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 艳

（肇庆学院文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槟榔是我国古代传统的药材，具有消瘴去虫、消食除痰等功能。古岭南为“瘴疠之地”，当地居民嚼食槟榔消瘴，同时将槟榔用于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形成具有岭南特色的“槟榔文化”。目前学界对岭南槟榔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岭南个别地区的槟榔习俗和文学探源上，①对槟榔文化的表现形态缺乏系统和全局观照。本文立足于岭南文献，系统梳理岭南槟榔文化的表现形态，并就其成因进行归纳和总结，以期引发学界的研究兴趣。

一、 岭南槟榔文化的形态

（一）“啖槟榔”的食俗

岭南嚼食槟榔的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时期，南海人杨孚就记载了将槟榔与扶留、古贲灰合食的方法。[1]晋广州刺史嵇含亦云：“以扶留藤、古贲灰并食，则滑美。”[2]当时岭南民众嚼食槟榔主要是为了下气、消食、杀虫、除瘴，着眼于槟榔的药用价值。

唐宋时期，“啖槟榔”成为岭南地区的饮食时尚。据广州司马刘恂记载，当时出产槟榔的安南人“自嫩及老，采实啖之”、广州地区虽不产槟榔，但当地的居民“亦啖槟榔”。[3]至宋代，广州地区民众对槟榔的嗜好已经是寸步不离了。[4]随着岭南民众对槟榔的喜爱，其食用方法更加精细和讲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程序：人们先将槟榔破开，再将调有蚬灰水的蒌叶裹着槟榔放进嘴里咀嚼，然后吐掉头口红汁再啖其余的汁水，除蒌叶和蚬灰外，还有其他香药。[4]这样一种啖法，已是一种精致的饮食方式了，他们追求的是“醒能使之醉。盖每食之，则熏然颊赤，若饮酒焉。”[5]的精神体验。

明清时期，“啖槟榔”的饮食习俗在岭南各地区进一步推广和发展，槟榔的制作和食用方法五花八门，出现了地域差异。明清时期岭南各地民众根据各自的喜好，将槟榔制作成槟榔青、槟榔肉、枣子槟榔等。槟榔包法各异，咸者直削、干者横剪，包以扶留，置之古贲灰，

结成不同的形状，携带在身，互相酬献。食用时，讲究蒌叶和古贲灰的放取要适中，嚼食要细嚥。[6]629海南地区的居民喜欢将槟榔与椰心嚼食，并加入由荔枝叶捣成的茶饼。[7]

此外，随着岭南民众“啖槟榔”食俗的发展，产生了与之相关的槟榔合（包），它与“啖槟榔”的食俗共同构成了岭南的槟榔食俗文化。槟榔合（包）是装槟榔的器皿。早在宋代就有广州富人用银盘装槟榔，穷人用锡盘装槟榔的记述。[4]明清时期，随着“啖槟榔”食俗的进一步发展和推广，为了方便携带，槟榔包（合）便应用而生。关于槟榔合（包），《广东新语》《粤中见闻》《南越笔记》等岭南文献都有记载，其中以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记述最为详细：“广人喜食槟榔。富则以金银、贫者以锡为小合。雕嵌人物花卉，务极精丽。中分二隔，上贮灰脐、蒌须、槟榔，下贮蒌叶。……包以龙须草织成，大小相函。广三寸许，四物悉贮其中，随身不离。是曰槟榔包。以富川所织者为贵，金渡村织者次之，其草有精粗之故也。合用于居，包用于行。”[6]P457

（二）“赠槟榔”的礼俗

古代岭南民众还将槟榔作为“礼果”，用于婚嫁、祭祀和人际来往等社交活动中，衍生出“以槟榔为礼”的礼仪文化，赋予槟榔特殊的社会意义。槟榔作为“礼果”在岭南民众礼俗文化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婚俗中。作为婚俗中的“礼果”，槟榔最初是用来招待婚族中的贵客，即“婚族客必先进”。[2]到明清时期，粤人普遍将槟榔作为委禽用于婚俗中，形成了“以槟榔为礼”的婚俗。当时作为“礼果”的槟榔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槟榔作为果子和其他物产如扶留叶、椰子等具有实物价值，槟榔聘礼的多少往往是婚礼中衡量富者与贫者的标准，也成为男方是否对女方看重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槟榔作为“礼果”具有象征意义，它象征着婚姻中的男子。因为“槟榔”与“宾郎”谐音，而“宾与郎皆贵客之称”，男子为贵客，故女子如接受了男方家送的槟榔，就表示接受了提亲的男子，要“终身弗贰”。此外民众又将与槟榔合食的扶留叶比作女子，槟榔与扶留叶合在一起，则象征着男子和女子在一起，即“一槟一榔，无蒌亦香。扶留似妾，宾门如郎”（注：宾门即槟榔也）[6]629。

