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广华,郭佳男

(1.哈尔滨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2.哈尔滨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6)

五四时期是活跃的时代，也是中国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时代。这个时期全国出现了数百个大大小小的社团组织，社团成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大舞台。由于不同的组织名称不同，有的称为“学会”或“会”，有的称为“团”，有的称为“社”，凡此种种，异彩纷呈，在此统称其为“五四社团”。这些社团中，其成员从青年学生到思想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其地域从繁华都市到边远省份，到处都有社团活跃的身影。五四社团的特征之一，是以“改造社会”为其宗旨，或改造一省，或改造中国。本文就改造社会的意识与路径做一分析，期盼学界同仁指正。

一、五四社团与改造社会意识泛起

对五四社团性质的界定是很复杂的工程，标准也具有多样性。对于当时的社团，可以按照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标准划分，这样划分非常复杂，基本涵盖各阶级阶层的社团组织，是非常庞大的文化工程，不是一篇论文能够阐述清楚的；如果按照意识形态来划分，把社团限定在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和文教界知识分子，相对来说比较可行。所以，本文拟从意识形态角度对当时的大中学校和文教界社团作一粗线条的分类。其类型大致分为四种。

一是初步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社团。这些社团并没有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精髓，只是对其有所向往和初步信仰。如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济南、北京、上海)、新民学会(长沙)、觉悟社(天津)、南昌改造社、陕西旅京共进社、利群书社(武汉)、励新学会(济南)，等等。他们大多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

二是以无政府主义为宗的社团。这类社团主要有：广州心社与晦鸣学舍；南京群社，出版《人群》；北京实社，出版有《自由录》。心社、群社、实社被称为“鼎足而三”的极端自由小团体；北京进化社，出版《进化》月刊；北京奋斗社，创办《奋斗》旬刊。无政府主义社团派别数量有80个左右。其中，有的主张“以自由契约而组织无国家的世界大联合”[1]，有的则主张以破坏为手段，实现“虚空太平，大地破碎”。

三是诸多社会主义思潮杂糅的社团。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泛劳动主义、互助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等都被当作社会主义宣传。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都是模糊的，对每一种社会主义都很欣赏，故而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兼收并蓄，相互杂糅。结果在思想界文化界掀起了有声有色的工读互助团运动。1919年12月，北京工读互助团率先成立，随后在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工读互助团的社团组织，如上海工读互助团、武昌工学互助团、天津工读印刷社、中大工读互助团、广东粤女工学互助团和女子工读互助团、上海沪滨伙友工读互助团、扬州第八中学工读互助团、北京毅士工读互助团，等等。这些组织试图通过以工读互助的方式改造社会。

四是倡导学术研究与砥砺人格的社团。这类社团认为，要救国，首先要做预备的工夫，即通过自我道德修养，完善人格；致力学术，研究新知；从事教育、文化和科学等事业，以振学术和社会风气。诸如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少年社会杂志社(南京)、少年学会(北京)、青年学会(开封)、新心学会(天津)、浙江青年团、永嘉新学会(温州)、新学社(天津)、新心学会(天津)、真学社(天津)、新共和学会(太原)，觉社(北京)、新学生社(广东)、芜湖学社(芜湖)等。

上述社团无论信仰何种主义，都有共同的意识观念，即用新思想、新文化改造社会。

湖南新民学会的宗旨为“改造中国与世界”[2]。少年中国学会“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3]，“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4]。陕西旅京共进社倡议“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5]；江西改造社也本着“改造社会”的宗旨[6]；工读互助团亦是把工读互助团看作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现我们理想的第一步”，将来如果实验成功，逐渐推广，就可以实现“小团体，大联合”的计划，全社会就是一个最大的工读互助团组织。这种改造社会的方式，被称为“平和的经济革命”[7]。

有的社团进行了广泛的联合，以增强改造社会的能量。1920年8月，天津觉悟社、北京曙光杂志社、青年互助团、人道社及少年中国学会等五个社团在北京举行茶话会。周恩来(觉悟社)提出了结合知识团体成立“改造联合”的主张，得到了大家的支持。随后，五团代表在北大通信图书馆召开各团联络筹备会，决定成立“改造联合”，当场议决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宣言》开篇明义说：“我们集合在‘改造’赤帜下的青年同志，认今日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到民间去”!“去切切实实地做点事”[8]。在《约章》中，他们确定“改造联合”的宗旨为“结合各地革新团体，本分工互助的精神，以实行社会改造”[9]。

