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辉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68))

底层叙述是新世纪以来表现挣扎于生存线附近的底层民众生活情态和命运轨迹的重要方式之一。但从当前一些底层叙述文本的叙述框架构成来看，隐含作者存在高度人格化倾向，即总想要借助刻画底层形象去传递某种价值观。这种固定的情感导向直接作用于叙述层的叙述者，使其只关注一种类型的底层生活面貌，而忽视了底层生活本身的多样性。所以尽管底层小说声势浩大，关注农村经济、民工生存的作品众多，却总是停留在叫苦喊冤的阶段，很难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

一、底层叙述的窘境

申丹认为，“‘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既涉及作者的编码又涉及读者的解码”[1]36，“就编码而言，‘隐含作者’就是处于某种创作状态、以某种方式写作的作者(即作者的‘第二自我’)；就解码而言，‘隐含作者’则是文本‘隐含’的供读者推导的写作者的形象”[2]。底层叙述中隐含作者的影响也是从编码和解码两个方面产生的。一方面，作者编码层面的隐含作者被先入为主的情感甚至意识形态导向所控制，不同作家书写的叙述文本却产生了近乎相似的隐含作者，叙述逐渐走入程式化的牢笼；另一方面，作者编码层面的隐含作者刻意选择引起读者视觉冲击的贫穷、暴力、色情、死亡等内容作为书写对象，使得读者解码层面的隐含作者很容易被推导为迎合消费文化的写作者，底层叙述的严肃性因此被消解，艺术风格趋于媚俗化。

(一)叙述情节程式化

编码层面的隐含作者相当于作者的第二人格，这种人格是特指具体的某一部作品中的作家人格而言的，所以同一个作家可以在不同的叙述文本中产生不同的隐含作者。但在底层叙述中却出现了不同作家拥有相似隐含作者的情况。描写恶劣生存环境、表现非道德欲望、渲染残酷暴力氛围成为隐含作者不约而同的选择。作者层面出现的这种类型化写作倾向直接影响了叙述层的叙述行为，导致叙述者无论站在限知还是全知叙述视角都不能呈现底层的客观面貌。可以说，在底层叙述中隐含作者不仅无处不在，而且经常严密控制着书写对象的范围，因此文本中的人物命运也总是跳不出“男的出来当苦力，女的当鸡，不是死在城里就是伤残在城里”[3]62的窠臼。

以《那儿》《我们的路》《到城里去》为例。三部小说分别采用了第一人称见证者、第一人称亲历者、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来描写不同底层群体的生活，但它们却拥有相似人格的隐含作者。《那儿》是以“我”为第一人称见证者的限知视角叙述文本。身份是一家报社小职员的 “我”是小舅朱卫国试图挽救国营工厂衰败局面，但却屡次失败，最终自杀的整个过程的见证者。叙述者借助“我”的视角，以带有市井气息的知识分子口吻道出了下岗女工杜月梅生活困顿，只好选择卖淫，去当“霓虹灯下的哨兵”的生存境遇，并着力叙述了“我”由看戏的心态到逐渐认同小舅，并为他的精神所感动的过程。在整个叙述过程中，作为人物的“我”更多是从观察者的角度发表自己的评论和看法。但透过“我”的视角，可以明晰地看到一个人格化的隐含作者。杜月梅的遭遇、小舅的爱情、罗蒂的自杀、小舅的惨死等内容都是为了凸显底层生存空间狭窄、度日艰难的社会主题，隐含作者的创作意图鲜明地被囊括在了贫穷、暴力、色情、死亡等事件的叙述中。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了以第一人称亲历者为叙述视角的小说《我们的路》中。“我”的农民工身份虽然起到了拉近读者与底层距离的作用，但隐含作者仍旧时时显示着强大的意志，小说苦涩但富有节制性的叙述基调背后是底层不知希望在何处的哀伤，以及不露只言片语却不减控诉不公平现状力度的社会现实性。隐含作者的情感和意识形态导向正是通过叙述狡猾凶残的老板克扣工资，工友生命如草芥般易逝，春妹靠卖淫养家又被欺骗生子，“我”和妻子金花都过着累死累活却仍旧贫穷不堪等内容来展现的。暴力、贫穷、色情、死亡同样出现在了这部小说之中，社会批判意识也与《那儿》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至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小说《到城里去》，叙述者讲述的虽然是宋家银千方百计证明自己是城里人却总是换来痛苦心酸的故事，却也反映出底层即使在家中漠视亲情伦理地算计节俭，在外面不顾道德尊严地打拼，仍旧无法在城市立足，只能一代又一代老死于穷乡僻壤的可悲现象。从叙述内容上来看，杨成方艰难乞讨、宋家银憧憬外遇、杨成方四弟惨死等事件的描写依旧与《那儿》和《我们的路》有很大的相似性。