槟榔作为“礼果”还在岭南民众的人际交往中具有现实意义，槟榔待客是其重要表现之一。早在晋代，槟榔就被林邑民众用作“礼果”招待婚族客人，以表示对客人的尊重和诚意。[2]唐宋时，岭南地区的民众形成“客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4]的待客习俗。明清岭南民众还将槟榔作为沟通人际关系的信物。如明代雷州人“人事往来以传递槟榔为礼。”[8]明代广西各地民众用槟榔作为宴会的请柬。此外，岭南民众还习惯用槟榔来化解矛盾纠纷，如“有斗者，甲献槟榔，则乙怒立解”[6]629

（三）“书槟榔”的诗歌

槟榔还成为文人热衷于歌咏的对象，从唐宋时便出现了一批以槟榔为意象的诗歌。《全唐诗》记有槟榔诗两首，分别为沈佺期的《题椰子树》和曹邺的《四怨三愁五情诗十三首·四情》。在这两首诗中，虽提到了槟榔，但槟榔并不是诗人歌咏的主要对象，诗人对槟榔的描绘流于外形，没有赋予更多的思想意蕴。

较之唐代，宋代的槟榔诗有了较大发展。首先，宋代岭南槟榔诗的数量远超唐代，出现了单个作家一人就有几首槟榔诗的现象，如苏轼被贬儋州时，就曾写下《食槟榔》《咏槟榔》《题姜秀朗几间》等槟榔诗。其次，“槟榔”在宋代岭南诗中被赋予了深刻含义，由纯粹的岭南物象转变为有象征意义的文学意象。作为文人歌咏的对象，槟榔的形状、吃法和功效常被文人描绘，如苏轼的《咏槟榔》诗就全面介绍了槟榔的产地、枝干、花、果实、吃法和功效，[9]槟榔作为岭南物象得以文学性的描绘。宋代嚼食槟榔作为一种美的享受也为槟榔诗所摹绘，如苏轼“两颊红潮增妩媚，谁知侬是醉槟榔”就形象地摹绘了人们嚼食槟榔后两颊绯红，犹如醉酒般的情形。

槟榔入诗，诗人还通过文学手法表达自己的情感，槟榔凝聚了诗人的情感体验而逐渐从客观之物象转为文学意象。苏轼贬谪在儋时借槟榔寄托亲情，其诗句 “不用长愁桂月村，槟榔生子竹生孙”[9]P2343就是诗人流落岭南，亲人不在身旁，更有一子夭亡，可谓妻离子散。尽管如此，诗人仍有乐观精神，他以槟榔一枝结子数十的多子形态宽慰自己“不用长愁”，既含蓄地表达了对家人的思念，也传达了自己豁达的心境。此处苏轼以槟榔寓意多子，可见出岭南物象对他的影响，而他以槟榔传达自己心境，又对槟榔物象起了升华作用。宋代槟榔诗还进一步强化了槟榔的象征意义。李纲被贬海南时则用槟榔来指代岛夷，其诗《槟榔》在描述槟榔外形、吃法和海南民众嚼槟榔的食俗后，发出“饮啄随风土，端忧化岛夷”的担忧，“槟榔”在李纲诗中成为岛夷的象征。苏轼《食槟榔》中有“牛舌不饷人，一斛肯多与”[9]P2153的感叹，黄庭坚有“莫笑忍饥穷县令，烦君一斛寄槟榔”[10]的诉求，这些诗句化用刘穆之求食槟榔的典故来表达人生穷达的感悟。槟榔作为文学意象，成为贬谪诗人可资化用的典故②来表达人生穷达之叹。

明清时期，槟榔诗走向大众化，出现了一些以槟榔为对象的歌谣。槟榔歌谣全面反映了槟榔在岭南民众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如屈大均的竹枝词[6]630生动反映了清初岭南人调制灰、叶与槟榔合食的食法，岭南民众嗜好槟榔的食俗还影响了岭外中原人。而歌谣“槟榔白，不食花，食花蒂，当灵茶。槟榔青，子初成，食青子，当茶清”[11]，记述的是清代海南民众以嫩槟榔花茎当茶饮的饮食习俗。槟榔在明清岭南民众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作为社会礼俗的载体而富有象征意义，对此歌谣也有多方面的描绘。如民谣“一槟一榔，无蒌亦香。扶留似妾，宾门如郎。”[6]698歌谣中将槟榔比作男子，用扶留比作自己，表达了女子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可见，从东汉至明清，围绕着槟榔这一特有的岭南物产形成了“啖槟榔”的食俗、“赠槟榔”的礼俗和“书槟榔”的诗歌等诸多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反映了岭南人与槟榔的亲密关系。岭南人种植槟榔，食用槟榔，既利用了槟榔的食用价值，又创造了槟榔的文学价值和象征意义，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槟榔文化。槟榔文化是岭南地区特有的文化创造，展现了岭南人的精神文化特点。

