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哲

（弗吉尼亚大学 达顿商学院，美国弗吉尼亚州 夏洛茨维尔市 22903）

前 言

从就读博士班时期的马里兰大学，到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再到现在的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离乡赴美转眼已三十余年，教学与教育始终是我的核心工作，教过的学生超过万人且遍及世界各地与各行各业。每一年，学校都例行性地迎新送旧，我也经常收到毕业学生的回馈，但是，每当有学生告诉我，当年的某一句话、某一个观念或某一段对话如何帮助他们的事业、家庭或生活时，还是让期许成为一位“学行合一”管理学者的我，备感欣慰。2014年，有幸获颁国际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AOM）“杰出教育家终身成就奖”①国际管理学会（AOM）每年会从散布于100多个国家的20 000多名会员中，选出一位“杰出教育家终身成就奖”（career achievement awards for distinguished educator）得主。，一方面深受鼓励，另一方面更感责任重大。感今怀昔，我之所以兢兢业业、终日乾乾②“终日乾乾”出自《周易·乾卦》，就是与时精进、敬业不懈的意思。，热衷于教学育人，三四十年如一日，早年在台求学及赴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多位良师对我的启发与教导③在此仅列出几位老师（或益友）做代表。如：当年鼓励我出国的姜占魁教授（前中兴大学法商学院）[请参考：“Reflecting on the process：Building competitive dynamics research” (Chen, Ming-Jer),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0, 27(1)： 9-24]，亚洲最早一批在美国取得管理博士学位的许士军（元智大学）与司徒达贤（政治大学）两位教授，我在马里兰大学读博士班时的Professor Samuel Kotz [请参考：“Sam Kotz-Teacher and Mentor” (Advance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tatistics: A Volume in Honor of Samuel Kotz, Norman L. Johnson and N.Balakrishnan (eds.), John Wiley & Sons, lns. 1997)]与Professor Frank T. Paine [请参考：“Reflecting on the process： Building competitive dynamics research, ” (Chen, Ming-Jer),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0, 27(1)： 9-24]，以及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Professors William H.Newman [请参考“In memoriam： Remarks in Remembrance of Professor William H. Newman” (Academy of Management News, December 2002)]与N. T. Wang（王念祖教授）两位亦师亦友的忘年交。，实为个中关键；其中，尤以先师一代大儒爱新觉罗毓鋆（1906—2011）为最。

事实上，在美最初的二十余年，因忙于取得博士学位、初任教职，再加上美国一流名校对科研、教学等专业的严格要求，因此，我的重点全放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几乎没有时间接触传统中国的学问，自然也就很少温故知新，重习恩师爱新觉罗毓鋆当年谆谆教诲的《四书》《大易》《春秋》《老子》《庄子》《孙子》等诸子之道。一直到几年前，当我重新审视我首创的“动态竞争”（competitive dynamics）与“文化双融”（ambiculturalism）理论时，才惊觉恩师当年播种的华夏智慧，早已悄然地影响了我的思考、教学与做人行事，并根植于这两个理论之中。回想当年在台北天德黉舍（奉元书院前身）读书时少不经事，国学基础也不扎实，很难想象四五年的私塾生涯会对我平日所思、所学、所行及下半辈子从事的管理学术与教育，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离台后，即长居美国，很少再回黉舍。没有记错的话，最后一次拜望老师是2006年短暂回台北期间。黉舍位于台湾大学附近罗斯福路的巷弄中，老师晚上九点刚下课，随即在地下室的教室中接见我，谈完离开时已是隔日凌晨一点过后！当时他老人家虽已年过百岁，却仍一如既往地神采奕奕、目光如炬、字字珠玑，让我茅塞大开，受益良多。老师的教诲，个人始终铭记于心，不敢或忘。2011年，老师辞世，迄今已近七载，海内外门生追思怀念的书籍及文章相当多①请参考许仁图：《长白又一村》（高雄：河洛图书出版社，2012年），张辉诚：《毓老真精神》（台北：印刻文学，2012年），李淑珍：《毓老时代的开阖起落》（收录于《夏学论集（壹）爱新觉罗毓鋆先生百岁晋拾纪念》，台北：中华奉元学会，2017年，第57-129页）。，内容真切感人，阅读后不仅让人留下哲人日已远的无限追思，更令人动容，产生见贤思齐、效法承传之心。

文化、思想、精神的传承，严格来说用“承传”两个字更贴切。先“承”才能“传”，承先才能启后，先继承才能薪火相传，一棒一棒的交（教）下去。至于“承”什么、“传”什么？怎么“承”、怎么“传”？这几年来，我最大的体悟就是“继志述事”，继续先人之志、遵循先人之事②原文出自《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用白话来说，就是承继前人（辈）的志向愿景（“志者，心之所主”），接续发展他们遗留下来的心愿与事业。以下，谨由管理学术与教学行践的专业及经验出发，略抒我个人如何承传毓老师的教育理念，藉此表达对恩师无限的追思与感念。

毓老师与“有教无类”理念

毓老师生平经历与育人生涯

恩师的身份与经历相当特殊。他是清朝宗室礼亲王后裔，幼年进宫陪伴已逊位的末代皇帝溥仪读书学习。少年时，留学日本、德国学习军事；青壮年时，任职于满洲国，直到战败结束。1947年，因国民政府的安置，老师只身远赴台湾。在年富力强却又困顿受限的当下，老师毅然决定以传承华夏智慧、弘扬中华文化作为后半生志业，开始了六十余年的讲学与教育生涯。最初，老师在台东农校担任教务主任③台东是位处台湾东南部的偏远县份，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一直到十七岁才离开。，1958年开始，在台北指导留学的外国博士生，后来陆续受聘至几所大学短暂任教。1971年，书院开办，取名“天德黉舍”，传授四书五经及道家、法家、兵家要籍等华夏经典④毓老师讲学以《大易》《春秋》为本经，“四书”为入门，曾讲授《诗》《书》《礼》，以及《荀子》《老子》《庄子》《管子》《商君书》《韩非子》《孙子兵法》等各家要籍，也讲授《人物志》《资治通鉴》等书。；1987年，改名“奉元书院”继续讲学，一直到2009年2月才不再授课。

