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启明　罗业恺　于潇怡

摘要：《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成熟、定型的方志，具有历史、民族、地域文化和语言学等多方面价值。对《华阳国志》的性质、版本和价值进行讨论，有助于对《华阳国志》的研究和利用。

关键词：方志;渊源;《华阳国志》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5383（2019）04-0095-05

Brief Discussion about Huayangguozhi

WANG Qiming1，   LUO Yekai2，YU Xiaoyi1

（1.School of Humanities，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 611756，China;2.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Chengdu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Chengdu 611730，China）

Abstract：Huayangguozhi is the earliest mature and stereotyped local chronicle in China， which has many values such as history， nationality， regional culture and linguistics. Discussing the nature， edition and value of Huayangguozhi is helpful to the research and utilization of Huayangguozhi.

Keywords：local chronicles; origin; Huayangguozhi

常璩撰《华阳国志》是我国迄今可考的第一部方志。常璩，字道将，东晋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人。《华阳国志》是我国西南地区非常重要的地方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代表了地方志的成熟和定型，是研究西南各族人民历史、地理最重要的文献。《华阳国志》全书十二卷，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巴蜀地区的历史，以及这些地方的山川形势、地理沿革、物产资源和历史人物，包括《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仕女总赞》《后贤志》，末卷为序志及益梁寧三州先汉以来的士女名录。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时，西南区域部分多取材于此。编撰方法上，《华阳国志》把历史、地理、人物结合起来，采用以地域（卷一至卷四）、人物（卷五至卷十一）、序志及附录三大版块为总纲，以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的体裁编写，三者互相糅合渗透，虽然在结构上和后世的地方志还有不同，但无论怎样，在中国方志史上，《华阳国志》作为地方士人独立完成的中国第一部地方志，永远闪耀着不灭的光辉。

1 关于方志

1.1 方志名义

“方志”之名始见《周礼·春官》，“外史”职责为“掌四方之志”;《地官》职责有“掌道方志”。许多学者都曾为现代意义的“方志”做过界定，如黎锦熙[1]、李宗侗[2]、傅振伦[3]、刘纬毅[4]、黄苇[5]、黄道立[6]、林衍经[7]等。工具书定义“地方志”，如《汉语大词典》：“即方志。记载某一地方的地理、历史、风俗、教育、物产、人物等情况的书。如县志、府志等。”[8]《中国百科大辞典》：“记载一定区域（或行政区划）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有纪、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分门别类，取材丰富，极具资料性。有全国性的总志和地方性的通志。如州、郡、府、县志。”[9]2006年5月，国务院第467号令公布《地方志工作条例》，其中对“地方志书”定义为：“是指全面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10]笔者认为，这个定义应该涵盖了前述各类定义，是一个可以据之立说的定义。

1.2 方志渊源

方志起源和性质，是一个颇富争议的学术公案。学者们多从今天的方志概念出发，有些人把方志的起源说得很早，如说《山海经》是我国最早的方志;又有人把方志的起源说得很晚，甚至到两宋时期;或有以《越绝书》为中国最早的方志。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1）史书说。章学诚《州县请立志科书》称：“方志乃一方之全史。” 又《州县请立志科议》称“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

2）地理书说。宋代学者王存、程大昌、王象之认为《禹贡》《山海经》等古地理书为方志之祖;[11]清戴震《乾隆汾阳府志例言》：“余撰汾州诸志，皆从世俗，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

3）亦史亦地说。执此论者以朱士嘉、于乃仁、李泰棻为代表。朱士嘉：“盖无异一有组织之地方历史与人文地理也。书之关系一方者，统称志。”[12]于乃仁《方志学略述》：“方志者，以地方为单位之历史与人文地理也。”[13]李泰棻：“方志者，即地方之志，盖以区别于国史也。在中央者谓之史;在地方者，谓之志，故志即史……方志者乃记载和研究一方人类之进化现象者。”[14]

4）政书说。清代李奉翰在《永平府志李奉翰序》谈到“志者，固辅治之书也”。

5）多源论。执此论者见《隋书·经籍志》、宋代欧阳忞《舆地广记·序》、清代程大夏《康熙梨城县志叙例》、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序》、钱大昕《鄞县志·凡例》、《凤阳县志序》、民国时代黎锦熙《城固县志》、傅振伦《新河县志》、朱希祖《新河县志序》等。

目前学界对于方志的起源还未有统一认识，多数学者接受方志多源的观点。如“方志，顾名思义，‘方，是指地方，方域而言，‘志，‘记或记述的意思。一般来说，完善的方志，它是以地区为中心的综合性、资料性史书”[15]，“方志是地方志的简称，是记载一个地方古今综合情况的志书”[5]。

