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红松,张永刚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是以各抗日根据地为区域建构政权体系的,自上而下一般包括边区、专区、县、区、村五级政权。以干部层级而论,县级以上干部为中高级政权干部,县级以下的区、村干部为基层政权干部。基层政权干部直接面对基层社会与普通民众,承担着疏通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的管道功能,并须应对大量复杂而琐碎的具体事务,是根据地政权干部队伍体系建构的基础[1]20。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干部的研究多聚焦于民主选举与结构关系,以此阐释中共抗日政权的民主建设成效和统一战线性质。伴随研究视野的拓宽,根据地基层政权干部的教育史、心灵史、养成史、待遇、身体等也逐渐受到学界关注并产生一系列新成果①主要成果有:李金铮《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近代史研究,2012(4);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近代史研究,2016(4);黄道炫《“二八五团”下的心灵史——战时中共干部的婚恋管控》,近代史研究,2019(1);岳谦厚、宋儒《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基层干部待遇与廉政建设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14(4);杨豪《身体的革命与革命的身体——以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为中心的考察》,福建论坛,2018(1)等。。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革命史的研究方法也有重大突破,李金铮教授提出“新革命史”的研究理念和方法,突破以往革命史研究相对简单的“政策—效果”模式,以国家与社会互动,革命史与社会史、乡村史相结合等方法,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揭示中共革命的艰难、曲折与复杂性,逐步形成深化中共党史研究、革命史研究的新的方法体系②李金铮关于“新革命史”研究方法的相关文章:《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1);《再议“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中共党史研究,2016(11);《“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江海学刊,2018(2)。。研究视野的拓宽和研究方法的进展,为本文实证性研究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干部的流动提供了诸多助益。本文依据县级革命档案资料,以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模范县”——阜平县[2]177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基层政权干部的流动,深入分析干部流动的路径、因素、规模、效应等问题,在呈现干部流动丰富面相的同时,力图阐释中共干部政策与干部个体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探究严酷战争环境下根据地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复杂性、曲折性提供一个具体视角,以推进抗日根据地史研究。

1937年9月20日,中共军政力量进入阜平,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由此开启。纵观整个抗战时期,阜平县曾先后隶属冀西公署、冀西行署、北岳区、冀晋行署[3]335-340,以晋察冀边区首府和党、政、军机关长期驻地的特殊地位,在根据地各项建设中多以试点或示范性意义存在;并在日军八次大规模进攻中成为晋察冀边区唯一未被日军长期占领的“完整县”,也由此成就了其模范县的荣誉[4]前言,1-4。在基层政权干部队伍建设方面,阜平不仅是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最早建构基层政权干部队伍的县份,而且是中共基层政权干部政策连续性、完整性运行的典型县份之一,因此基层政权干部队伍的产生和结构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从基层政权干部的产生方式看,区政权干部大多时期以委任方式产生,村政权干部则主要以民主选举方式产生。规模上,村政权干部数量庞大,以1941年为例,村选后的村政权干部3 620人,占阜平总人口的4%[4]44;区政权干部数量较少,据1944年3月统计,县、区政权干部共计246人,平均每个区的区政权干部仅有10人左右[4]114。几乎所有的村政权干部都是本地本村干部,极少数区政权干部为外来干部。基层政权干部文化素质普遍较低,1942年城厢等6个村庄的政权干部统计,文盲和粗识文字者占比78.95%①根据《阜平县城厢支部材料简单报告》(1942年8月30日)、《阜平县第二区槐树庄村材料报告》(1942年11月15日)、《阜平县第三区水泉支部材料汇报》(1942年9月25日)、《阜平三区模范支部抬头湾考查材料》(1942年9月2日)、《阜平县第八区龙泉关村材料总结》(1942年10月30日)、《若干村支部调查了解材料》(1943年)等资料汇总核算,参见阜平档案馆藏第60号全宗第2号案卷。;区政权干部略好,绝大多数具有初小以上文化程度[4]114。青年、老年干部占一定比例,但主体是壮年[4]114。阶级构成上,以贫农和中农干部为主,一般占比90%以上[4]44。阜平基层政权干部队伍的情况,一方面反映了中共抗日政权建设的政治取向,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客观环境的制约。阜平地处冀晋交界山区,经济文化落后,加以反侵略斗争的残酷形势,基层政权干部的流动不可避免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共政策性主导因素与困难环境下干部的生存、政治抉择交织在一起,由此引动了阜平基层政权干部的多种流动方式。通过考察抗战时期阜平基层政权干部的流动样态及其相关问题,一定程度上为探究根据地巩固区的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政权建设提供了具体化视角。

