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林

(皖西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姐妹情谊(sisterhood)原是一个政治术语，是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一个口号，在女权主义运动中被广泛应用。后来，姐妹情谊发展成为妇女解放运动必不可少的力量源泉和女性主义批评特别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目的在于共同反抗父权制，号召所有女性，不分种族、阶级、性别差异团结起来，寻找有效的两性对话途径。

实际上，自从弗吉利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指出女性情谊盟约以来，女性主义者们就一直在争论，建立女性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什么，这关系是否与那些不分性别的关系有什么不同。伍尔夫在自己的名作《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表示，建立女性情谊，主要是为未来的女诗人铺平道路。伍尔夫的女性盟约主要还是指女性在写作一项上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从那以后，“姐妹情谊”主题的书写就在女性主义文学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广义上说，“姐妹情谊”意味着女性之间精神上的彼此扶持、交流、帮助等，这一主题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它对彰显女权、发出女性声音、寻求两性平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名始终关注女性生存状态的女性作家，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也毫不例外的将笔触深入到这个主题。在她的小说中，阿特伍德向我们描写了各种各样的女性之间的关系。她在1986年发表过一篇《那种叫作女朋友的东西》的重要论文，在她看来，在传统或主流小说中，女友的概念是被极度的边缘化的。而女性之间的情谊是重要的，但也是复杂而深刻的。她一直试图“破除过度美化、简单化女性关系”[1](P79)，因此，她的作品中的“女性情谊”是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过于理想化女性关系的“情谊”的。她声称，“女性并不都是相同的……你不能用大写的女性来谈论女性。这种方法过于简单化”[2](P8)。因为女性之间既存在相互信赖、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撑的可贵的姐妹情谊，也存在由于受男权机制和男权文化的影响，从而产生的相互伤害、相互嫉妒或压迫的女性关系的黑暗面。

一、《猫眼》：女性对女性的暴力伤害

小说《猫眼》是阿特伍德的第七部小说，被认为是“阿特伍德迄今为止最有艺术成就的小说”。《猫眼》的主人公和主要人物都是女性，主要情节也发生在女性之间，所以关注和分析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必要。在小说中，几个主要女性人物都对女主人公伊莱恩行使了伤害和暴力。无论是少时的玩伴科迪莉亚，还是史密斯夫人，都毫不例外。

史密斯夫人是伊莱恩的女朋友卡罗尔的母亲。她是生活在传统男权社会的女性，她的思想和行为都深受男权文化和机制的影响和束缚。在她看来，男性就是社会的主导，是第一性，而女性，只能作为附属存在。所以，她自觉地遵守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要求，同时，还成为他们的帮手，帮助男性去控制和压迫那些反抗的女性。

在小说中，她主要通过言语上的侮辱来实施对伊莱恩心理上的伤害。伊莱恩第一次在教堂遇到史密斯夫人的时候，她的态度极其轻蔑和傲慢，她说，“我们不会不戴头巾就去教堂”[3](P101)，她让伊莱恩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被抛弃在她家门口的孤儿一般。当知道其他女孩在对伊莱恩的伤害时，她居然说，“那是上帝对她的惩罚，她活该。”[3](P193)这些恶毒的语言深深地伤害了伊莱恩，她对那些本不该发生的暴行视而不见，这让伊莱恩对她也产生了极大的恨意。她甚至幻想将她扔进她妈妈的洗衣机，将她血淋淋的进行搅拌，以泄恨意。

史密斯夫人对伊莱恩的恶意主要是因为她觉得不信基督(代表父权社会)的伊莱恩一家是异己，为了维护男权对女性的统治，维护男权社会的宗法和体制，她用她的恶毒言语对伊莱恩进行“惩罚”。这也印证了卡普兰所说的，姐妹不和是父权制的结果之一[4](P193)。

科迪莉亚和另外两个女生都是伊莱恩儿时的玩伴，由于个性和异乡背景，伊莱恩一直受到她们的排挤和欺负。与史密斯夫人相比，她们对伊莱恩实施的伤害和暴力更为严重，它既是身体上的，又是心理上的。在科迪莉亚和伊莱恩的关系中，科迪莉亚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从两人见面一开始，她就从言语上不停地伤害伊莱恩。他们对伊莱恩说话全部是命令式的，比如“站直了”“不要弯腰驼背”“胳膊不要那样动”[3](P127)。

除了言语上的伤害，伊莱恩还遭受了来自三个女孩的肉体上的伤害，她们将伊莱恩扔进一个洞里，天真的伊莱恩以为那是一个游戏，但后来她感受到了“悲伤、背叛、黑暗的侵袭以及恐惧”[3](P112)。尽管没有危及生命，但这一行为给她造成了身体上的伤害。后来，她们又害伊莱恩掉进水里，而且见死不救，让伊莱恩差点丧命。所有的这些，都给伊莱恩带来了持久而深远的伤害。甚至在她五十几岁重回多伦多的时候，那种关于伤害的记忆仍然鲜活。

