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玲

（武夷学院 艺术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下梅村是闽北地区武夷山市的一个村落，清康乾年间，邹姓家族贩卖武夷茶成功，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大兴土木，修建豪宅，形成优美的村居环境。下梅村因茶汇集了各处的茶商，商业气息浓厚，同时邹氏以茶会友吸引了大量的文人雅士，形成一个亦儒亦商的村居文化圈。当时清统治阶级为加强思想统治，大力推崇朱子理学，促使朱子学一度在故土复兴。朱子美学的伦理性和思辨性特征对当时士大夫文人参与邹氏宅院建设有着指导性的意义，邹氏宅园的内容与形式直接体现着朱子美学意蕴。本文试图以下梅宅园的形式与内容为切入点探析闽北古民居宅园设计中所蕴含的理学美学。

一、“一在其中，点点画画”的艺术布局

朱子在评价艺术作品时常用《书字铭》里“一在其中，点点画画”概括构成书画艺术作品的元素，以及组织艺术元素的内在规律。朱子认为艺术作品的完整存在，不但要有具体形象的表现，而且构成的各种元素应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各种形象要素只有通过有机的融合，成为整体的意象，方是一个活的艺术生命。这个提法同样适合园林艺术，并成为特色园林设计的准则。下梅村邹氏宅园小樊川面积甚小，不足半亩，四周绕以高垣。一方水池居中，形成“回”字形造型，几棵树木绕墙种植。所有景象在方寸基地上展开，物少、景少，然“血脉通贯”，物物之间在形式上塑造“工整”、意境上追求“雅秀”。“工整”体现在直、横有序的直线设计感，追求方正，且要“空地多存”，讲究对称美的布局布景规划中；“雅秀”体现在少而精、小而细的曲线变化中。宅园南北长、东西短，南北高墙的布景充分利用长的优势以对称方式布景装饰。南墙是砖雕墙，园名“小樊川”居中，两边分别是“月”“镜”主题砖雕文字。“小樊川”匾眉正下方是等宽的砖雕花窗造型，下端是砖拼接而成的八边形图案。左右两边“月”“镜”主题砖雕文字，以外方内圆的形式装饰，正方形外框，四周环绕竹子的雕刻图案，此二字放置在圆内居中位置；字下端是砖拼接而成的龟背纹图案。对称的布局，直线的几何纹装饰使整面墙有工整之感。与砖雕墙相对的是北面粉墙，墙前居中位置放置半圆形水缸，桂树分种两边，取“两桂当庭”“双桂留芳”之造园法，形成对称布景。东墙门洞上方搭建风雨亭，遥相呼应。长方形鱼池居宅园中心位置，石材护栏，护栏装饰图案遵循对称美原则。非对称的均衡美的设计也是此园的一大特点，绕墙的植物以奇数栽培种植为特色。西墙三株茶树，大小高低错落种植；东墙一棵罗汉松，独树成景。小樊川的物象布置推崇简约、纯净的美感，整体布局整齐规整讲究对称，局部布景对比鲜明，节奏多变。可谓“全无欠阙”“无一字闲”，在有限的空间里因地制宜，随形造景，产生大气磅礴的意境。

二、气象浑成的审美意境

气象浑成是朱子所提倡的美学范畴，一方面强调审美境界中的整体风貌，一方面突出了审美境界中的人格理想。程颢诗曰“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强调了审美趣味的人性境界，即人的精神实质在于通过“静观”，感受到与天地万物的“浑然一体”。小樊川营造中园主因地制宜的选种罗汉松、茶树、桂树、荷花四种植物，取松的遒劲苍老的体态，取桂的天芬仙馥的香气，取茶的花红叶绿的色彩，取莲的高洁品格，并兼顾到四季变化，使宅园一年四季景致各具特色，赋予观者丰富的情感体验。

罗汉松采用独树成景的设计，一墙一树，墙如纸，树似景，树影婆娑，如在纸上挥毫。虽是一墙一树，但因时间不同，光线不同，景象亦不同。风生化形，风趣自生，“境仿瀛壶，天然图画”，即所谓“自然触目成佳句，云锦无劳更剪裁”，“神会天出，如不经意”，“云破月来花弄影”这种自然而然的美学趣味。如此布景即是尊崇天道，即纯粹的自然之道。自然的率性才是天道的本质，即天理，是对理的尊崇。 罗汉松与白墙的相互作用，宛若中国画，树与空间，溶成一片，俱是无尽的气韵生动。“中国画底的空白在画的整个的意境上并不是真空，乃正是宇宙灵气往来，生命流动之处。”笪重光说：“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1]。中国山水画在追求格调的高低时常讲心境，讲直观的体验，以天人合一、万般皆由自然为最高境界，罗汉松的培植便是追求气象浑成的最高审美境界。