一、提拔:基层政权干部的向上流动

根据地基层政权干部的向上流动一般表现为,从村级干部提拔为区级干部、从区级干部提拔为县级干部。

(一)提拔空间

全面抗战时期,特殊的环境为基层政权干部的上升提供了特殊的空间。

一是因区数增加产生的干部提拔空间。为克服旧政权时期县以下区级行政区域过大、区公所难以有效领导村公所的弊端,晋察冀边区于1939年春在县以下实行小区制,把原来一个县以下的4到5个区,扩展为6到10个区,区公所的干部增加了2至3倍[5]179。阜平依据实际情况,于1939年划分小区,将原来的6个区划分为14个区,区数增加1.3倍[6]28。区数的增加使区级干部的需求量激增,尽管阜平中共党组织已提前做了一定的干部准备工作,但还是明显感觉到干部缺乏带来的恐慌[7]。

二是因政权运行方式变化产生的干部提拔空间。为加强对乡村的动员和控制,整个抗战期间,中共都在积极推行县、区干部下乡政策。该政策使县、区政权干部队伍在实际工作中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干部留守本级处理日常工作,一部分干部经常奔波于各个乡村之间,因此不可避免地导致县区干部需求量的增加,由此为基层干部提拔创造了空间。

三是各种原因导致的干部流失产生的干部提拔空间。如战争导致的干部死亡、被捕、失踪,为纯洁干部队伍进行的干部洗刷,部分干部因生活困难、失去信心离开等,这些情况使阜平各级政权时常面临干部缺乏的困境,即使到了抗战形势好转的1944年,全县仍有6个县级干部、18个区级干部的缺额[4]114。

(二)提拔条件

1940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指出,根据地干部挑选使用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政治,二是能力,以政治为主[8]213。

所谓政治标准,最根本的要求是忠实,“就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8]212。在根据地的特殊环境中,对基层政权干部忠实的具体化要求是能模范执行抗日统一战线,勇敢坚定有牺牲精神,负责任守纪律,关心群众利益[5]181;对于基层政权中的中共党员干部来说,则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不谋私利为标准”[9]527。在判断一个政权干部是否忠实时,则需要具体到干部的工作历史、社会关系等层面[8]214。首先是干部的阶级身份,阜平在提拔基层政权干部的过程中,经常强调“工农干部”的身份,认为出身工农的干部是“坚定忠实”的[4]12。干部的过往历史和社会关系也是干部能否获得提升的重要依据。过往历史是纵向考察,是对干部过去工作忠实度的了解。社会关系是横向考察,是对干部有可能产生的政治倾向的了解。但对干部忠实度最重要的考察还是平时和关键时期的表现。“是否与群众联系,是否关心群众”[10]190始终是阜平提拔基层干部的基本政治标准,密切联系群众者多被“群众团体以保着的名义参加政权工作”或提拔到更高层级的岗位[11]。1939年上半年,提拔“在群众中有伟大信仰”者28人,区长7人,区助理21人[7]。反“扫荡”期间,能够带领游击组打击敌人、组织村民坚壁清野、带领民众安全转移的政权干部,获提拔的机会更大。1944年3月,阜平在反“扫荡”结束后,全县提拔村政权干部为区政权干部19名[4]113。

所谓能力标准,主要指“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12]704。晋察冀边委会主任宋劭文认为,这一类的干部知道村里的事情,提拔到区里做区的工作非常合适……区干部之于县,县干部之于专区、边区也是一样[5]186。阜平对这类干部的能力也提出类似的要求:“一个有能力的干部要能把握住整个工作的过程,能正确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能领导一个县、一个区、一个角落的工作;(假)设没一批健强的干部就不能领导起抗战艰巨的工作,所谓干部之能力关系至为重大,干部决定一切。”[11]阜平县政府强调要把干部提拔放在日常工作中,注意培养和发现干部。为有计划地培养干部,阜平以区政权为主导,大量派遣担任教员的干部配备到村,提高村干部的文化素养和工作能力[13]。改变对老实干部和忠实干部混为一谈的现象,重点提拔活跃、有魄力、有办法、有创造性的干部,而不仅仅是“老实人或大好人”[4]88。注意在实际工作尤其是在战争中发现基层优秀干部,作为提拔对象。如1943年底发现可提拔为区干部的村干部48人;1944年3月,仅在4个区即发现优秀村干部26人,作为提拔为区干部的考察对象[4]98-113。

