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晓红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围绕生态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并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思想理论和学术流派。不论是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代表的“深绿”思潮，还是以生态资本主义为代表的“浅绿”思潮，抑或是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红绿”思潮，这些思想理论都有其内在的理论缺陷和实践困境。与之相比，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生态批判则彰显出其独特的深刻性、全面性和新颖性。这集中表现在，马克思从多重维度对资本进行了生态批判，这种批判既是社会性的，又是辩证的、建设性的。马克思既强调资本的反生态本性，同时又揭示了资本在生态促动、未来社会建构中的积极作用。一方面，马克思洞察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反生态本性，将生态批判与社会批判有机结合起来；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将对资本的生态批判与资本的物质创造力、自我否定与扬弃有机统一起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回归，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特别是要全面把握马克思关于资本生态批判的多重维度。只有全面把握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生态批判思想，才能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效指导。

一、马克思关于资本生态批判理论的社会性

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生态批判与社会批判紧密相连。他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批判为重点，将生态批判与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生产方式结合起来，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反生态本性。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理论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性特点，不仅是对西方环境实证科学的超越，亦是对生态中心主义抽象道义论的超越。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建立在社会生产的基础之上，人类的社会生产过程无非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因此，从一般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来看，自然与人类社会、人自身表现为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却是一种特殊的以资本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正是这一特殊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对此，马克思主要从两个层面详细考察资本积累导致的生态后果。一方面，从资本再生产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生态问题主要表现为资本对自然条件的破坏及自然对再生产的制约。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产条件既包括人类活劳动这一主观生产条件，也包括原料、辅助材料、土地、空气等客观生产条件。资本一旦获得了这两种生产条件，“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受追求无限增殖的内在逻辑支配，资本试图冲破一切时空限制，对土地、森林、矿产等资源疯狂掠夺，并肆无忌惮的向空气、河流、土壤等生态环境中排放大量废气、废物甚至是各种有毒有害物质。然而，资本对自然生产条件的破坏最终又阻碍了资本积累的持续运行。正如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时强调的，“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7页，第579-580页。另一方面，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生态问题更主要地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的断裂及其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制约。在马克思看来，物质能量通过生产过程在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着联系并进行着持续的新陈代谢，自然不仅仅是社会再生产的条件，更是人类维持自身生产与发展的条件。然而，伴随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大批农民被剥夺土地等生产资料而被赶往城市，资本主义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的断裂。一面是城市大量排泄物的堆积和污染，一面是农业生产所需的各种资源和能量的匮乏，这就严重阻碍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9页。。可见，马克思不仅从自然对资本积累制约的角度，更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角度阐释了生态危机的影响。正如福斯特所指出的，“资本和财富的积累正越来越多以社会和地球上掌控人类生活的环境条件之间的不可挽回的巨大裂痕的出现为代价。”(3)John Bellamy Foster. Capitalism Has Failed—What Next? Monthly Review, 2019，No.2，p.6.伯克特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强调，资本积累及其对自然的需求处于永久的张力状态，但是，“马克思更强调了资本积累与适合人类社会与自然共存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4)John Bellamy Foster， Paul Burkett. Marx and the Earth—An Anti-Critique. Brill Press，2016,p.220.

然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关注并未局限于现象层面的描述和道德层面的关怀，而是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中，继而实现了生态批判与社会批判的有机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诸种生态问题绝不是一种偶发现象，而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

第一，马克思从资本所固有的内在逻辑揭示了资本与生态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以获利为唯一目的、追求无限扩张的生产方式，其实质表现为与自然的对立。正如使用价值和价值表现为商品的两个基本属性一样，资本积累表现为物质生产与价值增值的统一。然而，实现价值增值才是

