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庆刚

（1.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秦雍城遗址作为秦人历史上置都年限最长的一座都城，自上世纪50年代末以来，历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1]中发现了品类众多的动物纹瓦当，其中以2006年豆腐村制陶作坊遗址出土动物纹瓦当最为丰富和系统[2]；属于郊外离宫别馆的横水镇凹里秦汉建筑遗址[3]、长青镇孙家南头秦汉建筑遗址[4]、千阳尚家岭秦汉建筑遗址[5]等也出土有动物纹瓦当。

秦雍城的动物纹瓦当，具有较强的时代风韵与地域特色。《新编秦汉瓦当图录》[6]《雍城秦汉瓦当集萃》[7]等有代表性的图录对出土的动物纹瓦当进行了著录；刘莉[8]、焦南峰[9]、刘庆柱[10]、田亚岐[11]、周晓陆[12]、申云艳[13]等对雍城动物纹瓦当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研究。本文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对雍城动物纹瓦当的凤纹、虎纹、斗兽纹等与其它载体同主题纹样进行比较，并对其时代及发展脉络等作进一步研究。

（一）凤纹

凤纹瓦当以凤翔豆腐村制陶作坊遗址出土最为丰富，在秦栎阳城遗址、秦咸阳城遗址、兴平侯村遗址等亦有发现。其主要表现凤的侧面形象，可以分为单体凤纹、凤衔蛇和践蛇纹皮夔凤纹三类。

1.单体凤纹。根据形制，可分为3式：

Ⅰ式 体躯瘦长。凤翔豆腐村制陶作坊遗址凤纹瓦当[14]（图一，1～5），头上饰单冠，环勾形爪，单翅，尾羽分叉，原报告根据细部特征将之分为5型，其总体特征为体躯瘦长。

Ⅱ式 体躯肥硕。西北大学收藏一件凤鸟纹瓦当[15]（图一，6），形制相同的瓦当亦发现于兴平侯村[16]、凤翔秦雍城[17]等。凤纹体躯肥硕，翅膀特征写实性变强，爪部变为三趾。

Ⅲ式 体躯肥硕，花形冠。西安市文管会藏子母凤鸟纹瓦当[18]（图一，7），其特征是凤首为花冠形，双翅、尾羽大张，体态较丰满。秦咸阳城遗址采集一件神人骑凤纹空心砖[19]（图一，8），凤鸟造型与瓦当造型相似，花冠形凤首，尾羽丰满。

2.凤衔蛇和践蛇纹。根据形制，分为3式：

Ⅰ式 体躯瘦长。凤衔蛇、践蛇瓦当范[20]（图二，1），凤足下踩有蛇，凤环勾形爪，体躯形制应与Ⅰ式单体凤纹相似，略瘦长。

图二 凤鸟衔蛇纹

Ⅱ式 体躯肥硕。秦栎阳城遗址出土一件凤衔蛇半瓦当[21]，无冠，体躯略肥硕（图二，2）。咸阳三号宫殿建筑遗址龙凤纹空心砖[22]，双龙绕三璧，璧中为凤，无冠，紧贴凤头上部有一呈三角形的形象，应是蛇形象（图二，3）。

Ⅲ式 体躯肥硕，花形冠。秦咸阳遗址三义村发现一件瓦当范[23]（图二，4），当面为一凤，在凤鸟口部衔有蛇。

3.夔凤纹

凤首，体躯为龙形。凤翔铁沟遗址采集一件夔凤纹瓦当[24]（图三，1），环勾形双爪，身躯呈“C”字流线形，翅和尾羽较短；相同主题的有咸阳长陵车站窖藏凤纹铜管饰82XYCLJC7：77[25]（图三，2），凤身躯相互交盘，一凤头顶有冠，身饰圆圈纹，一凤头顶无冠。