在众多的社团中，虽然表述不同，如或称“改造社会”，或称“改造中国”，或称创造“少年中国”与“少年社会”，或称“改造联合”，其实质都是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本着“改造社会”的意识，除旧布新，创造一个“新社会”。因此，“改造社会”已经成为众多社团所致力的奋斗目标。

二、改造社会的路径与实践

在不同的社团中，由于出发点不同，改造社会的路径也不同。有的社团认为，改造中国，应该从改造一省开始，如甘肃旅京新陇杂志社、陕西旅京共进社；有的认为应该从某处实验着手，实验成功了，改造中国就完成了，如工读互助团；有的社团认为，改造社会应该先做预备的功夫，先改良学术，完善人格，然后才配谈改造中国，如少年中国学会等。

第一，改造一省的路径。改造一省被认为是改造中国或改造社会的第一步。甘肃旅京《新陇》杂志社、陕西旅京共进社是这种意识的代表。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从改造一省开始，但最终都融汇到了改造中国的历史洪流中。

1920年3月，《新陇》杂志社在北京成立，它是在京求学的部分甘肃进步青年发起的，社员40余人，兰州、西宁、武威、宁夏、天水、平凉、陇西、狄道、酒泉等地都有该社代派处。他们的主要活动以编辑《新陇》月刊为主。

他们创办《新陇》杂志的原因，实是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产生了革新甘肃的思想动机。《新陇》“发刊词”指出：“去年五四运动，实吾国民觉悟之表征，自决之发轫也。一年来鼓舞奋勉，不遗余力。或则从事社会事业，或则从事政治改良。……一般学子则又从事文化运动，创刊杂志，输入学理，吐故纳新，日新月异。……回顾吾陇，暮气沉沉，大梦未醒。……呜呼!人则一日千里，我犹故步自封。人则采择精华，我犹株守旧物。……同人等睹此情况，心焉忧之。于是集合同志发刊杂志，名曰新陇”[10]。由此可看出，他们要创造一个新的甘肃。而首要之途就是输入新思想新文化，为此，他们确定该杂志的宗旨是：“输入适用之知识于本省，传播本省状况于外界。”[11]要革新甘肃，首先要寻找甘肃闭塞落后的根源。他们认为，甘肃落后，归根结底是由于教育不发达，对症下药，药方就是要发达教育，“因为教育发达，人民才有根本的觉悟，好来容纳新的潮流”[12]，这样，在宣传上，《新陇》把重点放在了研究教育的问题上。

如果仔细分析他们对教育问题的阐述，不难看出，他们运用的还是实用主义的教育理论，颇有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性质。杂志社发起人张明道撰文说，教育“是改造社会的一种东西”，“教育的实施，要恰恰合社会的需要，针对社会的病症呢。譬如社会上发生了贫穷问题，就要注重职业教育，以谋平民的生活。社会上发生了男女知识平等的要求，就要提倡女子教育，叫男女同校，以应付这个环境呢。社会上发生了贵族制度，和知识阶级问题，教育事业，就要为全体人民着想，实行平民教育呢”[13]。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一点一滴地改良，和胡适的观点如出一辙。这种教育救国只能把人们的视线引到一个个具体问题上，而不能从根本处解决社会问题。所以，根据这种理论去改造社会，永远达不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新陇》杂志社是关注地方改良的社团，在当时众多的社团中，颇有地方特色。它对改善甘肃的社会风气，改变甘肃闭塞的思想氛围还是有积极作用的。通过他们，新文化的空气吹进了西北边陲，有利于西北地区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

共进社是由陕籍在京求学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是为改造陕西而成立的。陕西尽管地处西北较为偏僻之地，同样处于军阀残暴统治之下。1920年前后，统治陕西的军阀前有陈树藩，后有刘震华，而后者被称为“半匪武人”，可见其残暴至极。在北京求学的陕西青年学生，深受五四运动和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也力图通过自身之力，改变陕西的残酷现实，因此，创办刊物、集会结社成为他们表达诉求的主要方式。1919年，旅京陕西青年学生组织了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出版《秦钟》月刊。《秦钟》发刊辞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他们办刊的原因和刊物的宗旨。

