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一、《五声反切正韵》与《等韵一得》

《五声反切正韵》，清吴琅著。该书成书于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共有6篇：“辨五声第一”“论字母第二”“审纵音第三”“定正韵第四”“详反切第五”“立切脚第六”。作者吴琅在“一本天籁”语音思想指导下，想通过“辨五声”“详反切”，达到如实描写当时雅音或通语（“定正韵”）的目的。该书语音系统包括十九声母、三十二韵母与阴平、阳平、上、去、入五个声调。

《等韵一得》，清末劳乃宣所著。该书成于光绪癸未年（公元1883年），重订于光绪戊戌年（1898年），是清代最晚出的等韵学著作，也是清末唯一的一本等韵学著作。该书分内外两篇，内篇组织以三大纲为根基，劳乃宣说：“凡音之生，发于母，收于韵，分属于四声；‘母也’‘韵也’‘四声也’，是为三大纲。”外篇论音理，分为字母、韵摄、四声、双声迭韵、反切、射字、读法、杂论等八部分内容。该书语音系统为：声母五十八母；韵母十三摄，各分开齐合撮；声调为平上去入，实际上平声亦分阴阳，为五声。

二、吴琅的“天籁之音”韵学思想

（一）《五声反切正韵》编纂目的

《五声反切正韵》无自序，作者也未在书中直接说明该书的编纂目的，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原著中的“只言片语”“窥豹一斑”：

反切之学，出于五声。五声者，由人心生也（1）。（辨五声第一）

……琅今别立新法，使其阴声归阴，阳声归阳，上去入各以类从，为位则有二十，为三字句者五，为五字句者一，纵横条理，归于一贯，学者诵之，不崇朝而其功已竟，亦如五声之发乎天籁，而非人力所能为也。（审纵音第三）

邵长衡撰古今韵略，采明章黼所著韵学集成内四声韵图，分为二十一部，有入声者十部，余皆无入声，如以屋韵系“东”，以质韵系“真”，此皆拘守成见，而不明于切响自然之理。北人读字多平声，今使北方读“屋”必读为“乌”，而不读为“翁”；读“质”必读为“支”，而不读为“真”。即使幼学童子调平仄亦必尔。故琅所列之五声目次，皆一本天籁也。（定正韵第四）

“由人心生”“发乎天籁”“一本天籁”等，都表明作者吴琅编纂《五声反切正韵》的目的是要描写“天籁之音”。

所谓“天籁之音”，不应该是某时某地之音，而应是天地“自然之音”“一切之音”，吴氏说：“……北人以‘程’‘陈’读为二，南人以为一，江以南之‘生’‘孙’异，淮南则同，相去未百里，而读字即迥别者，何也？一则父师授，受童而习之以为故常，一则为方言所囿，虽学者亦习而不察也。然琅以为不必问其读何如声，但一启口，即莫能逃乎喉、齶、舌、齿、唇之外，亦即在三十二图中，虽其声不同，而其位则不易，是以寄耳。”（定正韵第四）

“但一启口，即莫能逃乎喉、齶、舌、齿、唇之外。”凡是人类所发之音，皆在三十二图之中，可见，吴氏所撰《五声反切正韵》的目的是为了描写“天下人声”。

（二）《五声反切正韵》韵图编排

表1 纵音图（2）

表2 五声目次（3）

为了描绘“天籁之音”，吴琅在《五声反切正韵》韵图编写时做了一定的改革。其改革之处体现在纵音图之中以“位”易“字母”（见表1：纵音图）。吴琅认为古代韵学著作按字母立法，“立法琐屑，不胜其烦”，而“字母为标，不过虚位，未尝不可易字以代之”，因而该书不立字母，而分纵音为二十位，这二十位纵音与韵相配，形成纵音三十二图。纵音三十二图，每图纵音都为二十位，且第十八图都有音无字。有音无字，实为空位，当为便于诵读。

另一个改革之处就是在韵调编排上，按阴、阳、上、去、入顺序以韵为目，入声配阴声（见表2：五声目次）。

（三）吴琅“天籁之音”的本质

对二十纵音图的框架，吴氏非常满意，认为是“天籁之音”，他说：“字母既不可用，然则反切以何者为主乎？曰纵音之法不可不知也。天地之理，经纬而成文章，发乎自然，不待勉强。古之圣人，仰观俯察，类万物之情而作字，当其始也，未有字，先有声，而后以字实之，是声为本体，而字为虚位也。”（审纵音第三）

实际上，吴氏的二十纵音图的框架只是三十六字母的一个缩略，吴氏认为三十六字母有重复之处，“今考字母，不必用三十六，其中有重复处也”。所以吴氏按照自己设计的音图，将三十六字母进行合并，见下图：

