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分析了福泽谕吉教育思想的形成动因，介绍了福泽谕吉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对福泽谕吉教育思想做出了评价。认为，福泽谕吉教育思想在近现代日本公民教育中起着奠基性的作用，他通过创办西式学校，传播洋学，为日本国民了解世界、学习借鉴欧美文明开启了窗口，极大地提高了日本国民的受教育水平，并为日后在医学、物理学、经济学等领域铸造辉煌提供了知识积淀和人才支撑。但他一味否定汉学、“脱亚入欧”和军国主义倾向使他的教育思想日益变得丧失理性，偏离了国民教育的初衷，使其成为“畸形教育”。

【关键词】 福泽谕吉;教育思想;文明开化;实用主义

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近代赫赫有名的启蒙思想家，身为日本家喻户晓的著名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兴办私塾和著書立说，为日本文明与独立鞠躬尽瘁，也为日本教育现代化立下汗马功劳，负有“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盛名，被誉为“日本伏尔泰”。福泽谕吉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是“教育救国”，崇尚“经世致用”的西洋“实学”，倡导“文明开化”，谋求“独立自尊”，实现“强兵富国”。注重“实用主义”、“民族主义、”“文明开化”、“和谐发展”成为福泽谕吉教育思想的鲜明特征，实现“独立自尊”、“强兵富国”成为福泽谕吉教育思想的终极目的。

一、福泽谕吉教育思想的形成动因

福泽谕吉出生在一个下级武士家庭，其父富有才学，因受封建等级身份制度束缚而终生报国无门，空怀不平，抑郁而终。福泽谕吉因幼年丧父，家境清贫，饱尝下级武士的辛酸与苦楚，这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火种，他深刻认识到“门阀制度是父亲的死敌。”[1]福泽谕吉13岁才得以入村塾学习汉学，熟读《四书》《五经》，但他并不信奉封建伦理道德。福泽谕吉19岁开始学习兰学（当时主要是指学荷兰语或借助荷兰文研究西洋学术的学问），他热衷于研究荷兰文的物理学和医学，这培植了他的无神论思想和厌恶儒学的情愫，也为他的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19世纪后半叶，日本正处于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期。国内方面，一是以德川幕府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受剥削压迫的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二是资本主义新兴生产关系日益发展并与封建生产关系产生与日俱增的矛盾。国际方面，1853年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被美国舰队冲破，外敌入侵使日本独立岌岌可危。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势下，1868年日本发动了一场自上而下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明治维新。明治政府不惜重金派遣人员出国考察学习，福泽谕吉得风气之先，两渡美国，巡访欧洲列国，耳染目濡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痛感日本落后。在《劝学篇》第十篇中福泽谕吉发出振聋发聩的质问：“试看今日日本的形势，实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内在的精神。现在我国的海陆军能和西洋的军队交战吗？决不能。现在我国的学术能教导西洋人吗？不但不能，反而向其受教唯恐不及。”[2]福泽谕吉为实现一生中的两大誓愿：“一是个人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二是日本从西方列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3]为此，福泽谕吉主张吸收西洋文明，唤醒国民，在东洋一角建设新的文明国家。

二、福泽谕吉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倡导“文明开化”，崇尚“经世致用”的西洋“实学”

两渡美国、巡访欧洲列国的福泽谕吉，他耳闻目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后，深感日本落后，为宣传西方文明著书立说，并著有《文明论概略》一书。在此书中他坚持“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立场，认为“要谋求东洋革新，必须首先输入西洋文明教育。”[4]第一，福泽谕吉认为文明的定义可以理解为：“身体安乐，道德高尚。”[5]他认为“文明”这一范畴，无所不包，举凡工商企业、科学技术到政法制度、文学艺术和道德伦理等等无不包含在内。第二，福泽谕吉把文明分为外在文明和内在文明，外在文明是指所谓的“衣食住行”文化，内在文明是指所谓的文明精神，即国民的智德，这是一国文明开化程度的重要标准，他认为外在文明易取，内在文明难得，应先攻其难，后取其易。第三，福泽谕吉论述了文明与独立的关系，他认为独立是第一位的，文明是第二位的，应该首先确保日本国家的独立才能谈及文明，国家独立、民族振兴是目的，文明开化是达此目的的手段。他还指出，文明是国家的、民族的文明，文明的进步是无止境的。第四，对待西方文明，福泽谕吉认为，“纵使西方文明高出日本数倍，也不是尽善尽美，其缺点也到处可举。我们既不能相信西方风俗全是好的，也不能怀疑日本习俗全是坏的。落后国家在学习、吸收外国先进文明时，一定要取舍适宜，切不可全盘效法，更不能仅学习其文明外形，”[6]这是福泽谕吉对待西方文明的择其善者而从之的态度，即实现西方“有形的自然科学”和日本固有的“无形的独立精神”相结合。