由于师承、历练的不同，加上时代苦难的锻造，老师的教学不像一般学院教授着重知识、技能的传授。他始终训勉学生不能做书呆子，要学做人，要能经世致用、道济天下、掌握时势、真诚实践，在不同的岗位上承担造福社会、解决时代问题的责任。数十年来，老师秉承“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理念，培育了两万多名学生，遍及海内外，分布于各行各业，俨然孔子无私造就“三千弟子”的再现。⑤在6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毓老师除了在台湾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学生（如前行政院长江宜桦、已故英业达集团总裁温世仁等人）外，也指导了许多在美国声望卓著的汉学家，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学院的创办人鲁道夫（Richard Rudolph）、哈佛大学的包弼德（Peter K. Bol）、芝加哥大学的孟若（Donald J. Munro）、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席文（Nathan Sivin），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已故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教授等人。

有教无类的涵义

孔子被誉为中国第一位教育家，被后世尊为“大成至圣先师”，“有教无类”（及其相关理念：“因材施教”）是孔子的最高教育理想，也是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毓老师盛赞这是孔子最伟大之处，因为当时只有贵族才能接受教育，他却不分身份地位，什么学生都收，相当于全民教育。对此，毓老师有一段深刻而犀利的评论：“不动声色，对乱制作釜底抽薪的手段。百姓不再糊涂了，都有知识了，那做坏事的人焉能不小心？要向下扎根，根本解决问题。”①爱新觉罗毓鋆讲述，陈絅笔记：《毓老师讲论语》（下册）（台北：中华奉元学会，2015年），第231-232页。毓老师所说的“乱制”是指夏、商、周三代的“家天下”、世袭制度，都不合于尧舜时代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准则。为什么孔子会有这样的理念？毓老师讲述《春秋》时说过，孔子认为没有人生来就是尊贵的②原文出自《礼记·郊特牲》：“天下无生而贵者也。”，政府官职只凭血缘就能世袭是不合“礼”（理）的③《礼记·仲尼燕居》记载，孔子说：“礼也者，理也。”《春秋公羊传》，隐公三年四月：“讥世卿，世卿非礼也。”意思是，依照礼，一个国家的官职，公卿、大夫、士，从上到下都应该选贤而用，不应当世袭，父死子继。。因为人人平等，人人皆可为尧舜④孟子曾经引述孔子得意门生颜渊的一句话：“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就是说，舜是人，我也是人，只要发愤有为，都能和舜一样的有成就，所以，孟子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传承孔子思想的颜渊、孟子有这样的想法，可以推知孔子必然有如此的主张。，所以孔子毕生以实现“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春秋繁露·俞序》）为奋斗目标。教育，正是达成此理想最根本的办法。

孔子的“有教无类”还有另一层重要意义。孔子说过，一个内心安于“仁”、始终怀着仁爱之心的人，就没有分别心，对所有人一视同“仁”。⑤这是毓老师对“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礼记·表记》）的解释。“仁”也有“人”的意思，《中庸》记载，孔子答鲁哀公问政时说：“仁者，人也。”孔子真正做到了，他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只要有心向学，都愿意接纳，正如钱穆的描述：“孔门富如冉有、子贡，贫如颜渊、原思，孟懿子为鲁之贵族，子路为卞之野人，曾参之鲁，高柴之愚，皆为高第弟子。”⑥请见钱穆：《论语新解》（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4年），第454页。在此段引文之前，钱穆对“有教无类”有所解释：“人有差别，如贵贱、贫富、智愚、善恶之类。惟就教育言，则当因地因材，掖而进之，感而化之，作而成之，不复有类。”既已入门，孔子倾囊相授，未曾保留或隐瞒⑦在《论语·述而》中，孔子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孔子的言行启示我们：每一个学生都有求知受教的权利，这是一个“人”生来俱有的基本权利，只要他（她）们真诚求教，做老师的就有责任去教，就好像医生不能选择病人，因为救人是他们的职责使命。更重要地，老师对所有学生都要完全尊重、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不可以因为个人背景、财富、资质或个性的差异，而给予不同的对待。

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有教无类实在是真知灼见，既然担任老师，就应该有如此的自觉和信念。然而，说起来容易，真正去做却不简单。知理不难，知所以用理之为难⑧清末民初学者辜鸿铭曾说：“盖天下事非明理之为难，知所以用理之为难。”（《张文襄幕府纪闻·权》）。这是因为，每一位学生的个性、资质、成长背景、学习态度都不相同，而且老师也是人，和一般人一样有自己的偏好、甚至私心。例如，张三嘴巴甜，李四勤奋好学，王五天资聪颖，这样的学生很容易受到特别关爱。只是，一旦有偏好或特别关爱，就会产生分别心，而有（分）“类”了。因此，对为师者而言，学习真正地落实有教无类，乃是终身不容松懈的修炼，做起来实在不容易！

毓老师有教无类的展现

毓老师如何阐述、行践“有教无类”呢？我用两件一直铭刻在我内心的小事来说明。第一，当年我在黉舍读书时，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上课都像去“听训挨骂”。老师极具威仪，又以如雷的洪钟之声，抱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对于听课的学生不仅谆谆教诲，更常疾言厉色，藉圣贤之言教训学子平日言行应当如何如何。这其中，最让我佩服的是：他能让满屋子五六十位学生，每一个都觉得老师不是在骂别人，而是在讲我，每一句话都直指自己，每个训诲都鞭打在自己身上。正因为如此，不知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受到激励而奋发！另一件事是老师过世后，许多弟子着书立说以传“毓子”之道，多位师兄（姐）也藉此表达老师对他（她）个人的特殊期望。这一点正是毓老师与一般老师最不一样的地方——他就是有办法让每一个被教过的学生都觉得，老师对我个人有特殊的期望。