后来，伊莱恩离开了科迪莉亚，在新学校开始了新生活。当两人再次重逢，伊莱恩就开始对处于弱势的科迪莉亚进行言语上的羞辱，以实现报复。除了言语上的伤害，伊莱恩还对科迪莉亚选择漠视。最终科迪莉亚辍学在家，最后甚至被送入疯人院。面对疯人院里的科迪莉亚请求将她带出去的时候，伊莱恩也选择了拒绝。从这些可以看出，伊莱恩和科迪莉亚之间毫无情谊可言，两个人始终处在互相伤害之中。

最终，伊莱恩虽然成为有名的画家，科迪莉亚却始终是她心中的阴影。对科迪莉亚的报复并没有给伊莱恩带来成功或快乐的感觉。最后，她通过故地重游，才意识到，科迪莉亚和史密斯夫人实际上都是父权制文化的受害者，科迪莉亚对伊莱恩的伤害只不过是在模仿她的父亲，而史密斯夫人不过是以上帝为代表的父权。而中学时的伊莱恩，只不过是和科迪莉亚互换了角色。而伊莱恩最后终于意识到，要想解开心结，只有女性之间互相视对方为同类，而非他者。

小说《猫眼》中，阿特伍德主要向读者展示了女性关系的黑暗面：女性之间的暴力和伤害，这实际上与众多传统女性作品中宣扬的支持的姐妹情谊主题是相反的。但这也正是阿特伍德选择的特别之处，她选择这样一个特别角度来表达她的女性思想，同时向我们展示了女性间暴力和伤害行为背后的原因——父权制的戕害。她向我们表明，女性情谊在男性话语体系中,是长期被掩盖和忽略的,就算表现出来，也是算计与妒忌。父权制阻碍了女性情谊的形成，破坏了女性之间的团结和信任。

二、《别名格雷斯》：嫉妒与情谊并存的女性关系

在另一部小说《别名格雷斯》中，阿特伍德将目光投向了19世纪的加拿大下层女性的生存状况。她在书中，向我们描述了女主人公格雷斯和另外两名女性玛丽和南希之间复杂的女性关系。与《猫眼》中一味伤害彼此的女性关系不同，在《别名格雷斯》中，虽然格雷斯和南希之间体现的仍然是女性关系的阴暗面——嫉妒，但我们也看到了格雷斯和玛丽之间互相支持和帮助的姐妹情谊。

玛丽是个漂亮、活泼和爱玩爱笑的女孩子。她说话很大胆，而且思想非常有民主性，对未来充满希望，而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格雷斯。相对于格雷斯的天真和年轻，玛丽的独立和成熟教会了格雷斯很多。她一直保护格雷斯。实际上，玛丽就是那个一直支持格雷斯，并促使格雷斯思想觉悟、看透社会的启蒙者。

而当玛丽有难，格雷斯也倾尽全力去帮助她。即使在玛丽死后，她教给格雷斯的思想和方法也一直在保护着格雷斯，让她学会去反抗以西蒙医生为代表的男性话语。最后，格雷斯假借玛丽的灵魂，让自己得以得到清白。是玛丽和格雷斯之间的情谊，让格雷斯最终幸存下来。

而另一女性南希与格雷斯的关系则复杂许多。尽管一开始，南希为了劝说格雷斯和她一起去金尼尔先生家，她表现得非常友好和善良。但她对格雷斯行使的更多是权利和压迫。作为金尼尔先生的情妇，她自觉高人一等，将格雷斯视为仆人，她和格雷斯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姐妹情谊。实际上，最后在金尼尔家，当南希意识到因为格雷斯比她更年轻，更有活力，这很可能威胁到她的地位时，她就把格雷斯看成了潜在的敌人。另一方面，受传统男权文化对女性贞洁和清白这一要求的影响，格雷斯对南希也从内心开始鄙视，失去了对她的尊重。南希对格雷斯的嫉妒和格雷斯对南希的鄙视让两人之间无法形成互帮互助的姐妹情谊，两人的不团结最终导致了悲剧的产生。

可以看出，格雷斯和玛丽之间是真挚的姐妹情谊。她们俩的经历说明，在面对父权世界带来的家暴、性侵、抛弃等问题时，只有具有相同生活经验的女性间的亲密和同盟才能为女性提供了重要的心理支持，让女性在充满敌意的男权世界找到避难所。

