。如何能保证这种思想的贯彻执行，就需要礼制的约束和维护。唐代泰山封禅辞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李白的《明堂赋》。作者在开篇即言“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经始明堂，年纪总章”，可以大体观得唐代在朝政及祭祀上的礼仪文化。万朝来贺，万国谙服的赞誉，“纳五服之贡，受万邦之籍。张龙旗与虹旌，攒金戟与玉戚”[13]3518，蕴含着太宗平等对待各族人民的大一统思想。

(二)君权神授

封禅文为新兴王朝的统治权利寻找到合理的解释。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四月辛卯朔下诏封禅泰山，因天降灾异，帝王反省而停封禅，唐太宗下《停封禅诏》，言有“彗星出于西方”，从畏天的角度宣布停封。可见天人感应思想是封禅文学的理论基础。天人感应神化皇权，确实有其消极的一面，但通过天意、祥瑞、灾异来约束帝王勤政怜民，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封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封禅文学对其有强化作用。唐玄宗开元十二年诏：“朕承奉丕业，十有余年，德未加于百姓，化未覃于四海，将何以拟洪烈于先帝，报成功于上。至若尧、舜、禹、汤之茂，躅轩后周文之懿犯，非朕之能逮也。……”(《全唐书》卷二十九)从为政的各个方面审查自己，而拒绝行封禅。君王在天人感应说中以祥瑞、灾异来体现自己的意志。唐代高孚《白云起封中赋》，“君为万国所仰，岳乃众云所届，其垂思储精，登封俯拜，亦庶几乎明神斯答，景福攸介，故夫是云也。……美矣哉！昼日斯清，瑞云孔明，絪缊萧索，下应一人之感；髣髴影响，旁闻万岁之声。”天地万物都被认为是应帝王功德而出现的一种表征。举行封禅这样的祭祀大典涉及到帝王受命改制的理论问题。

(三)为政以德

《易·乾卦》曰：“君子进德修业。”，《礼记》中称“天子布德行事”，“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说明帝王治理天下最重要的就是具备五个要素，其中居首位的就是“德”，可见“德”在帝王统治中的重要性，所以唐代泰山封禅文中大力歌颂帝王之仁德。儒学是唐代的官方之学，儒学的核心即为仁政，要求帝王为政以“德”，文人也帮助帝王塑造仁德之君的形象。班固《白虎通》释帝云“德合天地”，文士对帝王是否具备“德”进行颂美或委婉讽谏。颂德大赋自汉兴起而后衰，大唐给予了复兴的幻境。以臣子的身份来创作封禅文的作者依托于这一背景热烈颂赞君主功绩。

唐历代帝王深知“仁”与“山”的关系，因此多次封禅山岳。玄宗于开元十四年(726年)泰山封禅，作《纪泰山铭》。玄宗《纪泰山铭》虽然在文学上的价值不突出，但是在历史政治价值和书法、携刻艺术价值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以壮美的色调，融入忧国忧民的情结，营造出意味浓厚的儒学意境。可见泰山封禅是“仁者乐山”的美学思想在政治层面上的体现。“君子比德”的山水审美观，在唐代文人心中占有很重的分量。

四、全新功用——唐代泰山封禅文的外延拓展

(一)外交状况的展现

从唐代封禅文可以中看出当时的外交状况，玄宗封禅典礼的气势与规模比秦汉以来的封禅典礼都大。汉武帝泰山封禅随行人员只有侍中、儒者、百官，到了光武帝时期才首次有藩王参加。玄宗封禅不仅有少数民族政权的使者，如突厥颉利发、契丹、靺鞨等政权派来的使者，还有外国使节，如日本、新罗、百济等国派出的使节。唐代封禅特别是唐玄宗封禅使封禅具有了外交功能。

泰山封禅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需要强大的国力做支撑。唐代泰山封禅参与人员的来源广大。据《唐会要·封禅》记载：“突厥、于阗、波斯、天竺、罽宾、乌苌、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扈从，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20]96番王酋长多达十余国，南起天竺、北到突厥都有参加。唐玄宗的泰山封禅，是中国古代封禅史上的巅峰，“戎狄夷蛮羌胡朝献之国，突厥颉利发、契丹、奚等王，大食、谢、五天十姓，崙嵛、日本、新罗鞨之侍子及使，内臣之番……”[11]900境内少数民族和外国观礼使臣，最富有代表性。