《秦钟》发刊辞指出，“民国成立，于兹九稔矣。……外则强敌侵凌，内则军阀跋扈；牺牲我财产，剥夺我生命，拑塞我口舌，摧残我舆论，蔑视公理，蹂躏人权”，所以，民国虽然已立，也只是“革其名而存其实，仅有皮毛之变相，而无彻底之改革。故遗此辈贪官污吏、军阀财虏，以为吾人生活之蟊贼；及虚文、溽礼、恶风、浊俗，为国家进化之障碍物焉”[14]。要使民国真正成为民国，必须割除廓清那些蟊贼及障碍物，以“求符其名”，故而“彻底改革之重任，吾侪青年固当毅然负之而义不容辞”[14]。旅京陕西青年学生身处新思想新文化的中心，感受到时代潮流的奔腾不息，而对于陕西人的听天由命和顺其自然，他们深感焦虑。他们批评陕西人的宿命观：“独吾陕人，则犹在大梦中。死伤遍野，疮痍满目，十室九空，民无生趣而反谓命该如此”，因此，他们要唤起陕西人的自觉心，提高陕西人的认知能力。这样，他们把《秦钟》的宗旨确定为：“(一)唤起陕人自觉心；(二)介绍新知识于陕西；(三)宣布陕西社会状况于外界。”[15]他们要用新思想新文化剔除陕西人根深蒂固的旧道德旧文化，向陕西输入现代文明。

《秦钟》出版六期后因经费不足等原因停刊，但陕西进步学生与恶势力的斗争没有停止。1921年10月10日，《共进》在京出版，《共进》“是为反抗恶势力而出生”[16]的。他们出版《共进》是基于内力和外力的共鸣：“内力”是凭着“自己热腾腾的良心”，把“‘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的千斤重担担在肩上”；“外力”是“陕西年来土匪遍野、民贼肆虐、天灾流行、民不聊生……种种悲惨的景象，迫得我们不得不赶紧起来，做我们所当做、所能做的事情”。[17]可见，内心的驱使和时代的责任，成为他们共进的动力。他们是陕西社会最先觉醒的先进分子，成为引领陕西时代潮流的弄潮儿。

当时陕西处于“半匪武人”刘震华统治之下，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横行暴虐，民不聊生，所以，《共进》出刊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发起驱逐军阀刘镇华运动。《去刘篇》《驱刘篇》《刘祸种种》《去刘之后》等文章不仅揭露了刘镇华祸陕的罪行，而且认为“去刘”是“改进陕西路径上必须要走的路”，“去刘”的直接方法是“罢税、罢工、罢市、罢学”以及“群起而攻之”。[18]既然把驱逐军阀作为改造陕西的第一步，军阀被推翻之后如何治理陕西？他们提出实行一种“完善的自治”，具体操作就是“废督”“裁兵”“知识分子专政”和“组织小实业团”。[19]这种政治主张与当时的改良主义思潮形成了共振。

《共进》出版一年后，1922年10月10日，共进社在北京成立，《共进》成为该社的机关刊物。无论是《共进》还是共进社，其目标和宗旨都比《共进》创刊时期视野开阔了，他们走出了陕西的范围，把社的宗旨确定为“提倡文化，改进社会”[20]。他们不仅关注陕西的局势，更加注意了世界革命潮流和国内政治形势，对军阀的态度，不仅仅要打倒陕西军阀，还要打倒全国军阀。他们认为：“中国要好，非先打倒军阀不可”[21]。

主张改造社会从一省开始的社团或刊物还有很多，大多是省份命名的，如《新安徽》《新浙江》《新湖南》《新湖北》《新四川》等。

《新安徽》是旅沪安徽青年组织出版的刊物，1920年12月创刊。他们也是主张改造社会从省改造开始。他们认为：“我们因为要求‘世界大同’底实现，所以就要将中国从根本上来改造一新。因为要改造‘新中国’，就不能不从各省改造起”[22]。而各省改造的办法，就是实行各省的自治，“一省改造，省省改造，联省宪法成立之日即我中华民国改造大业成功之时”[23]。《新浙江》是旅京旅沪浙江人组织的，1921年2月创刊。《新浙江》发刊词阐述其宗旨曰：“本社同人，本德漠克拉西之主义，倡浙江自治之先锋，反对专横之军阀，推倒万恶之绅董；以浙江人治浙江，以浙江平民治浙江”，“本社社员，人人负有改造旧浙江，建设新浙江之责任”，并且要“各尽所能，各尽所知”[24]。无论是建设新安徽还是新浙江，实质都是当时联省自治改良思潮在各省的翻版。