而格雷斯和南希之间则是女性关系的阴暗面——女性之间的嫉妒。南希意识不到在金尼尔先生眼中，她只不过是他的玩物，他永远不可能娶仆人身份的南希。而南希的悲剧在于，她看不到女性之间的团结、扶持的重要性，最终失去了走下去的依靠。

在小说的最后，获得自由的格雷斯缝制了一床以“生命之树”为图案的杯子，在这床被子上，有三个特别的拼块，

一个是白的，我要用玛丽·惠特尼给我的那件衬裙上的一块布做。一个是褪色发黄的，要用我离开监狱时恳请留作纪念的睡衣上剪下的一块布做。第三个是浅色的棉布，是从我到金尼尔先生家的第一天南希穿的裙子上剪下的一块布做的，这条裙子我乘船逃往路易斯顿时就穿在身上。……这样，我们三人就能在一起了[5](P460)。

阿特伍德通过这一细节，向我们展现了女性同盟的正式建立。通过此，她也含蓄的告诉我们“妇女只有团结起来，建立亲如姐妹的关系，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自由和幸福”[6](P142)。同时，只有建立女性同盟，也才能共同抵御父权社会给女性带来的伤害和痛苦，才能最终幸存下来。

三、《强盗新娘》：促进觉醒和成长的女性关系

(一)托尼、洛兹和查利丝：互助互持团队式的女性关系

《强盗新娘》是阿特伍德的第八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和阿特伍德的其他小说一样，讲的仍然是男女之间的权利斗争，但它同时也是一部描写女性之间深刻复杂关系的小说，深刻思考了女性之间友谊、权利和信任的本质。

《强盗新娘》中的三位女主人公托尼、洛兹和查利丝拥有亲密无间的关系。虽然有各自的家庭和工作，她们却经常在一起聚餐，分享丰富的内心生活。“她们三个一个月在一起吃一次午饭，已经形成了某种依赖。她们没有太多相似之处，只是相同的灾难将她们带到一起，如果泽尼亚可以被称作一种灾难的话；但是一直以来，她们之间已经产生了彼此的忠诚，一种团队精神”[7](P32)。就连她们三个人的家所在的地理位置都正好是个三角形，三角形具有稳固性特征，这也暗示了她们三个人的关系是稳固坚定的。三位女主人公的姐妹情谊让她们在保持自己的想法的同时又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在团体中体会到自己的存在。

同时，她们之间形成的这种依赖和坚固的友情，也让她们能够携手面对爱情和家庭上的磨难。在泽尼亚闯入她们的生活，“吃掉”她们的男人时，她们选择以姐妹情谊来巩固自己的存在状态，在姐妹情谊的帮助下，她们互相安慰扶持，照顾彼此，从痛苦中渐渐恢复过来。

(二)泽尼亚和托尼、洛兹、查利丝：促进觉醒和成长的女性关系

在《强盗新娘》中，作为闯入者的泽尼亚，是一个具有“多重和变形性格”的人[8](P21)。表面来看，她的角色或者可以被解读为一个最终给自己授权(empower)的女性，并滥用姐妹情谊的叛徒，又或者可以把她简单的看成是一个唯利是图的狡猾的利用“两性战争”来进一步获取自己的利益的人。但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泽尼亚是英雄，是女性的守护天使(guardian angel)，是三位女主人公的“成长导师”。因为正是她将三位女主人公从不值得的男性和婚姻中解救出来。

表面来看，泽尼亚和托尼、洛兹和查利丝是敌对的关系。但实际上，对立只是这两者之间关系的一个方面。正是泽尼亚的介入，教会了另外三名女性很多东西。正如凯伦·斯坦因曾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重访》中指出的那样：“因为这些女人(指托尼、洛兹和查利丝)把泽尼亚看作她们的敌人，她们憎恨她、对她怀着恐惧，并且计划攻击她，为此投入大量精力。但是通过与她对抗，她们获得了对自我的了解，彼此建立起更强大的联系。”[9](P98)

首先，泽尼亚通过编造自己类似于三位女主人公的童年，获取她们的信任，让她们获得了对自我的了解。托尼因为从小被母亲抛弃，母亲是她的痛楚。泽尼亚就编造自己的母亲是个落魄的白俄罗斯人，为了挣钱让泽尼亚当了雏妓，后来母亲病死，自己一直艰难地生活。这让托尼觉得她们拥有很多共同点：她们都是孤儿，都被母亲抛弃，都是战时婴儿。由于查丽丝的仁慈和善良，泽尼亚以癌症病人的模样出现在她面前，她的脆弱让查丽丝觉得自己有义务照顾她。她告诉查丽丝自己的母亲是吉卜赛人，有占卜的天赋，而查丽丝的外婆也有神奇的力量，这也让查丽丝高兴地找到她们之间的相似之处。洛兹当时正在主办《智慧女人》的杂志，所以泽尼亚一出场就说自己是一个记者、自由撰稿人，并且在她编造的身世中把洛兹的父亲塑造成一位英雄，这样迅速拉近两人的距离。表面上，泽尼亚编造这些谎言是为了获取三位女主人公的信任，可事实上，在这里，她就像一个心理咨询师一样，引导她们说出她们的痛苦。她用她编造的故事来帮三位女主人公获得一定的归属感，帮助她们从创伤中恢复过来。