(二)民本思想的显现

唐代泰山封禅文中展现出的民本思想显示出政治的清明。玄宗泰山封禅集中体现其民本的思想。玄宗表示：“朕承奉丕业，十有馀年，德未加於百姓，化未覃於四海，将何以拟洪烈於先帝，报成功於上玄！”[15]376玄宗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德未加於百姓，化未覃於四海”。这至少从意识上有了明君的态度和清明政治的可能。玄宗正是出于这样的明君考量，而有“虽欲答於神祗，终候安于兆庶，再省诚恳，恻怵良深”[15]377的疑虑和担忧，显示出一名出色政治家和治国者所应具有的才德和自省意识，而这种意识在前代的泰山封禅文学中是无法见到的。

唐代参与封禅的人员都有赏赐，上自官员下至百姓按等差分赏，《旧唐书·高宗本纪》记载，“诸行从文武官员及朝觐华戎岳牧……大赦天下，赐脯七日。”[13]89-90唐玄宗泰山封禅后也是惠及天下，《旧唐书》《新唐书》均有相关记载[13]188。张说也是在泰山封禅后由中书令升至尚书右丞兼中书令。有关玄宗在泰山封禅后大赦的具体情形，可以参看张九龄的《东封赦书》[13]2914-2916，赦书中还提到对犯人的赦免给予宽容的条件，封禅所经过的州县，百姓全部免除租赋。

(三)新秩序的确认

《群书考索》中的《礼乐·封禅类》云：“古者帝王之兴，每易位而起，必封乎泰山，所以告成功也。”[21]164封禅标志着君主向上天报告个人功德。玄宗封禅是在武周革命之后，当时他平定了后宫乱政，诛灭了武氏、韦氏余孽，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之后，终于重建了李唐王朝。玄宗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泰山封禅，实际上也是对李唐秩序的归为与重建的最终确认。

作为国家宗教政治大典，唐代泰山封禅以改元为普天同庆，除唐玄宗外，都在泰山封禅后改了年号以纪念此盛典，唐高宗改“麟德”为“乾封”、武则天改“天册万岁”为“万岁登封”，均用“封”字标记封禅，显示出封禅在改元建制中的特殊政治意义。封禅改元标志王朝得到天佑，其政权的合法性也自然得到证明。

(四)选拔人才的新形式——唐朝封禅泰山的制举

唐朝还在泰山封禅之时采用制举的方式来选拔人才。天子在举行巡狩、行幸、封禅泰山等大型典礼时，都有临时所设的科目，旨在选拔“宏材伟论非常之人”[22]700，而且“其所以待之之礼甚优”。

封禅和制举在政治功用上是有一致性的，所以二者密不可分。唐朝的泰山封禅大典之前都会开设制举，彰显仁德之君礼贤下士和君臣共治的盛世景象。唐太宗于贞观十五年( 641) 下《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云: “可令天下诸州，搜扬所部，士庶之内，或识达公方，学综今古，廉洁正直，可以经国佐时; ……并宜荐举，具以名闻，限来年二月总集泰山。……”[23]518选拔精通儒家经术的贤良。在贞观二十一年( 647) 正月，太宗又下诏：“仍令天下诸州，明扬侧陋，其有学艺优洽，文蔚翰林，政术甄明，才膺国器者，并宜总集泰山，庶令作赋掷金，不韫天庭之掞；被褐怀玉，无溺屠钓之间，务得英奇，当加不次也。”[20]94以亲贤纳贤著称的唐太宗，封禅之际开设制举，在封禅之时同时选拔贤良，将制举选贤纳入封禅。唐玄宗曾亲试岳牧举人，“岳牧举”是着眼于举主的概指和简称，[24]119有袁映的制策文《神岳举贤良方正策(原阙问)》。袁映的对策中有：“效职者或禄仕而养资，试言者多浮华而背实”，“澄源正本，厥路何由。闻乎古者井田有助，公私取给。诸侯贡士，赏罚存焉。改辙欲从，迷津尚伫”，“择何典而淳俗？乘何法而安人？何功而天地和平？何德而黎元富寿？”[25]2456-2458玄宗对贤良颇为重视，希望能够与贤良一起实现天下太平。