资本的根本使命，“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或增殖。”(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7页。这样一来，作为追逐价值增值的资本积累过程，实际上忽略了对一切具体生产条件特别是对自然生产条件的考虑，“自然，连同自然的限制力和内部关系(简而言之就是生态系统)，被一并分离了出去，从此再没有能够约束价值功能的内部限制。它可以毫不费力地膨胀。”(6)乔尔·科威尔：《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2页。同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追求价值增值的欲望又是无限的，为了实现价值增值，资本不惜一切代价地努力冲破一切时空限制，积极捕获一切资源。正是通过对资本无限逐利这一唯一的、根本目的的阐释，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反生态本质的根源。然而，资本追求无限增值的主观愿望又被实际的自然条件限制，因为“土地是有限的，而有水力资源的土地更是有限的”(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7页。，资本自身又没有潜在的机制停下来检查其所导致的环境问题，这就使得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形成了极大反差。

第二，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考察了资本积累与生态原则的对立。任何社会条件下的物质生产活动都建立在特定的生产关系基础之上，正是这种特定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实质。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然而“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因此，特别是通过比较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马克思强调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不过是表现为促使这种分离形成的过程：一方面是直接生产者与土地、生产工具等客观生产条件的分离，另一方面是除了自身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大军的形成。正是这种分离使得工人劳动在资本生产过程中呈现出异化状态，他们不仅对来自自然条件方面的限制漠不关心，而且与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机器、厂房等生产资料之间构成一种对立关系。并且，正是这种分离从根本上导致了城乡对立，致使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常物质能量循环中断。因此，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的分离构成了资本生产的前提，是资本能够成功实现对人、对自然进行双重盘剥的社会根源。正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强调的，“只有认识到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形式是如何使其必要的生产条件与自然的进化相脱钩的，就可以真正分析这种形式的物质可持续性了。”(9)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St Mattin’s Press，1998，p.29-30,

第三，马克思从资本运动的总过程考察了资本积累反生态的本性。首先，马克思从资本的生产过程考察了资本与生态的对立。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暂时忽略了流通过程对资本运动的影响，专门考察了直接生产环节中资本与自然的对立。在这一分析中，马克思将资本与生态的对立和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联系起来，劳动不仅表现为对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不变资本的从属，而且资本再生产更是不断地将这种生产关系再生产出来。其次，马克思从流通环节进一步考察了资本与生态的对立。资本是一个持续运动的过程，无论是单个资本还是社会总资本的运动，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实际上都离不开物质资料的补偿和更新。尽管在考察单个资本的循环和周转时，“商品产品的实物形式，对于分析是完全无关的”(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7页。，但是在考察社会总资本运动时，这种方法就不够用了，“再生产的一切物质要素，都必须以它们的实物形式形成这个产品本身的各个部分”(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82页。。然而，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主义生产的无序性以及由此引发的生产过剩，又成了影响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转化、价值及剩余价值实现的限制。因此，通过研究资本再生产的基本条件，马克思不仅强调了再生产对自然生产条件的依赖，而且揭示了资本积累诱发生态危机的可能。最后，马克思还从资本运动的总过程、总趋势考察了资本与生态的对立。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特别强调了自然条件的变化对利润率的影响。马克思曾指出，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运动方向相反，自然条件的丰饶程度却呈现出下降趋势。这是由于，伴随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积累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就数量来说，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成比例地不断增加”。然而，自然条件的相对稀缺导致原料、资源、能源等价格提升，继而对资本获利的能力构成严重威胁。由此可见，将自然因素视为影响利润率下降的重要制约因素，不仅是马克思承认自然限制的重要体现，也是其揭示资本积累自身矛盾与限制的重要体现。

二、马克思关于资本生态批判理论的辩证性

马克思在揭露资本积累反生态本性的同时，又对资本积累进行了正面肯定，使得马克思的资本生态批判思想具有鲜明的辩证色彩。这一理论特征既不同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积累的极端否定，也不同于西方生态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的维护乃至推崇。