总而言之，隐含作者在筛选底层生活片段的时候，经常是带着强烈的人文关怀色彩，并试图履行为底层请命的文学使命进行底层书写的。即使不怎么敏锐的读者也能洞察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叙述的底层小说无非是表达同情或控诉的主题；非第一人称小说中的叙述者看似全知全能，却只是给人物一次又一次地添加苦难或者欲望的佐料，以引起读者感官冲击来实现相同的诉求。曹征路多聚焦于下岗工人，刘庆邦多以煤矿为取材对象，罗伟章善于表现农民工群体，这些都是与作家个人经历息息相关的，但他们高度个人化的摘取内容反而收获了类型化的结果。民工、下岗工人、矿工、拾破烂者等不同的底层人群却拥有近似的命运，永远无法摆脱的贫穷，看不见希望的体力付出，冷漠的城市和残酷的人性，以及纷至沓来的各种意外包裹着他们。他们走不出这个由暴力、贫穷、色情、死亡组成的苦难化、程式化牢笼，而导向性鲜明的隐含作者正是牢笼的核心缔造者。隐含作者导致底层叙述走入程式化牢笼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隐含作者想要通过文本传递巨大情感关怀和强烈社会使命等附加的意义符码，难免会有表达失真、故意夸大的情况出现。底层叙述也就有可能借助特定的视角成为了“苦难化”“概念化”的片面表现，底层生活中人性的温暖和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生存本身的生命美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被遮蔽甚至故意隐去的情况。叙述者过于关注底层物质生活条件的艰辛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匮乏，使正常的人物变成了被外在环境逼迫而丧失生活乐趣的苦难化符号。二是底层叙述文本的文化意义通常要逊色于表达苦难的现实意义。从这样的写作目的出发，隐含作者便站在了不同于底层的道德制高点，以无限接近底层的悲惨状态为首要目标。最佳途径无疑是将叙述者的目光锁定在能够反映底层生活苦难的范围内，以痛苦来刺激读者的神经。所以描写苦难、展现残忍变成了隐含作者们共同的选择。不同作家因为个人经历不同，表现的风格有所区别，但主题却差别很小。

(二)艺术风格媚俗化

作者编码层面的隐含作者刻意营造一种底层生活极端困苦的“逼真性”，这种“‘逼真性’并不完全是叙述作品内在的一种品质，而是作品与读者认为是真实的事物之间的关系造成的读者对作品的态度”[4]241-242，这种震撼人心的“逼真性”美学效果也是底层叙述的魅力之所在。但从底层文学的阅读群体来看，接受者更多是“非底层”身份的读者，因为真正的“底层无法自我表述,又听不懂知识分子对底层经验的展示”[5]。在所有底层叙述内容都近乎雷同的情况下，“非底层”身份读者解码层面的隐含作者便很容易被阐释为一群集体性消费苦难的商业化写作者。事实上，随着消费文化的不断发展，“非底层”身份读者在解码隐含作者意图时，暴力、贫穷、死亡、色情等叙述内容本身也比崇高的叙述意图更容易吸引他们的眼球。底层叙述因为商业化的不断冲击而出现艺术风格趋于媚俗化的倾向。