1.3 方志类目

治学当从目录始，关于方志应该归于经史子集哪一部，各家多有不同：或入史部，明代私家书目如《万卷堂书目》《世善唐书目》和《澹生堂藏书目》，以地方志别于地理书，均在史部下设“方志”一门。或入地理，从梁阮孝绪《七录》到《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等均把地记、图经之类的志书，归入“地理”类。《郑堂读书记补遗》《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及今人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况》、王重民《中国善本书目提要》都将方志归为“地理”之属。

1.4 史、志、地关系论

历代方志，无论持何种观点，都与“史”“地”密不可分。但三者并不等同：

1）史、地不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后世大部分学科以史为宗。地理也是如此。“地理”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汉书》创设“地理志”，此学始渐发展。目录学中，地理类多置史部下，也可窥见史与地为上下属之包容关系。而方志要么置于史部，要么置于地理类。方志中记载很多地理资料，如疆域、山川、古迹等，如同《水经注》之类纯粹的地理著作较少，因此地理资料的保存常依赖于地方志，很多学者就将地方志也划为地理著作中。

2）志、地有别。李宗侗《中国史学史》：“有专记载各地方地理之作，如贺循志《会稽记》专记地理，或如周处志《风土记》专记风俗，此类《隋志》著录甚多;亦偶有载记人物者，即非其专意，又常不甚详细，故只能谓之地理书。而非地方史。自北宋之初，地方史与地方地理方始合流，称为地方图经，后又称为地方志。”[16]

3）志、史不同。谭其骧[17]认为：“地方史和地方志虽然同样是以一个地区为叙述对象，二者关系极为密切;但史和志不能混为一谈，不同之处有三：一是地方史以记载过去为主，而地方志是以记载现在为主。虽然说地方志也需要追溯过去，但主要是记载现在。二是地方史以记述这个地方的人类社会活动为主，对自然界的变化只需对特殊的大事记载一下就够了;而地方志至少是应该自然与社会双方并重，要花相当大的篇幅来记载自然方面的事物，应该对当地的地质、地形、气象、水文、土壤、土地利用、动植物、矿物资源都有详细的科学记载，对社会记载的重点、方法也应该与地方史有所不同。三是写地方史以记载过去为主，所以主要依靠史料，而地方志是以记载现在为主，所以主要依靠调查。当然写地方史有时也要搞调查，写地方志有时也要依靠史料，但是主要的方面不同。”

如此，笔者认为，虽然史、志、地三者有交叉，历代地理志、地方志的归属都主要在史部下，但方志无论行文风格、记述体裁、编纂条例与史又完全不同，因此方志当别是一体，应无疑义。

2 关于《华阳国志》

2.1 《华阳国志》的性质

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述》：“常璩《华阳国志》……此之谓地理书者也。”直到今天，对于《华阳国志》的归属，学者们的看法仍不一致。大部分学者认为《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如：清代洪亮吉谓汉晋霸史《越绝书》《华阳国志》为方志之始。清代刘光漠《章石斋文钞·县志分篇议》称：“方志之书，始于吾蜀。《华阳国志》其鼻祖也。”李泰棻《方志学》说：“《吴越春秋》《越绝书》以及能传世之百二十国宝书等，皆可称为方志。然最古以志名书者，首推常璩《华阳国志》。”[14]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指出：“晋常璩《华阳国志》，为方志之祖。”[18]朱士嘉也说：“《华阳国志》十二卷，附录一卷，晋常璩撰，《隋书·经籍志》以之入霸史類，《直斋书录解题》以之入杂史类，《郡斋读书志》以之入伪史类，《四库提要》以之入载记类，而皆不以地志目之，今审其书，乃专记巴蜀地理、风俗、人物之方志也。”[19]傅振伦在《中国方志学通论》中说：“《越绝》《华阳》二书，皆为方志之类，率述一地偏霸历史沿革，及其掌故、风土、人物。自古志逸，而此遂为地方志之所自昉。”[3]张舜徽在《中国历史要籍介绍》第七章评价《华阳国志》说：“这里面的内容，很显明的以风土人物为主，虽十之七八叙述政治沿革，但也注意到了交通险塞、物产土俗、大姓豪族，以及先贤士女各方面，无疑地是今日方志的初祖。”[20]杜泽逊认为《华阳国志》是“现存最早的地方志”。[21]《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方志”条：“现存最早的以‘志命名的志书，是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22]刘琳的《华阳国志校注》、刘重来的《华阳国志研究》等也都持此观点。