第二，“小团体，大联合”式的改造路径。这种改造路径是抛开现实社会，另外创造无数个“小团体”，即“新社会”，然后各个“小团体”加以联合，整个社会就改造完成了。这种改造路径的提倡者是王光祁，其实验载体是工读互助团。

在王光祁的奔走努力下，1919年12月底，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共四个组53人，开始了“小团体，大联合”的社会改造实践。

第一组，有21人，在北京大学附近，其事业办食堂、印刷、英文专修、洗衣、放电影；第二组，19人，在工业学校、北京师范学校附近，事业有办平民消费社(贩卖书报)、平民补习学校、平民洗衣局、平民工厂、食堂；第三组，有3个人，是女子工读互助团，在女子高等师范附近，以织袜、缝纫、刺绣、小工艺、贩卖书籍商品等为工作范围；第四组，10个人，在景山东街松公府夹道8号，开一个食品杂铺，名曰“劳食轩”。他们想通过各组的事业，大家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和学习，以实现心中的理想：“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25]!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试验结局如何呢？第一组为例。

首先,经济危机。第一组团员施复亮做了明确统计：(1)电影：“每天四人工作，做工时间约三四点钟。……办了一个多月，除了收回资本一百三十元之外，还余存三十元。……电影万难支持下去，加以一连好几天生意冷落，不得已只得停止了!”(2)洗衣：“每天四人工作，每天做工五点钟。办了二个多星期，仅仅收入七十几枚铜子。……也只得把洗衣停止了!”(3)印刷：“办了一个多月，大概赚三元钱！”(4)英算专修馆：“每天工作总在六点钟以上。……每月收入约有四五十元。这一股很可过得，但究非我们所愿做的工呵!”(5)食堂：“平均每天十二个团员在食堂里吃饭，要拿出大洋一元五角”，即每天要亏空一元五角钱，“这样亏下去，我们当然是吃不起的呵!”[26]

其次，团体内部的思想分歧和感情不洽。每个团员都带着自己的“个性”加入团体中来，自然就会和集体主义的生活发生矛盾。施复亮说：“因为讨论共产问题，主张不合，自愿退团者五人；后来讨论家庭问题，退团者也有一人”；所以，“彼此感情渐渐隔阂，团体精神渐渐涣散”，这个时候，“差不多大家对于这个团体都没有十分感情，除了一二人以外，都不愿去维持它。三月二十三日开一个会，议决各人自由另找工作，工读互助团的主张，从根本上推翻”。[26]

第三，做好预备功夫，然后创造新中国的改造路径。预备功夫就是要从教育、学术、人格修养、文化、实业和其他社会事业入手，以振风气，然后去创造新中国——少年中国，创造新社会——少年社会，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少年社会杂志社是1919年冬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进步学生因出版《少年社会》而聚集起来的。该社对《少年社会》的宗旨进行了这样的解释：“少年的社会是有少年精神气象的社会——进步的社会。社会的少年，是有社会情感的少年——协助的少年。有了社会的少年，才能创造少年的社会。……怎样使现在少年变成社会的少年，现在社会变成少年的社会，这就是我们的宗旨。”[27]如何实现这种理想社会，他们认为“人类得享有很大的幸福的缘故，就是靠着教育”[28]。通过教育使军阀、官僚、资本家能够奉行“自利利他主义”，把个人的观念变成为社会的观念。有社员说，今日社会的黑暗和混乱，“从根本上讲起来，就是因为大家的观念太狭隘，只有‘我’的观念，没有‘我们’的观念”，只知道自利，不知道利公众的缘故”。假如军阀与政客、议员、资本家“常常替客观的人想一想，把单数的‘我’的观念化为复数‘我们’的观念”，[29]那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消除了剥削和压迫、纷乱和黑暗，理想的社会就实现了。