将选贤良与封禅祭祀大典相结合，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仁德之君的庄严，封禅泰山的制举所选拔的贤良是符合儒家的人才，表现出初盛唐时期制举选贤的特征。

综上所述，唐代的泰山封禅文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在唐代政治、经济、文化逐渐趋于繁盛的背景下，唐代国力强盛，引来四方到贺。唐代帝王相继封禅泰山，表现出唐代帝王的自信。文学家经常会被唐代封禅文的献赋形式和赞颂天子功德的内容所蒙蔽，认为它不具备像唐诗灵动自由的特征，是缺乏个人抒情性的作品，故为文学界所摈弃。实际上，对于唐代封禅文的研究，可以为挖掘当时的思想、文化状况，特别是针对具有时代性和影响力的思想、文化提供新的材料。

五、对唐代泰山封禅文的客观认知

泰山封禅文在内容和题材上有特殊性，所以相较其他文体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但封禅文学是封建时代台阁文人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内容单一、风格单调，所以，对待唐代泰山封禅文既不能过分贬低，更不能过分拔高。

(一)唐代泰山封禅文的客观意义

1.唐代泰山封禅文的文学价值

首先，从辞藻上看，唐代泰山封禅文辞藻华丽，典雅而不板滞，显示出雍容瑰丽的大唐气象和灵动自由的时代气氛。无论是带有强烈应制色彩和实用目的的表、诏、乐章，还是赞颂与祈望并存的颂、赋，都能做到典雅而不厚重，形式固定的基础上能够流畅自如地抒发情感，这是唐代泰山封禅文的独特之一，在最具实用目的的封禅文中都可见唐人意气风发的昂扬精神，是盛唐独有的时代环境下才能产生的盛世华章。

其次，从结构上看，唐代泰山封禅文结构紧凑，似浑然天成，毫无刻意雕琢痕迹，充分展现了大唐之绚烂的礼乐景象。特别是以张说《大唐封祀坛颂》与苏颋《封东岳朝觐颂》为代表的封禅文，按照封禅发生的先后顺序谋篇布局，叙事似实录，感情却浸染其中，读来能感受到作者行云流水的顺畅表达，丝毫没有颂文固有的尖酸晦涩。这些优秀的泰山封禅文所展示出的行文布局的方式，使得儒家礼乐文化的宣扬如润物无声，展示出大唐礼乐的兴盛和制度的谨严，这是盛世存在的思想和制度保障，也是泰山稳定作用在政治文化上的表现。

再次，从表现力上看，唐代封禅文气象宏大，充满张力和气势，表现力强，这同样受盛唐恢弘气象的浸淫。这种强烈的表现力体现在泰山封禅文中，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宏大壮观的泰山封禅场面的描写，二是对泰山封禅描写中所择用的语言和句式多有排比与夸张的排偶与长句，这都是对气势的展现有显著作用的，读来有独特的感染力。

从唐代泰山封禅文的辞藻、结构和表现力上，都可以看出唐代泰山封禅文所具有的气势恢宏、气象壮阔的典型时代特征。

2.唐代泰山封禅文的文化传承意义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唐代泰山封禅文具有的文化传承价值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礼乐文化的宣扬和民俗中的应用。

(1)礼乐文化传承

礼乐文化传承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从本质上以及缘起上说，泰山封禅和封禅礼实际上就是儒家礼乐制度中的敬神观念和君臣观念的实践。泰山封禅仪式彰显的“礼乐”意义，从《论语》中也可找到依据。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17]8泰山封禅是礼乐制度在仪式上的具体实践，特别是乐章的施用，更集中表现了儒家的礼乐精神。

泰山封禅过程中所表现的礼制和规格上的限制与规定，都是以礼乐制度为依据的。从结果上说，泰山封禅除了最直接地巩固皇权和统治之外，也客观上进一步宣扬了本身就已经蕴涵的儒家礼乐文化，并且从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两种效果也是相关联的，君主正是通过对儒家礼乐制度的宣扬而奠定统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得到民众对于君臣制度和等级制度在观念上的普遍认同。