学生们感觉毓老师对自己有特别期许绝不是空泛虚无的。我认为，那是老师内心相信每一位学生都是可造之材，对学生用心深细、始终如一，“知至至之”①“知至至之”出自《周易·乾卦·文言传》：“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知至至之”的意思是，知道自己可以到达的最高目标、境界，而且致力达到，不是空谈理想而已。，精深化育，不断引导每一个人将特质与才能发挥到极致的自然结果。入学之初，老师都会要求我们写一篇小报告或自传，藉此了解每一位学生的基本状况。上课时，老师会一边讲课，一边以目光扫瞄并考察每一位学生的眼神、表情与举止反应。只要持续在学，老师通常会分批或个别找学生交谈，在聆听、回答与发问的过程中，老师会细微地关怀每一位学生的个人与家庭状况，引导学生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让学生在谈话结束后总是感受到老师的眷顾与激励，带着温暖与感动或是惭愧与振作交杂的心情，离开书院。此际的老师，就如同子夏对孔子的形容：“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勉励）”（《论语·子张》）。更重要地，每一次对话并未随着时光的消逝而被淡化，因为学生提过的事，老师几乎全记在脑海中，数十年不忘！正是这样令人惊叹的基本功、这样深度的了解与用心，让老师可以个别提点与指导每个学生，帮助每个人了解自己的才能，知道自己在社会上要承担的责任、发挥的作用。这正是“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的真实呈现！

毓老师经常训勉每一位学-生真正了解自己，检讨自己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要自欺、不要妄想。这是传统儒家真精神 “反求诸己”②孔子、孟子都以“射箭之道”来比喻反求诸己的重要性。《礼记·射义》指出：“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然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并援引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孟子也有“仁者如射”“反求诸己”的相同说法（《孟子·公孙丑》）。的口授心传，与“失之正鹄，反求诸其身”（《中庸》）、“严师出高徒”的道理也一脉相通。谈到“严师出高徒”，一般人往往解释为：严格（厉）的老师才能教出高明的徒弟。然而，毓老师根据传统智慧的解释却是：严“身”之师出高徒。也就是说，一个老师对自己要求越严格，徒弟才会越有成就，这是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所能达到的最佳效果，也是一般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最好的说明，与“经师、人师”“十年数木，百年树人”③典故出自《管子·权修》：“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师说》）等，更是相互呼应。老师以“一字一义”的功夫来阐释经典，果真是一字之差，境界迥异。

毓老师的一生就是反求诸己最好的典范。例如，他只身在台六十余年，谨守《周易·乾卦》中一爻的“潜龙勿用”，虽有“龙德”，却“大隐隐于市”，不仕任何官职。他对自己要求极严，常说：“君子当守身如玉”“有守才足以有为”，以此训示告诫我们。有一次，照顾毓老师晚年生活的关门弟子颜铨颍告诉我：颜回当年怎么过，老师就是怎么过（《论语·雍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太师母过世，他不能回大陆奔丧，为了反哺报恩，手绘观音像千幅赠人，这需要何等毅力！常言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司马光《训俭示康》），若非对自己有最高的要求，以他出身前清皇族、前半生尽享优渥生活的背景，岂能甘居陋室、视荣华如粪土呀！

再如，与师母相隔两岸，一个终生未再娶、一个终生未再嫁。老师曾收到师母辗转送来的亲笔信，信中有段诗文：“倚门闾而望穿云树，履林海而恨满关山。两地相思，一言难尽。花荫竹影，满地离愁；独对孤灯，一天别恨。月夜，雨夜，无事夜；饭时，眠时，黄昏时，此六时滋味，不可言传。”师母过世后，老师思念益深，曾写无题诗一首：“餐唇啖鬓玉温香，缘尽孤雁恨茫茫。空留今生怀幻想，怎醒黄粱梦一场。倚栏未了知心话，当在冥中诉衷肠。一年几度情露水，都化清烟随意狂。”含蓄之谓美，两段诗文，彰显了老一辈中国人字字句句所蓄足的无限情感。老师与师母的情深、愁思，以及对彼此感情的坚贞，在其中表露无遗，每次读来都让我感动莫名，难以自已。

我对“有教无类”理念的体悟、承传与行践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文天祥《正气歌》），毓老师的言传身教今日依然如此地清晰。回想过去三十余年的教学历程，我发觉自己在有意无意间，不但受到了老师影响，也与时俱进、因地制宜，推展了老师的核心教育理念。比方说，针对每一个课程，我自己最用心、也最乐在其中的一项，就是花大量时间与心力做课前准备。这不是指教学材料的准备，而是努力去了解每一位同学的背景与兴趣，找到他（她）们的“一”①这里所说的“一”，是指“精一”。“精一”是我对《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句的撷取，也是我一生为学处世的圭臬，并将它译成“the power of ‘one’”，带进西方的企业管理中[参见陈明哲：《精一管理：企业永续经营的生生之道》，《清华管理评论》，2016年第12期，第90-91页；“Using the power of ‘one’ as a business practice” (Chen, Ming-Jer),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8, 2012.]。什么是“一”？什么是“精一”？我很难做出精确的定义。简单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质、特质，都有一个内在力量，能促使我们在日常的各种活动中发挥最优的效能，这就是“一”的作用。当我们将“一”淬炼到极致，或者说“一招用到极致，就成绝招”，就是“精一”最简明的意思。“精一”可以让我们与自己进行对话，找到自己真正的价值，进而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人事物时，依此思考、甄别、取舍，做出连贯一致的决定。精一的重要性毋庸待言，为了阐扬此一理念，一群曾经上过我的课的学生更在2017年自发性地成立了精一学堂。，不论是“一”个纠结、“一”个长处、“一”个短板，或是“一”个需求、动机。曾经有一位复旦EMBA的学员回馈：“陈教授的课前准备工作之细致让人惊叹，他对每一位同学的履历、从事的行业、教育背景等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还为每一位同学准备了针对性的问题，在教育界充满浮躁风气的今天，实在是难能可贵。当他叫你的名字的时候，你感觉和他已经认识很久了，那种亲切、自然、平等的感觉在国内的课堂上很难感受到。”②韩冬：《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陈明哲先生侧记》，《复旦大学EMBA》，2011年夏季刊，第78页。同学的溢美之词，实在愧不敢当。饮水思源，这些都是毓老师当年对我潜移默化的结果。

