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雪琳 刘明录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一、引言

哈罗德·品特是英国当代戏剧的领军人物之一， 他的剧作被称为“威胁喜剧”。剧作情节发展通常都遵循一个既定模式：刚开始在一个封闭空间，多是一间房子内，人们仿佛做游戏般生活着。接着外来者出现，打破了表面的平静，威胁出现，氛围开始变得紧张，再者就是对自己权利及领地的捍卫。正如2005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的评语“在作品中揭示出隐藏在日常闲谈之下的危机，并强行打开受压抑的封闭房间。”[1]2不同于一般的日常闲谈，品特笔下的人物总是对任何外来的人或物保持警惕，所以为了生存或赢得权力，在交流中，他们多使用不礼貌，甚至具有攻击性的语言。本文将从语言学的角度，以卡尔佩珀的五种不礼貌策略为基础，对品特记忆剧《昔日》中的不礼貌现象进行分析，以期发现不礼貌策略在戏剧中的应用效果。

二、不礼貌策略

对礼貌原则的研究，迄今为止已有四十余年，期间发表的相关著作与文章约超过一千多部。相较于此，不礼貌理论的发展却并非一帆风顺。“拉切尼希特以言语交际中的詈骂性话语为研究对象，发表了第一篇探讨不礼貌的文章”[2]16，但呼应者寥寥。里奇曾表明“冲突话语只是人类正常言语交际的边缘行为”[2]16。但实际上，不礼貌现象同礼貌现象一样，广泛存在于社会人际交往中，此外，它在文学作品中也十分重要。近年来，学者们逐渐发现现有的礼貌理论不足以解释许多不礼貌现象，因此，不礼貌现象得到越来越多关注。对于不礼貌的研究，卡尔佩珀居功至伟。他经过不断修正，将不礼貌定义为“对特定语境下发生的特定行为所持的一种否定态度”[2][13]，并强调“不礼貌与礼貌相反，不礼貌策略的实施不仅在于不维护对方面子，更是为了攻击对方面子而采取的策略”。[3]356基于布朗和莱文森的礼貌框架，[4]230他提出了与礼貌理论相呼应的不礼貌分析模式，并提出五个不礼貌策略：

（1）直接不礼貌策略。（2）积极不礼貌策略，旨在威胁听话人的积极面子需求；其子策略有“忽视、冷落另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排除在活动之外”；“不感兴趣、漠不关心”；“与另一个人划清界限”；“使用不合适的身份标记”；“使用晦涩难懂的话语或是悄悄话”；“寻求不同或避免相同”；“使用禁用语”；“用贬义词来称呼另一个人”；“让另一个人感到不舒服”。（3）消极不礼貌策略，旨在威胁听话人的消极面子需求；其子策略有“降低某人身份、责骂、嘲笑”；“入侵另一个人的空间”；“公然将另一个人和一个消极因素联系在一起 ”。（4）讽刺或虚假礼貌策略，后发展为间接不礼貌策略。（5）拒绝执行礼貌策略。[3]356-357在卡尔佩珀看来，戏剧中的不礼貌现象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这种现象标志着戏剧人物关系出现裂痕及冲突，推动情节发展，从而引起受众的兴趣。[5]75

三、《昔日》中的不礼貌现象分析

（一）不礼貌现象产生的原因

《昔日》中有三个人物——迪利、凯特和安娜，安娜是凯特二十多年未见的好友和昔日室友。在一个秋季晚上，乡下一所农舍里，迪利和妻子凯特在等待安娜的来访。人们可隐约察觉安娜和凯特是同性恋，现在安娜前来试图赢回凯特。在一晚上的较量中，三人都分别重构过去，他们的记忆和故事相互补充，气氛微妙，充满矛盾与权力的较量，加之不礼貌的言语，来证明或否定其他两人对现实的认知。

鲍斯菲尔德和洛克称权利是不礼貌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6]372他们认为权力是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礼貌是权力的行驶。卡尔佩珀也将权利与不礼貌使用联系起来，他说，当说话人比听话人更有权力时，不礼貌行为更可能发生。当说话者处于较高的地位时，他可以更自由地使用不礼貌，因为他可能会有办法，“（a）减少权利较低的参与者的报复能力，并且（b）如果权利较低的参与者不礼貌，他则威胁会有更严厉的报复”[3]354。因此，可以得出，不礼貌现象的产生是对权利的争夺。如《昔日》中，安娜作为外来威胁，打破了迪利和凯特平静的生活，并且作为迪利的情敌，为赢得凯特芳心，双方以言语为武器，操纵着权利，使自己处于上峰。

