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君，罗本琦

(安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绿色发展理念同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西方当代新发展观有相近之处，在发展之目标，或者达成目标之手段上皆有相通点，但绿色发展理念是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为理论依据，基于我国以及国际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而提出的具有指导意义的行动理念。因其原则性与时代性，绿色发展理念有其自身独特的内涵，它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发展与保护的统一以及过程与目标的统一。

一、绿色发展是人与自然的统一

人与自然的统一是绿色发展的目标，这个目标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中都有阐述。不过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的人和自然的统一不可同日而语。天人合一在儒家和道家中皆有表述，孟子说“尽心知性则知天”，董仲舒说“人副天数”，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或者以天人相通，或者以天人相符，都是儒家式天人合一的思想。相对来说，道家更为重视自然的价值，主张回归自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庄子主张“吾丧我”，消解人的主体性以实现向自然的回归，以至于“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儒道两家天人合一之论皆以人与自然最终的“和解”为鹄的，不过道家采取的是“向后”的路数，通过消解主体实现与自然的和解；儒家总体来说则是“向前”的路数，通过艰辛的道德实践最终实现万物一体的仁者之境。从这点来说，马克思主义人和自然统一的理想同儒家更为接近，并不是主张回到尚未分化之前的原始自然状态，而是要求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达到新的肯定，实现更高层次的人与自然的统一。虽然如此，绿色发展理念以及作为其理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同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有根本的不同，后者是一道德(儒家)或存在(道家)之境界，更多是通过非理性的“顿悟”“体悟”等方法在思想和意识层面实现的人与自然的合一，而马克思主义人和自然的统一则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劳动基础上的，其所要实现之目标不仅仅是思想意识层面的统一，而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的、感性的统一。

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在唯心主义视域内更加强调“精神”“理性”“意识”的能动作用，“自然”则相应地被视作原始的质料，精神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与自然相分离，不断向上提升的过程。唯物主义因其肯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因此自然也重新获得评价。费尔巴哈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也恢复了对自然的情感。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在《手稿》中对人和自然的统一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说明。二者的统一首先在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精神活动都无法离开自然，“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P45)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自然则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和自然本是统一的。但是这种原始的统一必然要经过中介，这个中介即是人的生产劳动，在劳动中人和自然同样紧密相连，劳动即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活动。马克思说：“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自然必然性。”[2](P56)最终通过物质资料的生产，人和自然之间必然再次统一。马克思在《手稿》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P185-186)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这种解决是在唯物主义的框架内展开的，这种统一并不是在思想和意识中完成的，而是通过物质资料生产实践，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实现的。

绿色发展理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相统一的理想的呼应，同时也是基于工业生产对自然造成侵害的现实。劳动，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并不必然意味着人对自然的过度的控制和索取。在工业生产中之所以会出现人对自然的征服与破坏，并非源于工业化本身，而是源于资本为了实现价值的增值，从而过度开发自然。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已经提到这点，认为如今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由资本价值观和资本逻辑造成的，在小农经济时期，虽然也存在毁林造田等行为，但是这些破坏都可以由大自然自身加以修复，而资本逻辑所造成的自然环境的灾害却是不可修复的。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资本所追求的并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价值；并且不仅是价值，还是自我增殖的价值。价值量的不断自我增殖，必然造成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不断贬值。”[3]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因此无论是自然界和人本身，若是能带来剩余价值，便是有价值的；若不能带来剩余价值，则其自身便失去了价值。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要实现价值的不断增殖，就必须把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重新投入生产，从而使得生产在原有基础上扩大进行。扩大再生产需要追加资本，而追加资本也要按照比例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其中追加资本流入实物补偿，必然意味着对自然更多的索取。因此有学者认为追求剩余价值或者利润必然会造成浪费，它们必须通过不断塑造和扩张人的欲望来刺激消费，但是就现实形势而言，不管是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界，都已经无法承受资本的进一步扩张了。

在工业化生产的统一模式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到资本的影响。马克思当时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和自然再次和解，但是后来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得局势出现了转变。一方面，绿色发展理念以人和自然统一为目标并非是一空洞的诉求和遥远的理想，而是我们当下行动的指南，它并非寄托于将来的希望，而是改变当下的力量。绿色发展理念在商品经济的法则中之所以具有现实的力量，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而言，社会主义更具有优越性，它能够束缚资本无限追求增殖的冲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使得我们能够在商品经济中合理利用资本。另一方面，随着世界性的生态环境的危机，人对自然的破坏反过来开始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对更加美好生活的需求成为世界性的需求，这种需求本身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极，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则为绿色发展提供了现实的手段。