平等待人，“奉元”育人

这份学员回馈中的“平等”两字，其实也道出了有教无类的真谛。同学感受到的“平等”，或许是觉得我“通过各种方式谦虚、平等地与学生交流沟通”，没有“国际大牌”的架子。③这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苏勇教授的观察与美言，苏勇教授说：“EMBA的学生都是成人，都是各种‘领导’，有着一定的地位、财富和权势，所以形成很强的思维定势，而且往往有着‘成功者的自负’。而陈明哲教授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各种方式谦虚、平等地与学生交流沟通，而且这种谦虚、平等是发自内心、非常真诚的，正如中国先贤所言：‘欲胜人者先自胜，欲卑人者先自卑’。再加上陈教授的‘国际大牌’身份，学生更觉其难能可贵，备受感动，所以会有分手时的依依不舍，会有最后时刻的‘热泪盈眶’。”请见：苏勇，《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听陈明哲教授授课有感》，《复旦大学EMBA》，2011年夏季刊，第76页。这样的观感，与我一直惦记、自我惕励的一句话：“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周易·乾卦·文言传》）乃是一致的。我总觉得，一个做老师的能够做到不骄，做到真正的因材施教、教学相长，是因为他（她）没有上下“位”的观念。毕竟，“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④此句是韩愈《师说》的名言，其前后文为：“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课堂中的老师只是某个专业的先进，其他方面未必贤于学生。我始终抱持这样的观念，将它转化成为有教无类的内涵，并且持续努力地行践。

平等待人、一视同仁，其实就是毓老师“奉元”理念的重要内涵之一。近年来，同门师兄弟对于“奉元”有过一些阐述，他们提到：老师曾说“所有东西看成一样，所以我们才奉元”，因为，“奉元”就是“民胞物与”。能有万物平等的基本体认，进一步落实“人人皆可为尧舜”“群龙无首”的观念，最终就能达到“天下一家”。⑤1987年，“天德黉舍”易名为“奉元书院”后，毓老师即不断阐扬奉元的意义，如：“奉元文化，民胞物与，人人皆可为尧舜，亦即群龙无首”（参见许仁图主编：《礼元录〈毓老师说〉》，高雄：河洛图书出版社，2012年，第191页）；“奉元，得止于元”；“要以‘元’化际与界，天下一家，一统”（参见陈絅笔记：《毓老师讲学庸》，台北：中华奉元学会，2014年，第44页）。上面所说的“民胞物与”，出自北宋·张载《西铭》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毓老师这么解释：“民（人）与物都是同根生”，“树立发掘同根情，才能发挥同根爱”（参见许晋溢笔记：《毓老师讲中庸》，台北：中华奉元学会，2013年，第237页）。所谓“同根”，意即天地万物（包含人类）的共同根源就是“元”。至于“群龙无首”，老师说：“天德不可为首也（《周易·乾卦·象传》），大家都不争领袖，才能奉元，奉元才能天下一家”。其缘故是人人都有“龙德”，每个人都是“龙”，都有相同程度的德，不争领袖，所以能见（现）“群龙无首，吉”，由此达到天下一家（参见蔡嘉麟：《略论奉元理念与孟子思想要点》，收录于《夏学论集（壹）爱新觉罗毓鋆先生百岁晋拾纪念》，台北：中华奉元学会，2017年，第271-272页）。其实，“群龙无首”也可比喻为每一个人都是CEO，用英文讲就是“leaderless leadership”，亦即没有领导人的领导。反复温习思考后，我的领悟是：“奉元”在教学育人上，就是要对所有人（学生）一视同仁（人），坚信每一个人都有无限可能的发展（“人人皆可为尧舜”），教师的职责就是引导学生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社会各界的中坚（“群龙无首”）。因此，“奉元”育人岂不是有教无类的展现？

反思以往在教学上的实践，以及最近对于“奉元”育人的体悟，我发觉自己多年来坚持的一个信念竟与老师的“奉元”理念契合，这个信念就是：我认为自己在课程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是一般定义的“老师”（虽然一生从事教育，但是“老师”这两个字对我始终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伴读”。在我的认知里，“伴读”注重从知识传递到心智启发与个人反思的整体过程；“伴读”者需要建立节奏、在适当的时机进行适当的引导，并在关键时刻与当事人的体验精准地对接。课前的充分准备，正是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精彩的故事，更不用说来到我EMBA/DBA或企业培训课堂上的诸多“成功者”了。有一次，在北京的某个课堂上，一位助教于课前告诉我，某位学员在全球富豪榜中名列前茅；他见我没有回应，第一节课后又来跟我说，有位著名的女明星追求过这位学员。未经细想，我直接告诉他：“那又怎么样呢？”尽管我的助教是好意告诉我学员的背景资料，但对我来说，学员的财富、身份、地位都没有意义。比起对他们经历的好奇，我更关心他们在我的课堂上学到了什么，以及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们状态的改变、气质的变化，甚至于行为的转变。这期间，我会根据学生的状况，因势利导、唯变所适，调整原本预设的课程内容与次序；我的内心也经常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为学生们能在课堂中打开自己、推动自己的思考往前多走一步而喝彩，期盼每一个“我”都能够真诚、平等地呈现出来。①近年来，利用互联网在线授课，并将课程内容、讲课视频公开于网络的教学形态，日益普及。网络教学让全球各地的人们可以零时差地共同学习，因此，不但课程的学员数可能巨量地增加，求学者的身份类别也更为多样。网络教学可视为“有教无类”理念的一种时代新面向，在此当中，教师如何去应对更复杂多样的学习需求，并善尽如同传统课堂中“伴读”、教学育人的职责，是我这几年持续思考的课题。课后，我也很用心地维系彼此的情谊，在书信往复、会面交谈中，关心学生的最新动态，分享我的心得与建议，并且乐此不疲。这样的方式，乃是我终身追求、承传自孔子与毓老师“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诲的学习和行践！