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这种辩证性的资本生态批判源于资本积累的二重生态效应。在追求价值无限增殖的目标导引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导致了生态问题的产生。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进行过深刻阐释。然而，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往往对资本反生态性的描述过于浓墨重彩，对资本的生态促动效应反而视而不见。相比之下，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生态批判则更为全面。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积累在破坏生态的同时又具有促进生态改善的逻辑要求。面对自然条件对资本再生产的严重制约，资本并不是消极被动、束手无策的，资本会通过价格机制、技术手段等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相应调节。比如，自然资源短缺导致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无疑会诱发利润率下降，继而损害资本家的利益；然而，这一不利形势又会对资本再生产形成某种反馈机制，促使资本家或是不断努力开展生产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或是开拓新的资源空间利用范围，从而满足资本积累对自然条件的需求，抑制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正如美国环境学家杰森· 摩尔所总结的，“自从漫长的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主义通过一系列发展的环境危机发展。也就是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通过生态危机的循环出现向前发展，而不是对危机置之不理。”(12)杰森· 摩尔：《地球的转型——在现代世界形成和解体中自然的作用》，赵秀荣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20页。由此可见，一部资本积累的历史就是一部生态运动的历史，是资本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不断摆脱自然限制的历史。资本积累尽管具有反生态的本质特性，但与此同时，其又具有改善生态的诉求。尽管资本促动生态良好的努力并非资本积累的真实目的和本意，但这一客观事实又是无法忽视和否认的。对此，只有全面把握资本积累的双重生态效应，才能对理性认识和对待资本。

关于资本积累如何促进生态发展，马克思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

一方面，资本积累依靠技术创新推动生态改善。在马克思看来，受价值增值和竞争机制的引导，降低个别生产成本、追求超额利润成为单个资本或特定部门生产的重要目的。特别是针对不变资本成本上升导致利润率下降的情形，马克思分析了不变资本的节约在资本积累中具有的重要意义。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使用上的这种节约……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并标志着它的特征的一种方法。”③通过改进相关技术或是应用新的机器设备等，资本家可以有效减少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率。然而，马克思又强调，这种不变资本的节约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却表现为与工人毫无关系的、完全异己的资本的力量。这是由于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不变资本作为资本家的所属资本，不仅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而且它们在与工人劳动接触时只是被当作使用价值看待，这就使得其价值的增减与工人毫无关系。与此同时，马克思强调了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在资本主再生产中的作用。鉴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大量浪费，特别是在考察原料价格上涨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时，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价格上涨实际上会导致“以前没有使用过的各种代用品会被利用，肥料会更经济地加以利用”(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4页。。并且，马克思还进一步分析了废物利用的条件，认为机器的改良和科学的进步使得原来形式上不能利用的物质可以重新被利用。

另一方面，资本积累有助于改善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生态促动效应的阐释不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而是进一步将其与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发展联系起来。事实上，所有人类物质生产，如马克思强调的，只不过是自然本身的形式变换。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人类社会生产的特殊形式，尽管它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但它也空前扩大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数量与范围，并为人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积聚了有利条件。特别是从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对比来看，伴随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与创新，人类不仅深化了对自然及其规律的认识和理解，而且大大拓展了利用自然的空间范围。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人类开始逐渐摆脱对自然的盲目崇拜和种种束缚，人类认识、把握和利用自然的程度更深、范围更广，且人与人之间的地理界限逐渐被打破，世界历史逐步形成。从更高级的人类社会发展形态来看，尽管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劳动异化和自然异化现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资本积累在促使人类社会摆脱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同时，也为逐步超越人对物的依赖、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可见，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辩证生态批判是与人自身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他将资本积累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基础视作实现人自身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正如伯克特总结到的，在马克思看来，高度社会化的生产意味着个人对现有生产力的普遍运用，“共产主义只有确保每个人都有权利充分发挥他|她的能力利用与发展这些生产条件，才能代表所有生产者与生产条件的真正联合……生产力的占用和发展是为了促进个人能力的发展。”(14)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St Mattin’s Press，1998，p.238,p.29.

