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芳

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党中央统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全局，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广东省率先响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在各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广东要想在未来的“一带一路”建设中继续发挥领头羊作用，必须本着“亲诚惠容”的精神，坚持文化先行，坚持代表岭南精神的岭南文化先行。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岭南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当前岭南学界需要面对并解决的一个紧迫问题。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岭南文化为什么要“走出去”？选择岭南文化的哪些内容“走出去”？岭南文化该如何“走出去”？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岭南文化“走出去”的必要性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岭南文化是岭南人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的集中表现，它反映着岭南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智慧。“一带一路”背景下，岭南文化“走出去”，是广东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是提升广东软实力的需要，是延续岭南文化生命力的需要。

(一)广东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后，国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纷纷响应。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起点的广东省，率先上报《广东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率先完成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规划衔接，率先印发广东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广东省深厚的重商传统、先天的区位优势、高度的重视与及时部署使广东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成绩卓著。根据统计，“2013年至2018年上半年，广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进出口总值达71 248.3亿元”[1]。广东要想深入融进“一带一路”建设，必须要推动岭南文化“走出去”。岭南文化是广东的名片，是广东企业进入“一带一路”国家的通行证。纵观广东省2015年印发的《广东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九点重点工作部署，“密切人文交流合作”排在第八位。可以看出，广东省重视人文交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但这种重视必须再强化。唯有认同岭南文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才能减少广东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遇到的障碍。

(二)提升广东软实力的需要

软实力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概念。这一概念强调了一个国家通过其自身文化、政治思想、外交政策的吸引而获得影响和同化他国的能力。这一概念提出并传入我国后，对我国思想界、文化界、媒体界和政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国家方面也开始从战略高度加速推进软实力建设，如2004年通过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与社会科学的意见》，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来了“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随着这一概念的广泛传播，增强“区域软实力”也进入国内许多省份、直辖市、自治区和城市的议事日程。2010年通过的《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代表了广东省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决心，“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达到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水平，把广东建设成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文化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排头兵、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主力省、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生力军及率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示范区”[2]。改革开放40余年来，广东省的经济连续31年位居全国第一，可以说是经济强省，但文化发展这一块相对是个短板。要想在全国继续保持综合区位优势，要想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保持领先优势，广东必须重视自身软实力建设。推动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岭南文化“走出去”，便可以更好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介绍广东故事，更好地提升广东文化软实力。

(三)延续岭南文化生命力的需要

岭南文化是在南越大地上，吸收、借鉴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而形成的一种富有活力和地方特色的文化。岭南文化一经形成，就成为栖息岭南之地的广东的精神标识，它为广东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养料。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一种文化要想保持其生存和发展活力，不能故步自封。岭南文化只有“走出去”，才能延续岭南文化的生命力。和其他地域文化相比，历史上的岭南文化多次随着富于冒险精神的广东侨民“走出去”，远赴东南亚、北非。“走出去”的岭南文化吸收、借鉴了海外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开放包容、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在近代，当其他地域文化畏缩不前时，岭南文化已然催生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近代这些重大事件之所以发生在岭南大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岭南文化的熏陶。改革开放新时期，岭南文化的开放、务实、敢为人先的精神品格，推动着广东的思想解放和观念先行，推动着广东人大胆改革，广东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省份，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一，岭南文化也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为岭南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岭南文化应该借助这样的机会，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以促进自身的创新与生命力的延续。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岭南文化“走出去”的内容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广东省政府、企业、媒体、民众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了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广东各界积极响应，广泛参与沿线国家的文化对话，这些交流与对话增强了岭南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走出去”的岭南文化更多是停留在表层和中层，如饮食、服饰文化、节日习俗，海外文化推广活动停留在舞龙舞狮、剪纸、武术等方面，价值观层面的深层的内容并没有真正“走出去”。岭南文化真正“走出去”应该是深层的价值观层面内容的“走出去”。“哪一种文化诉求的价值观更符合人性、更满足人的普适性心理欲求、更先进、更包容、更文明，这一种文化就越容易成为世界人民所服膺、珍视和共享的主流文化”[3]，当然这种文化就越容易“走出去”。当前岭南文化要“走出去”，必须要对岭南文化内容进行筛选和整合。