（二）不礼貌原则下安娜和迪利记忆争锋

本剧开始，三位主人公一同出现在舞台上，不同的是，凯特和迪利在舞台前面明亮的地方，而安娜则在后方黑暗的窗边。夫妇两人谈论着他们即将到来的访客。突然，安娜从黑暗的窗边径直走向此二人，坐在沙发上，开始讲述昔日和凯特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回首往事，直到半夜，我们都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那时我们还年轻……”[7]13安娜的出场方式似乎有悖常理，她直接从黑暗中走出来，并且迪利夫妇对她的突然出现也并不惊讶。她虽滞后出场，却一直在舞台上。阿尔蒙西和亨特森认为，这样安排会营造一种历时效果，[8]40即过去的从来没有过去，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作为凯特昔日好友，安娜的回忆暗示了她们曾经亲密的关系，给迪利带来威胁。在安娜塑造的记忆中，凯特对艺术和文学充满兴趣，她们那时每天都在追逐梦想。安娜在讲述中用了许多“we”，这显然忽视、冷落了迪利，并将其排除在外，威胁到迪利的积极面子。安娜记忆中的凯特和现在迪利认识的妻子凯特大不相同，现在的凯特居住在安静的乡村，做着烧饭这些家庭主妇的工作。惊讶之余，为了挽回面子，迪利回击道“我们现在很少去伦敦”[7]14。他使用积极不礼貌，威胁安娜的积极面子，将其排除到自己的生活之外。迪利叙述用一般现在时，以此来表明，安娜所说的事情都过去了。但迪利的策略很快失效了，因为凯特回答“是的，我记得”[7]14。这肯定了安娜对过去的重构，迪利在这一轮的权力较量中处于弱势。

为应对外来威胁，证明自己夫妻感情亲密无间，迪利也开始重塑过去，他回忆第一次与凯特相遇，二人一起观看《异类出局》这部电影，“……所以是罗伯特·牛顿让我们走到了一起，只有罗伯特·牛顿才能把我们分开。”[7]26通过将电影中的人物重塑进自己的记忆中，迪利直接否定了安娜会破坏他婚姻的力量，因为只有罗伯特·牛顿才可以将自己与凯特分开。这里，迪利也使用了积极不礼貌策略，正如电影名字那样，他暗示安娜是他们婚姻中的那个异类，并且最终会出局。但是迪利没有想到的是，其他人也可以将此电影重塑进自己的记忆中。正如安娜所说“人们会记得一些事情，即使它们可能从未发生过。我记得有些事情，也许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当我记忆起来，它们就发生了。”[7]26接下来安娜也提到她和凯特看《异类出局》这部电影，无论真假与否，这明显瓦解了迪利之前构建的牢固婚姻，并颇有意味地暗示了，迪利是那个最后出局的异类。

（三）不礼貌原则下凯特记忆的致命一击

在《昔日》中，大多数时间，凯特都保持沉默，被动接受来自迪利和安娜的双重压力，在第一幕后半部分，凯特终于反抗，说：“你们谈论起我就好像我（were）死了一样”[7]30。但却被忽略了，接着凯特再次声明：“你们谈论起我就好像我（am）现在死了一样。”[7]31这里时态从过去时转变到现在时表明凯特发现迪利和安娜完全将自己视为一个无生命、纯粹的争夺品。[9]46从这时起，凯特开始反击。在第二幕中，凯特重塑记忆，“表现出更加热爱乡村生活而不是伦敦”[10]217，这威胁到了安娜的积极面子，并没有表现出对安娜记忆中伦敦生活的喜爱，而且通过对比伦敦和乡村，使用消极不礼貌策略，贬低伦敦。当迪利不停指责安娜没有陪伴她丈夫时，凯特轻声说“如果你不喜欢去的话就走”[7]31，丝毫没有顾及迪利的面子，用直接不礼貌策略对迪利进行否定。在剧末，凯特这个被认为是“抽象，甚至‘死了’的物体”“抓住话语控制权”[9]70，她通过重塑自己的记忆，声称安娜和迪利都已经死了，给他们致命一击。

