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陵墓墓道研究<br/>——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研究之四

古代陵墓墓道研究
——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研究之四

2019-12-27段清波朱晨露

考古与文物 2019年5期

段清波朱晨露

（1.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一、古代墓道名称的演变

墓道是墓葬与地面之间的通道的泛称，先秦文献中就有“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的记载[1]。墓道是古代帝王陵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缺乏严格的界定，文献记载的古代陵墓墓道及相关的部位名称有所不同。两汉之前，文献涉及到墓葬的出入通道时，墓道、羡道的名称同时并用，不见隧道之称。墓道同样也是考古学上常用的词汇，其形制有斜坡和竖穴状之分，斜坡墓道又可以分为台阶式和坡面墓道两种形式。

羡道是墓道名称中最常用的。西汉之前，墓道的形制除竖井式外，还有敞口斜坡式。从《史记》中描述秦始皇陵完工后“闭中羡，下外羡门”的记载来看，高等级墓葬羡道顶部应当有木、石或砖的覆顶结构，羡道上设有一道或三道的门扉，称之为“羡门”[2]。由于羡通埏[3]，在汉代之后的文献中，与墓道相关的称谓还有埏路[4]、埏道[5]、埏闼[6]（指墓门），也有埏、隧并用的情况。东汉赵宣为父守孝，在埏隧中居住长达20余年[7]，这里的埏隧，具体是指墓道与墓室相连接的甬道。西汉早期的“陈请示”墓为代表的甬道式土洞墓可能是最早的实例[8]，这种墓葬形制是竖穴洞室墓和斜坡墓道融合的产物，其间以隧道相通，故有合并羡道、隧道，新出现埏隧称谓。

隧道是穿凿在山岭河流及地面以下的通道，是墓道的一种别称，特指依山为陵的墓道。“隧”用在墓道上出现的时间较晚，最早的文献是成书时间复杂的《周礼》[9]，隧道用在墓葬中出现的更晚[10]。隧、隧道指称墓道后，还有以隧路[11]为墓道的称法，墓道的入口称作隧口[12]，墓道上的门称作隧户[13]，墓志称为隧志[14]，这些称谓指代了墓道不同的位置，出现的时间也都在南北朝之后了。

自西汉中期隧道式墓道创制以来，墓道的称谓变得复杂多样，尤其是二者结合式的墓道，即前半部分墓道为敞口式的斜坡状，后一部分和墓室相连接的墓道或土洞或砖石构造，在现代考古学中称之甬道。对这种墓道有称其为羡道的，也有隧道的，还有埏隧的；究其原因，可能是此种形制的墓道既有羡道敞口式的特征，又有隧道式的特征，于是人们的称谓便显得随意。当然，直呼为墓道者也不少见。

二、陵墓墓道形态的演变历程

现有材料表明，墓道最早出现在黄河上游的马厂文化墓葬中，以青海柳湾墓地为代表，墓道与墓室之间常见用木板或者木棍封门，此时的墓道还不具备文明时代那样更多的文化内涵[15]。伴随着社会演化进程，尤其是进入文明社会后，丧葬过程本身更为复杂，墓道形态随之发生着变化。

墓道之于墓葬形制，其意义进入文明阶段便有了文化上的意味，至商代得以凸显。商代墓道的有无、数量的多寡成为黄河中下游墓葬形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南安阳殷墟一带曾发现大量商代晚期的墓葬，墓道数量有4条（亚字形）、2条（中字形）和1条墓道（甲字形）之分[16]。其中侯家庄1001～1003号墓均为商王级别的亚字形大墓，四条墓道位于墓室四边比较正中的位置，且南墓道最长。以M1001为例，四条墓道中，南墓道长30.7、北墓道长19.5、东墓道长14.2、西道长7.4米[17]（图一）。同时期等而下之的中字形、甲字形墓道基本上呈南北向，如殷墟武官村大墓属双墓道的中字形墓，北墓道长15、南墓道长15.6米[18]；山东滕州前掌大M205甲字形墓，墓道长约7米[19]。