二、绿色发展是发展与保护的统一

绿色发展是人和自然的统一，要求我们在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要通过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来满足人类主体的需求，但同时防止对自然界过度的索取。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同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一致，前者实现了主体对客体的主宰，后者则实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海德格尔对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在他看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打破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划分，在西方近代哲学的起源处共同举起了主体性哲学的大旗。笛卡尔在对世间万物进行彻底的怀疑之后，最终把纯粹的“我思”视为存在的基础；培根则将主体之知视为改造外部世界的现实力量，认为人类可以凭借着对自然的认识从而实现对自然的掌控。海德格尔认为科学和技术都同质的，前者在实验室中将自然作为“研究”的对象，后者在工厂中将自然作为改造的对象。他认为科学“作为研究，认识对存在者作出说明，说明存在者如何和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表象所支配。当研究或者能预先计算存在者的未来过程，或者能事后计算过去的存在者时，研究就支配着存在者。”[4](P896)海德格尔批判主体性哲学，同时也批判科学技术对世界的统治，科技之发展使得人越来越脱离本真之存在。海德格尔将这一切归之于“存在的天命”，这是一种神秘的哲学的秘语。科技本身并不意味着人对自然的管制，科学和技术是人的发现和发明，它们是主体的产物而非主体本身，科学技术对自然的统治实际上源于人对人的统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唯物主义能够破除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神秘话语，“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P56)，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不断的追求才是科学技术统治的原因。

资本主义的发展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不仅是量上的巨大成就，似乎与之前的社会形态有着某种本质的区别。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P277)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是狂飙突进的，是毫无顾忌的，它突破了传统社会人对自然的温情和敬意，代之以无尽的开采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就其本性而言似乎是不考虑对自然的保护的，它追求更快的发展，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的破坏触目惊心，即便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也已经如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2](P579)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农业的每一次进步，都不仅仅是对劳动力的剥削，同样也是对土地的剥削；不仅仅是对人的剥削，同样也是对自然的剥削。资本主义农业“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2](P579-580)

资本具有无限提高生产力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都是没有的。比如在传统儒家思想中，他们主张一种有节制的发展，这种思想因为强调对自然的有节制的、合乎生物自身生长规律的利用，倒是更加注重对自然的保护，而非生产力的发展。孟子的论述可以视为这种思想的典型，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人的基本需求和欲望其实很容易得到满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人们基本上都可以有足够的衣服穿了；鸡豚狗彘，无失其时，人们基本上可以有足够的肉吃了；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一个家庭基本的粮食需求也就能自足了。儒家思想以宗法制为基础，与小农经济相始终，生产以自给自足为目的，且儒家以仁爱作为核心德目，主张“亲亲、仁民、爱物”，由对生命的同情共感而延伸到对一般事物的爱护。基于此，儒家对自然总体而言持保护的态度，这种态度虽能保证并维持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但生产力于其中只能得到自然的、缓慢的发展。资本主义将民族历史变成世界历史，封建的小农经济一旦被打破，发展就成为资本主义的不懈追求。

发展和保护是一对矛盾，二者之间存在张力。封建小农经济能够维系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但却无法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却对自然进行了无节制的开发，给自然界和人类自身都带来了灾难。绿色发展恰恰要实现发展和保护的统一，既不是建立在对自然无限度利用之上的由资本所主导的发展，也不是回到封建小农经济田园牧歌般的诗意年代，绿色发展是发展过程中的保护，是保护基础上的发展。绿色发展之所以能够在当下中国作为新的发展理念指导实践，并非基于单纯的天人合一的理想，而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发展实际。首先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的需求由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转变为更为丰富的、多样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本身便包含对自然生态环境、居住环境以及人文环境的更高的需求，甚至可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们基本物质生活的满足，这些方面反而成为更为重要的需求。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也需要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实现。科技的发展是我们能够实现这些需求的保证。其次，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控制资本天然的本性，使其不能对自然进行无度的开发利用，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始终是我们行动的目标和基础。