记得毓老师说过：“谁知道天上的哪一朵乌云会下雨？”以此形容人才培育的不可预期性。哪一位老师会料到：当年班上看似呆呆的学生，未来会不会成为一位成就非凡的学者或企业家？有教无类也可以如此理解。进一步说，有教无类也是教育的结果，通过教育，可以消弭不同人所受到的差别待遇。以企业界为例，如果企业家能把每一位员工都当作一块璞玉，以播种、海纳百川的心态，了解他们、雕琢他们，就可以发挥他们的最大潜能。由此来看，有教无类的意义既深且广，可以延伸、应用到企业的经营管理层面，对企业家深具意义。毕竟，每一位企业家在自己的企业中，都需要带领员工，有的甚至长达数十年。员工亲眼目睹企业主怎么做事、怎么做人、怎么样兴业、如何成长发展，并参与其中，在这过程中，企业家实际上扮演着“社会教育家”的角色。

管理专业的精一行践：教学与研究双融并进

三十多年来，我在管理专业上努力做自己、一股傻劲地在教学与研究的路上奋力迈进，并且尽力保持两者间的平衡。这种数十年如一日的精一坚持，就是为了承传行践“有教无类”。因为，研究成果能够支持、落实于教学（育）；教学育人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则有助于研究议题的发想，教学相长更是我从事教研志业重要的动力！这种双融而精一的坚持，一方面源自毓老师的教导，另一方面也要感谢各个任教学校对我的不同要求，以及其他多位师友对我的影响。比较可惜的是，在当今的学术环境下，同时对教学、研究灌注心力的学者仍是少数。

个人有幸先后任教于美国一流的研究型与教学型大学，深切感受到教学与研究的严重脱钩与对立。简单地说，哥伦比亚大学与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都是研究型院校，我目前任教的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则把教学当作第一要务。前两校对研究极度重视，只有发表在少数最顶尖期刊上的文章，才会被承认、才算个人绩效②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例，在管理学类数百本管理学术期刊中，仅承认其中的四个期刊为“研究”（research）。[请参考：“Becoming ambicultural： A personal quest─ and aspiration for organizations, ” (Chen, Ming-Jer),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4, 39(2)： 119-137.]。。至于后者，个案和专著都被视为研究成果，而且学院实施教师研究室的“门扉敞开（open-door）”政策，欢迎学生随时拜访教师，标示办公室时间（office hours）反而是一种禁忌，这和传统认为公告办公室时间是一种负责任行为的逻辑，落差极大。

事实上，先前我在哥大、宾大任教时，教学之外均专注于研究发表。但是，我在达顿商学院有宽广的教学挥洒空间，因为达顿在创立之初即强调教学（尤其是案例），同仁均以成为全球最好的教师自许，所有权威评比也是如此，学术研究自然而然就被轻忽了。①达顿商学院的同事专注教学，比较不看重研究发表。几年前，我个人在A级期刊发表的文章篇数竟占全院六七十位教授总和的32%。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但也清楚地说明了我们学校以教学为使命与专注的独特性，有其特殊意义。即便如此，无论在哪里，我都坚持兼顾研究与教学的平衡与融合。有趣（却也写实）的一点是，我竟然不经意地改变了一些达顿同事根深蒂固的想法；他们发现，原来做研究的人也能教书，做研究的也有“好人”。这些同事看到目前美国学术界很多做研究的人只在乎文章的发表，犹如“自私”、独善其身的“个体户”，于是将研究者归类为“坏人”，形成了刻板印象。

重科研而轻教学，确实是当前中西学界的普遍现象。2016年夏天，我参加第四届“中国管理学者交流营”年会，与深圳大学韩巍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赵向阳教授交谈时，也谈到这种问题。他们问我：“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只当一名合格的老师就足够了吗？”我回答：“已经绰绰有余了。”随后，我问他们：“管理学者能被称为中国当代的‘士’吗？既能在专业上有贡献，又能在中华文化的历史传承过程中扮演时代性的角色吗？”他们立即回答：“绝对不可能！”我又回应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当今还有哪一个职业或者群体能够（或是应该）扮演这个历史角色？”②请参考：“The research-teaching ‘oneness’ of competitive dynamics： Toward an ambicultural integration, ” (Chen, Ming-Jer),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8, 35(2)： 285-311.

这段对谈，说明了学术界现在的核心问题与挑战。管理学界如此，整个学术大环境就不难想象了。当然，在以发表优质论文为首要目标、为发表而发表的风尚中，仍有不少学者、教师，愿意在科研之外，投注心力于教学上。只不过，受到学术考核规则之量化指标的束缚与扭曲，能够兼顾教研、坚持到底的确实不多，很多教师甚至选择对课堂教学避而远之。“教学”受到冷落，“教育”更不用谈了，着实令人痛惜！毓老师曾说：“中国人不写书，一写就惊天动地。美国制度，教授一年要出一本书，由此制度知美国人不足法。”（参见：《礼元录〈毓老师说〉》，第59—60页）毓老师批判大学教授追求研究成果的量产，不但不是做学问根本之道，更忽视了教学育人的本职。这句话对于长期在美国任教的我而言，既是当头棒喝，更是随时提醒我自己的警世箴言，鞭策我不能将教学（育）偏废不顾，必须要教研合一，树立典范。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管理主流学界偏重纯学术研究（追求至少每年要发表一篇优质的期刊文章，而非过去的专著），轻忽实务应用性，而且不甚重视教学的情形，与毓老师当年的批评对照，实在是每况愈下。③请参考：“The business school ‘business’： Some lessons from the US experience, ” (Pfeffer, Jeffrey and Christina T. Fong),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4, 41(8)： 1501-1520.以上所言只是当前教育界诸多问题的其中一项，盼望在“逆风”前行的路途上，更多有志一同的伙伴能一起加入改变风气的行列。