(三)提拔运作

逐级提拔。晋察冀边区关于基层政权干部提拔的基本原则是从村级干部中提拔区级干部,从区级干部提拔县级干部[5]186。逐级提拔符合干部培养和成长的规律。正如时任中共北方分局书记彭真所言,要适当地逐级提拔,逐渐地提拔。不适当的提拔得越快越高,坏事越大,他个人摔得越重[10]191。

阜平在1939年基层干部队伍基本稳定后,大部分时期的干部提拔都是由村到区,由区到县[14]。但是,在抗战初期和后期,情况有所不同。阜平政权体系初立时,多数县、区政权干部直接由县政权任命产生,尚不具备由村级干部逐级提拔的基础条件。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的时期,由于政权干部的需求量陡然增大,阜平一部分基层干部直接被冀晋区和边区政府提拔或调走,突破了逐级提拔的稳定格局[14]。但总体看,逐级提拔还是抗战时期阜平基层政权干部提拔的主要方式。

尽可能从政权系统内提拔。为保持政权活力,中共在强调政治领导的同时,始终反对“包办政权”“党政不分”[15]431。但由于党在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的优势,不少基层政权在干部的选拔、配备上依赖党组织,这种情况使政权工作和党的自身建设均受到影响。为此,阜平县委于1941年9月要求政权系统的干部选拔,除主要干部外,其他干部一律从本系统产生;并提出要注意提拔非党干部,做出提拔和配备干部的计划[4]63。之后的情况虽有好转,但仍有部分区、村政权没有很好执行,甚至有“个别区找个伙夫也向区委要”的现象[16]。

注意干部提拔的结构合理性。陈云在干部提拔的问题上,特别强调要将“大批的新干部补充到干部队伍中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使“新老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团结起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8]178-181,实质是从结构合理性的角度阐释中共的干部提拔政策。阜平的干部提拔政策反映了中共中央的要求,特别提出要“善于发现干部”“随时随地注意埋藏的优秀干部,作为提拔的对象”,尤其是“小学教员及财政经济干部很快发现和提拔起来”,并要求在1941年底的4个月中提拔干部要占原有干部的1/3[4]63。为进一步促进干部提拔的结构合理性,提拔干部要“大胆慎重”“克服保守观念,不要只在旧干部中打圈,要眼睛向下,大胆提拔新干部”[4]99。阜平还通过着力提拔不脱产区级干部的措施,使干部队伍结构适应残酷战争环境下财政紧张的困境。1941年7月至1942年3月,阜平县共提拔不脱产的区政权协助员50名,每个区5人左右,约占不脱离生产区干部的一半[17]。1943年的头3个月里,被提拔的区干部中有10名是不脱产干部[4]90-91。提拔不脱产干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紧张和干部缺乏之间的矛盾,但形势依然严峻,仅仅因为不脱产干部到区开会的吃饭问题,就使各个区政府感到紧张[17]。

二、洗刷、简政、退出:基层政权干部的向下流动

基层政权属于政权体系的下层,政权干部向下流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由区级干部降为村级干部;二是区、村干部因各种原因离开干部队伍,转变为非干部身份。抗战时期,阜平基层政权干部的向下流动多数是直接离开了干部队伍,少数是由区级干部降为村级干部。干部的向下流动主要有干部洗刷、简政减员、个人退出三种情况。