福泽谕吉虽自幼学习汉学，但随着他眼界的开阔，学识的增加，他把汉学视为“远离实际的学问”，并不适应当今日本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状况，反而成为日本走向文明开化之路的阻碍。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批判性地指出，“所谓学问，并不限于能识难字，能读难懂的古文，能咏和歌、做诗等不切实际的学问。这类学问虽然也能给人们以精神安慰，并且也有些益处，但是并不像古来一般儒家和日本国学家所说的那样可贵。”[7]他认为儒学这种“虚学”应该让位于“经世致用”的西洋“实学”，国民应该学习对日常生活有用的实际学问，如“让学生学习地理学以了解日本国内和世界各国的风土，学习物理学以考查天地万物的本质并探究其作用，学习历史学以了解日本和世界万国的变迁，学习经济以了解世界万国生计的学问，学习外文则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日本以外的世界。”[8]在“实学”教育中，福泽谕吉极为推崇物理学，他认为物理学具有科学性、真实性和实用性，如果国民人人都能学好物理学，国家将会形成文明之风，则个人文明、国家独立均可实现。

2、主张形成德智体“和谐发展”的教育模式，培养适合日本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国家所需要的新型国民

在智育方面，福泽谕吉认为智就是智慧，智慧是指：“思考事物、分析事物、理解事物的能力。”[9]人若没有智慧将一事无成，拥有智慧则万事皆成。他把道德看作是由于人的天赋而偶发的，道德不一定依靠人的教导就可以拥有，而智慧却截然不同，正如他所言的“面壁九年可深谙道德的高深道理，但面壁九年也不一定发明蒸汽机。”[10]福泽谕吉相信智慧取决于教育，但是他又反对以人力创造智者，因为他认为人不能超越天赋遗传的限制。他批判封建社会儒学家重道德、轻智慧的错误教育方法，但他同时还认为不能贬低道德的价值。培育智慧是学校教育的宗旨，福泽谕吉反对向国民进行空谈虚理、不切实际的儒学教育，提倡向日本国民传授经世致用的“实学”技术，例如，在学校开设英语、物理、薄记学、商学等具有实用性的科目。

在德育方面，福泽谕吉认为道德是指一个人内心真诚、表里如一、无愧畏之心。他认为道德是潜在的无形之物，却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他指出道德的衡量标准不能以具体的有形的某种容器为标准，应以社会大众以为善者为善、恶者为恶，因此道德教育必须顺乎人情。他还指出德育功效的发挥有其适用范围，即该国舆论范围，一旦超此范围，应改变德育的内容使其适应社会舆论，或使德育的内容改头换面以示与该国舆论无关，从而保全德育体系的完整性。福泽谕吉认为今日的德育应该适应舆论之需要改为独立自主为宗旨，道德教育应尊重人民的自由，他反对儒学家抛出“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的德育主张，他认为在道德观念上应培养“正、邪、善、恶”的判断力，保持独立的人格，成为独立自主的人。福泽谕吉把道德分为私德和公德，并认为只有修好个人私德、家庭私德，社会公德才能得以发扬，社会秩序才能得以维持。福泽谕吉认为匡正德风的关键在于以身作则，道德教育首先受先天遗传因素和家风熏陶的内部影响，而后受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社会舆论等外部影响，必须使以上影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培育良好的道德。

在体育方面，福泽谕吉认为体育的目的是使人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健康的身体与智力的发达相比并无主次之分，他认为健康的体魄是建功立业的前提，正如他生动形象的比喻，“一个人才智优秀而身体虚弱，就好像蒸汽足而锅炉的质量低劣，如果蒸汽量大，锅炉就會爆炸。”[11]他建议在学校教育中将体操运动作为必修科目，又建议在学校中成立“不乘人力车俱乐部”，要求会员绝对不乘人力车，以此避免懒惰软弱。他指出，日本妇女上百年来处于男尊女卑的陋俗下，长期幽居在家，不能体验大自然四季变化之美妙，甚至难以呼吸到对养生最为重要的新鲜空气，这将不利于妇女生育健康的子女。他批判当今日本社会选择配偶时过分关注配偶的容貌美丑、智与愚，却鲜有关注配偶先代的身体健全与否，他甚至指责日本国民只知道选择优良的动植物种子，而不懂得选择人类的种子，这实在是愚蠢至极！

福泽谕吉主张形成德智体“和谐发展”的教育模式，他认为体育是第一位的，拥有健康的体魄是使智德发挥作用的前提，即体力是生产一切财富的根本。关于智与德的关系，他认为，“有智慧而缺乏道德之心的人，等于禽兽，非人也;只修养道德而没有智慧的人，等于石菩萨，也不能称其为人，”[12]即智与德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于人自身的，缺一不可。不可否认，福泽谕吉的德智体“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