《长物志》中记载种植桂树讲究“树下地平如掌，洁不容唾，花落地，即取以充食品”[2]。小樊川的主人深得造园之法，桂下平地铺以河石，不与他物杂种。河石砌成，随意搭配，不可求规则，风趣自见。《园治》云：“园林砌路，堆小乱石砌如榴子者，坚固而雅致”[3]，没有刻意的去拼接图案，排列其秩序，而是随意的堆砌，所谓不刻意求工而自工，浑然天成，有格调拙重、朴实之感。清陶明浚《诗说杂记》云：“拙则近于古朴，粗则合于自然。”朱熹更是崇尚“拙”，此处之拙也即“浑然天成”，率性而出，自然浑成，不是没有法度，规律，而是没有刻意的造作和刻意法度，是“不思不勉而从容中道”，“合于自然”的格调，此是园林设计的最高境界。

茶花是园林必选的观赏性植物，在此地亦是茶商身份的象征。小樊川中植茶树三株，三株茶树靠墙种植在砖砌的盆坛中，与洞门同一方向，高低错落有致，利用借景的原理，透过洞门观园尽是满眼的茶树。茶花在福建闽北地区冬季初开，花期长，可达两个多月，花的红叶的绿交相呼应，在粉白的墙壁的衬托下，分外灿烂，真正的“嫩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任意生长的枝叶，灿烂盛开的花朵，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体现了“自然之趣”。阿柏蒂在《建筑论》说：“美既是各部分之谐合，不能增一分，不能减一分。”又说：“美是一种协调，一种和声。各部会归全体，依据数量关系与秩序，适如最圆满之自然律‘和谐’所要求。”这番评论其实也是小樊川的外在的美，是纯形式的气象浑成之意境。

三、一花一木的感物道情

感物缘于客观外物的触动，道情是主观情感表现的欲望。园林建设常利用植物配置言情喻志。造园者给景物以艺术的比拟和象征，赋予“观念形态”上的意义和想象上的“人格化”，使园林中花草树木有“片山有致，寸草生情”的情感外显。张载说：“感亦须待有物，有物则有感，无物则何所感”。朱熹在《东归乱藁序》“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辞之余也。感物道情是人之常情。”如何感物？中国文化传统的做法是“赋、比、兴”，“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各种植物都有不同的寓意，以物比德，借物寄情。“花木之美，除了表现其本身的形态和色彩等观赏特性外，还有意境美，即人们赋予花木的一种感情色彩，是花木自然美的升华。”[4]小樊川中的罗汉松、茶树、桂树、莲等植物各自的物性延伸为人格的写照，赋予及其丰富的情感的寄托。

罗汉松生长缓慢，生命力顽强，在苛刻的环境中能积极上进，是人格不畏艰险，显示一种博发向上的动力。茶商邹氏崇尚“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古训，园内植罗汉松，有激奋人心之意。同时罗汉松也象征守财，在广东民间有“家有罗汉松，世世不受穷”的说法。邹氏经商到广州，因而将广州文化中罗汉松的美好寓意引入到宅园的布景中，将罗汉松视为财产庇护的吉祥树。

茶花是花中珍品，春季盛开。唐温庭筠《海榴》诗：“海榴开似火，先解报春风。”曾巩《山茶花》诗：“山茶花开春未归，春归正值花盛时。”一年之际在于春，中国传统文化对春季赋予更多的寄托。对茶商身份的邹氏家族而言，茶花的繁盛，预示茶生意昌盛。莲花在夏季盛开被誉为花中仙子，祥瑞洁净的象征，真善美的化身。古人赞其品格，称之为“君子花”。闽北地区盛产莲，然宅园中养莲，是借莲花的品格来象征园主的人品。孟浩然有“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之佳句，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更是被后人追捧的咏莲最高境界。莲花的物种本性与人格成功嫁接，表达了士大夫文人立于浊世保持高尚品格的节操气概，常被引用励志。桂树被誉为花中仙客，十里飘香，沁人心脾，有“香窟”之雅称。宋之问诗句“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天外”，可谓“独占三秋压群芳”。“古人品评桂花香为浓、清、久、远俱全，清可涤尘，浓而远至，推为上品香花。”[5]桂树贵在花香，但香而不露，秀丽而不娇，古人认为桂花有高尚美德，广植在庭院中。桂树不仅其香受人喜爱，其意也深入人心。“桂”谐“贵”音，在民俗观念中视桂为吉祥之物，桂树与他物可以构成美好寓意。如莲花与桂花组成“连生贵子”；桂和兰同图寓意“桂子兰孙”，用“兰桂齐芳”形容后世子孙发达，光宗耀祖。桂与他物的结合体现了一种万物相容，生生不息的和谐观。