(一)干部洗刷

干部洗刷是中共政权对各级干部的组织整理行为,方式是将不符合要求的干部清除出去,以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巩固党的组织的决定》,要求“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18]156。10月,北方分局召开组织会议,全面布置晋察冀边区巩固党的组织工作。在干部问题上,基本要求是严格干部标准,审查党的分子,洗刷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奸细[19]183。伴随党组织的巩固整理,边区政府同时对各级政权组织进行整理,明确要求对区、村政权进行严格的检查和必要的整理[5]285。政权整理伴随着干部的洗刷,从阜平的情况看,基层政权干部的洗刷主要集中在1939年至1943年。

1939年,阜平在完成划分小区后,随即开始在区政权中洗刷“不受领导且具有顽固意识”的顽固分子,并将个别“观念不正确”的党员干部也撤了出来[11]。之后在整理党组织的过程中,为确保“没有任何投降反共分子参加抗日民主政权”[18]263,阜平明确将抗战初期趁机混入党内和政权内的五类分子——敌探奸细、叛党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挂名党员,作为洗刷的对象[4]23。除此之外,还洗刷了一批投机的农民出身的干部,因为他们当干部的主要目的是经济利益,如当干部不摊勤务、到区里及其他地方开会花钱由村里供给、救灾放款多用点、吃喝由村款出等[20]。当阜平基层政权建设日趋正规化、各项制度尤其是财政制度约束逐步加强时,旧习不改的干部也成为被洗刷的对象。

1940年下半年开始,战争残酷性持续加重,阜平洗刷基层干部较之前发生了部分变化。据资料显示,1940年7—12月,洗刷区政权干部12人;1941年11月反“扫荡”后,洗刷区政权干部2人;1943年1—3月,洗刷不脱离生产区政权干部3人,洗刷村干部164人[4]22、75、91。尽管数据不够全面,仍可大致反映此时期阜平洗刷基层政权干部的特征。一是对区政权干部的洗刷数目越来越少,这表明在经过之前数次洗刷后,区政权干部队伍不纯的问题已基本消除。二是村干部成为洗刷的主要对象。除了村政权干部总量大且素质较低的原因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环境的改变。从1938年开始,阜平村政权干部的升降基本依靠选举方式。但由于乡村社会的复杂性,长期以来仍有部分村政权被地富劣绅、流氓地痞把持,甚至在村政权更迭和政策红利下还出现了一批“新兴黑暗势力”(主要指基层干部中的“蜕化分子”,依靠权势为非作恶、作威作福,欺压乡里)[21]432、593、856,严重影响了党在乡村各项政策的施行和与民众的关系。因此,洗刷成为整理村政权干部的重要手段。

全面抗战后期,在阜平基层政权建设和整理中,不断好转的抗战形势又将干部扩容作为主要的干部政策,而不再是洗刷干部了。

(二)简政减员

精兵简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为度过最困难时期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目的在于克服机构人员臃肿带来的“头重脚轻”“鱼大水小”[22]882的矛盾,减轻人民负担。按照中央指示,晋察冀边区从1942年初开始厉行精兵简政,以“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为标准,对党政群各级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在政权方面,简政的主要对象是县级以上政权干部,但在实施过程中也波及区级干部层面,由此成为区政权干部向下流动的一个政策性因素。

从政权层级来说,区政权之下仅有村政权一级,因此区政权干部向下流动的方向只能到村。阜平在简政中提出“面向乡村”的口号,要求精简区干部回村与群众住在一起,进一步了解群众的反映和要求[23]。

简政中区政权干部向下流动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回村后担任村干部,二是脱离干部队伍成为普通农民。中共希望这些回村干部能够继续留在基层干部队伍中,加强对村政权工作的帮助指导。较之原来的村干部,回村区干部一般见过“大世面”,容易对村干部的工作指手画脚。尤其是当回村干部取代原村干部担任村主要干部时,村政权干部间不协调的问题时有发生,甚至造成村政权运行的混乱。在城南庄,转回村18名党员,但在工作中的做法有时不符合村庄实际[24]。为保持村政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多数情况下回村区干部一般不担任主要村干部,以免与原有村干部形成矛盾[24]。鉴于很多回村区干部在政策了解和文化水平方面的优势,大多回村后被安排在村教育部门和财经部门,其中又以教育部门为主。如在1942年初,阜平将30多个区精简干部安置到了各村当小学教员[23]。这种安排使回村区干部能够通过教育的方式,在政治和文化上帮助村干部进步,武装村干部思想,提高其工作能力[25]。但还有一部分区干部在精简中未转到新的工作岗位或脱离干部队伍当了普通的农民。区干部的这种流向并非党希望看到的。事实上,为保持干部队伍的基础,阜平党政领导在竭力说明简政工作的必要性外,还重点解释了简政减员与组织洗刷的不同意义,希望大多数回村区干部能够“以不脱离生产的干部身份”继续留在干部队伍中,以待时机好转[23]。然而依然有不少区干部以家庭困难、身体有病等原因,离开了干部队伍[26]。从干部个体角度看,当政治生涯暂时遭遇挫折后,心理的波动与生活的苦难纠缠在一起,脱离干部队伍成为其现实的选择之一。