绿色发展作为发展和保护的统一，二者在统一体中的地位并非完全对等的。绿色发展的根本依然是发展，绿色是发展的独特的形态。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因此发展永远是第一位的，这点没有变，所改变的仅仅是发展的手段和形式。因此，我们要认识到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孤立理解绿色发展的内涵，绿色发展理念同其他四大理念是一体的，尤其同创新发展紧紧相连。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强调指出：“要突破自身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绿色发展是创新发展的目标，而创新发展则是绿色发展的保证，我们只能通过科技的不断创新才能够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比如说，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是我们解决工业污染问题的根本途径，而非简单的断除传统的煤炭、化工等能源企业。另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只能通过不断的创新来解决。转基因技术可以抗病虫害，这一点对于环境保护来说就非常有意义，因为现代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很大一部分有农药的使用造成的，而基因工程无疑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环保产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关键技术的突破，有科学人士认为：“环保产业是环境保护的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瓶颈技术、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对其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5]但是同时我们也会注意到，基因工程也会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科技创新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是辩证发展的过程，一个新的科技在解决旧的环境问题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环境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发展当中，通过不断的创新解决问题。

绿色发展以绿色为发展的形态和目标，因此更加突出对于环境的保护。发展和保护之间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这种矛盾虽然可以通过科技的不断创新得到解决，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我们必须认识到保护的重要性。这就意味着，如果科技创新和发展尚不能完全解决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相矛盾，这时一些制度性的保护也是必要的。它需要我们通过立法或者行政干预等方式来解决当下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对于那些对环境影响较大、耗能较高、产能低下的“落后”的工业生产门类可以采取强制性的措施。

三、绿色发展是过程与目标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一个重要内容即认为发展是一个过程，恩格斯说“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6](P298)绿色发展同样是一个过程，它既是以绿色的方式来实现发展，也是通过不断的创新发展来实现“绿色”的生存方式，可以说绿色发展既是过程，又是目标，它是过程和目标的统一。

绿色发展是以绿色的方式来实现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发展并没有固定的方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生产力以自然的、缓慢的方式增长，在资本主义时期，则是一种突破式的增长，这种突破式的增长建立在对自然界以及人自身的剥夺之上，因而造成了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绿色发展则是以绿色的方式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意味着要将绿色方式贯穿于发展过程的始终，绿色和发展是统一的，发展即为绿色之发展，而并非发展的两个阶段——认为要通过不断的剥夺式的生产最终才能达到人和自然之间的统一。前文我们论述过，绿色发展要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统一并非是天人合一式的冥想状态或者道德境界，而是要通过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够实现的人和自然之间真正的统一，这种统一以生产实践为中介，是人和自然在现实的物质变换过程中的和谐统一。通过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来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统一会造成这样的误解：即认为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后，人和自然之间才能和谐统一，所以在真正的统一达成之前，我们必须更加快速地发展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对于自然的一些破坏可能在所难免。这种观点恰恰是割裂了发展过程和目标之间的统一，绿色发展并非通过不断地发展最终实现绿色的目标，而是要把绿色的理念贯穿于发展的始终，发展即为绿色之发展，以绿色的方式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之所以能够以绿色的方式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于“绿色”本身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而对“绿色”的追求本身即能成为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中便包含有对“绿色”生活的需求，人们向往绿水青山，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因为人们对绿水青山的向往并非是诗人的雅兴，而是随着社会发展当代人真实的需求。在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对更加美好的自然环境和生存环境的需求已成为当代人更为迫切的需求，这种需求本身就是生产发展的巨大动力。我们能够看到，新兴的科技领域很大一部分同人们对绿色生活的需求相关，或者直接由这种需求而推动。比如说整个新能源行业，作为绿色发展过程中的主导行业，新能源(清洁能源、绿色能源)直接承应这种需求而起，并且发展态势迅猛。新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水能、地热能、海洋能、氢能等，消耗后可得到恢复补充，不产生或极少产生污染物。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2016年底发布的《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统计，我国“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和核电在建规模均居世界第一。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例达到35%，新增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占世界的40%左右。节能减排成效显著。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8.4%，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20%以上，超额完成规划目标。”可以说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我国一重要经济、科技创新发展的领域，它源于人们对绿色生活的向往，进而推动了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除了清洁能源之外，还有信息技术、生物科技、材料技术等领域，皆与此类似。这些新兴领域科技的发展并非源于技术本身的兴趣，而是源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求。

绿色发展意味着人和自然之间的统一需要通过不断的创新发展才能实现。绿色是目标，发展是过程，这个朝向目标的过程是不断推进的。我们必须要排除那种人和自然之间“终极”统一的形而上学或者神学的冥想，马克思明确指出自然只能是人不断与之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离开人的生产实践的纯粹自然实际上等于无。绿色发展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在我们确立了绿色发展的总体理念和目标之后，应该按照实际情况逐步地推进目标的实现。绿色发展虽然力求过程与目标的统一，但过程和目标之间毕竟还存在着张力，必须根据现实情况来制定发展的具体举措，在处理具体的问题时，应该分区域、有序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