西周陵墓墓道的规制可能与商代相近，由于目前西周王陵尚未发现，但在周公庙发现了10座四条墓道大墓[20]。以周公庙M18为例，该墓平面呈亚字形，其中宽4.5米的南墓道为主墓道，其它方向墓道均宽约0.9米；南、北墓道长约17.6、东墓道长12.4、西墓道长7.5米[21]。该墓墓主很有可能因某种特殊礼遇和地位而使用了四条墓道，并非只有王才能享用[22]。西周中字形大墓多见于诸侯一级，如西安沣西张家坡M157是一座双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墓主井叔为西周中期的王室重臣[23]；河南浚县辛村卫侯墓双墓道总长度可达70余米[24]；甲字形的墓道多为侯级，例如宝鸡茹家庄伯及夫人墓均为带一条墓道的大墓；当然也存有例外，如甘肃灵台白草坡1号、2号墓分属潶伯、隟伯，均无墓道[25]。

图一殷墟西北冈1001号大墓平面图

春秋战国时期的亚字形墓葬仅见于洛阳27中学东周大墓，该墓墓道长30米，墓主或为周平王[26]，战国之后与东周王室有关的墓葬多见甲字形[27]。战国中期之前，除了个别特例[28]，各诸侯国的国君普遍采用南北向双墓道的墓葬形制。例如河南辉县固围村1号墓，北墓道长47、南墓道长125米以上[29]；新郑胡庄两座战国中字形韩王陵通长75和78米[30]，河北邯郸赵王陵区曾有一座发掘过的墓葬为中字形的双墓道，东、西墓道分别长33、28米[31]，战国中山王陵1号墓平面呈中字形，通长110米[32]。此外，无墓道的大墓在楚墓中常见，如曾侯乙墓，为岩坑竖穴木椁墓，正南北向，平面为不规则形[33]。

从战国后期开始，秦国首开僭越王陵规制的亚字形墓葬的先例，临潼芷阳的秦东陵中，1号陵园和4号陵园共发现了3座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34]，其中1号陵园南侧的亚字形大墓墓主为昭襄王[35]，墓道为长斜坡状，宽12～34米，其中东墓道最长为120米，其余3条墓道长28～43米不等[36]。

秦始皇帝陵是帝国时期第一座帝陵，其墓道数量应属“四门施檄”的规制[37]。但是考古勘探资料表明，始皇陵只有东西两条墓道，且东墓道最长最宽。东墓道长66.5、宽13～19米，呈斜坡状，靠近夯土台部位发现了墓道顶部的板状石材。之所以不是四条墓道，或许是因为墓圹南北两侧之外规划中的建筑物体积庞大，距离地宫较近，不适宜建造墓道，或许是原本就没有计划建造南北墓道，这似乎和战国晚期的秦陵制度不合，也许还有其他的可能性[38]。

西汉帝后陵墓形制基本究明[39]，与《皇览》记载相同，即“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筑方城，其中开四门、四通，足放六马”[40]。开四门、四通，继承的是商周以来“亚”字形王陵的形制特点，西汉帝陵和后陵的墓室四面居中位置各有一条斜坡状、逐层内收的墓道，四条墓道之间有明显的主次之分，东墓道最长。以汉阳陵为例，帝陵东西南北四条斜坡墓道分别长69、21、17、23.1米，墓道的宽度愈近墓室变得愈宽，东墓道最宽处可达32米[41]。从一些高等级墓葬墓道两侧修建逐层内收台阶式结构、以减少侧压防止墓道两侧崩塌的资料分析，帝后陵墓各墓道两侧应该也有同样的设计[42]。两汉诸侯王墓道的使用较为复杂，墓葬形制的不同使得墓道的数量和规模也不一，但基本上以斜坡式为结构[43]。

东汉帝陵的形制与墓道方向与西汉完全不同，帝后陵墓一改亚字形的斜坡多墓道布局，变成南向斜坡单墓道多室墓[44]，同时为了适应同穴合葬的需求，墓道还可以再次打开[45]。魏晋南北朝陵墓墓道数量形态与东汉相同，已发掘的曹操高陵为东向甲字形墓，墓道呈斜坡状，长39.5、宽4、深15米[46]（图二）。北周武帝孝陵为“墓而不坟”的规制，墓道为南向斜坡单墓道，带有五天井的单室土洞墓，长31.5、宽2.6～2.8米[47]，其形制规模与同类北周大、中型墓葬基本相同。此后这种单斜坡状的南向墓道逐渐成为定制，从隋唐至明清，陵墓墓道朝向和数量上未有大的变化。