简政在克服根据地财政困难的同时,对区政权干部的流动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并迅速在区政权工作中表现出来。作为联系村政权和乡村社会的中介,区政权干部的减少使武装斗争、社会稳定、青年妇女动员等工作均受到影响,甚至有的区保卫工作形成垮台[23]。重新扩大区政权干部队伍规模成为现实要求,但财政困难和简政政策又形成实际制约。为此,阜平通过提拔不脱离生产区干部作为应急措施,如在1942年初全县提拔不脱离生产的区公所协助员50个,其中一区6个,二区4个,三区5个,四区6个,五区5个,六区4个,七区4个,八区5个,九区5个,十区6个[23]。不脱离生产意味着这些干部的生活要依靠自己生产解决,从而造成对这批干部的教育管理比较困难,装病在家不出来、不服从调动等情况经常出现。因此,阜平对这部分干部又使用了前文所述的洗刷方式,干部与民众的身份经常转换,流动也更加频繁。

(三)个体原因退出

除政策和组织因素外,由个体原因导致的退出也是基层政权干部向下流动的一个重要现象。对个体来说,退出干部队伍有多种因素的纠结,其中家庭生产生活困难是其主要因素;对于中共政权来说,针对个别思想不稳定甚至退出基层干部队伍的人员要做思想安抚、政策性帮扶,在需要干部时再动员一批已退出干部队伍的人员重新加入,也有一批退出者不再被信任。

1945年2月,阜平县委组织部对区级以上干部回家情况做过一个统计。该统计表明,全面抗战以来共有51名县区政权干部因各种原因脱离干部队伍回到农村。属于个体原因的情况包括:生病、家庭生活困难、不愿工作、对工作和政府不满、敌人扫荡、受男人影响(女干部)、伤到腿了、年龄大了等。其中,以家庭生活困难为由要求回家者占多数[26]。

区级干部一般为脱产干部,长期以来面临参加革命工作和照顾家庭生产生活的现实矛盾。因边区实行脱产干部生活费津贴制,区政权干部在满足个人生活消费外基本没有余资帮助家庭。在家庭劳动力充裕的情况下,这种矛盾尚不明显。但在劳力缺乏尤其是因天灾战祸导致家庭极端困难时,这种矛盾便会迅速凸显,以至于有的区干部产生了“咱们也顾点生活”的消极情绪。为此,党和政府一方面强调思想教育,极力消除干部的“雇佣观念”[11],另一方面要求“经常关心和解决干部的生活困难”[8]217。尽管如此,区干部家庭生活困难的状况仍比较严重,尤其在1941年至1943年根据地极端困难时期,这种现象表现得更加明显。村干部虽为不脱产干部,却多因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家中生产,致家境窘困,“穷人离职,转而经营家业”的情况多有发生[5]128。如1943年村选中,许多村干部尤其是主要干部不愿再担任干部,仅三区就有七个不愿当村长的[4]87。十区某村村长卖肉卖盐、武委会主任卖麻糖,只顾家里的事情[17]。

通过梳理档案材料,笔者还发现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一般理解,到1944年抗战形势好转后,干部的家庭生活状况有所好转,其工作情绪和稳定性也应相应提高。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阜平在1944年之后仍有不少区干部以生活困难为由要求回家。究其原因,则在于大生产运动对区村干部生活改善的作用不平衡。大多数村级干部带领互助组、合作社等经济组织,通过农业、副业、运输业等各业兼营,迅速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而区级干部作为脱产干部,则少有时间精力参与到自家的生产经营中,家庭生活改善不大,导致其心理失衡。因此,一些区干部在大生产运动中仍以生活困难为由要求回家就不难理解,也有区干部提出“回家领导生产工作”的要求[26]。