在这场战斗中，凯特一直处于安娜和迪利的注视下，布劳姆勒说，品特戏剧中注视或看某人经常会产生巨大的力量。[11]59如剧中很多地方迪利和安娜都使用“watch”“gaze”“look”等词，来达到对凯特的控制。他们二人不停争斗是希望得到凯特，却威胁到凯特的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并没有将凯特视为一个独立有生命的个体，这当然会导致失败。凯特也效仿他们，对安娜说“我记得你死了，我记得你躺在地上死了。你不知道我在看着你。我俯身向你。你躺在地上死了，脸上满是污垢……”[7]67-68凯特用直接不礼貌策略，将安娜置于自己的注视之下，并剥夺她存在的权利，达到对她的控制。安娜脸上的土意味着她被凯特掩埋在记忆中，归于尘土。之后，凯特又洗了一个热水澡，表明彻底将安娜淘汰出局。接着凯特又回忆起她带回来的一个男人，她让那个人躺在安娜的床上，并且用泥土涂抹在这个人的脸上。布劳姆勒认为，本应该表现为爱的行为，最终却变成了埋葬。[11]71这个人拒绝凯特的行为，并许她一场婚礼。这里有强烈的暗示此人就是迪利。安娜脸上的泥土和凯特涂在迪利脸上的土有异曲同工之妙。当被问到谁曾经住在这个床上时，凯特回答“没一个人”[7]69。凯特对安娜存在的否定同样是对迪利的否定。[11]48因此，凯特通过重塑记忆，用直接不礼貌原则，将迪利和安娜双双淘汰出局，获得最终的胜利。

四、不礼貌原则在《昔日》中的应用效果

（一）人物性格更加丰满

卡尔佩珀认为戏剧对话不仅是人物之间信息交流的渠道， 更是剧作家将人物性格呈现给受众的桥梁。[12]125如前文分析，安娜和迪利为了各自目的，使用许多不礼貌言语策略，他们的性格也由此得到彰显。纵观安娜和迪利的言语斗争，不难发现，安娜所说的内容主要是二十年前自己与凯特在伦敦的单身生活，忙碌且快乐，其中借穿内衣，分享外出交际经历等都体现了二人的亲密关系，当得知迪利经常出差时，直接斥责他“你怎么可以离开你的妻子这么长时间？你怎么可以这样？”[7]35并主动提出在迪利不在家时来陪伴凯特。她用直接不礼貌策略攻击迪利，表现对凯特的关心。而从一开始凯特就承认安娜是她“唯一的朋友”[7]5，这让迪利相当被动。为了反击安娜，迪利采用的主要手段就是强调自己与凯特相识并相爱的过程，其中包括性爱，以此来宣誓自己的主权，并连续追问安娜“你的丈夫不会想你吗？”“他会明白吗？”[7]35用此来压制安娜。简而言之，在争取凯特的过程中，安娜更胜一筹，她诉诸的是爱，而迪利诉诸的是性。[13]249在《昔日》中，凯特对情感的需要多于对性的需要，因此，在第一幕结束时安娜获胜。不礼貌策略的使用令安娜更加智慧体贴，相比之下，迪利就显得肤浅无聊。而此二人唇枪舌剑意欲争夺的对象——凯特，在这部剧中一直以旁观者的身份存在，评论家罗宾·索恩伯曾这样评论：“凯特那圣洁般的微笑和投向远方的视线使她宛如一个深不可测的谜。她的双眼一直凝视着远处的地平线，绝少和别人有任何眼神的碰撞，当丈夫和女友拼命争夺她的‘所属权’时，她自己却似乎身在他方。”[14]58凯特一直在这两股力量之间寻求平衡，保持自身的独立，拒绝被物体化。终于，面对过于沉重的威胁，她主动出击，以直接不礼貌原则甩掉来自丈夫和朋友的束缚，做出选择，完成自救，其形象也因此更加丰满。