新共和学会于1920年4月成立于山西太原，是山西大学学生组织的社团。他们因不满意中国当时的共和制度(亦不满外国的共和制)，希望创造、试验出一种新的共和。为此，他们确定其宗旨为“研究学术，宣传文化”；其目的是“欲本学术上种种方面的研究，文化上种种方面的进行，以期创造新人生，新社会，新共和出来”[30]。

少年中国学会把“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31]为宗旨。他们认为“先使中国人的思想习惯非彻底地改革一番不可，非经过一番预备工夫不可！”其“预备工夫，便是要先将中国人个个都造成一个完全的‘人’，然后再讲什么主义”！[32]所以，《规约》规定，每人必须研究一种学问，如在文科、理科、工科、农科、医科、商科、政治科、法律科、经济中选择一门；在学会的刊物《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上，学术方面的文章占有绝大部分，涉及哲学、宗教、文化教育、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学术研究实际上也正是学会宗旨“本科学的精神”的具体体现。他们要用学术、知识与文化去创造“少年中国”。宗之櫆(白华)阐述说，先在山林高旷的地方建造大学，“研究最高深的学理，阐发东方深宏幽远的思想、高尚超世的精神，造成伟大博爱的人格；再取西方的物质文明，发展我们的实业生产”。所以，“我们并不是用武力去创造，也不是从政治上去创造；我们乃是从下面做起，用教育同实业去创造。教育实业本是社会事业，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从社会方面去创造‘少年中国’！”[33]

三、改造社会的终极走向

五四时期众多社团本着改造社会的理想，从事宣传和社会的活动。在改造社会的主张和实际运动中，随着新思想的深入传播和社会潮流的涌动，各社团的主张与行动呈现出前后不同的走向。从基本规律来说，前期大多体现改良主义色彩，而后期则出现分化。导致分化的节点基本是两件大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二是国共合作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分化后改造社会的走向基本有三种，或走向革命，或继续改良，或放弃改造社会的初衷从事其他的事业。

前述改造社会代表性三种路径中的社团都发生了变化。

陕西旅京共进社前期注目的是陕西社会的改良，如去刘、废督、裁兵和促进自治，而着力点是驱逐陕西军阀刘镇华。1923年以后，共进社趋向革命，对国内政治秩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中国目前应解除的两大恶势力，是国际资本主义和军阀政治。……打倒军阀是对内谋政治清明的唯一的第一步方法，而于解除国际资本主义，亦为釜底抽薪的办法”[34]。同时他们渐渐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寻求十月革命的真理，并介绍宣传十月革命。《共进》第49期发表了《俄罗斯革命第六周年纪念》一文，歌颂了十月革命，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必然要“伸出她的可爱的手，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以有力的帮助，共同去打破旧的社会秩序，创造新的社会了”[35]。1924年，共进社制定了纲领，修改了章程。在纲领中指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相勾结奴役中国人民的事实，放弃了“提倡文化，改造社会”的空泛主张。他们认为“对于整顿东方文化这种事业，仅认其有极小的价值，且不以这种事业为切合适用，去从事提倡和鼓吹”；相反，他们认为“政治问题是目前最急切的问题，经济问题又是一切问题中之根本问题”[36]。1925年，共进社在陕西三原召开了第二届代表大会，并发表了大会宣言，宣言精神与中共二大的民主革命纲领相吻合。宣言指出，帝国主义和军阀腐旧势力，彼此互用，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联合压迫宰割中国民众，“遂使中国今日的情状，形成了两大阶级：一为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军阀与军阀之走狗政客、官僚、劣绅、污吏同一切恶势力，合为少数统治阶级；一为受此统治阶级压迫之大多数民众、农、工、小商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使大多数民众困苦流离，转乎沟壑，造成了今日中国这种纷扰万状、民不聊生的乱象”。要扫除这种乱象，必须“(一)唤醒一般民众使之奋起；(二)实地指导民众组织团结；(三)武装民众；(四)以民众的武力打倒一切统治阶级”[37]。可以看出，这时期的共进社已经跟随了中共的反帝反封建的步伐，成为讨论民主革命问题的阵地了。

1926年，由于《共进》鲜明的政治立场，被奉系军阀封禁，理由是“大共小共，都是一共”(大共指共产党，小共指共进社)[38]。共进社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陕西革命事业的排头兵，诸如李子洲、魏野畴、刘含初、谢子长、刘志丹、杨东升等等；另有一部分出国留学，从事文化科学事业，如杨钟健，后来成为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的则走向其他道路上了。