3、强调家庭环境对教育的熏陶作用，提倡实施强迫义务教育，重视灵活多样的社会教育对人持续发展的作用

在家庭教育方面，福泽谕吉认为父母教育子女不仅是天然感情，更是义务。他认为应该首先把子女看作一种动物，暂且不论其先天智愚程度如何，都应效仿饲养动物之法促进子女身体发育成长，他主张应先培育子女健全的体魄，而后再施加智德教育，他告诫所有父母务必牢记此要旨。他认为家风是最好的老师，良好的家风必将熏陶出品德优良的子女。为此，他建议“将家庭周围的语言、行动美化，不得有丑陋、残酷、虚伪、争斗等行为表现。每日都要愉快地从事家务劳动，全家尽可能团聚在一起，使家庭气氛如春风般和煦，如秋水般清澈。”[13]若儿童的家庭环境不好，可择邻而居，或选择家风良好又适宜做教师者，使儿童寄宿其家，从而使儿童避免与恶劣习俗接触。在家风问题上，应该像过去武士家庭那样重视家风，培育国民美好的品格。福泽谕吉还特别强调指出，父母不能吝啬对子女的教育费用投入，他认为即使父辈拥有万贯家财，倘若不使后代子女受到良好教育，不具备继承家业的智德，其结果只能是断送家业、倾家荡产，此类父母简直是愚蠢糊涂！

在学校教育方面，福泽谕吉认为必须汲取外国办学规律教育学生，为此，他效仿西洋公立大学制度建立了庆应义塾，向学生讲授洋学。福泽谕吉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比分析了官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异同，认为官立学校虽富有，其教育方法也未必高超;私立学校虽贫穷，其教育手段也未必不完备，他号召绝不可废除私立学校。福泽谕吉由“人生识字忧患始”的思想出发得出，“学术教育也是一种有如交易的实用主义。高级的教育只有任富人选择;穷人子弟只能选学与家境相适应的廉价教育才对。这不仅是本人的幸运，对社会安宁也很重要。”[14]他希望淘汰贫困学生，从而使富家子弟全部入学。福泽谕吉指出，教育的目的不单单是为国家培育一批优秀教师，更是为国家未来发展培养有作为的实干家，他建议建立商业学校，培养可与西洋各国打交道的商业人才，以期全体学生都成为实干家。关于教育费问题，福泽谕吉认为国家没有义务为公民教育支付费用，个人把金钱浪费在无益的开支上则一文不值，除了必要的生活开支外，聪明的人会把金钱投资在子孙未来的教育上。

在社会教育方面，福泽谕吉认为人自幼在家受家风熏陶教育，幼年入学接受学校教育，完成学校教育后接受社会教育，即人需要终身学习。他在庆应义塾交询社的演讲中说到：“社会的学科，有居家之道，交人之法，教子之方，谋生之途，直至商业工业，进而有政界之事。千差万别，无限繁杂，但这些都不是由固定的教师来教，而是要靠大家自己去下功夫考察社会，亲身实践，增长见闻。”[15]在社会交往中，福泽谕吉认为彼此要做到严于律己，不应苛求他人，迁就自己，要提高国民整体的社会品格，使其共同维护社会道德。他告诫学生毕业回到家乡后不可忘记对地方之民施以恩惠，要频频联络感情，永不疏远，要牢记“灾年养民口，平年养民心”的劝诫。

4、提倡“一夫一妻制”，揭露女子无财产的弊端，主张男女教育平等

福泽谕吉认为男子蓄妾是败坏伦理道德的丑事，是当今文明社会所绝不能允许的，他提倡“一夫一妻制”，主张男女教育平等。他在《新女大学》一文中写道，女子接受教育后，“和颜悦色，口气柔和，特别是说话时条理分明，庄重典雅，不卑不亢，这是保持女性品德的方法。”[16]他反对教育培养出西洋式女人，主张培养适合日本需要的真正的国民的母亲的女子。他还批判日本妇女没有财产的现状，这致使日本妇女地位低下，成为男性的附属品，他呼吁妇女也应掌握财产，不必仰仗丈夫的鼻息。他建议女性也需要学习经济和法律思想，这是当今社会文明女子的护身利器。