然而，关于资本积累与生态的关系，西方学者往往各执一端，他们或是片面强调资本积累的反生态本性，或是片面肯定资本积累改善生态的效应。比如，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往往侧重强调资本积累的反生态本性，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这无疑抓住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实质。但他们同时又忽略、否定了资本积累促进生态良好的一面，因而其分析又具有片面性和极端性，也因此未能找到一条真正实现生态良好的现实道路。相反，西方生态经济学者又片面夸大资本积累的生态意义，试图在资本制度的框架内寻求生态问题解决之道，并认为通过技术进步、市场化、产业转移等手段就能够实现生态良好。然而，他们由于未能把握生态危机的实质和根源，对资本给予了过高的、虚幻的期望，因而也不切实际。较之于上述两种思想，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辩证批判，将对资本生态批判与正面肯定结合起来，将自然与生产发展以及人自身的发展结合起来，因而更全面、更深刻。

三、马克思关于资本生态批判理论的建构性

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生态批判与社会建构结合在一起，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呈现出显著的建构性特点。然而，这种社会建构不是外来植入的，而是资本积累自身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和解的内在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积累的运动过程包含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这一内在矛盾集中表现在资本积累追求无限发展的要求会遭遇实际限制。马克思强调，资本生产的这种根本限制恰是资本本身。一方面，资本积累有着冲破一切限制的内在要求。不论是着眼于产品的销售还是获取生产和再生产的一切资源，资本在时间和空间维度都有着试图摧毁一切障碍的内在趋势。在空间生产过程中，资本跨越了一切民族和国家界限，努力将整个世界变为资本的世界；在时间流转进程中，资本努力将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的流通时间降低到最小值，特别是通过大幅度改进交通工具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最终实现“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另一方面，资本生产实际上又会受到自身的制约。但是，这种限制不是一般的、普遍社会生产的限制，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独有的特质，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限制。马克思将这种限制总结为四个方面，即必要劳动对活劳动能力交换价值的限制、剩余价值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货币对生产的限制、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生产的限制。资本沉迷于无限扩张之中而忽视生产面临的限制，这无疑会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因此，马克思强调生产过剩的危机具有必然性而非偶然性。对此，马克思还专门对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的观点分别进行了批判。李嘉图学派尽管意识到了资本追求无限增值的普遍趋势，但是他们不关心生产的限制问题，甚至认为这一限制是“偶然的”、“可以克服的”。因此，“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现实的现代危机”。 与之不同，西斯蒙第尽管清醒地看到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局限性，但是，他试图通过法律、习惯等手段给资本生产加以限制，而“这些限制只是外部的和人为的”(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9页，第99页。，必然被资本破解。这就使得这一理论又具有显著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1页，第92页。

同时，资本积累的矛盾运动过程又是自我否定和扬弃的过程。马克思强调，未来社会既不能依靠纯粹的概念或理论建构，更不能依靠某种外部力量对资本社会的输入，而是植根于资本积累内部的自我扬弃过程之中。这是由于资本的矛盾运动过程是一个自我否定与发展的辩证统一过程，即资本包含的矛盾斗争在促使自身外壳被炸毁的同时又努力实现着自我救赎。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无法容纳生产力发展的时候，资本将冲破特有的生产关系重新进行自我建构。尽管资本实现无限发展的内在渴望会被资本自身限制，但与此同时，资本突破限制的方式和途径又不是依靠某种特殊的、神秘的外部力量的输入的，而是内在于资本的自我运动过程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不可遏制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页，第92页。。由此可见，受内在矛盾的支配，资本运动的历史过程实质是自我毁灭与自我建构的辩证统一过程。因此，替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更高级的共产主义不是依靠外部植入，而是内在于包含矛盾运动的资本主义社会进程之中，依赖于资本运动的自我扬弃与自我超越。