“非底层”身份读者解码层面的隐含作者往往与作者编码层面的隐含作者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情节陷入程式化窘境的底层叙述更是如此。“认知叙事学根据‘叙事语境’和‘社会历史语境’区分出了‘文类读者’或‘文类认知者’和‘文本主题意义阐释者’两类不同的读者，前一类指排除个体差异、享有共同文类规约的认知者，后一类具体包括作者的读者、叙述读者和有血有肉的个体读者。”[6]223但具体到底层小说接受视域时，“社会历史语境”层面的读者无论在具体阅读过程中处于什么位置，他们“非底层”身份的共同标签在无形中赋予了阐释对象类型化的特质，拥有了几乎相同的以苦难为核心的文类规约。从编码层面的隐含作者开始就披上类型化外衣的底层叙述又被读者片面解读为远离他们生活环境的“悲惨世界”。陈应松、罗伟章、曹征路、刘庆邦等作家的作品表现方式各有差异，但在“非底层”身份读者的接受视域中它们却被提取出了相同的苦难因子，甚至容易被解读为一种以“比惨文学”为手段的商业写作。至于读者解码层面的隐含作者形象，也因为读者对底层叙述的类型化认知而出现与作者编码层面的隐含作者不一致的情况。编码层面的隐含作者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因为类型化的原因会容易被读者过度解码为以苦难为书写养料的“比惨作家”。此外，普通读者在阅读时也无法摆脱人物在极端苦难的生活环境中寻觅生存希望，在异常的道德伦理范围内寻找感情依托等奇观化的叙述模式的影响。隐含作者本身想要传递的底层渴望被关注、尊重的诉求反而因为叙述内容的奇观化被搁置一旁，阅读底层叙述成了欣赏一出离奇悲惨的苦难剧表演。 所以，读者解码层面的隐含作者因为读者的类型化认知而失去了严肃性，成为了消费苦难的商业化写作者。

陈晓明这样概括我们当下的文化现实：“越是无名，人们越发焦虑，越发表现出对名的酷爱。”[7]367底层叙述本身就存在这种艺术价值亟待证明的焦虑，但隐含作者强烈的意识导向性却限制了它的发展空间。隐含作者为底层正名的渴望因为叙述空间的受限而每况愈下，底层叙述的严肃性因为过度频繁地被提及而遭到消解。更有甚者，作者编码层面的隐含作者如果欠缺精神自觉，小说便不可遏制地滑入到媚俗艺术的泥潭中。在网络文化和消费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底层叙述和其他文学艺术类型一样面临着商业化的强烈冲击。当底层小说同其它类型的文学作品一起作为文化商品被放入市场时，它在商业化和消费文化充斥的主流社会里可以挖掘和表现的题材是如此单薄，数量庞大的底层社会群体反而成了声音几乎雷同的单调诉苦，深层次的生存价值追寻却鲜有作家触及。白浩将底层苦难叙事消费性、消解性与革命性混杂的特征概括为“暧昧化”，具体表现为“场景的奇观化，情节的奇遇化，性叙事的搅局骑墙化，人物精神到文本叙述方式的贫嘴化”[8]。这表明底层叙述文本在事实上已经沾染媚俗艺术的价值取向，苦难甚至成为了换取商业利益，追求作家的功成名就的庸俗工具。卡林内斯库认为，“媚俗艺术已成为现代文明生活的一个核心因素，已成为了一种常规地、无可逃避地包围着我们的艺术”[9]14-15。但底层叙述若朝着这样的方向前进，底层生活的艰难会被隐含作者以调笑化的书写方式消解，刺激读者眼球的叙述内容成为核心要素，甚至滋生出一种看客情节；读者接受视域的底层会被“非底层”身份读者解读为仅供娱乐的他者，隐含作者借助文本传递的社会批判精神也会荡然无存。