（二）情节冲突更加强烈

卡尔佩珀认为文学体裁依赖冲突，并将冲突作为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的方式。在悲剧中，人物之间不礼貌的言语行为常常体现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在不断升级的唇枪舌剑中，引发激烈的冲突。[12]125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以来，西方戏剧就把情节作为悲剧六要素中的首要原则。在古典主义时期，“三一律”（行动、时间、地点的统一）成为戏剧艺术的标准。直到以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小说出现，才打破了叙事散文小说的连续性。品特深受现代主义的影响，他的记忆剧经常打破线性叙事，比如《风景》《沉默》《家庭声音》，在这些剧作中，每一幅图像都是在一个点上反射，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反射的复杂图像。[15]95人物的意识像水一样随意流动，现在是模糊的，人物完全活在回忆中，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但回忆似乎仍然是真实的过去经历。他曾说：“真实和不真实之间，没有严格区分；真的和假的之间也没有严格区分。一件事情不一定要么是真的，要么就是假的。它可以既真又假。”[1]7在《昔日》中，品特彻底颠覆了观众对时间和记忆的传统观念。例如，迪利对安娜说二十年前自己曾经见过她，给她买了几杯酒，注视着她的大腿。他记忆起她曾如何在男性面前展示她的女性身体，以及她如何让自己在性方面得到满足，这里用消极不礼貌策略和讽刺或虚假礼貌策略贬低安娜“你有陪护。你不用付钱。你得到了照顾”[7]46，威胁安娜的积极和消极面子。面对迪利的进攻，安娜多次用直接不礼貌原则回答“从来没有”[7]46，完全不顾及迪利的面子。迪利声称自己是凯特的丈夫，安娜反讥自己到这里来只是为了“庆祝一份非常持久和宝贵的友谊，它早在你认识我俩之前就形成了”[7]64，暗示迪利她们友谊时间更加长久。记忆的重塑及不礼貌策略使情节冲突更加强烈，更加突出剧中人物争夺权力时的危机感和剑拔弩张之势。

（三）戏剧主题更加深化

记忆剧，顾名思义就是以记忆为主题的戏剧，通过记忆的可变及模糊不清的特点，人物心理得到再现。品特式的记忆剧在形式上虽违背了传统叙事结构，但人们仍然可以从碎片化的记忆中整合出一整部完整的剧情。剧作家通过将现实世界与记忆世界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品特式记忆世界。有了记忆做壁垒，人物以此来抵抗或是逃离现实生活中的困境。在记忆世界里，人物孤独、敏感，反映在现实世界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淡，对他人存在敌意，难以沟通。因此，人物之间交流所使用的语言“不是公共信仰所用的语言，而是造成分裂不和的语言”[1]18。品特接受采访时曾说他的创作是发生在“我们大家身上的事”[1]189。在《昔日》中，不难发现，随着安娜的到来，迪利和凯特貌似平静美满的婚姻渐渐出现了裂痕，家庭中的不稳定因素也慢慢暴露出来。通过不礼貌话语的使用，叙述前后矛盾，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紧张，威胁加剧，以至于表面和谐的家庭最终分崩离析。这部剧旨在揭示一些普遍的东西，即后工业社会中人们关系异化。美国文化批评家丹尼尔·贝尔曾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三个阶段，他认为后工业化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因此，主要处理的应该是人与人、人与自我的问题。[16]97但在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人们变得茫然、无助，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是被抛在这个世上的”，生存焦虑时刻威胁着个体的生存，加之拜金主义大肆其道，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爱缺失，相互猜忌防备，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彼此摧残折磨。在剧中，迪利和安娜都视对方为威胁，所以他们将记忆作为武器，不断变换着各种版本，互相打击。他们持续的言语斗争一方面是防御本能，另一方面反映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婚姻和友谊不像以前那么稳定，会被外来入侵破坏。

五、结语

迪利和安娜为了赢得凯特的青睐，不断重塑记忆，并且在言语间使用不礼貌策略，以使自己在权力的争夺中取胜。他们在斗争较量中不仅威胁对方的面子，也威胁到凯特的面子，最终两败俱伤，双方都以失败告终。通过用不礼貌策略分析文本，可以看出其在戏剧中的应用效果：人物性格更加丰满、情节冲突更加强烈、戏剧主题更加深化；另一方面不礼貌的戏剧语言不仅标志着人类已经失去了交流感情的能力，在更多情况下表现的是后工业社会，人们关系的异化，以及在这个充满威胁与恐惧的世界上，人与人之间害怕交流、拒绝交流的心理状态。那么，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如何才能生存？存在主义给出了答案，正如萨特所言，人类的存在本来就是荒谬的，人们的生活也是荒谬的，上帝不存在，没有人能帮助我们摆脱困境，所以我们必须自己拯救自己。正如剧作家在给我们呈现一出硝烟四起的争夺战后，让凯特最后主动出击，完成自救，实现从软弱到独立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