另外，马克思还明确指出了资本运动自我扬弃的具体路径，即资本运动是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来实现自我超越与发展的。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关系成为阻碍生产社会化发展、导致资本主义各种异化现象丛生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一方面表现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导致的劳动异化；另一方面，这种异化同时还表现为由资本积累对自然的盘剥导致的自然异化。从根本上来说，自然的异化是劳动异化的表象，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剥削关系在自然领域的延伸。因此，自然的解放统一于人的自我解放过程之中。正如伯克特所强调的，“就目前为止，既然人类生产一般来说是由其社会形式以及特殊的阶级关系决定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生产过程就不能被作为单纯的自然过程。人与自然之间的生产关系必须作为社会调解自然的关系。”(17)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St Mattin’s Press，1998，p.238,p.29.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不仅导致物质财富货币化、抽象化，更促使资本家进一步摆脱对自然条件的依赖和和限制，肆无忌惮的掠夺自然。因此，只有正确把握生产关系的性质才能准确把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是导致生态危机、破坏人类生态正义的罪魁祸首。只有将追求生态良好的价值诉求与生产关系变革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对此，福斯特强调，“在本世纪，反对剥夺地球的斗争必须同反对剥削人类的斗争结合起来……所需要的是革命、是自然与社会新陈代谢的重构,将其置于人类的理性控制之下……别无他法。”(18)John Bellamy Foster. Marx, Value, and Nature，Monthly Review，2018,No.187,p.133,p125.

另外，在分析资本积累矛盾运动和把握资本运动规律的基础上，马克思又进一步设想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一方面，生态良好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将生态良好视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关于新陈代谢的理论分析之中。特别是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土壤肥力下降、城市污染、森林砍伐等生态问题，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致使自然与人的双重异化。然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实现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能够彻底消除资本主义新陈代谢断裂的现象。因此，格伦德曼认为，共产主义是人日益控制自然这一过程的顶峰。(19)Reiner Grundmann. The ecological challege to Marxism，New Left Review,No.187,1989,p.109.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构建是实现生态良好的根本保障。共产主义社会与生态原则的内在一致性不是一种单纯的主观设想，而是有着具体的社会实践基础。其中，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状况。从生产目的来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不是为了追求价值和剩余价值，而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为了满足人自身的真实需要；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来看，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实现了与生产资料的真正结合，“能够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8页。；从技术利用方式来看，未来社会的技术利用形式既不是资本主义的技术利用方式，也不是不要技术发展；人类自由发展的实现既有赖于现代化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物质满足，同时这一需要满足又不会对自然再生产构成危害。

四、马克思关于资本生态批判理论研究的当代价值

如今，面临岌岌可危的生态问题，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谋求构建绿色、低碳、环保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然而，生态文明的构建还需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尽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和学者率先关注和系统研究分析了生态问题，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理论观点和学派，然而细究起来，这些理论分析还存在严重的理论漏洞和实践困境，特别是对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还显得“水土不服”。我们强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回归。尽管受当时各种主客观原因所限，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这一问题做出专门、系统深入的研究，但不可否认其理论宝库中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他们关于生态问题分析的立场、思想、方法等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具体来讲，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生态批判思想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正确认识生态问题的产生与生产方式、文化价值的关系。长期以来，人们关于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争论不休。其中，西方生态中心主义学者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人的主观价值问题，认为自然也具有内在价值，“人类就不可能成为身外自然之价值的仲裁者”(21)戴维·佩珀:《现代环境主义导论》，宋玉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页。，忽视自然的内在价值势必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

诚然，生态问题确实与人的思想认知、价值判断不无关系，然而，生态问题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这一问题归根结底又是由人类社会特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问题分析中所采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以及运用这一方法对资本积累生态批判和社会批判的有机结合，无疑为我们正确把握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实质提供了指南。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将生态问题置于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中，才能真正判断某种社会生产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生产过程既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又涉及人与人之间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分配、交换等方面的关系，并且，正是人与人之间特定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正是运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将对物的批判与对人的批判、将对资本的生态批判与社会批判结合起来。“正是因为人类历史上创造了一个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使人与自然之间的代谢关系发生异化，因而制造了新陈代谢断裂和破坏了生态再生产的链条”(22)John Bellamy Foster. Marx, Value, and Nature，Monthly Review，2018,No.187,p.125.。然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强调对生态问题的分析要与特定生产方式结合起来，但这并不排除和表明其对文化价值因素的漠视，更不是西方学者所谓的“还原论”。相反，马克思强调的是，要在把握文化的实质、经济与文化辩证统一关系的基础之上，深入探究生态问题产生的深层次根源，并论证生态价值理念对于促进生态良好运行的重要意义。 因此，任何脱离特定经济因素，抽象、空洞地谈论生态文化的说教，实质上都难逃唯心主义的宿命。