图三 夔凤纹

图四 雍城出土虎纹主题瓦当

(二)虎纹

秦雍城发现的虎纹瓦当，类型有单虎[27]（图四，1）、虎鹿兽[28]（图四，2）、虎燕纹[29]（图四，3）、人斗兽（虎）[30]（图四，4）等主题纹样。虎纹的特征是虎回首状、头大、吻长、身上有波折形虎毛纹。

单体凤纹和凤鸟衔蛇纹瓦当的形制演变相同，凤纹体躯由瘦长至肥硕、翅由“L”形方折至写实性增强、冠由“L”形至花形。

从考古发现来看，“秦栎阳城三号古城的时代为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为文献所载的秦至汉初栎阳……三号古城发现的夯土遗存指向秦最高等级的宫殿建筑”[26]，其出土瓦当纹饰上承雍城、下接秦咸阳，年代上限不早于战国中期。秦栎阳城遗址凤鸟衔蛇半瓦当年代似为战国中期较早阶段，早于其年代的Ⅰ式凤纹和凤鸟衔蛇纹应为战国早期，雍城豆腐村制陶作坊的年代上限或可延至战国早期，这一判断需要更多的考古学证据来证实。

图五 秦长条形顾首虎造型

图六 秦宽扁形顾首虎造型

顾首虎造型，春秋以来在秦地的发现有：法国集美博物馆展出的金虎[31]（图五，4）；日本MIHO博物馆藏铜虎[32]（图五，1）、金虎[33]（图五，2）；美国收藏家所藏铜虎[34]（图五，3）；2006年礼县大堡子山祭祀坑出土铜虎3件[35]（图六，1）；礼县圆顶山98LDM1出土的铜壶虎形底座[36]；98LDM2出土的铜壶、铜盉、铜簠亦有虎形底座[37]（图六，2）；陈仓博物馆藏一件金虎[38]（图六，3），出土于宝鸡市千河魏家崖村；西安博物院藏一件金虎[39]（图六，4），1979年出土于凤翔县虢镇。

根据顾首虎造型的形制，可分为长条形（图五）和宽扁形（图六）两类。上述虎造型的年代为春秋时期，均早于雍城虎纹瓦当的年代；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波折形虎毛纹。环勾形的爪在98LDM2铜簠虎形器座、魏家崖金虎、凤翔金虎表现比较明显；其余或是受器物功用的限制，如作为附属物的长条形虎造型应是通过虎爪器物相连接，环勾形的爪特征不明显。刘莉曾对波折形（也称“V”形）虎毛纹、环勾形的爪进行探讨，认为是受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40]；从长条形和宽扁形顾首虎造型的虎毛纹、虎爪的表现手法来看，雍城虎纹动物瓦当的这两个特征应是来源于秦人自身的传统，有学者已认识到秦人这种“相隔数百年，不同媒介的艺术品展现独特的审美趣味和执着的偏爱”的现象[41]。

图七 秦鸟或雁之艺术表现形式

图八 “虎燕纹”瓦当细部与虎噬鹿贴面砖模

秦雍城豆腐村遗址出土100余件“虎燕纹”瓦当[42]（图四，3），目前学界仍沿袭“虎燕纹”这一名称，通过比对发现，其主题应是虎噬食草动物纹。理由如下：

第一，秦栎阳遗址发现有虎燕纹瓦当[43]（图九），虎为顾首式，身有波折形虎纹，燕位于虎下方、为“俯视”态，秦栎阳城动物纹瓦当应是直接继承于雍城动物纹瓦当，其年代略晚于或与雍城动物纹瓦当同时。同一主题、风格相似而表现方式迥异，需要重新审视雍城虎燕纹瓦当。

图九 秦栎阳城虎燕纹瓦当

第二，燕或鸟纹的表现方式如豆腐村鹿蟾狗雁纹瓦当[44]（图七，1）、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出土的鹿马龟鸟纹瓦当[45]（图七，2）以及睡虎地秦墓漆扁壶[46]上的飞鸟纹（图七，3），燕或鸟的表现方式均为“俯视”态，与虎燕纹侧视态不同。