表3 三十六字母合并图

对比表1“纵音图”与表3“三十六字母归并图”可知，吴氏的以“位”易“声母”的做法，虽较前人有所不同，但所谓的以“位”易“声母”，只不过是字母代表字的更换而已。

吴氏将三十六字母归并为十九母，“按上三十六母，细分之，只用十九母足矣，余皆复处也”，仔细分析合并规律，可看出《五声反切正韵》语音特点，即“全浊声母清音化”“零声母扩大”与“知照合流”等明清时期官话语音特点。

“五声目次”中的入声韵配阴声韵、“根滕梗艮”为“根”韵四声与“斤、擎、谨、近”作为“斤”韵四声，二十纵音三十二图之中将“心”“阴”“品”入“斤”韵、“南”“堪”“三”入“干”韵、“盐”“敛”“染”入“坚”韵，这些说明“-ŋ尾与-n尾相混”“入声韵尾无-p-t-k且与阴声韵相配”“-m尾消失”，这些语音特点皆为明清时期南方官话语音特点。

可见，吴氏“煞费苦心”构造的“天籁之音”图，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实际上他描写的“天籁之音”不是“一本天籁”的天下之音，而是以南京方言为标准的、以江淮官话为基础方言的南方官话[1]。

三、劳乃宣的“自然之音”韵学思想

（一）《等韵一得》编纂目的

通过《等韵一得·序言》可看出，劳氏对等韵学的发展现状不满，认为“等韵迄无善本”，因而，劳氏觉得有必要重新编撰一部等韵善本。历经30年的苦心经营，终于编成此书。“累年参订，定为母韵诸谱，一本人声之自然。虽妇人孺子，莫不入耳而能通、矢口而能道，而考之古法，仍复不差黍。”（序言）

劳氏的序言彰明其编写《等韵一得》的目的就是为了描写“自然之音”，此思想贯穿《等韵一得》全书，兹列举一二：

爰依此为（字母）谱，于古母三十六仍无出入，而有条不紊，纯乎天籁，较之古法有渐近自然之妙。（外篇·字母）

今定十三摄曰：阿、厄○、餩、埃、额○、敖、欧、昂、鞥、安、恩、谙、厄○音○，其分摄远考宋元，近宗国书，而实本乎人声之自然。其列字则皆用喉音，所以着声音之元也。（内篇·韵摄）

惟喉音无四类，以阿为天地之元音，众音所出，故独一无偶也。（内篇·字母谱）

（二）《等韵一得》编纂原则

为了达到编纂目的，劳氏特制定两条编纂原则，即“专重人声”与“专主时音”，劳氏说：“因釐为十谱，各系以说为内篇，录平昔讨论之语为外篇，以俟知者。专重人声而不尚考订，所以别乎古韵今韵也；专主时音而不悖旧法，所以通乎古韵今韵也。”（序言）

1.专重人声

劳氏所说的“专重人声”，当指的是重视人类发音原理或自然之音。劳氏在编订《等韵一得》的时候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劳氏将“字母谱”声母拟为五十八个，比传统三十六字母多二十二个，此为囊括“自然之音”而设，劳氏认为传统三十六字母“实足以括一切有字之音”，然而考诸声音还应该有所增加。对于“字母谱”中的清浊相配，劳氏也是出于描写“自然之音”需要，他说：“惟三十六母，专以有字之音为主，故清浊皆有字者，则清浊并列……，然以声音求之，溪透彻滂敷清穿皆有浊声，疑泥娘明微来日皆有清声，特无其字耳。如皆并列，则当清浊各二十五母。”

表4 字母谱

“字母谱”中喉音独立，无戛透轹捺之分。劳氏认为是“自然之音”的真实体现：“惟喉音影喻无戛透轹捺之可分，独为一类。以天下之音皆出于喉，而收于喉，为诸母之本也。”“如此，则喉音一清一浊，余七音各四清四浊。……部居整饬、脉络分明，按类求声，若纲在纲矣。爰依此为谱，于古母三十六仍无出入，而有条不紊，纯乎天籁，较之古法有渐近自然之妙。”（外篇·字母）

“字母谱”中，劳氏对发音部位的编排次第与传统韵图“牙舌唇齿喉半舌齿”或“唇舌牙齿喉半舌齿”的次第不同，将其调整为“喉音、鼻音、重舌音、轻舌音、重齿音、轻齿音、重唇音、轻唇音”，其原因还是为了“合自然之理”，劳氏说：“按人声之发，自内而外，始于喉、次鼻、次舌、次齿，而终于唇，此自然之序也。”（外篇·字母）

