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黄艳

一、厂卫制度建立的原因

特务机构，作为历代皇帝加强专制统治、集中皇权的工具，经历历代的演变与发展，在明朝达到了顶峰。明代的特务机构合称“厂卫”。“厂”指东缉事厂、西缉事厂、大内行厂，分别简称东厂、西厂、内厂。“卫”指锦衣卫。锦衣卫设立于洪武年间，东厂设立于永乐年间，西厂设立于成化年间，内厂设立于正德年间。“厂”与“卫”的职权大体相同，但自从“厂”设立后，其势力大于锦衣卫。这几者的职权与关系大体为锦衣卫侦伺一切官员，东西厂则侦察官民和锦衣卫，内厂则监视官民和东西厂。四者直接对皇帝负责，由皇帝领导与监督，构成一整套严密的特务体系。厂卫制度的施行使明代政治陷入黑暗。时人谈“厂卫”色变，尤以官员为甚。洪武年间，《万历野获编》第二十一卷有曰“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可以说，厂卫制度是明代变态政治制度的典型代表，也是加速明朝灭亡的重要成因。

厂卫制度的建立有着很深的历史原因。明太祖朱元璋起于贫寒，艰苦征战，西平陈友谅，东定张士诚，北伐元廷，最后统一中国。他深感打江山的艰辛，“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1]只有不断强化手中的权力，使官员无侵夺皇权的机会与可能，才能巩固朱氏江山。鉴于此，他设立锦衣卫监视百官，这便是厂卫制度的开端。后来他又借胡惟庸案、蓝玉案废除宰相制，并立下严旨祖训：“以后子孙做皇帝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宰相制的废除，结束了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皇室、政府分立分权的良性传统，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成了独夫政治。正如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所言：“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2]明成祖朱棣以叔篡侄皇位，为肃清反对者，进一步控制朝廷官员，强化专制集权，又增设东缉事厂，独夫政治又胜一筹。至此，厂卫制度已渐成熟，厂卫宦官虽无“宰相之名”，已有“宰相之实”。正如黄宗羲所言：“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盖大权不能无所寄，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故使宫奴有宰相之实。”[3]因此，可以说厂卫制度是“特务政治是独夫独裁极端化的结果”[4]。

厂卫制度建立后，“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进而夺得“气势不可近”的嚣张地位，背离了设立时的初衷，无恶不作。明末沈起堂就有论：“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纵观整个明史可以看出，厂卫这个特殊的特务机构的确成了明朝灭亡的加速器。

二、厂卫制度对明朝灭亡的影响

(一)乱法制，无立国之基

君统与相统的分立分工是中国古代良性政治制度重要的法理特征。从法理上来说，中国古代良性政治传统有“君统”与“相统”二系。君统的代表是皇帝，相统的代表是宰相；“君统”代表国家的团结与统一，“相统”则负责实际行政责任。由于中国独特的家国同构的文化道路，君统、相统的分界并不是特别明晰。但从鼎盛时期法理上的政治制度安排和政治实践来看，良性的政治传统应该是君统、相统分工明确。如汉代君统与相统分工明确，负责监察的御史大夫统属于相统，而非直接统属于皇帝。御史大夫不仅可劾奏不法的大臣，还可奉诏收缚或审讯有罪的官吏，监督审讯皆有章可循，与明朝“厂卫”侵夺“三法司”职权，任意监督、逮捕，甚至处死官员不啻霄壤。再如唐代三省六部制，分工更加明确。在政令出台的环节中，皇帝所起的作用亦只是画“诺”而已。如果皇帝不经三省六部直接下诏，是可以不被遵循的，故有《旧唐书》第八十七卷《刘祎之传》中“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之说。此外，唐代司法监察设有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分别负责案件的审理、审批、监察百官与谏诤皇帝。正是因为有了君统、相统的相互制约，汉唐时期政治较为清明，国富民强。而明代厂卫一反良性的政治传统，皇帝可以通过厂卫这种不符法理机构执行个人好恶，对稍忤其意的官民，任意逮捕、审讯、处死。这使得举国臣民噤若寒蝉。“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5]法制已废，基石已无，何谈立国？