(2)泰山崇拜的传承

唐代随着庶族阶层的崛起以及泰山封禅仪式的退场，泰山的神坛地位也随之下跌。随着反封禅思潮的涌现，泰山封禅所代表的礼乐意义逐渐弱化，但是封禅仪式所离不开的泰山这一形象的神圣与神秘性保留下来，逐渐成为民间信仰中的神。关于泰山成为民间信仰之神的过程，著名的泰山文化学者周郢有这样的评述，“唐宋金元时期，泰山面貌发生了变革，即由‘神圣祭坛’逐渐转换为‘文化空间’。具体体现在封禅大典神圣性减弱，文学艺术创作空前繁荣，学术研究发轫启始及儒学新思想在泰山崛起。故这一时期，堪称为泰山‘文化山’的形成期。”[26]308泰山从“神圣祭坛”转换为“文化空间”，直至在文人的传唱吟咏之中逐渐成为“文化山”的标志，以及直到宋元明清时期，关于泰山的崇拜也多次成为重要的故事情节在新兴的文学形式传奇、小说和话本中出现，都与唐代泰山封禅的文本源相承。

(二)唐代泰山封禅文的不足

唐代封禅文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这一点是客观的，但是并不能主观地夸大其在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相较于前代，唐代泰山封禅文在数量上最丰富，在文体表现上也是最全面的。相较于后代，唐代泰山封禅文也比华澹有余、气象狭小的宋代封禅文更加灵动恢宏，与之后的没有泰山封禅实践的明清时期关于泰山封禅的想象与期望的泰山封禅文相比就更显示出真实性和文学性上的优势了。唐代封禅文作为唐代最鼎盛时期的时代与精神风貌的文学反映，必能使后世通过其中的具体描写和辞意抒发管窥当时的盛世风华，特别是当时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风貌。从这一角度看，泰山封禅文具有的文学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唐代泰山封禅文在内容上还是流于空泛的，艺术风格的典雅华丽也掩盖不了思想上的单一。《文心雕龙·封禅》一文是刘勰对南朝之前泰山封禅文的理论总结，文中概括出南朝之前泰山封禅之作的主要内容是“表权舆，序皇王，炳元符，镜鸿业”。这无疑都是与皇权巩固相一致的，实际上这一中心内容也是贯穿整个历史上泰山封禅文始终的。唐代及至宋代的泰山封禅文也基本上延续这一基本内容，只是在具体内容上有所取舍和增减。这一缺点主要归因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创作群体的阶级局限，泰山封禅这类正式性的文字和这种“大手笔”的创作注定是台阁之臣，或至少也是蒙受皇恩的士族的专属；从创作目的上看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言符瑞、述恩典、颂皇恩”，或是附庸风雅的文字；从创作性质上看也是带有强烈的应制和应用性。在这种创作目的和性质的指引下，再加上这些远离生活的创作者，生产出的泰山封禅文注定就是先天不足的，只能流于粉饰太平的庸俗文章。另一方面是受文体的限制，无论是奏、议、疏还是颂、赋，这种实用性的文体形式在铺排描写泰山封禅这种宏大场面上确实是必须选择的文体，但是都有叙述手法单一、形式流于统一的弊端，这是在散文初步发展的唐代是不了避免的文体问题，直到中唐文学家韩愈创作出一篇劝谏唐宪宗的封禅之文《潮州刺史谢上表》[27]617-620，才有所改观。这也是在他古文运动思想指导下的成果，在泰山封禅文盛产的盛唐时期还是不可能实现的。

唐代泰山封禅文的形式大于内容，文学风格也是“千人一面”，用典繁重，有时候都不成片段，而且承担着宣传教化和粉饰太平的政治任务，所以对于唐代泰山封禅文，我们必须辩证看待。

唐代泰山信仰和崇拜下的封禅文不仅记录了封禅的仪式，还反映出唐代的盛世气象和时代精神。唐代泰山封禅文具有独特的个性，显示出封禅文学的新变。作为封禅典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泰山封禅文不仅保存了泰山封禅史料，而且宣扬了儒家礼乐文化，并促使泰山崇拜的深化，具有一定的文化传承价值。但是我们要客观看待唐代泰山封禅文，不能过分拔高和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