第三，“虎燕纹”瓦当反转，与虎鹿兽瓦当（图四，2）相拟合，虎的造型、虎口处动物造型几乎吻合。商周时期的动物画[47]，与古生物学家研究脊椎动物化石颇有些近似：一是重视它头部的形态与构造，并根据牙齿的形状与序列区分它们的食性；一是分析肢体蹄爪的构造，以鉴别生活在什么自然条件之中。从凤翔豆腐村“虎燕纹”瓦当05FDAT2101④ ： 4[48]之细部来看，其表现的应是头端之角或耳、足端之蹄细小而尖（图八，1），根据头、足特征可确定虎所噬应为食草类动物而非“燕”，食草类动物似鹿的形象；与凤翔豆腐村遗址出土虎噬鹿纹贴面砖模具[49]（图八，2），属于同一主题造型。

“虎燕纹”瓦当名称的再确认，对探讨此类复合虎纹造型的来源意义重大。秦雍城“虎雁纹”瓦当、虎鹿兽纹瓦当均属于“猛兽噬咬食草动物纹”主题；猛兽袭食食草动物纹[50]形成于长城地带中段（约公元前6～公元前4世纪，春秋晚期稍早至战国早期），对相邻的蒙古、外贝加尔、图瓦、阿尔泰及米努辛斯克盆地的早期游牧人文化产生了影响。也对相邻的中山、秦等地区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秦雍城“猛兽噬咬食草动物纹”主题瓦当也应是受到北方草原文化影响的产物。

图一〇 秦雍城出土斗兽主题纹样 1.豆腐村斗兽纹贴面砖 2.高王寺嵌错赏功宴乐铜壶纹饰

图一一 雍城凤鸟銜环铜熏局部斗兽纹

(三)斗兽纹

斗兽纹瓦当[51]采集于凤翔县南指挥镇东社村，当面表现出一人与怪兽搏斗的场面（图四，4）。在秦雍城遗址还发现三例相关主题纹饰：豆腐村制陶作坊遗址出土的斗兽纹[52]（图一〇，1）；雍城高王寺遗址出土的嵌错赏功宴乐铜壶[53]，壶靠近圈足处一圈饰有斗兽纹（图一〇，2）；雍城豆腐村遗址出土的凤鸟衔环熏形铜器[54]，底座正立面上纹饰相同，上层饰手执戈盾的三个人物，空隙有三双老虎，下层纹饰基本相同，仅在两侧各增加一双鸟和一双侧立的老虎（图一一）。这四件器物年代均在战国早期，尽管受材质的限制，表现方式略有差别，但主题是一致的。

狩猎图像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之交的青铜器，在战国时代兴盛一时；这一时期的铜壶、铜鉴、铜豆等均发现有狩猎图像。如春秋、战国之交的杕氏壶[55]，河北贾各庄镶嵌狩猎纹铜壶[56]（图一二，1），辉县琉璃阁铜壶[57]的第三、四层花纹（图一二，2），成都百花潭宴乐纹壶[58]的底层花纹，均为狩猎纹图像（图一二，3）。山西襄汾南贾镇大张村出土的铜壶，纹饰共四层，第一层为射礼采桑纹，其余三层为龙纹和蟠螭纹，三层中双身龙纹、长鼻螭魑纹和斜角云纹均是晋国特有的纹饰种类[59]（图一二，4），说明此类图像纹铜器的产地应是三晋地区[60]。

雍城高王寺遗址出土的嵌错赏功宴乐铜壶应是从三晋地区输入；雍城发现的斗兽纹题材的瓦当、贴面砖以及凤鸟衔环熏形铜器纹饰等亦应受到三晋地区的影响。

图一二 三晋风格狩猎纹壶

综上所述，雍城动物纹瓦当反映其文化具有多元性，既有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也有三晋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秦人并非简单模仿，而是在对其进行整合的基础上，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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