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该书是地方史，不是地方志。王仲荦说：“从这部书的书名看，好像是地方志，其实是一部地方性的通史。所志曰巴，曰汉中、曰蜀，曰南中，曰公孙述、刘二牧（刘焉、刘璋），曰刘先主（备），曰刘后主（禅），曰大同（晋统一），曰李特、雄、期、寿、势，曰先贤士女，曰后贤，曰序志。叙述有法，材料丰富，是研究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兄弟族以及蜀汉、成汉政权的较好史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23]

我们认为，要确定《华阳国志》的性质，不能仅看前人的观点，务必要考察这部书的实际情况。一代有一代之方志，我们不能拿今天的方志概念去评判六朝时期的方志，但我们可以用今天方志的轮廓去考察六朝方志。这里认为记“地”是早期方志的核心，记“一地”是历代方志的绳贯。如果“大体则有”，我们就不能说他不是方志。《华阳国志》这部书虽有史籍内容，如人物的几个志。但全书开篇三卷就是地域方面的内容，是典型的方志。因为没有任何史书是以地理开篇的。因此，《华阳国志》是地方志，为中国地方志不祧之祖，当为的论。清代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

“案：汉魏六朝地理之书，大体略如《华阳国志》之体，有建置，有人物，有传有赞，而注意于人物者为多。自来著录之家，务欲各充其类，以人物为重者入之传记，以土地为重者入之地理，亦或一书而两类互见，不避重复，或裁篇而分类录存，不嫌割裂。各随其意，各存其是，初无一定之例也。”

姚氏虽归地理，但也指出他确实不好归类，把偏人物的归入传记，“以土地为重者入之地理”“各随其意”，并无一定之规。洪亮吉《新修澄城县志·序》：“

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书》，后有常璩《华阳国志》。《越绝》先记山川、城郭、冢墓，次以纪传，实后世志州县者所仿，《华阳国志》则有郡县废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乐史《太平寰宇记》体例亦最善。……至祝穆《方舆览胜》又采入诗文。于是后之志州县者，舍地理而滥征名宿，略方舆而博采词章，有去本求末，流荡忘归者。”

洪氏提到的《越绝书》，仓修良有专论指出《越绝书》属史而非志。[24-25]笔者同意这一观点，因为不仅这部书作者、年代疑莫能明，而且开篇就是“荆平王内传”，接下来才是地理内容。至于《华阳国志》，则具备别于其他史书的几个特点：首记山川、城郭诸事，后以纪传。此外，《华阳国志》中有人物传，这个部分看成是史，也未尝不可。但其人物传也名为“志”而非“传”;但志之传与史之传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如《先贤士女总赞》《三州士女目录》就很有特点。因此《华阳国志》有人物传无伤其总体为“志”的大格局。

2.2 《华阳国志》的版本

《华阳国志》一书，不仅性质歧说各异，历代流传的版本也字句纷歧，不可卒读。《华阳国志》版刻流传始于宋代成都府尹吕大防，其后有李嫌吕刻讹乱，参以前四史整理重刻，为最早刊行之整理本。明代先后有刘大昌刻本（依李本）、张佳胤刻本（依吕大防本）、吴琯刻《古今逸史》本（依张佳胤本）、何允中刻《汉魏丛书》本（依吴琯本）、李一公刻本、影寫《永乐大典》本、钱谷抄本（依李本）。清代有李调元刻《函海》本（依李本）、王谟刻《汉魏丛书》本及浙江增补何允中《汉魏丛书》本（依何允中本）、廖寅题襟馆刻本等。校勘《华阳国志》诸家中，惠栋、卢文弨、孙星衍、顾广圻等最为知名，他们的成果可资参证。

《华阳国志》自问世以来，书家多次翻刻。宋人刻本今已不见，明清两代刻本、钞本众多，但错、讹、衍、倒之处不少。据吕淑梅《〈华阳国志〉版本集说》：“云南省图书馆庋藏《华阳国志》古今版本计22种之多。”[26]李勇先《华阳国志珍本汇刊》收有23种[27]，这算是集大成者了。

2.3 《华阳国志》研究

《华阳国志》成书后受到普遍重视，东晋、南北朝学者在著述中即有引用。晚近以来，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整理和研究。专著方面，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28]属于里程碑似的成果。任乃强认为《华阳国志》对地方史志的意义有如《史记》之于我国史籍。任乃强以清廖寅题襟馆本为底本，校以多个版本，参考大量典籍，对《华阳国志》进行校勘、标点、辑补、注释、附加论述及绘图，功力深湛，于地名之诠译，史实之考订，着力尤多，堪称常氏铮臣。是书是今人研习《华阳国志》的首选。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1984版，2007修订版）[29-30]以廖本为工作本，以多本参校并参考了任乃强《华阳国志校注图补》，用力颇勤，经过两次修订，成为《华阳国志》目前很重要的善本。