“字母谱”中将“阿”列在第一，也是出于自然之理：“御制序曰：国书以阿字为首，梵音亦谓阿字能括天下之音，其生生之序，出于自然。今以人之始生证之，虽各国各地殊语，至于孩啼，音皆出于阿，则阿字之为诸方音韵之源。”（外篇·韵摄）

2.专主时音

劳氏编撰《等韵一得》是为了“一本人生之自然”，使“妇人孺子，莫不入耳而能通、矢口而能道”。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其必须将“时音”作为编撰的重要条件，“专主时音”。

疑、泥、嬢、明、微、来、日七母，古为次浊声母，没有对应的清声母。劳氏依据时音认为此七母也应该有相应的清声母，他说：“疑泥嬢明微来日七母，皆浊声，无清声。按今俗音如嬢母黏字、明母妈字、来母拉字之类皆读清声。虽然无字，实有其音，故所增配专浊之七清母，皆当如俗音所读清声读之。”（外篇·字母）

《同文韵统》载《华梵合璧谱生声十二谱》，第二谱以支蚩咨雌等字古音皆读齐齿，所以在伊乌俞之下，只列齐合撮，而不列开口。而劳氏在《内篇·韵摄分配韵部谱》中对此看法并不赞同，他将喉音一部“开口下”列了“餩”一音，作为“伊乌俞”的开口，劳氏所依据的重要理由就是“时音”，然时音读支咨等字，贯作开口……故于喉音一部特列餩字为下声，为伊乌俞之开口，而以伊乌俞属之。（外篇·字母）

劳氏在《内篇·韵摄普》中按照“音之所由收”，将语音归为十三摄，即喉音一部、喉音二部、喉音三部、鼻音部、舌齿音部、唇音部，每部又分阴阳声，喉音一部多出下声，这样一共是十三摄。劳氏所分十三摄，与古人对上古音的分部及中古的十六摄有较大差别，劳氏所依据的依然是“时音”：“今所分十三摄，今日同文之音也。”

（三）劳乃宣“自然之音”的本质

《等韵一得》语音系统包括五十八个声母，十三韵摄（配以开齐合撮为五十二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调类。声韵调配合之后，囊括语音多达一万二千六十四音，劳氏说：“谱（母韵合谱）五十八母，各以五十二摄合之，得音三千一十六，有字之三十六母，皆列字及反切，无字之二十二母，皆列空圈，按其母韵登第呼之，空圈之音亦可得也。……此谱皆平声，再别以四声，则一万二千六十四音全矣。”（内篇·母韵合谱）这些语音如此之繁杂，“重分不重合”，显然与吴琅的《五声反切正韵》的“天籁之音”不同。劳乃宣《等韵一得》的“自然之音”，其本质不可能是一时一地之音，该书是一部“以表现人类共有语言为目的，或者以概括全部汉语方言为目的”[2]的韵书，我们赞同这一观点，认为《等韵一得》是一部综合音系等韵著作，劳氏撰写此书是为了能够囊括“天下之音”。“天下之音”包括古音，而“专以时音为主”，时音即清末汉语语音，包括官话方言和非官话方言[3]。

结语

无论是吴琅的“天籁之音”的韵学思想，还是劳乃宣“自然之音”的韵学思想，其思想本质都是想在个人韵学著作之中囊括“天下之音”。有的韵学家严格按照这种韵学思想编排韵书，力图使韵书音系接近这种“理想”音系，如劳乃宣的《等韵一得》等。但有些韵学家由于作者学识、经历、生活背景等客观原因或个人主观意愿，只能是搭建出“无所不包”的音系骨架，而实际描写的仍然是一时一地之音，如吴琅的《五声反切正韵》、樊腾凤的《五方元音》、胡垣的《古今中外音韵通例》等。

韵学家韵书编纂目的无论是描写综合音系还是描写一时一地的实际语音，都在韵书中搭建起“无所不包”的“骨架”，显然是受到《切韵》“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思想的影响。

方环海先生说：“自《切韵》之后，许多音韵学家的韵书韵图以及其他音学杂著大多追求《切韵》那种‘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普通音韵学境界，时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讥为‘囿于一隅的偏狭与孤陋’。因此绝大多数音韵学家都在著述中力图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音系，以通古今中外。”[4]

鉴于此，在研究韵书韵图过程中，我们应透过编纂者搭建的“骨架”（即韵图），深入研究韵书韵图的语音系统，从而理解韵书编纂者真正的韵学思想。

注释：

(1)本文所标下划线，非原著作者所加，乃本文作者为使醒目而标。

(2)表中“□”原著《五声反切正韵》无，为本文作者方便阅读所加，指“有音无字”现象。

(3)此表竖排，每五格代表韵母的5个调类，如“公、同、拱、贡、同孤”代表“公”韵母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5个调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