图二安阳西高穴2号墓（曹操墓）墓道情况（东-西）

图三河北献县36号汉墓墓道两侧柱洞分布情况（采自《河北省考古文集》）

三、陵墓墓道建筑结构的变化

大体而言，古代陵墓墓道可以分作两种结构类型，一种是敞口斜坡式的墓道，一种是隧道式。敞口式斜坡墓道主要见于“预作寿陵”之前的商周时期。按照 “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48]的规制，王、诸侯等只能在死后才开始建造陵墓，墓道均为敞口式，下葬完墓主人后墓室和墓道一起被回填。前引殷墟商王陵、周公庙墓地的墓道材料，几乎都是敞口式便可据证。

自战国中期“预作寿陵”[49]出现之后，帝王停尸的时间大大缩减。人们无法预测从陵墓建造完成到帝后下葬之间的时间长短，致使陵墓建造的过程与先秦有相当大的差异，墓道的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建成的墓室不能长期暴露在野外环境中，尤其是在四季分明的黄河流域，因此当墓室建造完成后，会先将陵墓墓圹、墓室进行填埋，留出墓道及附属设施作为地面通向墓室内部的通道。如秦始皇陵的东墓道就存有石板覆盖的情况，汉景帝阳陵的东墓道底部南侧发现了4个柱础[50]，山东章丘洛庄汉墓东墓道南北两侧的地面上有5排34个柱洞，其表面经过夯筑处理，柱洞面积在0.04～1平方米之间[51]。此外河北献县36号墓[52]（图三）、长沙马王堆汉墓[53]等也都发现了大量的柱洞的痕迹，说明了墓主在下葬前对墓葬有长期防护的措施。

从东汉开始，帝陵开始流行一条南向斜坡墓道，墓室一般都是大开挖后用砖、石材构建，已发掘的安阳曹操高陵，斜坡墓道，甬道为砖券形顶，墓道两侧地面上发现了对称分布磬形坑和柱洞[54]；同时期的曹休墓也是长斜坡墓道加砖券甬道的结构[55]；2013年发掘的洛阳北魏节闵帝元恭陵，为斜坡墓道砖室墓，由长斜坡墓道、前甬道、后甬道和墓室组成，其中墓葬总长约58.9米，其中南向墓道长39.7、宽2.9米，墓道底部铺地青石，甬道及墓室发现了大小不一的柱洞坑，为墓葬建造时的遗留物[56]。

北魏以后，墓道由敞口转为带天井的券洞式，一直流行至隋唐时期。天井可减少墓道出土量，方便施工，过洞上的生土隔梁也减轻了墓道两壁的压力[57]。唐代除封土为陵外，剩余的唐陵墓道直接开凿在山体中，这种墓道结构最早出现在河南永城西汉梁孝王陵[58]，是隧道式墓道的另一种形式。唐乾陵、桥陵墓道经过试掘，分别长65米和70米，二者形制类似，均为隧道式，墓门及隧道内全用石条叠砌，并用铁细腰嵌住，再用铁浆灌注在石条与铁细腰之间，起到了很好的防盗作用[59]。两宋时期，墓道中多使用台阶和砖券甬道，形制进一步模拟生前居室。已发掘的宋魏王赵頵夫妻合葬墓，其墓道为斜坡状，长13.5、宽5.52米。北端与墓门相接，入门两侧各有一青砖券砌的耳室，此门与第二道门的中间为甬道，高4.1米，第二道门同样为砖券穹顶[60]。这种砖或石结构的券洞式墓道，一直流行到了明清时期[61]。