任乃强、刘琳二书外，近年来有汪启明、赵静[31-32]《〈华阳国志〉译注》（2007年初版，2013年再版），该书如赵振铎先生在《序》中所评价“于词义之引申，文字之假借，疏通证明，多有创获”。刘重来、徐适端主编《〈华阳国志〉研究》[33]，介绍了《华阳国志》的作者、名称由来、成书及流传过程、内容、体例、史学价值、版本等方面，其中对常璩的史学思想以及《华阳国志》的史料价值论述尤详，是研读《华阳国志》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此外，《华阳国志》的本身和已有研究成果多有龃龉之处，且体例较乱，汪启明、赵静、罗业恺《华阳国志系年考校》把《华阳国志》打散，采用编年体的形式，以廖本为底本，以事系年，参以众本，广搜文献，以正史为本证，他书为旁证，任本、刘本互异之处、刘本二版互异之处，都一一考核。该书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这方面的新成果。

论文方面，陈晓华《历代整理与研究〈华阳国志〉综述》分宋前、宋、元明清、民国、建国后、国外学者六个部分对《华阳国志》的刊刻、校勘和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可说是在21世纪之初全面回顾和总结了前人对《华阳国志》的研究[34];张勇《常璩〈华阳国志〉研究概述》则对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35]。论文方面，发表了大约60多篇。此从略。

3 《华阳国志》的价值

《华阳国志》成书以来，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对其进行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宋以前，主要以之为撰史材料或佐证。明清重在校刻，因其书脱稿迄今1 600年中，历经书手传钞，匠民翻刻，颇有讹夺衍倒，或经俗手改窜，有脱简阙文。清代从事于校勘此书者20余家。至民国，开始走向专题化研究。1949年后，开始趋向多元化研究，诸如经济、民族、文化、人物、版本、史料价值、地名学、史学思想等研究。

3.1 史料价值

在古代西南地理方面，可以和《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相互印证;在政治史方面，可以和《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比勘。常璩在书中明确地把蜀人作为华夏民族组成部分，认为华夏各部族有共同的祖先和文化源头。[36]常璩还认为这部书可补正史之阙，“巴蜀，厥初开国，载在书籍。或因文纬，或见史记。久远隐没，实多疏略”，“庶几万分有益国史之广识焉”。王仲荦认为其“是研究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兄弟族以及蜀汉、成汉政权的较好史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23]《华阳国志》可补巴蜀及周边地区史载籍的不足，尤其是记录众多正史所不载的巴蜀及周边人物，更显珍贵。再则，常璩之前，蜀地有多种巴蜀史志均佚，赖《华阳国志》得以大致了解其风貌。

3.2 地域文化价值

地方性是《华阳国志》的重要特征。《华阳国志》记录了从远古开始的巴蜀地区建置沿革、物产资源、风土人情、农谚方言、生产生活、历史和社会的发展等方面情况，地方色彩显而易见。

3.3 西南民族史料价值

多民族性为《华阳国志》的又一特征。在民族史方面，《华阳国志》可以和《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南粤列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配合，考证西南三十几个少数民族和部落的历史及其同汉族、中央政府的关系。它记载的西南三十几个少数民族、部落及其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有些资料不见于其他史籍，这为研究巴蜀地区民族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3.4 语言学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语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由于战争的原因，民族迁徙的涉及面和数量都很大，给语言接触和融合造成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我们可以从其中大量的韵语中，归纳出当时蜀人蜀地的韵部情况;书中还使用了不少当地的方言[37-38];少数民族语言在《华阳国志》中也有表现。[36]

《华阳国志》中还包含了政治、宗教、民俗、艺术、历史人物、对外交往等“百科全书”式的资料。如最早详细记载了都江堰水利工程;记载了对天然气的发现和使用，这是我国乃至世界上首次使用天然气最早的记载;记载了蜀守李冰在广都主持开凿盐井，这也是中国以至世界上最早的凿盐井记录;此外，《华阳国志》记载了蜀中是国内最早的茶叶产区，以及张陵创立道教五斗米道的缘起，充分证明了成都市大邑县的鹤鸣山是我国道教的发源地等等。前人对《华阳国志》评价甚高，如唐代刘知几《史通·杂述》称其“详审不朽”;宋代吕大防在重刻此书的序文中谓“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称其是“中国地方志中一颗耀眼的明珠，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之一”。[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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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4-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15ZDB107）;四川省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课题（19Y023）

第一作者简介：汪启明（1955—），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汉语语言文字学;编辑与出版;古籍整理与出版，电子邮箱：95471235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