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积梅

(郑州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南 郑州 450044)

河南周口籍作家孙方友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创作了几百万字的长、中、短篇小说，代表作有《虚幻构成》《谎释》《陈州笔记》系列、《小镇人物》系列，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捷克等国文字。其中，孙方友以笔记体创作的《陈州笔记》系列与《小镇人物》系列影响巨大，在中国当代小说的艺术长廊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号称“中国当代笔记小说之王”。阅读孙方友的笔记小说，可以感受到贯穿其作品中的鲜明的传奇色彩。

一、孙方友小说的地域性色彩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赋予特定地域的作家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和创作源泉。由于特定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也体现着作家根植的地域色彩。文艺界的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在分析批评作家的作品风格时，也常常强调地理因素的影响。19世纪法国著名的文学史家丹纳曾提出过决定文学的三个要素分别是种族、时代与地理环境。“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 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1]人们说起江南，会立刻联想到小桥流水、烟雨画船，还有古代诗人的清词丽句，深受江南文化浸润和滋养的江浙文学大多表现出闲适格调或女性柔情等“婉约”风格；湖南文学更多地受到了“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熏陶，湖南籍作家的作品多彰显的是厚重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想象奔放的自由精神。

作为河南周口籍作家，孙方友的文学创作也体现出鲜明的河南古陈州的地域特色。在孙方友的生命中，故乡不仅是他生命底层的传奇记忆，还是他艺术生命的传奇背景。他说过：“我的故乡淮阳为古陈州，那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那里不仅有人祖伏羲的陵墓、伏羲画八卦的八卦台、神农尝五谷的五谷台、龙山文化的遗址平粮台、孔圣人厄于陈蔡的弦歌台，还有曹子建的衣冠台、包龙图下陈州怒铡四国舅的金龙桥，以及水波荡漾的万亩城湖。除此之外，她还是中国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建都之地。我从小就浸淫在这种古文化的环境中，不自觉地吸取着传统文化积淀中的精华。这些年，以发掘历代掌故、民俗、轶闻逸事为能事，立创意于继承之中，化古朽为神奇，更是吾努力之处。我试以当今语流走向和现代意识，或沿袭其故事注入先锋意识，或创意于民间传说浇铸新的精神。”[2]孙方友的故乡热土上有那么多神奇的传说，“面对家乡这一宝藏，他像阿里巴巴一样，喊一声芝麻开门吧，宝库的大门打开了”[3]6。故乡生活的厚赐经由孙方友艺术手段的加工，看似平平常常的故事变得灵动而充满传奇色彩。

孙方友承认在自己的文学生命中，故乡具有十分丰富而又深刻的本源意义。亲见耳闻的故乡的种种人事与生命传奇，都烙印在孙方友的心灵与记忆深处，一点点地转化、沉淀成他文学经验里的传奇。为小人物立传，是孙方友小说创作的美学根基。墨白坦陈，孙方友《小镇人物》系列小说是“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立传，是孙方友‘新笔记体小说’的美学根基”[4]。孙逊也说：“‘陈州笔记’和‘小镇人物’，前者以写事为主，后者以写人为主；前者可称乡村社会的‘百科全书’，后者则是底层人生的‘百姓列传’。”[3]5为小人物立传的美学根基，决定了孙方友的写作对象就是生活在他故乡低层的广大的社会民众，他要写出他们的爱憎与哀乐。孙方友就像一个历史考古学者，捡拾起散落在故乡历史角落的碎片，拂去厚厚的历史尘埃，力图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发掘那些被忽视或遮蔽了的人性人情。

《陈州笔记》和《小镇人物》这两个系列的作品，总计600多篇，塑造的人物有700余人。孙方友的笔端囊括了颍河镇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陈州笔记》和《小镇人物》记载的人、事，看起来是那样真实生动，似乎并不传奇。但事实上，“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动人的传奇”[5]。因此，传奇不一定非得“志怪”，地域中的“世情”本身也早已包含着传奇。

二、孙方友小说的传奇色彩

所谓传奇，从语意上理解即是指对奇闻逸事的记录与叙述，而就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来看，其要旨之一则是以生动的情节来讲述动人的故事。传奇最关键的在一“奇”字。

(一)人物乃至故事本身的传奇性

孙方友小说的传奇叙事，首先体现在人物乃至故事本身的传奇性。这也是他的小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张大头》中，张大头和母亲一起摆摊炸油条，没人知道这个干净整洁的张大头的母亲是一个身怀赌牌绝技的高人。其貌不扬的张老太太在儿子赌输本钱时才偶露峥嵘，在赌场只两个时辰便赢了四百多元，但只取了儿子赌输的二百元便在众人的错愕之中揖手而去。在张大头缠着母亲要学这门绝技时，张老太太用面杖敲打儿子的头，正色厉告儿子：“找死！”张老太太的赌牌绝技是如何得到的？她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这些疑问更增添了张老太太其人的传奇色彩。其貌不扬的张老太太也许就是我们身边的怀有不同绝技的李老太、王老爷子等等，这样的奇人行事，让读者掩卷叹息高手在民间的同时，也对他们的身怀绝技而充满了好奇之心。一个看似平常的故事也因而被讲述得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