因个体原因回到村庄的干部,多数暂时脱离了干部队伍。在抗战胜利前夕根据地急需扩充干部的时候,这些回村的原干部又成为被动员出来工作的对象,一部分重新回到了干部队伍中。另有部分人员不再被信任,如“因敌人扫荡回家、不称职洗刷、撤职回家、国特嫌疑”的干部,则彻底与干部身份隔离了[26]。

很多时候,这些干部退出的个体原因也并非如上表述的那样单一,而是多种原因纠缠在一起。如生病与生活困难、对工作不满与害怕战争、个人能力低下与家庭要求等。有些干部回家的表面原因与实际原因并不一致,表面是个人要求回家,实际是组织精简、不服从调动、个人作风问题、思想观念发生转变等原因[26]。综合考虑这些场境和因素,对认识革命的复杂性和基层干部状态的多面性会有所帮助。

三、党政群武:基层政权干部的跨系统流动

由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通过各级党、政、军及群众组织的互相连锁的机构行使的[27]690,因此基层政权干部的跨系统流动也比较常见。

在根据地基层干部系统中,大体分为两类干部:一类是公开干部,包括政权干部、群众团体干部、武装干部;一类是秘密干部,主要是中共基层组织中的干部。由此,政权干部在各系统间的流动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开干部之间即政、群、武干部之间的流动,一类是公开干部与秘密干部之间即党政干部之间的流动。

公开干部之间的流动一般为群众团体干部向政权干部流动。如王快的刘如春,1938年担任抗先队副队长,1939年担任抗先队小队长,1940年担任青救会主任,1942年担任村长[28]。草房地的青救会主任,在经过两年的锻炼后于1942年担任了该村的副村长[29]。这种流动方式在阜平较为普遍,具有相当的合法性。政、群、武干部在活动方式上都是公开的,抗日和阶级取向又基本一致,这就为其流转架设了公开的桥梁。另外,中共始终强调政权要密切联系群众,并在政权选举中突出民众团体在选举各环节的组织优势,为群团干部流向政权干部提供了有力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秘密干部与公开干部之间的流动一般是政权干部向党组织的干部流动,这与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即党对政权的领导密切相关。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始终强调党对政权的领导,明确指示冀察晋分局“应大大注意政权中干部质量之改善,要把各级政权紧紧掌握在我党手中”[18]177;即使为扩大政权基础实行政权三三制,也强调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9]742。从阜平的情况看,尽管党员身份一直是秘密的,但对基层政权的领导一直在强化。抗战初期,不仅区政权干部是由党组织以县政权的名义任命产生,而且村长的改选也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完成的[30]。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在基层权力体系中逐渐凸显,以致大批政权干部到党组织中学习经验[7]。从1941年开始,阜平党组织对政权的领导在制度上得到加强。区、村政权的主要干部——区长、村长和区、村武委会主任一般由党员担任。1942年下半年开始,进一步将上述主要干部吸收为区委委员、村支委委员,为基层党、政干部之间的流转架设了制度通道。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对政权干部产生很大吸引力,许多党员政权干部希望进入党组织担任职务。如槐树庄谷文亮,抗战之初先在半政权性质的动委会工作,由于工作表现好,1942年起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31]。草房地村长在任职2年后担任了本村支书[29]。

由于抗战时期各个阶段的工作任务不同,各系统间的干部流动并非如上述那样清晰简单。有可能为突击一项紧急工作,集中各方面力量,在党的统筹下将各系统干部向某一系统集中流动。1942年,阜平一区为集中整理合作社,规定党、政、群各系统抽调干部到各级合作社工作,所更换的6个村合作社主席,其原来身份分别是村支书、村长和群众团体主任等[4]86。许多干部在流动中横跨了党、政、武、群各个组织。前述刘如春除担任过青救会主任和村长外,还担任过村武装组织的青抗先副队长、小队长等职务,并在党内担任村支部的民运委员。这种流动的多样性和干部兼职的跨系统现象,一方面体现了根据地政权建设中一元化领导的特征,另一方面也锻炼了基层干部工作的适应性,在不同的工作领域能以不同的身份和面目出现。