二“底层叙述”何为？

底层叙述如何走出情节程式化、艺术风格媚俗化的泥沼？不可靠叙述策略不失为一个突破口。这一概念最早由布斯提出，他认为，“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我把这样的叙述称之为可信(现通译为“可靠”)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信的”[10]178。作为叙述策略的不可靠叙述可以起到建构文章审美精神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能从多种视角表现不同的人生,它比直接议论更容易唤起读者的思考和共鸣,而且能构建文学语言本身‘含混’的美感”[11]。事实上形成不可靠叙述的方式远不止布斯所提出的这一种，叙述文本中还包括人物、理想读者等多个同样可以建构不可靠叙述策略的主体。王委艳认为“叙事是一种交流”[12]，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关系只是叙述文本中的一对主体交流对话的体现。所以要使不可靠叙述真正起到强化文本美学效果的作用，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底层叙述文本中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处理。从打破隐含作者过度导向性的角度来看，需要隐含作者从规避极端写作、寻找表现底层面貌的最佳平衡点两方面去调整与文本中其它主体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调整既可以看作是一种摆脱隐含作者强烈导向性的现实举措，也可以视为一种强化底层叙述文本内部各个主体间对话和张力关系的形式策略尝试。

(一)避免两种极端

隐含作者应当避免两种极端，一是一味追求作品表现真实和苦难，使其沦为苦难实录和怨恨叙事的情感发泄；二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作品媚俗化，底层书写变为某种奇观化消费。前一种极端需要从叙述策略去改善，后一种极端则需要依靠写作者的精神自觉来抵制。

底层叙述之路越走越窄很大程度上是作品过度追求表现真实和苦难造成的。避免底层小说堕落为苦难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摆脱底层叙述过分写实的束缚，真正发挥不可靠叙述的审美作用。现实主义的过分强大捆住了隐含作者的手脚，“从今天的情况来看，现实主义，是谋杀文学最大的罪魁祸首。至少说，我们几十年所倡导的那种现实主义。是谋杀文学的最大元凶”[13]391。不可靠叙述策略如果运用合理，可以起到扩充文本想象空间、深化主题意义的作用，也能够改善现实主义统治下叙述模式过分单调的局面。要让不可靠叙述策略生效，需要隐含作者适当调整与叙述者在“认知、道德——价值和审美这三个轴上的距离”[14]关系，或者调整人物情感态度和语言风格来创造形成不可靠叙述的条件。这种形式策略的尝试应当以还原底层面貌多样性，尤其是以还原被人格化导向的隐含作者所忽略的部分为前提。被隐含作者限制的叙述条件下呈现出的底层世界是不完整的，必须通过表现被摒弃的那部分来填充。也就是说，不可靠叙述应当更多的作为叙述者的一种叙述策略，而不是对叙述对象认识不充分导致的解读偏差。如果隐含作者仍旧囿于偏见，底层叙述就只会有雷同或类似文本的积累而不会产生震撼性的经典之作，甚至最终沦为一种内容浮夸的形式表演。

隐含作者如何顶住物质化、欲望化的经济时代冲击，坚守为底层写作初衷，发挥为底层代言的功能，是避免底层小说退化为苦难消费行为的核心保证。上世纪末，先锋文学在大写的“人”地位旁落的背景下选择了形式主义的叙述策略，讲述着个人化的纯文学呓语；到了当今的底层叙述这里，个体生命在都市洪流中的无力感和个人角色符号化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但却不是像先锋派一样进入纯文学的象牙塔，而是让人物被迫融入现实，却又被现实的残酷和暴力撕伤，直至失去了实现梦想的权利。所以从大的文化环境来讲，隐含作者精神自觉所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滕翠钦借用《饥饿艺术家》中的人物特征，将目前的底层写作比喻为一种饥饿，即“对于底层苦难的描绘具有强烈的现实色彩，苦难的‘悲剧性’——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饥饿——成为了底层文学根本基调”[15]89，无疑反映了问题的严峻性。所以要避免市场化冲击给底层小说写作带来的恶性影响，隐含作者必须做的是走出苦难的怪圈，将叙述对象视作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鲜活生命，而不是只会承受不幸的符号。在这一前提下，隐含作者还应当考虑到文学写作与商业消费的差异性，作品的纯洁性、思想性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基石，底层不能成为无实质内容的空洞符号，更不能因为知识分子的功利化倾向而被描述成“男盗女娼”的异类形态。振聋发聩的文学严肃性不能被商业化消解，这是底层叙述最起码的底线，也是隐含作者永远不能丢弃的精神自觉。