《泥兴荷花壶》里，叙写的是陈家传人陈三关制壶的神奇。作家孙方友首先交代陈家制壶有绝技：制壶的土质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外观也必得慎重处理，壶音都是严格按照音律调制而成。所以，陈三关用壶就可以弹奏出美妙的《春江花月夜》。而在陈三关得知他挑出的宝壶的买者竟是段祺瑞时，心中大吃一惊，平静之后说：“此种宝壶为百里挑一，实属宝中之宝！据我所知，此种壶多有灵性，得此壶者，能救主人一命！”段祺瑞不信，便对着壶身打了一枪。子弹当真只穿过壶的一壁，弹孔处也只一个圆眼儿，四周无一点炸纹。小说把陈三关制壶的弹奏法写得生动活脱，纤毫毕现。小说的另一传奇之处也就是在结尾处的宝壶最终救主。小说从始至终都让人读来感觉无限的神奇。

《宋老三》里，宋老三闯荡过江湖也是有些文化的，娶了干净、整洁而又文静的于凤枝，两个人的日子恬静又幸福。幸福生活的唯一缺憾是结婚多年于凤枝没能给宋老三生个孩子。虽然宋老三不以为意，对于凤枝依然疼爱有加，然而于凤枝的不生育却被众乡邻看成了莫大的缺陷，甚至被看成不洁不吉利之人被谈论。因为被当成不吉利的人，乡亲邻居们娶妻嫁女也都不用她帮忙，这给于凤枝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宋老三侄儿的婚礼上，新娘拒绝于凤枝给自己做伴娘，迟迟不愿发亲且以毁亲相威胁。备受打击的于凤枝羞愧之下投井身亡。失去爱妻悲愤至极的宋老三，竟怀揣菜刀不动声色地到了女方家，见人就砍，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人命惨案，宋老三最后也被警方击毙。一对原本幸福的夫妻就这样满含冤屈地走到生命的尽头，美与善良就这样在人间遭遇了荼毒。阅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会让人想起鲁迅小说《祝福》中被无主名杀人团撕裂的祥林嫂最后的崩溃，想起萧红《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的惨死。斗转星移，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类似这样的无主名杀人团的幽灵也还依然在大地上游荡。这样的小说结局，引起读者对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意识的悲愤之情。

(二)小说故事情节的陡转

孙方友的传奇叙事不仅仅体现在其所写故事、人物的传奇性，还表现在他对于传奇的趣味与选择上，在于小说故事情节的陡转。孙方友的小说在一波三折之后，却每每来一个情节陡转、出人意料的结尾。这种连环套似的情节设置，既体现了作者的机智与老辣，也更增添了小说的传奇色彩。

《瘫匪》中，一个瘫子因为饥荒无以为生的情况下，走上了打家劫舍的不归路。在常人的观念里，拦路抢劫的人多是身强力壮之人，或者至少也是身体健康的。而《瘫匪》的主人公却是一个患着瘫痪之症的残疾人。每天日落时分，他便艰难地爬到村头路旁，用红绫包了扫帚头儿当手枪，身边又备一木棍。若有人来，便远远地高喝：“把东西放下！”见被劫的人迟疑，他又呵斥：“快一点儿，等我站起来可没有你的好处！想你家中定有妻儿老小，我不忍害你一条性命，快走吧！”就这样，这个瘫痪之人的打劫还屡屡成功。常言说得好，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在一次打劫中，他就碰到了一个难缠的对手，来者无视瘫匪的喊话与威胁，反而步步紧逼，“瘫子双目失神，高度紧张，知道自己命在旦夕，心想死也死得英雄，便咬紧牙关，猛然抖动上身，大吼一声，挣扎着要站起来——瘫匪恍觉高大起来，在惊恐中站起了一个灵魂，激动得他喷了一大口鲜血”。劫匪抢劫不成反受惊恐惧的情节设置，让人读来一波三折。小说出人意料的结尾其实也在意料之中，这样的反转叙事就使行文平添了一丝传奇成分。再如在小说《月夜》中，孙方友凭着自己的传奇性叙事把读者一步步地引进他的叙事陷阱。在读者对飘飘小姐满怀同情和怜惜之时，作家孙方友却来了个漂亮的“回马枪”，那个看似娇小柔弱的飘飘小姐原来是一个老谋深算却又深藏不露的女特务。“回马枪”的写作使得整个小说结构一波三折，也强烈地吸引着读者的阅读兴趣，最终达到了“言尽而意无穷”的留白效果。