第二，正确认识和处理生态问题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关系。长期以来，生态问题被归咎于“技术利用”、“机器大生产”、“工业化”等，甚至马克思恩格斯也被一些西方学者指责为“普罗米修斯主义”的代言人。如前所述，马克思确实对资本积累过程中由先进技术带来的物质创造力给予过肯定，然而，马克思并不是笼统地、盲目地赞美技术进步。首先，技术本身不等同于技术的具体利用方式。马克思曾经明确强调，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利用尽管“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0页。。这是由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利用服从于资本追求增殖的内在逻辑，成了资本剥削工人、掠夺自然的有效工具。人类社会生产发展有赖于科学技术进步，但是“经济体系，以及政治意识上对它的表达，对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都施加了重要的牵制”(24)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人、自然和技术》，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3页。。其次，物质生产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无论是对资本积累的批判还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马克思都从物质生产发展的角度进行了审视。“马克思所设想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消除剥削并且生产力的发展将因普遍的人的利益而被追求的社会。”(25)乔纳森·休斯：《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张晓琼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4页。离开了物质生产实践，人及人类社会也将无从发展。因此，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既不同于自然主义，也不同于社会建构主义，它是对二者的超越。最后，在马克思看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也不一定导致生态退化。马克思对资本积累进行的生态批判主要是对资本主义不合理制度进行的批判，而不是对现代化工业的极端指责。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能够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方式，经济发展不仅能够避免生态危机的可能，而且能够为实现生态良好创造良好条件。

第三，正确认识和处理利用资本与规制资本的关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资本积累进行生态批判是马克思生态理论研所运用的基本方法，正是这一研究方法使得马克思的生态批判思想呈现出显著的社会历史性、辩证性、社会建构性等特征。当代西方环境学者针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做出了两种极端的研判：一是坚信资本积累具有超越生态危机的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反对根本的社会变革；二是将资本积累视为诱发生态危机进而导致资本主义“毁灭”的根源，彻底否认资本积累的生态可能。以上这两种观点实质上都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具体来讲，就是没能正确把握资本积累的双重生态效应，他们或是全面肯定或是绝对否定。因此，上述错误认识无疑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误解，更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积累的运动规律和趋势。与之不同，马克思在对资本积累进行深刻的社会—生态批判的同时，又对资本积累的积极作用予以了肯定，并将其作为构建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前提条件。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只有依靠这一理论的指导，人们才能真正找到一条通往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

进入新时代，在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重温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科学把握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生态批判，不仅有助于我们彻底搞清理论上的认知，而且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一方面，我们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较之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要坚信社会主义制度是更有助于实现生态文明的社会制度。然而，我国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道路既不同于苏联模式，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传统模式，而是一种新型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制定和实施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治理方案。鉴于我国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既不能不顾一切环境代价地盲目追求生产发展，也不能放弃和停止发展，而是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尤其是在如何对待资本的问题上，我们既不能避而不谈，更不能谈及色变；我们既要认识到当前利用资本的可能性和益处，又要意识到其具有生态破坏的本性并加以规范。只有将利用资本和规制资本辩证统一起来，才能真正找到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治理路径。最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还要与人民群众自身发展结合起来。在马克思看来，生态文明建设统一于全面满足人类需要、实现人类自身发展的进程之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态环境及相关产品绝非属于少数人的奢侈品、专利品，而应当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6)习近平：《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8年5月20日。。因此，在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只有充分保障广大人们群众享受良好生态环境的权利，才能真正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需要，才能真正实现生态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