感念师恩，自我期许

个人有幸接受毓老师的教诲，受惠于老师当年的启蒙开示、耳提面命，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因此，从一开始我就把教学（育）与研究当作一件事，“精一”“执中”④如何贯彻把教学（育）与研究当作“一件事”，而不是“两件事”的概念？一方面要“精一”，另一方面则是“执中”（双融）。简单地说，一辈子做好一件事，例如一辈子只做一个研究主题，把这个主题做到极致，就是“精一”。面对看似对立冲突的教学与研究，能够执守中道、调和两者，做到双融、发挥加乘的效果，就是“执中”（参见：吕力，《管理学研究的“精一”、“双融”和“经世致用”：对陈明哲的访谈》，《管理学报》，第13卷第1期，2016年1月，第1-6页）。，自然不会有如何融合两者的冲突与取舍，而是致力做到“无所不用其极”与“无入而不自得”。⑤“无所不用其极”、“无入而不自得”分别出自《大学》、《中庸》。根据毓老师解释，“无所不用其极”的意思是，没有哪个地方不用最高段的办法、最好的修养来处理各种事务。“无入而不自得”则是说，无论进入什么样的环境，都要坚持自己的理念志向，认真践行，最终达到自己的志（自得己之志）。《中庸》说：“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①《中庸》原文是：“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同样指反求诸己、从自己做起的意思。，我在教育上虽然摸索出了一点心得，但是“任重而道远”，仍然不敢稍有轻忽、懈怠。

走笔至此，我想到某位师兄转述的毓老师训斥：“在学校教书的，你们能教什么？你们教的又是什么？自己好好想一想！”这句迎头棒喝的警语，我一直惦记在心里，提醒自己不忘当初选择教育工作的初心。一名教师，或者说一位教育工作者，不能忘却这个身份职位的责任、使命及影响力。毓老师常说“中国文化，就是遗爱人间”②毓老师也经常训诲，很多人想流芳百世，但是回顾历史，真正能被后人怀念的有几人？真正能留下的是什么？其实只有“德”。“德”不是嘴上说的仁义道德，而是有实际作为，能够惠及他人。简单来说，德就是行的总和，因此我们常说德行、德行。老师最常举晚清名臣林则徐的例子：林则徐曾被革职、发配新疆充军，他未曾丧志，主动负责修筑并推广“坎儿井”（荒漠地区的特殊灌溉系统），农业生产因而大规模地发展。当地民众感念他的功劳，称之为“林公井”或“林公渠”。，因此，有遗德于他人、有遗爱于人间，应该是当一个老师的根本初心与使命吧！

管理教育与其说是我一生的专（职）业，不如说是我的“志”业，更是我期许自己成为一个现代士的初心。三十多年来，我授课、教育的对象（不论是企业家或是专业人员），几乎都是“企业或商场”中人，也是现代市场与经济活动的主要推手。身为教育人，我对他（她）们有很深的期许，因为他（她）们掌握巨大的社会资源，影响到很多人、很多家庭。我期许他（她）们，不论企业大小，都能成为当代的士（也是我倡导的“企业士”），都能有“志”（《孟子·尽心》：“士尚志”；志＝士+心），体认“企业家也是（社会）教育家”，需要担当移风易俗、文明（化）进步动能的角色。我也期许他（她）们，不断地进德修业，日新又新，美利天下，生生不息。凡此种种，正是有教无类此一华夏智慧结晶在当今管理教研上的承传与行践。

后 记

师与生是相对的，我常说没有“学生”哪有“老师”？一个老师要先发心，体察自己的角色与职责，从内心深处相信每个学生都是可造之材，“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诚于中，形于外”（《大学》），学生自然也会真实地感受到老师的期许，变得相信自己、愿意去努力。我一个新闻界好友在看完本文初稿之后的回馈中说，这类“人的价值观”在当今“草（小）民”集体意识普遍强烈的现代社会是稀缺的。她说，“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分三六九等了”“我们这样的小员工算什么？”“这样的事情有领导安排，我们操什么心？”；正如我的企业家学生在还没有“进入状况”，或是还未能完全掌握我有教无类、人人平等理念之前，总是在比企业大小、营业额多少、排名多高一样。一般人会习惯性地以成绩、表现来划分人：优秀的、一般的、差劲的；似乎只有优秀者才会被青睐，才会被赋予期许。“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如何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重要、都有无尽的潜能、都可以做到最好，都能对社会有所贡献，乃是我们大家（教育家也好，企业家也罢）共同的责任。

毓老师过世多年，我除了在2013年国际管理学会的主席演讲时，在来自全球各地千余名学者面前播放过老师上课的视频③这段视频是同门师兄弟于老师逝世后制作的追思纪念专辑，大部分是老师最后两年上课录像的剪辑。后来，经由当年的天德黉舍同窗好友台湾大学孙中兴教授协助翻译，加附英文字幕，对海外宣扬老师的教诲贡献良多。[“Becoming ambicultural： A personal quest─ and aspiration for organizations” (Chen, Ming-Jer),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4, 39(2)： 119-137.]、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与追思外，仅有衔哀谨守个人工作，未善尽弟子之责。当年子贡在孔子墓旁筑屋守丧六年的千古美谈，我也只能遥想，望尘莫及。

本文尝试从毓老师承传孔门最高理念的“有教无类”精神与行践入手，略抒浅见一二。老师常说：文化思想是跑接力的。老师跑了其中一棒，现在接力棒传递到我们手上，将来还要一棒接一棒承传下去。谆谆之语，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耳际回荡，门人后辈岂可懈怠？谨以此文感念恩师，自我惕励，并与同道互勉！

短评

有教无类：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的新思考施黑妮（上海纽约大学管理实践教授）

常闻陈明哲教授谈及毓老师，好奇这位当代管理学泰斗学生时代的情形，通过他的精彩叙述和优雅的举手投足之间，窥视到一位末代皇族教育大家的风范。今天有幸仔细拜读《有教无类：恩师爱新觉罗毓鋆教育理念的承传行践》，爱新觉罗先生的睿智和勤勉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也深深感受到了明哲教授的敬怀之心和他对其师尊的虔诚和敬爱。在更广泛层面上，他把华夏文明教学理念和育人智慧传承诠释得生动清晰，并且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想必每位心怀感恩之人都能列数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良师益友。明哲教授此文令我倍加思念起我相距甚远且久未聚首的恩师们，也得以反思自己的处世和工作。自从数年前我从联合国机构辞去一个相对舒适的专业岗位回归到高等教育领域至今，常有人好奇地问我，为什么自愿离开了一个世界顶级的行政机构的“金饭碗”而愿意将自己几乎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给学生？其实长期以来，我一直奉信教育事业崇高的精神力量，正是这种无形的力量像磁石一般在吸引着我，呼唤着我。散布在世界四大洲、那些曾经影响我人生轨迹的师尊们都是一如既往、全心全意、专注认真地扶植我、陪伴我。所以我只是希望继承这个跨越时空、文化、语言差异的教育传统，像一位奔跑的火炬手那样，不断传递下去。今日研读明哲教授文章，感悟特别深刻：虽然我们的成长道路和生活环境不尽相同，然而在当下的教学育人、效法承传理念方面，居然与“明哲”方法和心法有许多融通之处！