其次，也是泽尼亚让三位女主人公意识到了自己各自家庭和婚姻的问题。和阿特伍德前期作品中女性所处的受害地位不同，在《强盗新娘》中，托尼、洛兹和查丽丝似乎在两性关系中处于“强势”的地位。但是实际上，由于童年阴影，这三位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始终是一种屈从和隐忍的畸形关系。为此，泽尼亚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三人的问题，对托尼，她说，“你一直是最可怕的两面派伪君子，托尼”[7](P497)对查利丝，她更是一针见血，“比利不爱你，(查丽丝)。醒醒吧！你就是一个男性的免费饭票。”[7](P513)对洛兹，她更是深刻剖析，“你的问题是，洛兹，你从来没有给过他(洛兹丈夫)任何信任”[7](P529)。通过这些看似恶毒的话语，泽尼亚让三位女主人公清楚地意识到各自的问题。而泽尼亚介入她们的家庭，伤害家庭中的成员，又让她们不得不面对家庭问题的存在，因为如果她们三人在两性关系中真如她们自己以为的那样和谐巩固，第三者就不会有介入的机会。

最后，也是泽尼亚让她们找到了正确的两性和谐相处之道。三位女主人公经历痛苦后总结教训，认识自我。她们通过反思，认识到在追求男女两性和谐的关系中，男女两性平等的必要性。是泽尼亚让她们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也为她们提供了一种勇敢的生活榜样。泽尼亚对男性的玩弄和无情地抛弃是对父权制社会发出的嘲笑，她的所作所为让三位女主人公看清了那些男人的真实面孔，让她们开始学会追寻真正的自我。正如菲利斯·斯腾伯格·佩拉基斯所说的那样，是泽尼亚“促使三位主人公走出屈从关系，创造出自我与他者相互性作用的可能性的新模式。”[10](P27)因此是泽尼亚促进了她们的觉醒和成长，让她们学会直视自己内心的创伤以及面对各自家庭的问题。

在小说的尾声，泽尼亚真的死了。三位女主人公为她举行了葬礼将她的骨灰撒入大海。虽然泽尼亚给她们带来的痛苦，可她敢于冒风险的能力也让她们钦佩。同时，她们对泽尼亚也怀有感激之情，感激泽尼亚让她们认识到真实的自我，让她们明白女性必须独立自主、自信自立才能摆脱困境，重获新生。她们还决定讲泽尼亚的故事，而讲故事则象征着她们和泽尼亚之间女性同盟的建立。

四、结语

阿特伍德在其作品中总是能给我们塑造出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正如她自己在论文《夏娃的诅咒》(1978)中提到：“如果我去塑造一个女性形象，我会让她拥有人类一切该有的情感。”[11](P227)所以，阿特伍德笔下的女性总是鲜活的，是现实世界中万千女性的缩影。而这些女性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而深刻的。通过对阿特伍德三部小说《猫眼》《别名格雷斯》和《强盗新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阿特伍德众多的女性小说中，由于受传统父权制文化的影响，女性之间会出现诸如嫉妒、恨甚至暴力伤害。但是，女性之间也有更为可贵的情谊存在。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两性平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说道：“在不公正之中创造公正是永远办不到的。”[12](P593)因此，在父权制社会中，想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两性平等是几乎不可能的。要想构建新的性别秩序，就需要解构旧有的性别秩序。而姐妹情谊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堪称是巨大的，它摧毁了完美道德标准、解构了菲勒斯的意义、使女性拥有主体地位、撼动了父权制统治的基础。而最难能可贵的是，阿特伍德的书中的“姐妹情谊”则是超脱了以往过于理想化女性关系的女性情谊，对于女性平等和解放，她的看法是，要想获得真正的两性平等，获得女性独立，女性必须意识到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伤害。女性之间必须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形成同盟，共同抵制父权社会和父权文化的迫害，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实现两性平等。而且，女性的解放不仅仅是要解放个别的女性，而是全世界的女性；女性的解放不仅仅是要依靠个别的女性，而是全世界的女性。如果整个女性的解放企图依靠个别女性单枪匹马的奋斗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必须依靠女性之间的团结、信任以及女性之间的惺惺相惜的情感与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