(一)开放包容

开放包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内容特质。岭南文化的开放首先表现在岭南文化对中原文化的态度上。明代的岭南大儒陈献章融儒、道、释于一炉，创岭南理学新派——江门学派。在陈献章的思想体系里，人们看到理学所要探讨的道、理、气、心、性……看到程朱理学的以“理”(道)为本，张载的“宇宙间一气”，陆九渊的“万物归我”；可以看到道家的“道不可言状”，老子的“道法自然”( “贵自然”)，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4]。岭南文化的开放包容还表现在近代岭南文化对外来西方文化的态度上。近代，岭南文化在“西学东渐”态势下，由最初的排斥到后来的主动学习，这种开放性也使得岭南文化有了更丰富的内涵、更广阔的地域，它推动着岭南文化进入一个新的辉煌阶段，培育出了像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对近代中国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在现代，岭南文化的开放性表现得更为精彩。广东作为率先进行改革开放的省份，率先引入外资，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方法和管理人才，广东省深圳市更是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开放包容使得岭南文化能取他人之长而融于己，变得更“清新活泼”，更具活力。在广东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将这样的内容传播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让这些国家从岭南文化的发展主线中深悉开放包容的价值，从而推进自身文化的开放和创新。

(二)开拓进取

开拓进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内容。岭南地区原住民人数不多，大部分从中原和其他地方移民过来。从秦朝末年开始，移民活动一直没有停止，遇到天灾和战乱，外来移民比本地居民还要多。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们一般都不会选择远走他乡。被逼迫南迁或者自主选择南迁的新岭南人，面对全新的环境，必须要具有进取精神和开拓精神，唯有此，才能站稳脚跟，谋得生存。岭南文化的开拓性还表现在岭南人远赴东南亚、美洲的谋生与经商。15、16世纪，由于中国对外贸易线路的开辟，已经开始有少量岭南人移居东南亚。明朝七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的随员马欢所著《瀛涯胜览》记载：爪哇的杜板“多有中国广东及漳州人流居此地，鸡羊鱼菜甚贱”[5]647。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华人移民国外的高潮，东南亚和美洲是华人移居的主要选择。远赴重洋的这些华侨主要是岭南人，岭南人也把自己的开拓创新精神传播到了海外。1862年，美国准备修建2 500英里(约合4 023.36千米)的铁路，美国企业家和工程师最先都不愿意雇佣华工，后来因人工短缺，不得不尝试雇佣华工。华工经历了最恶劣的工作条件，完成了最艰苦危险的峭壁栈道工程，他们成了各种工作的专家，平整路面、钻孔、石工和爆破，他们用黑色炸药一天平均能穿透1.18英尺(约合0.36米)的花岗岩。筑路华工的坚忍不拔、开拓进取精神让美国人不胜惊讶。这项工程后，美国一些企业家对华工高度评价。曾经鼓吹要把华人赶出加利福尼亚的企业家利兰·斯坦福，在1865年10月打报告给总统：“作为一个类型，他们朴实、和平、忍耐、勤劳和节俭。他们(比白人工人)更谨慎和节约，满足于较低的工资。我们发现他们能组织起来进行互助。如果没有他们，就不可能在国会法案所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一伟大的全国性工程的西段。”[5]679岭南文化的这种开拓进取精神不仅让早期“走出去”的岭南人能在美洲立足，也让一些美洲人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广东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中，如果能让岭南文化中的开拓进取内容“走出去”，不仅能让沿线国家民众了解和认识广东，还能增进这些国家对广东的好感，激发这些国家民众的进取精神。

(三)务实笃行

与中原传统文化相比，讲求务实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原文化强调非世俗性、非实利的道德境界的提升，强调内心的平衡和淡定，忽视物质利益的追求。这种文化在传统农业社会有它的优势，但进入近代工业文明后，商业利益盛行，这种轻物质利益的文化取向有很大的片面性。岭南远离古代中国文化、政治中心，岭南文化较少受到这种传统文化的束缚。岭南文化整体上会重实际、重实利、重实用。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唐代时它曾是重要的商埠。宋代时，它和5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元代时和150多个国家有通商关系。明清时期，“广货”风靡国内海外市场。1840年，中国进入近代后，许多有识之士振臂高呼，反对高谈阔论，流于空谈。名重一时的南海“九江先生”朱次琦提出：“读书者何也？读书以明理，明理以处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6]变法图强的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于1905年撰写了《物质救国论》，随后撰写了《金主币救国论》和《理财救国论》。康有为在《物质救国论》中指出：“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实冠大地，然偏重于道德哲学，而于物质最缺然，即今之新物质学，亦皆一二百年间诞生之物，而非欧洲夙昔所有者，突起横飞，创始于我生数十年之前，盛大于我生数十年之后。”[7]565康有为撰写这一系列文章，虽有抵制孙中山民主革命的目的，但在当时的中国，康有为认为挽救中国，“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的思想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推动中国有识之士重视实业和技术[7]574。这种务实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中也有所体现。改革开放新时期，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86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10.8万亿元，连续31年位居全国第一。广东省优异成绩的背后，是广东人务实精神的支撑。推动岭南文化“走出去”，应该让岭南文化中的“务实”内容彻底“走出去”。