《郭县长》是一篇批判官本位思想的小说。一个普普通通的村民老郭，因为姓氏与县长相同，长相与县长相像，被误认为是县长。他也萌生了一个决心，要培养一个做县长的后代。可惜事与愿违，大儿子欠债下了海，小儿子虽然娶了厅长的女儿，有了政治靠山，却也由于得意忘形，受挫之后也一蹶不振。沉迷在官本位思想的老郭，听信风水先生之言，为了能埋入风水宝地造福子孙，不惜舍身自杀。却没料到下乡的扶贫队长是无神论者，老郭最终被埋到他所谓的风水宝地之外的其他地方，落得个鸡飞蛋打，白送了卿卿性命。小说虽短，但孙方友用行云流水、酣畅淋漓之笔刻画了老郭的可悲、可怜、可叹。在刻画小人物老郭的官本位意识及其行为时，真正做到了入骨三分、惟妙惟肖。类似这样，利用巨大的心理落差使得读者的阅读期待落了空，进而营造一种意料之外的剧烈的审美冲击效果，这种陡转造成的陌生化的传奇叙事策略，正是孙方友小说的一大特色。

三、孙方友的“世情传奇”与对传奇传统的继承

孙方友的传奇叙事，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学传奇传统的自觉承袭，也体现了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经验”对他的影响。

唐人在“有意作小说”时，便内含着生活化、言情化、甚至世俗化的意蕴，才逐渐形成了以普通小人物为主要对象的“世情传奇”与传统。及至明清戏曲传奇，乃至再后来的《金瓶梅》《红楼梦》等，都是在“世情”的层次上与传奇相通。所以，传奇并非不能采用“实录”笔法。鲁迅也曾说过：“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6]孙方友小说的传奇叙事，也许正是因为他在一个个短短的篇幅中，精致地描摹底层生命个体的喜怒哀乐，在复原了生活本来面目的同时，也发掘了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底层生活与普通百姓的文化精神风貌。《蚊刑》里用蚊子吸血叮人的处罚是很奇特的。贪官们如吸血蚊子，来了一批又一批，一直到吸干人血。一群曾经被惩以蚊刑的土匪抓住了贪官，也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料一天过去了，贪官没死。原来，这个贪官深知其中奥妙：“蚊子，懒虫也，吃饱喝足便是睡觉。吾一夜无眠，怕的就是惊动他们。这样一来，后边的蚊子过不来，趴在身上的已吃饱，是它们保全了我！”作者似乎在“讲古”，其实是用了象征手法，在不足两千字的篇幅内活画出历史中黑暗的官场状况，同时也表达了对现实的关照，具有极强的现代寓意。

中国小说发展成熟的标志即唐人传奇。后经明清小说的渐变，一种“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的文学叙事样式，逐渐成为一种叙事模式，进而成为一种传统小说创作或接受的思维模式。有学者论述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特征时指出：“我国古典小说，情节大多很生动，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其中的故事性。一部《水浒》创造了多少生动的故事；一部《三国》呈现着何等错杂的纷争；就是短篇，情节也都曲曲折折，有很强的故事性。”[7]陈平原在观察到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与发展与西方现代小说的关系时认为：虽然人们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参照系，无论是“用西方小说眼光反观传统”，还是“用传统(诗文小说)笔法来解读西方小说”，实际上，它们之间是“互为因果”或“循环往复”，并没有在现实层面打破早就根深蒂固的传奇理念和叙事传统。尤其在中国整个的现代文学阅读过程中，中国读者最传统的审美趣味和阅读习惯，还是“善于鉴赏情节，而不是心理描写或氛围渲染”[8]。“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读者看小说注重故事性的习惯依然没有改变，人们阅读的唯一标准还是“传奇化的情节，写实的细节”[9]。因此，近代以降的中国优秀的小说家们，他们无论是假借“启蒙与救亡”的主题来提高小说的主流正宗地位，还是重新梳理与评价中国传统小说的价值与作用，终究难以回避“传奇”叙事这个先在的传统与背景。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步伐，中国文学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学潮流，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不可否认，有些现代文学叙事样式逐渐走上了与商业化合流的轨道，小说家们也面临着传统与现实的双重压力，他们一方面尝试着叙事模式的变革，一方面又有意无意地迎合着市场的需求。此时，小说创作向通俗化与传奇化的市场天平倾斜，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从而出现了娱乐化、趣味性乃至新异的写作趋向，形成了一种对传奇传统承袭与转化的写作样态。这也印证了国外学者的断言：“所有优秀的小说都必须带有传奇的一些特质……就最普遍和持久的层次而言，也许这样理解现实小说更为准确，它是传奇的变种而不是取代了传奇。”[10]

从那片神奇的古陈州的土地上走来的作家孙方友，像一个悠闲而又睿智的品茗老者，娓娓道来地讲述着故乡的人与事，而这些人、事又多充满传奇意味；加之他独特的对传奇的趣味与选择，使得他的小说形成了一种鲜明的传奇叙事特色。这种传奇的叙事特色，给孙方友的小说带来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