对文人士大夫而言，科举是实现报效国家的远大理想的途径，所谓“学而优而仕”。桂树与科举相连赋予其独特的情感。乡试中举称折桂登科，称科举及第者为“桂客”“桂枝郎”；考上头名状元，被誉为“蟾宫折桂，独占鳌头”，温庭筠诗“犹喜故人新折枝”。桂是科举成功的象征。桂树是士大夫阶级人生理想的寄托。

兰花是花中四君子，其叶片细长弯曲，花朵娟秀素净，香气清幽宜人。“‘兰生幽谷，无人自芳’之说，给人以飘逸潇洒、幽深淡雅之感。兰花独处幽谷之中，无意与百花争艳，文人喜欢用此物来寄托高尚的志节和幽雅的情趣。”[6]李白《古风·孤兰生幽园》“孤兰生幽园，众草共芜没......若无清风吹，香气为谁发。”孤寂、暗香、清幽的形态、品格恰恰反映了文人的清傲避世的心态。

人有人品，物有物性，感物之属性，道人之性情，感悟与道情紧密相连，士大夫文人通过园林媒介传达无限的神韵，这是朱子“感悟道情”美学思想的承继。

四、以小见大意境的内在超越

中国传统美学以小见大论述的不是物理的事实，而是一种体验的真实，是心性的伸展。即“咫尺山水蕴千里江山”。士大夫文人立于心性，以片石勺水，丛花数竹，寓情游心，构筑了文人园林中以小见大，壶中天地的园林模式和艺术观念。邹氏宅院小樊川如江淹之园“两株树十劲草之间”，庾信之园“敧侧八九丈，纵横数十步，榆柳两三行，梨桃百余树。”然虽是小园，其名、其景皆意蕴深厚。

首先，“小樊川”命名颇具文化深意。题“小樊川”者为杜牧的后人清代诗人、书法家杜光操。杜牧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樊川风景秀丽，在唐代是文豪大家聚居之地。杜光操借古之樊川喻今之武夷山，武夷山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是儒释道三教聚集之地，尤其宋代理学大家聚集在此论道、讲学、著述，两者间有可比之处。樊川之美为后人羡慕，也被多番引用。如清代咸丰年间，武英殿大学士文煜的宅园命名为“可园”，其园内通石碑记录了命名的理由：“凫渚鹤洲以小为贵，云巢花坞惟曲斯幽。若杜佑之樊川别墅，宏景之华阳山居，非敢所望，但可供游钓，备栖迟足矣，命名曰可，亦窃此。”[7]表达了向往山居的文人情怀，向儒学大家敬仰的情怀，杜光操取小樊川是对对其先祖的缅怀，又极好的完成了宅主人的任务。可谓达到了园名命名的言志、抒情之意，增添了宅园的文化品味。

其次，下梅的宅院自不比樊川的壮美，宅主取以“小樊川”，是笔下的樊川，是心中的樊川，“地虽小，但心中有了，天地自大，宇宙自广”，“就在于心灵的超越功夫，这是一种内在的超越”，正如苏州拙政园的见山楼，见山取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的见山“就是见性灵之山”。小樊川的标题是以文写心的园林手法的使用，是点景之语，点景明志，不仅能勾画物象空间所要表达的意境主题。而且引导游者对昔日樊川文人汇集，景色秀丽景象的想象，产生“象外之象”“弦外之音”的造园意境。

小樊川的设计“不逾数亩，只有二三亭阁，一池水，几丛花木，然确营造了天籁人籁，合同而化的天人合一的境界”[7]。园中两个观景亭，亭下仅容一二人，依墙简易搭建；园中植物稀少，临墙种植。一棵松，二株桂花，三株茶花，从量上讲，三种植物六棵树，和密密树林相比较，可谓稀少，然自有风光，妙味。“以道观之，以智慧打量之，天下之物本无多无少。”[8]园内景致极其简单，一方鱼池，养着一寸二寸之鱼；一个石花架，上置数盆兰花，一派鸢飞鱼跃，欣欣向荣之气。园的小，景的简单，意的深厚，小樊川正是将高邈的宇宙和狭小的空间放在一起，景致的稀少和心的广大融合，以小见大，体现了理学美学的内在超越。

五、结语

下梅村宅园小樊川规模小，形式方正，布局布景工整、简约、雅致、天然，完美的体现了传统园林的生境、画境和意境的和谐统一。园中种植的兰花、莲花以及茶树、罗汉松、桂树等物是园林布景中常见之物，两座避雨亭更是小而简的依墙搭建，体现了宅园主人在追求娱乐、宜情的审美意境时的克己性，是理学中庸之道的体现。小樊川的营造达到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朱子美学所推崇的自然无累、自得其乐的自由境界。时值今日，下梅村邹氏宅园仍然有着“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的境界，这是传统士大夫文人对理想的人居环境的美好憧憬，这也说明了理学美学对明清园林设计的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