(二)乱朝堂，无立国之本

厂卫设置之初便拥有了凌驾于三法司之上的侦缉、审判、关押刑拷的司法大权，有“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6]特权，这为其控制朝臣，进而控制内阁、代行内阁大权提供了便利，如武宗时期的刘瑾已被称为“立皇帝”，权倾天下。正如龙文彬所说：“自来宦官之禁，未有如明太祖之周，再传而法制尽隳，酿成祸本，以至覆国。”[7]此外，大多厂卫宦官长期压抑、心理扭曲，对蔑视他们的官僚士大夫有着浓重的仇恨心理。厂卫利用统治者的猜疑之心和自身的权利之便，为自身排除异己，祸害忠良，以致《明史·刑法志》有“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的记载。至此，功臣、忠臣皆为所害，臣僚有言不敢发，大多成为唯唯诺诺之臣。由此，朝堂之上多为沆瀣一气者、苟且偷生者，国无栋梁，何来立国之本？

(三)乱民心，无固国之根

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8]由此可见，民心稳固实为统治者巩固其政权的根基。《明史讲义》有云：“宦官无代不能为患，而以明代为极甚。”[9]这个时期，厂、卫合势，特务遍布天下，大狱、酷刑大兴。无论大小事宜，尽在其控制监视的范围之内，以致“举凡兵部有无塘报，城门关防出入，地方失火，雷击何物，京城物价，禁地人命及至家人米盐猥事”[10]，“或以一人而牵十余人，或以一家而连数十家”[11]，人人自危，草木皆兵。此外，厂卫利用职务之便霸占民田逼勒献地，控制税务、盐利，开设皇店，大开矿产等，大大加重百姓负担。厂卫制度的建立打破了原本就很脆弱的国家法制体系，完全以统治者和厂卫的好恶为好恶。这种结构的设置把人民逼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软弱的人变得逢迎，投机钻营，放弃正义，苟且偷生，社会风气败落，忍无可忍的人揭竿而起。诚如《明史·李戴传》第二二五卷中李戴所言：“此辈宁不爱性命哉？变亦死，不变亦死，与其吞声独死，毋宁与仇家倶糜。”也就是所谓的“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道理。

(四)乱边防，无御国之力

到明朝时期，“各边防守之寄，益周于前，如各方面有险要者，俱设镇守太监，总兵官，巡抚都御史各一员，下人名为三堂”[12]，宦官竟成了和镇守边关武将一样必不可少的固定官职。但是，大多数厂卫派出的宦官没有治军之才和征战沙场的经验。他们镇守边境，带兵打仗，大多是为从中捞取好处。正如岳鹏举所说：“宦官竟然将边防兵力几乎掏空，战斗力极弱，致使明王朝腹背受敌。”[13]史料记载，厂卫“官员”到任后不是整肃军队，而是用军队开矿，修建私人房舍，克扣兵晌，败坏军纪，中饱私囊，这大大折损了军队的战斗力。并且，宦官大多贪生怕死，如遇战事，为求自保，故不派兵支援，延误战机，以致“贼势猖獗，官军失援……力战死之”。更令人气愤的是，宦官以个人好恶诬陷或提拔镇守武将和地方官吏，致使军中无良将，边塞无清官，边防局势进一步恶化。更有甚者，为诈冒军功，宦官有时滥杀外国贡使冒赏，挑起民族战事，这无疑给岌岌可危的边防雪上加霜。因此，厂卫做镇守、守备驻边防，一不能稳军心，二不能利战事，三不能抵外辱，使明王朝无御国之力，其加速灭亡愈加明也。

三、结语

简言之，以厂卫为代表的特务制度在建立初期巩固了新生政权，“满足了明代加强皇权的需要”[14]，实现了“对国家进行更为有效的控制”[15]，但总体来说，这种制度违背中国政治制度的良性传统，严重破环了国家的正常法制秩序，加速了明王朝的腐化与堕落，激化了明代的社会矛盾，蚕食了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