四、陵墓墓道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考古资料表明，古代陵墓墓道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墓道的数量、规格、主墓道方向都出现制度化设计，墓道形式的复杂化不仅仅是出于高等级贵族墓因为体量大考虑施工效率的需要，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从最新的研究成果来看，晚商与西周时期的四条墓道大墓，并非只有王才能享用，但确为王墓规制[62]。王爱和认为，商周时期最高等级统治者使用的“亚”字形大墓，体现了“四方—中心”的宇宙观念[63]。与之具有相同含义的“亚”字形徽标图案，在青铜器、族徽上也曾出现[64]。人们相信，最高统治者(王)是主宰宇宙(天、帝、上帝)的统治者在人间的合法代理人，他通过祭祀祖先、或以祖先为配祭对象的方式祭祀上帝，得以与“天”沟通，从而达到垄断神权的目的，是王在大地上执政合法性的来源。“王”成为集治权与神权为一体的化身，也是王能直接管理地区之外四面八方的代表，四方在政治地理体系中被定位在边缘地带的异族政权，由他们如卫星般护卫王及其政权。这样的认识表现在墓葬上，即墓室为统治的中心，四条墓道联通政治地域上的四方。

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背景下，春秋战国时期，墓道使用的等级制度已不严格，四条墓道的王权象征地位已经发生了动摇，但与中原文化不尽相同的楚墓则别具一格，显示出了浓厚的地域特色。但到了战国后期，秦国国君墓地开始出现亚字形大墓，其后的西汉皇帝陵墓也是四条墓道。可见随着帝国时期社会治理体系的稳定，王权的集中使得墓道数量多寡的象征意义又逐步确立。

与商周重视身份等级的四条墓道不同，墓葬东向一直都是秦始皇陵和西汉帝陵的基本特点。先秦以来的崇东礼制[65]不仅在秦汉帝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处处得到尊重。鸿门宴时几位赴宴者的座次上即显示尚东习俗，“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66]。

然而东汉帝陵一改此前的东西朝向，一条南向的墓道显得极为重要。诸多葬仪诸如“上陵礼”等都是围绕南墓道展开的，这与西汉帝陵的东向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南向的这一现象，在西汉晚期的陵园方向上就早有体现[67]，它与汉长安城南北向轴线的形成密切相关。汉长安城朝向的变化，始于王莽在南郊设计和修建国家祭祀礼制建筑，并因此逐渐形成了南向理念。先秦时儒家认可“是故圣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和“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68]的观念，王莽时期的儒生们将自然环境下的面南和南向结合起来，以儒学典籍为参考依据，形成汉文明中的南向理念。南向理念不仅是哲学和政治学上正统的概念，同样也是自然选择和政治需求的完美结合，它不仅改变了汉长安城的朝向，同时也波及到了陵墓制度[69]。伴随着南向理念影响的深入，东汉之后都城、陵墓的南向化确立起来，至明清再未有变。

综上所述，王国时期的墓道及其诞生的使用制度，更多地是体现在墓主身份等级和中心四方宇宙观的表象上。及至战国时期，随着周天子影响力日渐衰微，列国僭越现象不断发展，战国晚期秦国率先开始使用四条墓道。至秦统一，在构建中央集权郡县制社会治理体系的同时，也整合了先秦以来的墓道使用规范，形成皇帝、皇后使用四条墓道、并以东墓道为主墓道的制度，直至西汉晚期。西汉晚期，随着汉文明体系中“南向”理念的确立与认可，东汉之后，除特殊情况，各时代均流行南向、单墓道的使用制度，墓道逐渐失去了原先的政治涵义，成为沟通地面和墓室的一条通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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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2]a:1925.“共伯弟和有宠于釐侯，多予之赂，以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杀。”司马贞索隐：“羡，音延。延，墓道”。

[4]萧子显.南齐书:明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2:88.“昔中京沦覆，鼎玉东迁，晋元缔构之始，简文遗咏在民，而松门夷替，埏路榛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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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同[5]a:1158.“临埏闼以欷，泪流射而沾巾。”

[7]范晔.后汉书:陈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2159-2160.“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李贤注:‘今人墓道也’。”

[8]程林泉，等.西汉陈请示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2(6).

[9]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13：1700.

[10]李延寿.南史:齐豫章文献王嶷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65. “上数幸嶷第，宋长宁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内寻人。”

[11]a.“山庭寝日，隧路抽阴。”叶廷圭.海録碎事：山陵门[M].北京:中华书局，2005:553.b.“城阙宫车转，山林隧路归。”詹大和.王安石年譜三種[M].北京:中华书局，1994:124.