四、调出:基层政权干部的域外流动

为解决游击区、敌占区的干部缺乏问题,抗日根据地巩固区还承担干部输出的任务,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根据地急剧扩张的时期,巩固区干部的输出更为迫切。1944年3月,晋察冀分局指示北岳区各地要做好向外发展的准备工作,在干部配备上要定出全盘计划[21]832。1945年5月,又以冀晋区的“可靠根据地”优势,“帮助其他兄弟区解决干部问题”,尤其是“担负对察哈尔、热河、东北等地区大量供给干部的义务”[21]877。对基层政权干部而言,干部输出即意味着离开本县域,向县域外流动。

阜平县作为晋察冀边区首府所在地和北岳区、冀晋区的核心区,在干部队伍建设上具有综合优势。在根据地发展过程中,边区曾要求阜平应积极向域外推出优秀干部,阜平也因此在1941年提出要“争做输送干部的模范县”,积极准备向外输送干部[4]36。从实际情况看,输送干部的数量却很少。据阜平县委统计,1943年5月至1944年3月10个月间,向外输送政权干部仅2人,加上抗联、武装、合作社干部,总计7人[4]113。到抗战后期,这一情况有所改变。1944年10月至1945年6月间,阜平向外输出政府干部41人,加上党委、抗联、武委会、公安局、联社的输出干部,共计93人[14]。

对于域外流动,部分干部的反应是不愿离开本地。阜平党组织首先从党员干部身上找原因,认为有些党员对党认识模糊,入党动机和参加工作目的不纯,当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不能将个人利益融化在党的利益之中。其次是干部的家庭观念浓厚,大多数基层政权干部出身工农,家庭观念浓厚,不仅向县域外调动困难,甚至在县域内离开本区也不愿意。另外,许多干部家庭仍然很贫困,缺乏劳动力,离开本县意味着改变家庭贫苦状况的机会越来越少[32]。

为改变这一状况,阜平采取了各项措施。

首先是通过多种方式扩大干部数量。1945年6月,阜平县委组织部对全面抗战以来党、政、军、群各系统县区以上回家干部进行统计,共计331人。在对这部分干部的政治身份、阶级成分、曾在何部门工作进行调查后,重点对能否再出来工作予以细致统计。其中,“能出来工作”“愿出来工作”“可能出来工作”的干部共计117人,占比35.34%[26]。同时,按照冀晋区党委的要求,大量提拔培养新干部,打破老一套的观点,要求不能以旧干部的条件衡量新干部。重点提出打破阶级成分关系和党员限制,积极在小学教员和非工农成分中提拔一批能力强、表现进步者到干部队伍中。一些非中共党员的教员被提拔,原因是教学模范、家长留恋、学生爱戴。三区一个地主被提拔,原因是他对我们的政策积极拥护和执行,并与其他地主对立,地租几辈子没涨过[14]。干部队伍规模的扩大适应了抗战后期扩大解放区的形势要求,为阜平干部的域外流动奠定了数量的基础。

其次是举办干部训练班,打通干部的思想。阜平在1945年初举办了县委训练班,培训了33名在职干部。重点内容是检查思想,解释抗战即将胜利的形势,并从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等方面教育干部。阜平党组织认为,训练班是调动干部积极性、克服干部家庭观念浓厚的好办法。通过思想教育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大多数干部的思想打通了,愿意调往外县工作。有的干部思想受到鼓舞,表现出“准备着吧,要大量向外输出干部,不定什么时候提出咱们呢”[14]。

再次是帮助干部解决实际困难。除组织好慰问干属和帮助干属代耕外,县委还在支部小报上发表了“照顾干部家属”的文章,要求各系统把关心、帮助干部家属作为重要工作,解除干部的后顾之忧。训练班的教育成绩,很大一部分即来自村里对这部分干部家属的照顾,以至一部分干部认为“不出来工作对不住大家”[14]。