言传身教不仅是教育者应具备的素养，也是各行业卓越领导者的重要品质之一。但是在高度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今天，丰富而多元的知识和伪知识、信息和假信息充斥于世界。时代格局已经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知识的传授不再是单纯的面对面传授、讲解、分析，而是可能经常通过日新月异的科技工具和渠道去完成。办公和学习的场所和地理位置也已失去了昔日的重要性，学习者的来源或背景也变得多彩多异。事实证明，千禧一代（ generation Z）的认知过程和学习理念与他们的前辈们有着明显差异。多样性、生动的“知识场景”正在越来越多地吸引或者改变着传统课堂里的“谆谆教诲”。世界正处于一个特殊的飞跃变革的历史时代，在这样的环境中，爱新觉罗先生的“有教无类”理念和实践更显现出空前的应时性和能量，值得教育者以及社会各行业的领导者深思：该如何守身如玉，而且守“脑”如玉，保持清醒的分析能力和理智的判断。如明哲教授所言：“惟精惟一，找到自己真正的价值”。这样才能更好地承传、扶植新一代培养责任感和批判性思维。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于铁英（美国波士顿学院Carroll管理学院教授）

认识陈老师已经18年了。作为“有教无类”忠实的践行者，陈老师不仅领我走进了动态竞争的研究之门，也是我为人处世的导师。与陈老师相识是在2000年多伦多的全美管理年会上。看到一位常常在文献中见到的学者微笑地走向自己，我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陈老师和蔼地询问了我的研究方向后，温和地对我说，你如果今后在学术上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当时的我只是一个博士一年级的学生，从来没想过自己的生活会和这样一位学术泰斗有什么交集。但很快，我原来的指导教授去了欧洲，接管我的老师Albert Cannell给陈老师写了一封信，询问他是否愿意成为我校外的指导老师。Bert的邮件发出不到2个小时就收到了陈老师肯定的答复。但是我和Bert当时都不知道陈老师的一位至亲刚被确诊为急性白血病，整个家庭正处在一个异常艰难的时刻。我无法想象陈老师是以何种的大爱会在这样的时刻对一个素昧平生的中国学生伸出了援助之手。

更令我难忘的是，当我博士四年级准备毕业在美国寻找教职的时候，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经济寒冬使许多学校都冻结了新教师的招收指标。在万般焦虑之中，我拨通了陈老师的电话，询问陈老师为我撰写推荐信的情况。电话那头的陈老师还是一如既往的温和。他让我不要着急，他说他给我的推荐信很快就写完了。不仅如此，陈老师为了让我调整好心态，还认真地跟我分享了他当年博士毕业寻求教职的经历。他说，不要觉得所有人都在考察你，你应该把每一次面试当作一次和未来同事交流的机会。听着陈老师的谆谆教诲，我慢慢地又重拾了自信，在通话即将结束的时候，我随口问了一句：“陈老师，您这么晚还在办公室吗？”陈老师说：“我正在医院陪家人化疗，在治疗室门外给你写推荐信。”之后，我已不记得自己当时是如何挂掉的电话。师者，不是通过高谈阔论或者鸿篇巨制传道授业解惑，而是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在学生的一生中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我很幸运能得到陈老师的指点，终生受用不尽。

旁听得正道，无意解真经问永刚（中广宽带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相见不恨晚，我与陈老师的缘分源于一次偶然的旁听。

我有一个中学同学企业做得不小，那年，他在清华经管学院上EMBA，同时也在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上学。有一天我们见面，听他偶然说起，刚听完清华经管学院一门课，是陈明哲教授讲授的动态竞争课程，讲得非常精彩！陈老师接着又要在五道口开讲，他还要去再听一遍。

我很惊讶，他那么忙，怎么能一下子腾出8天时间去上同一门课呢？我好奇地问他：“我能去旁听吗？”他说：“可以。”于是就有了我第一次旁听陈老师课的珍贵经历。

不想，我在五道口只旁听了半天，就被我同学班主任老师撵了出来。我的同学很没面子，我倒是坦然。因为在我旁听的经历中，这种事情早就见怪不怪了。

又过了一个学期，陈老师又到清华经管学院开课，他听说了我的五道口故事，便特意邀请我去听他的课。那一年，我已从清华经管学院毕业两三年了，没想到，陈老师对我这个旁听生特别关切，再次旁听陈老师的课，确实仰取俯拾、稇载而归。

我常常感悟，一次偶然的乘兴旁听让我与陈老师结缘，与陈老师相识之于我犹如“鱼乘于水，鸟乘于风，草木乘于时”，可谓旁听得正道，无意解真经。

后来，陈老师当时的助教清华大学的邵红老师邀请我一起策划“明哲学堂”。

之后，在深圳的“明哲学堂”上，陈老师点评我在课上的互动很精彩，整个人的精神已进入了一种“自在”的状态。

以后，陈老师还专门从美国打电话过来，耐心指点我，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

再后来，陈老师指定我在上海的“明哲学堂”做一次专题演讲。竟没想到那次演讲很成功，演讲结束后，陈老师又特意从美国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将上海演讲的稿件整理成一篇论文。但因我个人原因，至今都未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之后见到陈老师，陈老师自责地说：“当时应该逼逼你，把那篇论文写出来。”我说：“我是随性讲的，讲完了，我自己就全忘了，再说，我自己感觉还远远没学通。”记得陈老师仍鼓励我：“你已经不错了，一定要把自己的体悟记下来，论文是给懂行的人看的。”