[12]封演.封氏闻见记:碑碣[M].北京:中华书局，2005：57.“臣子或书君父勋伐于碑上，后又立之于隧口，故谓之‘神道碑’，言神灵之道也。”

[13]钱谦益.列朝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7：1056.“鱼灯夜灭隧户开，弓剑已出空幽台。”

[14]“秋往虞山，乞先人隧志。”周亮工.赖古堂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38.

[15]青海省文物管理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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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223.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67.

[20]相关资料见：a.李学勤.周公庙遗址性质推想[J].文博，2004(5). b.赵丛苍.周公庙墓地性质管窥[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21]徐天进.周公庙遗址的考古所获及所思[J].文物，2006(8).

[22]种建荣等认为，这种因特殊礼遇而使用四条墓道者，与王墓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墓道形制上。四条墓道宽度相当（四大型）墓道是王墓专有形制，其余的两大两小、一大三小者并非王墓。种建荣，张天宇，雷兴山.晚商与西周时期墓道形制初识[J].江汉考古，2018(1).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安张家坡西周井叔墓发掘简报[J].考古，1986(1).

[2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浚县辛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9.

[25]a.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组.灵台白草坡西周墓[J].文物，1972(12).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J].考古学报，1977(2).

[26]吴迪，等.东周王城内的大墓与东周王陵[C]//中国古都研究(第23辑) [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413.

[27]a.目前可能存在的与东周王室相关墓葬：1928年在洛阳金村被盗掘的8座墓葬，均为甲字形的单墓道大墓；见梅原末治.洛阳金村古墓聚英[M].昭和十八年增顶本；b.1959年发掘的洛阳西郊1号战国墓出土了带“天子”字样的石圭，为单墓道的积石积炭墓，墓道南向，长40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西郊1号战国墓发掘记[J].考古，1959(12).c.谭洛风.东周王陵[J].洛阳师专学报 (社科版)，1987(4).

[28]a.相关特例，如上村岭虢国墓地是春秋早期的公墓，虽然贵为虢国国君，2001号墓却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见河南省文考古研究所.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第2001号墓发掘简报[J].华夏考古，1992(3).b.又如安徽省寿县蔡侯墓和贵族的墓葬级别相同，仅有一条墓道或没有墓道。见陈梦家.寿县蔡侯墓铜器[J].考古学报，1956(2).c.安徽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J].考古，1963(4).

[2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69.

[3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郑胡庄墓地韩王陵考古发现概述[J].华夏考古，2009(3).

[31]a.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1979(1).b.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邯郸赵王陵[J].考古，1982(6).

[32]同[31]a.

[33]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9(7).

[34]相关资料见a.程学华.秦东陵考察述略[J].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2(1).b.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察记[J].考古与文物，1987(4).c.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二号陵园调查钻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0(4).

[35]孙伟刚，杜应文，高海峰.新发现秦漆器及秦东陵相关问题探讨[J].人类文化遗产保护，2012.

[36]刘庆柱，李毓芳.中国史话:陵寝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40-41.

[37]孙楷.秦会要订补:厚葬[M].北京:中华书局，1959:109.“下锢三泉，周回七百步。以明月为珠，鱼膏为脂烛，金银为尧燕，金蚕三十箔，四门施檄，奢侈太过。”

[38]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0.

[39]相关资料见a.陕西文物局.留住文明——陕西“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和课题考古概览[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08-124.b.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2).c.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元帝渭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2013(11).d.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哀帝义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2(5).e.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平帝康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2014(6).

[40]同[7]:3144.

[4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1996年-1998年）[J].文博，1999(6).

[42]王晨仰，等.中国北方地区墓道发展与墓葬建设关系研究——以高等级墓葬为例[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6).

[43]刘尊志.汉代诸侯王墓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424.

[44]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邙山陵墓群的文物普查[J].文物，2007(10).

[45]同[7]:3152.

[4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县文化局.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J].考古，2010(8).

[4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7(2).

[48]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340.

[49]司马迁.史记:赵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82:1802.

[50]同[38]:142.

[51]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J].考古，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