(二)寻找最佳平衡点

赵学勇认为当今的底层文学缺乏精神资源支撑，“这种精神资源须从‘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现代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情怀中去寻找，使底层写作的叙事空间和审美品格得以拓展与提升”[16]。从底层叙述超越苦难意识，真正体现人道主义关怀，乃至促进我们当今时代文学经典的长足发展来看，从已有的文学发展成果中汲取养分应当是一条必由之路。从文本内部的叙述策略来看，隐含作者如何寻找文学审美性与底层现实性之间的最佳平衡点便是底层叙述发展亟待解决的，也是更为实际的问题。

从突破当前底层叙述困境的角度来说，阎连科的小说《受活》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小说以全知视角讲述了一个幻想色彩鲜明的故事，却传达了身患残疾的受活村人被正常人压榨，人性在金钱面前被异化的现实主义主题。小说叙述了一系列超脱自然规律的奇幻现象，叙述者却将其作为自然发生的事情平铺直叙地讲了出来。《受活》的叙述者不仅与人格化的隐含作者存在一定距离，形成一种带有强烈反讽色彩的不可靠叙述模式，而且从读者认知层面也可以解读出隐含作者故意制造一种叙述语言和文本价值体系的反差。不可靠叙述内化在每一处本应不可思议，却被不假思索地叙述出来的情节描写中。在极不稳定的叙述语境中，却存在着受活人天生就该被正常人压榨的固定命运，这也是作品浓厚的幻想色彩背后始终真实存在着的底层苦难叙事基调。此外，作者并未将批判目光仅仅停留在正常人的世界中。被金钱和欲望驱使的受活人同样也是缺失了基本情感和人性的麻木生物，是愚昧国民劣根性的另类体现。阎连科的底层叙述从来都不局限于现实主义的圭皋，极度夸张和跳脱常理的想象是他的特色，相对于底层的真实生活，他更关心的是人性在欲望之下的变迁。这样的叙述方法已经不是为底层鸣不平为核心目标，而是转移到了批判被贫穷和精神麻痹挤压之后人的非人化。小说事实上也没有摆脱隐含作者在文本中一统天下的局面，但可贵之处在于隐含作者的情感态度是深藏于不可靠叙述背后的。所以故事虽然陷入了过度夸张和与之前作品重复的窠臼，但在协调文学想象和底层真实关系上却迥异于其他底层作家，因此收获了反讽和批判的审美效果。从这一点来看，《受活》式的写作不失为底层叙述摆脱程式化、媚俗化牢笼的一个突破点，即底层小说的叙述者不一定要恪守现实主义法则，借鉴其它文学精神反而可能有意外之喜。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底层叙述。

三、结语

“正如不存在纯粹的‘艺术论’一样，也不存在纯粹的‘工具论’，我们评价任何一部作品，都必须从美学与历史两个角度着眼，抛弃其中任何一个都必然是偏颇的。”[17]从隐含作者人格化作用的角度分析底层叙述困境及其出路也跳不出这两个维度。历史维度上底层叙述需要保持人格化的隐含作者应有的时代使命感；美学维度上则需要追求小说作为文学形式所蕴含的审美愉悦。所以不可靠叙述策略的运用并不是单纯修辞技巧的条分缕析，而是为底层文学所表现出的审美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之间如何实现效益最大化问题所做的形式方面的探讨。从这点来看，突破隐含作者高度人格化束缚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底层小说在新世纪虽然表现出了强劲的势头，却始终无法摆脱叙述存在的局限性。叙述者摆脱隐含作者的过度导向性，在真实与虚构的两极中找到最佳平衡点才是当下底层小说发展必须迈过去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