(四)求变创新

求变创新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特质，也是广东经济多年高速发展的不竭动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他们迫切期待从“中国模式”中寻找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从而实现自身经济的腾飞。岭南文化的求变创新是最适合这些国家学习借鉴的内容。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广东是最有资格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阐述自身发展经验的省份。20世纪80年代，党和政府把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区，赋予其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广东开启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历程。广东充分利用先行一步的政策优势、比邻港澳的区位优势，经济总量快速跃居全国第一，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以创新为底色的深圳，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变革中格外引人注目。为了推动深圳的变革，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如此鼓励深圳：“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8]深圳人敢闯敢冒的求变创新精神推动了深圳的飞速发展。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如此评价深圳：“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实践是经济特区。全世界超过4 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9]“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是经济不太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深圳经验”和“深圳模式”为这些国家摆脱贫穷和落后提供了一种可能和范式。这些内容是广东岭南文化有能力提供的，也是沿线国家所需要的内容。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岭南文化“走出去”的举措

厘清岭南文化走出去的内容后，还得寻找好的举措。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必须多维举措，多管齐下。

(一)注重“走出去”的顶层设计

纵观各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可以发现，“文化走出去”的推进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文化走出去”的顶层设计是对“文化走出去”的总体把握和全局思考。没有好的顶层设计，也就没有对“文化走出去”的主动引领，也就没有“文化走出去”的合理布局。韩国文化产业之所以发达，就在于韩国政府的重视。1998年，韩国金大中总统就把高新技术和文化产业作为立国的基础。之后，韩国陆续推出《国民政府的新文化政策》《21世纪文化产业的设想》等文件，颁布《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等多部法律。2001年韩国还专门成立文化产业振兴院。美国、英国、法国等国“文化走出去”的背后处处都有政府的影子。政府的顶层设计可以提高“文化走出去”的速度和实效。推动岭南文化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东省政府和相关文化部门应该注意从岭南文化“走出去”的内容、主体、载体、动力等关键问题上进行总体布局。

(二)重视文化品牌建设

文化品牌就是文化影响力和文化竞争力。一个拥有较高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的文化品牌，可以传播所属国家、地区的形象，甚至可以输出相应的价值观，成为“文化走出去”的形象代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化品牌越响亮，则越能被大众了解和认同；若没有文化品牌或文化品牌不够响亮，则很难引起对方的兴趣和关注。推动岭南文化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必须深入研究和挖掘广东省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在整合历史和现代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打造具有广东省个性特色的、引领广东未来发展的、能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众广泛接受的文化品牌。近几年，随着广东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度融入，广东省越来越重视“走出去”的文化品牌建设。比如，广东省的“欢乐春节”“广东文化周”品牌等，都已成为岭南文化“走出去”的亮丽品牌。2014年9月，广东在东盟四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泰国)举办大型“广东文化周”品牌活动，有效推介文化发展优秀成果。这些“走出去”的文化品牌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喜爱和欢迎。

(三)运用现代多媒体传播手段

岭南文化“走出去”必须借助新媒体传播手段。岭南文化“走出去”也就是岭南文化的对外传播或文化扩散，是把岭南文化产品、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行为模式在一定范围内向外辐射或由一个社会群体向另一个群体散布的过程。在新媒体时代，依托光纤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媒体已经成为最好的传播载体。它能够最大限度打破空间局限，将信息迅速、及时地传向世界各地。比如被央视点名表扬的李子柒，她是利用现代多媒体传播中华文化的典范。她的视频作品不仅在国内的抖音和B站拥有千万级的粉丝，在Youtube上的粉丝量接近在互联网深耕多年的全球影响力最大媒体之一的CNN的粉丝量。李子柒在Youtube的粉丝量是靠104个视频赢得的，而CNN是靠14万条新闻报道。不同国籍的外国人看了她的视频，在视频下留言夸她好，夸中国传统文化好。“李子柒现象”对岭南文化“走出去”的最大启示就是必须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传播手段。

(四)充分发挥广东华人华侨作用

广东华侨华人是岭南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据统计，海外华人华侨为6 000万人，其中广东籍在3 000万人以上；“一带一路”沿线的华侨为4 000万人，广东籍占60%。广东海外侨胞在推动岭南文化“走出去”中占有独特的优势。他们熟悉岭南文化和岭南风土人情，熟悉所在国人文环境和法律法规，常年生活在海外，他们一般在当地有一定的人脉关系，所以让他们积极发挥自身优势，穿针引线、铺路搭桥，推动他们去讲述广东故事，比我们自述更能打动别人。

总之，“一带一路”背景下岭南文化“走出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既需要理论上的不断思考，也需要实践上的不断完善；既需要对“走出去”内容作审慎选择，也需要坚持“走出去”举措的多管齐下。唯有此，岭南文化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才能真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