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明英，程 健

（1.国家统计局 统计科学研究所， 北京 100826；2.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北京 100033）

一、引言

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采取各类贸易保护政策，对中国提起多起反倾销、反补贴以及“201 调查”、“337调查”[1]。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301 条款”①根据301 条款，在对外贸易中，如果一国实施不公平政策并妨碍美国商业的发展，美国总统可以通过暂停贸易协议优惠、征收关税、进口限制等措施对该国进行制裁。对中国的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创新等相关法律、政策、惯例实施调查[2]并采取了三大反制措施[3]，即对价值50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提高25%的关税、向世界贸易组织控告中国的侵权行为和限制中国企业在美投资。2019年5月，美国政府无视我国富有诚意的态度与行动，再次挑起贸易争端，对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中美贸易摩擦使得两国多个重点产业受到较大冲击，中国机械设备制造、信息与通讯技术等领域以及美国农产品、汽车等领域均受到波及，相关行业重点企业面临严峻挑战。

中美贸易关系自从两国1979年建立以来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4]，随着中国加入WTO，中美贸易摩擦出现的频率随之增加。针对此轮中美贸易摩擦，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张二震和戴翔[5]认为此轮贸易摩擦是特朗普政府在国内制度缺陷凸显、治理能力滞后的背景下，为转移内部利益分配失衡引起的矛盾而采取的逆全球化贸易保护政策。[5]李稻葵等研究了特朗普税改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关系，提出特朗普税改无法长期提振美国经济，或可促进中美贸易摩擦放缓，建议我国应该战略上从容、战术上审慎应对美国贸易摩擦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