三、对福泽谕吉教育思想的评价

对福泽谕吉教育思想的评价，正如有“丸山政治学”之称的日本著名思想巨匠丸山真男先生在《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所希望的是，中国读者不要受日本对福泽的先入之见或流行观念束缚，应亲自根据福泽的论著去理解福泽为自由和独立所做的思想苦战。我还希望有这样的读者，他们能站到中国的立场上对日本思想家福泽做“意译，并按照中国的历史状况去‘改读之。”[17]在此，丸山真男先生为中国读者提供了辩证评价福泽谕吉教育思想的视角，值得我们反思与借鉴。不可否认的是，福泽谕吉作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对日本近代教育作出了划时代的功绩，但他的思想与普通人一样受到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

福泽谕吉教育思想在近现代日本公民教育中起着奠基性的作用，他效仿西方教育模式创办西式学校，传播洋学，为日本国民了解世界、学习借鉴欧美文明开启了窗口，极大地开阔了日本国民的眼界，提高了日本国民的受教育水平，提升了日本国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对于日本摆脱当时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来说功不可没，并为日本日后在医学、物理学、经济学等领域铸造辉煌提供了知识积淀和人才支撑。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高呼：“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18]人之所以出现贤愚之别是由于后天是否接受教育所导致的。他提倡教育平等，人人接受教育，这改变了穷人不能接受教育的旧观念，使日本平民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教育平等的国策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崛起提供了极大支持。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刚刚觉醒，日本国民尚未从腐朽落后的旧思想中完全清醒过来，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无异于一声惊雷，惊醒了沉睡的日本国民，打开了日本国民开眼看世界的窗口，使其开始思考个人独立、民族独立和富国强兵。可以说福泽谕吉的教育思想为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提供了思想先导，为日本成为近代强国培养造就了一批新型国民，成功塑造了近代日本国民的品格。

福泽谕吉的教育思想渗透着“民族主义”倾向，早期他在《劝学篇》一书中以文明论为观点，宣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理应身先士卒，为国效劳，力争追上西洋诸国，此时福泽谕吉教育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已愈加明朗化。随后他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具体告诉日本国民何谓文明、文明的内容包括什么、文明的制度是什么，他希望通过教育改变日本国民的精神面貌，把国民由顺从的“臣民”改造为“独立自尊”的国民。在他晚年时期，随着日本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其思想日趋保守，由民族主义教育思想发展为民族扩张主义教育思想。在政治方面，由提倡民主自由转变为“官民调和论”;在教育方面，由崇尚文明转变为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在外交方面，由主张各国平等转变为支持对外侵略扩张。福泽谕吉教育思想的转变，与他不余遗力地对汉学的疯狂批判有着莫大关联，他说道：“我与汉学为敌到此地步，乃是因为我坚信陈腐的汉学如果盘踞在晚辈少年的头脑里，那么西洋文明就很难传入我国。我已定下决心，愿尽一切努力，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些后生拯救出来，进而把他们导向我确信的目标”。[19]福泽谕吉对汉学的批判中也包含着对日本大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否定，这致使日本文化丧失了“以和为贵”的根基，失去了理性，最终导致他“脱亚入欧”思想的萌生，引导着日本公民教育一步步跌入军国主义公民教育的深渊，致使二战给日本国民和世界人民造成惨痛代价。可以认为：“福泽谕吉《脱亚论》的发表不仅标志着近代日本“脱亚入欧”思想的正式出台，而且将这种思想推向了对外侵略的方向，而福澤谕吉正是通过宣扬这种思想引导日本跻身于西方列强的行列，以参与其瓜分亚洲和中国的殖民战争，并在客观上对甲午战争的爆发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20]

福泽谕吉在《自传》中写到：“日本上演这出破坏旧物，输入新物的大型武戏，其内容就是开国四十年当中所经历的一切。有许多作者，或叙述梗概，或写出剧本，使全体国民在自由改革的舞台上演出这一新型的舞剧。说我所译著的书也占一部分，我也不惭愧。”[21]不可否认，福泽谕吉在创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在缔造日本近代文明中，都起到了启蒙思想领袖的作用，但他的教育思想依然具有局限性，一味否定汉学、“脱亚入欧”和军国主义倾向使他的教育思想日益变得丧失理性，偏离了国民教育的初衷，使其成为“畸形教育”。

【参考文献】

[1][19][21]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自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6+78+279.

[2][10][11][12][13][14][15][16]福泽谕吉.福泽谕吉教育论著选[M].王桂主译.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25+85+116+162+151+168+197.

[3]会田仓吉.福泽谕吉[M].吉川：吉川弘文馆，1999.178.

[4]庆应义塾编撰.福泽谕吉全集：第16卷[M].东京：岩波书店，1958.209.

[5][6][9]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2+59+76.

[7][8][18]福泽谕吉.劝学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6.

[17]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1.

[20]肖郎.近代日本侵略亚洲国家思想探源[J].浙江大学学报，2014（3）.

【作者简介】

张园晓（1990—）女，河南许昌人，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