二、 岭南槟榔文化的成因

（一）自然地理环境和槟榔的自然属性

岭南地处五岭以南，属亚热带、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全年气温较高，雨量充沛，适合热带植物的生长。槟榔“性不耐霜，不得北植”[12]，主要生长在南方热带地区。槟榔的这种生长习性，适应了古代岭南广西、海南等地区的地理环境，成为岭南地区特有的物产。据文献记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槟榔已在林邑、交趾、武平等地区种植，这些地区在宋前则一直属于岭南地区。宋代海南地区已开始向朝廷进贡槟榔，明清时期，海南岛各地普遍种植槟榔，岭南的其他地区如广西的郁林、邑宁、浔州等地也都种植槟榔。可见，古岭南是我国槟榔的一个主要产区，人们获取槟榔较为容易，这为槟榔食俗文化和礼俗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

古岭南气候炎热多雨、经济水平落后，致使瘴气肆虐，被称为“瘴疠之乡”。作为一种南方物产，槟榔有消瘴除疠、杀虫消食、下气行水等功效，因此岭南民众通过嚼食槟榔来“洗炎天之烟瘴，除远道之饥渴”[6]630，槟榔成为岭南人常用的食物。此外，槟榔花果芳香，嚼食槟榔使人两颊绯红，口齿留香，其所含槟榔碱具有刺激反应系统兴奋的功效。岭南人享受这种体验，自然形成了嚼食槟榔的习惯，从而催生了槟榔食俗文化的发展。此外，槟榔一枝生十几颗，其谐音“槟字从宾，榔字从郎，言女宾于郎之义也”吻合传统文化的喜庆象征，所以槟榔容易成为岭南民众婚姻缔结中的重要载体。

（二）唐宋流贬文人和岭南文化发展的推动

槟榔作为岭南的物产，实现从自然之物到诗人笔下之物的转化还需要文人的点染。唐前少有诗文记述槟榔。唐代仅有的两首槟榔诗也停留于外在形态的描摹，其文化意义和象征性内涵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宋代，因苏东坡等流贬诗人的歌咏，槟榔逐渐成为诗人传达情感体验的胸中之物，槟榔成为文学意象。明清两代，岭南地区文化相对繁荣，槟榔作为岭南特有的物产和食物，文人乐意为之歌咏，有关槟榔的歌谣随之而生。槟榔文化形态的形成是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作用于岭南自然物的结果，其文化形态体现了中原文化对岭南地区的影响。

唐宋时期实行的流贬政策为岭南这一蛮夷之地输入了大批文人。岭南是唐宋时期主要的流贬之地，被贬谪到岭南的“罪人”多为官员有些还是当时的著名诗人，这些文化人进入岭南，促进了岭南文化的发展。岭南奇异的风物土产和被贬的人生遭遇使敏感的诗人在歌咏岭南风物的同时又借之来表达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岭南风物自然成为诗人胸中之物而具有了文学性。槟榔是岭南的物产，与岭南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其独特的饮食体验和奇特的风俗让诗人们惊叹，而历史上流传的有关槟榔的典故更是应和了贬谪诗人们失落的心情，于是歌咏槟榔并借之抒发人生穷达的槟榔诗在唐宋时期就自然诞生了。明清时期，随着岭南经济的发展和槟榔种植的繁盛，槟榔的物性及其文化属性引起了岭南文人的注意，因其常见于日用而自然成为岭南文人酬唱的对象，槟榔诗作积累愈来愈多，其文学性也愈来愈强。

结语

岭南槟榔文化是岭南物产与中原文化交流和合的重要结晶。岭南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丰富的槟榔物产，这是槟榔文化形成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槟榔的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成为岭南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形成了具有岭南风格的槟榔食俗与民俗文化，为物性槟榔增添了文化色彩。唐宋以来，流贬岭南文人围绕槟榔的诗文创作使槟榔成为传情达意、抒发穷达感悟的意象，槟榔成为文学意象，具有诗性色彩。岭南特有的物产经由中原文人的诗意创造而进入了文学殿堂。明清两代，岭南文化进一步发展繁荣，岭南文人不时歌咏身边常见的槟榔，槟榔诗更为发达，甚至谣谚化。槟榔成为岭南人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岭南人文化心理的表征。

注释：

①相关的研究论文有：司飞《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槟榔礼俗源流考略——兼论晚清槟榔在此地区的多种用途》，《中国农史》2006年第3期；杨秋：《东莞槟榔歌的缘起、功能及其民俗意义》，《岭南文史》2003年第2期；朱欣文 李雄飞《雷州风俗与槟榔文化》，《前沿》2010年第9期等。

②槟榔典故最早出于《南史》言东晋重臣刘穆之在未得志时，生活十分贫穷，曾多次到妻兄家乞食。有次又趁妻兄家举办宴会求食，食完后相求槟榔吃，遭到妻兄的拒绝和调侃。后来李白有“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借刘穆之的成功，来比喻自己对人生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