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东

翻译批评需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对翻译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做出严谨客观的批评。这里的批评不是批判，而是评论，可以是鉴赏，也可以是指出错误式的批评，还可以是理论性的批评[1]。翻译批评不仅能提升翻译质量、体现翻译价值，也可以对中华文化的传播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一、作者及作品简介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巨人，他在小说、散文、杂文等领域均有涉猎，名著翻译、古籍校勘等领域也有较大贡献，他的作品是革命者的指路灯塔，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一件小事》是鲁迅创作的优秀短篇小说之一，文章以第一人称为视角，主要围绕“我”、车夫、老太太、巡警四人展开[2]。一名人力车夫拉着作者，在四下无人的街道上撞到一位老妇人，事发之后人力车夫并没有听从雇主的话丢下老妇人不管，而是选择扶着老妇人一起去警察局。就是这样“一件小事”让作者思绪万千：一方面是对自己不负责的想法感到羞愧难当并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另一方面对人力车夫的正直、勇敢和担当肃然起敬。这个故事展现了一个劳动人民的光辉形象，通过一件小事阐释了知识分子需向劳动人民学习的深刻主题，与“五四运动”爆发后提出的“劳工神圣”口号相辅相成。

二、生态翻译学简介

生态学与各个领域联系都很密切，在翻译领域中也在不断融合发展。胡庚申是最早提出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学者，他潜心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和论文，提出了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的适应性转换[3]。该理论从宏观角度出发对翻译标准给出不同于其他翻译理论的理解，翻译不再被局限于语言学科之内，而是能同各个领域结合，碰撞出与众不同的火花。这一理论打破了学科界限及翻译的固有思维，对翻译界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三、文本分析

本文将以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以下简称“杨译本”)、埃德加·斯诺译本(以下简称“埃译本”)、李明译本(以下简称“李译本”)三个译本为例，研究译本在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的适应性转换。

(一)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

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即译者可以在语言的形式转换方面发挥主体性，做出适应性调整。中文和英文在形式方面有许多不同之处，中文重意合、英文重形合，中文的逻辑往往蕴含在字里行间，英文的逻辑往往需借助一些语法手段来体现[4]。这就要求译者和翻译批评者在了解语言差异的基础上，对其适应性转换做出准确的分析判断。

原文：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

杨译本：Six years have slipped by since I came from the country to the capital.

埃译本：Six years have gone by, as so many winks, since I came to the capital from the village.

李译本：It has been six years since I came from the country to the capital.

以上三个译文都抓住了中文意合、英文形合的特征，把中文中的短句翻译成了由since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都翻译出了原文的基本含义，但是对于“一转眼”这个状语却有不同的理解。“转眼”一词出自清代烈士林觉明的《与妻书》，《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转眼”的解释为“动词，形容时间极短”。通过对源语词汇分析可以看出，埃译本将“一转眼”译成“as so many winks”，显然没有完全领会原文意思，把它直译成了眨眼；而李译本中忽略对这个词的翻译；杨译本将其译为“slipped”(快速地走；悄悄急行；溜)，用词非常恰当，把原文中的状语处理了成了译文中的动词，表达出了时间流逝之快的含义。译者没有对原文进行词对词的直译，也没有做夸张的描述使译文偏离原文，而是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对原文和译文对应词汇的词性做出了适应性转换，语言形式转换后更符合译入语语言形式，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二)文化维的适应性转换

文化维角度强调翻译不是字对字、句对句的转换过程，它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过程，因此，译者理解并传递出两种语言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十分重要。

原文：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

杨译本：The politics and the fighting of those years have slipped my mind as completely as the classics I read as a child.

埃译本：The dramas of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events of all those years are to me like the classics I read in childhood and quickly forget.

李译本：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ffairs of all those years have escaped me as completely as the classics I had read as a child.

在分析以上三个译文前，笔者先就原文中提及的文化负载词进行解读。文治武力是指以文治国的盛绩与以武禁暴的伟力。“子曰诗云”中的“子”指孔子，“诗”指《诗经》，“曰”“云”都是“说”的意思，“子曰诗云”泛指儒家言论。总体上看，三个译文中都对“文治武力”进行了直译，对“子曰诗云”进行了意译。分析原文可知，“文治武力”与“子曰诗云”应该是同一类词，指的是作者在书中或者平时的见闻中间接获得的知识。分析作者生平背景可知，作者当时的职业是一名知识分子并未从政，所以不可能直接参与政治事务和战争。杨译本中“The politics and the fighting of those years”和李译本“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ffairs of all those years”中把“文治武力”直接翻译成了政治和战争，显然没有表明作者的意图。埃译本“The dramas of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events of all those years”增译了“dramas”(戏剧；戏剧性事件；戏剧性情节)这一词，表明了“political and military event”是作者的见闻或知识，而不是亲身经历，与后文的“classics”(经典读物)形成同类平衡关系，以上分析表明埃译本既了解中文中平衡和对称的语言结构特征，又能在两种语言文化中做到适应性转换，为读者呈现了有更好文化负载的优质译文。

(三)交际维的适应性转换

无论人们使用何种语言、身处哪种文化背景，语言最后的落脚点都是交际。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例3：“我摔坏了。”

杨译本：“I hurt myself falling.”

埃译本：“I am hurt.”

李译本：“I am badly hurt.”

这个例子是文中老妇人被撞倒后对人力车夫的回话。原文中的“我摔坏了”中“坏”字修饰“摔”，作者想表达的是“我”不仅摔倒了而且伤势很严重，翻译成英语等同于seriously或是badly。杨译本和埃译本都没有翻译“坏”这个程度副词，只是直接翻译成“I hurt myself falling”和“I am hurt”，虽然翻译出了原文的大致意思，但并不十分准确。而李明译本中“I am badly hurt.”中用“badly”修饰“hurt”，处理很细致，描述了老妇人的伤势，呈现出了老妇人伤势比较严重的状态。原文中，作者对老妇人摔倒的第一反应是她在“装腔作势”，作者并不认为老妇人伤势严重，而此处通过对话可以看出，老妇人确实摔得不轻。李译本中用“badly”一词生动形象地刻画出老妇人的伤势情况，与文中作者认为老妇人在“装病”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与作者后文中的“羞愧难当”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让读者理解了他如此惭愧的原因，实现了原文的交际意图。

四、结语

原文中生态的结构是生态翻译学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文化、交际层面进行选择性转换时也应遵循原文生态结构，在此基础上再现另一种语言。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出发对《对一件小事》三译本进行批评赏析，利用“三维转换”原则分析各个译本在不同维度下的优点与不足，对提升译文质量、体现翻译价值、增强译文可读性方面都有一定借鉴意义。生态翻译理论在翻译批评领域应用较少，笔者也希望本文能对该理论在翻译批评领域的应用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