本着“小团体，大联合”改造社会的工读互助团运动像旋风一样很快消失了，留给人们的是深深的思考。实践者之一的施复亮(存统)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其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改造是不中用的”；其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无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39]。很快施复亮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为改造社会先做预备的功夫，以学术、文化、教育、实业等方面做基础，这是少年中国学会(简称少中会)等社团的改造路径。学会刚刚成立时，基于对研究学术和人格修养的认同，会员们都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创造“少年中国”的活动，尚无明显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伴随中国民主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学会是否采取一种主义和会员是否参加政治活动的问题日益突出起来，终于在1921年的夏季突出起来。

1921年7月1日，少中会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年会，参加成员有23人。讨论焦点是“主义和政治活动”问题。在“主义”问题上，形成了两派的意见。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刘仁静等主张“采取或创造一种主义，以为学会的主义”，“便于分工互助；向外活动才旗帜显明，易结同志团体”；坚持思想自由的会员如邰爽秋、李儒勉、方东美等认为，学会既以学为名，“本无规定一种共同主义的必要。且一人所信的主义，是否他人或全体所能了解同意？强定一种共同主义，必致因大家意见不同引起分裂”。这样，在“主义”问题上，会员之间没有取得共识，最后表决时，“主张不要主义的六人，主张要主义的十七人”[40]。可见，对“主义”的认可度占有多数，也说明会员的思想变化程度。

对于政治活动问题，参加讨论的会员有22人。多数会员认为，应允许会员自由从事政治活动，不必以学会团体名义，但前提是“以不违背本会精神，能不同流合污为限”。最后，以参加“社会活动”应包括广义的政治活动(不仅加入现政界，凡打破现在政治组织从事革命者，为广义的政治活动)“进行表决时，赞成者19人，反对者3人”[40]。参加政治活动成为多数人的主张。

1925年7月中旬，少中会在南京召开第六届年会，这次年会成为了少中会“最后的晚餐”。在这次年会上，以恽代英、沈泽民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与左舜生、曾琦、陈启天、余家菊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大会在讨论“对于外患与内乱交逼之中国应采取何种方案”时，左舜生等“绝对主张国家主义，而恽代英、沈泽民反对之”[41]。由于参会代表国家主义派占据多数，因此，大会通过了陈启天提出的以“国家主义”为精神的提案，恽代英、沈泽民则放弃了对“宣言草案”的表决权，以示抵制。至此，学会的分化已成为定局。对于这种形势，有些会员认为会员的信仰不一，实有进行改组的必要，这样，大会组织了改组委员会，对学会进行改组。第六届年会后，少中会在无形中停止了活动，少年中国学会解体了。

四、结语

五四社团就其本质说，是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造旗帜下的聚合。这种聚合表现为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局部聚合，即一个地区或一个学校的组合，如新陇杂志社是由部分在京读书的甘肃青年学生组成的；旅京陕西共进社是由陕西在京学习的青年学生组建，其后又在陕西发展了新的会员；新民学会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进步师生发起，如毛泽东、蔡和森、邹鼎丞、张昆弟等人，会员是长沙乃至湖南各县市的进步学生和青年教师，如长沙的楚怡小学、周南女校、第一师范附小、高等师范学校等，都有新民学会的会员；二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广域聚合，即跨地区的组合，具有统一战线性。其最生动的体现就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遍及海内外。这两个特征实质体现了五四社团的成分结构。这个成分结构是单一的，队伍是纯洁的，他们都是各地爱国忧时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具有自觉自决意识的先进部分。他们没有沽名钓誉的野心，有的只是报国救国的热情。因此，他们代表的是各地的先进分子早日实现崭新中国的远大愿景。

五四是个特殊的时代，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接受了当时新文化新思想的启蒙，承载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任，基于满腔热忱，举起了“改造社会”的大旗。尽管改造社会的路径不同，思想观念不同，但他们的初衷都是可贵的，精神是崇高的。正是他们的改造和探索精神，鼓舞着时代弄潮者继续高举改造社会的旗帜，开始了新的改革或革命征程，为近代中国开创了一个伟大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