在解决干部增量、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基础上,阜平县委还在干部外调的技术上进行改进,将分散调出改为整批调出。整批调出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预备调出的人员尽量形成一批,而不是单个进行。这样做的好处是同样需要做工作,调动一批干部比调动一个干部节约工作成本。前述阜平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即是一个典型方式,当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后,趁热打铁调出一批干部。二是干部调往的区域尽可能集中。考虑到干部多有浓厚的家庭观念和地域观念,阜平在调出干部的地域选择上,尽可能按照干部地域来源调往同一个区,这样有利于同乡干部之间互相勉励,减少干部调出的顾虑,并有助于尽快适应新的工作环境[31]。

阜平干部的域外流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本地基层干部政治上升的渠道,并为扩大解放区补充了干部队伍。但抗战后期干部的域外流动也给阜平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例如,由于干部调出的计划性不够,导致一些区的干部几乎被抽空。在九区,抗联主任调任县抗联农民部,政权秘书和科长被调走,接着区长调任县政府秘书,之后地委调区书记到雁北工作,一个月内把区里三个主要干部都调走了,使九区各方面的工作连续性出现严重问题[32]。然而从总体看,这种情况只是抗战后期的特殊个例,并非阜平基层政权干部流动的常态。如在1943年,阜平县委提出要注意各类干部的配备和调剂,各区的核心干部要保持稳定性,在一定时间内不予调动,避免出现“拆东墙垒西墙”的现象[4]88。

干部是否调动,能否调动,不仅有来自根据地上层党政机关的宏观政策,而且有基层政权干部队伍建设的实际需求,并受到干部个体思想、生产生活等多方面的现实条件制约。

结语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9]526。为建构起一支政治忠诚、能力突出的基层政权干部队伍,中共依靠强大的政治动员力和控制力,运用灵活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手段,直接促动了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干部的流动。几乎一年一度的基层政权选举、有计划的干部整理、简政及跨系统、跨区域的干部调动等,在政策层面形成阜平基层政权干部流动的主导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反侵略战争的残酷性及乡村社会的复杂性,阜平基层政权干部的流动还受到干部个体的选择性影响。干部的政治追求、思想观念尤其是生活困难等问题,始终影响着干部的政治选择,并在与中共干部政策的互动中,共同构成干部流动的综合因素。正是这种综合性因素的共同作用,才构成了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干部流动的复杂样态,并为各种流动的方式、规模、效能提供了解释的具体化视角,也为深化理解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复杂性、曲折性提供了历史的生动场境。

阜平基层政权干部的流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抗日根据地巩固区基层政权干部流动的共性特征。然而,阜平基层干部流动又有其特殊性。一是严酷战争环境下中共政权的稳固性和干部政策的连续性。与陕甘宁边区各县在抗战期间未受日军侵扰的状况相比,阜平在整个抗战时期始终是日军“扫荡”的重点区域,仅大规模“扫荡”即有八次之多,基层政权建设和干部流动始终在严酷战争状态下进行。但与敌后根据地的其他地区尤其是敌我力量拉锯、国共摩擦剧烈、政权变动频繁的地区相比,中共从全面抗战之初直至抗战结束,一直有力控制着阜平基层政权,基层干部政策运行及干部流动又具有相当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二是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文化环境。阜平全山区的封闭环境和相对平原地区经济文化更加落后的状况,导致阜平基层政权干部的流动始终面临干部个体思想更加保守、生活更加困难等困扰。因此,对阜平基层政权干部流动的实证探究,即使是在宏观性视角下,也需要进行具体化展现和分析。换言之,阜平作为抗日根据地巩固区的代表之一,基层政权干部流动具有典型性特征,避免以之为参照形成对所有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干部流动的泛化解释。

在充分考察阜平基层政权干部流动特殊性、全面呈现其丰富面相的同时,还应与根据地基层政权的建设效能联系起来观察。晋察冀边委会主任宋绍文曾指出,边区政权工作的很多建树,重要的一点是靠了成千上万的抗日积极分子[5]187。其所谓积极分子,基础性的中坚力量即为基层政权干部。而阜平能够成为中共赞誉的“每个村庄都是堡垒,每个人民都是战士,绝非轻易撼动的地方”[32]1,也充分说明了基层政权建设的效能,其与政权干部流动带来的干部队伍净化、干部执政能力提升关系密切。同时也应看到,基层政权干部流动面相的复杂性,也会全方面反映到根据地政权建设效能上,艰巨性和曲折性始终相伴而行,需要以历史的方法予以全面客观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