这么多年，陈老师教育我的、陪伴我的、影响我的，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唐代韩愈所说的老师，是指真正的老师。能传道，是因为他已明白真道，否则，怎么能做到授业？又如何解开学生的疑惑呢？

明哲老师为我打开了一扇中国文化大门，明哲老师把我带进这扇门后，我才真正领悟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历久弥新。拜读明哲老师的老师——爱新觉罗毓鋆的口述书，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读至泪流满面。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这些年，我循序渐进研读了毓老师、熊十力、马一浮、王船山、王阳明、朱熹、二程、孟子、曾子、颜回、孔子、舜、尧、伏羲等等，真正的中国文化壮丽长卷在我面前徐徐铺开。

明哲老师为我找到了一把学习钥匙——反求诸己。向内修行，日渐光明。秉承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沿着知止、定、静、安、虑、得的内圣外王之路，慎独慎行，知行合一。不断治学修身，忧虑不见了，烦恼也少了，脚下也渐有实地。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明哲老师的文化双融理论，至深、至细、至微，使我深刻体会到该如何“知古”、该如何中西双融、又该如何学术与实务双融。双融就是用中，潜力无穷，具有很强的普适性，能将任何事情做到尽善尽美。

明哲老师是真师也。给我传道、给我授业。也陪我走过了不惑之年，我们心心相印后，剩下的只有“经世致用”了！明哲老师虽然远在大洋彼岸，但我却时时感觉老师就在身边。

有教无类，把世界变得更小徐梅华（纳微科技副董事长）

看了明哲老师的“恩师爱新觉罗毓鋆教育理念的承传与行践”后，我深受触动。明哲老师从圣人孔子和他的恩师爱新觉罗毓鋆那里传承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并且把“明己与觉人、有教无类、把世界变得更小”作为他自己一生努力的目标，这需要多么大的胸怀与担当啊，我为此被深深地触动和感动！

“有教无类”的意义非常深远，正如孔子所说的“人无生而贵者”，“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应该“人人平等”。在这种教育理念下，不知有多少生命受到激励而奋发，并绽放出生命的精彩。

明哲老师在教学中，传承了“有教无类”“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教育理念，课堂上从不以一般意义的“老师”的身份来教学，而是扮演一个“伴读”者的角色，这一点我们每一位上过他课程的人都能深切地感受到。他的心里是真的把“有教无类、把世界变得更小”作为他追求的教学境界，他相信每一位学生都是可造之材，因此对每个学生用心深细，始终如一，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的所长、所短，由此来激发我们每个学生的特质与潜能，也深深的触动了我们每一个学生的心灵。

当今世界，人与人被分成了不同的“类”，如对方的职业、企业规模、个人背景、资历、能力等等的“类”，无形中分隔了这个社会。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从明哲老师那里接过这一棒，以“有教无类”“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智慧和胸怀，心怀仁爱之心，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去掉分别心。在企业管理中，平等地对待每一位员工，帮助每个员工了解自己的特质与才能，发挥他们最大的潜能。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分隔了的社会连接起来，拉近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才能“把世界变得更小”。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吕世浩（北京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博士，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

咏梧桐诗——纪念恩师

孤高岸立卓不群

欲招凤凰发清吟

曾经雷击胜焦尾

好做雅琴传古音

中国历史上每当文化发展的关键时代，必会出现为往圣继绝学的大哲，有教无类，让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如东周之孔圣、隋唐之王通、北宋之胡瑗。恩师爱新觉罗毓鋆自六岁开始读经，历经家国巨变，四十六岁起教书育人，至一百零六岁仙逝。在国史上，能如恩师一般终生坚持，读书一百年、教书一甲子者，实是绝无仅有，可谓不愧圣贤。

明哲先生是恩师早年得意弟子，我在恩师晚年有幸拜入门下，常亲闻恩师对明哲先生的赞扬，可谓仰慕已久。恩师仙逝之后，有幸得识明哲先生，屡受亲炙并惠赐大作。拜读之后，受益良多。恩师在世时常以“不做梧桐树，哪得凤凰来”为志，明哲先生将当年所学发扬而为“文化双融”“动态竞争”等卓越管理学理论，可谓不愧恩师。

拜读《有教无类：恩师爱新觉罗毓鋆教育理念的承传行践》一文，每每如同回到当年课堂，再闻恩师之谆谆教诲。而明哲先生对恩师“有教无类”精神体念之深，更是令同为弟子的我备受感动。《礼记·学记》云：“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如同本文最后所说，文化思想必须一棒接一棒承传下去。恩师与明哲先生，以其学行展现了卓越典范，门人后辈岂敢懈怠？但愿更多同道彼此勉励，中华文明繁荣昌盛，生生不息！

人生三原色：感恩、责任、勤勉刘兴华（中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民办学校校长。在他杏坛设教之前，社会上的教育机构只有官学，学生全是贵族子弟，教育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贵族的世袭权力。孔子创办平民教育，开门收徒讲学，并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扬名，更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疗救礼崩乐坏的社会，是为了道济天下、赋人尊严。这在当时的人们来看，就是惊世骇俗之举。“万物相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孔子主张构建的是一个“天地位焉”、万物生生不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社会。正是具备了这样的理念，孔子才能在教育实践中坚持做到“有教无类”。相反，如果孔子对学生有贫富、贵贱、老少、聪愚的分别心，那就与自己主张的仁爱之心背道而驰。在2500多年前的那个“正声何微茫”“大雅久不作”的社会环境中，孔子集前人思想智慧之大成，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启迪弟子们自强不息、厚待载物、虑深通敏、经世致用。斗转星移、大浪淘沙，穿越千百年历史风云，孔子及其弟子们的思想和行为化作黄钟大吕、木铎金声，构成中华民族的智慧源泉和精神标杆。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毓老师生前并不为更多的人们所知。但是他就像历史上的许多士人一样，即使只有瓢饮箪食、冷月孤灯，也要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主动承传华夏智慧，“虽九死其犹未悔”。翻开一部部中国史书，上边记载着一个个闪光的名字，他们的人生都毫无例外地经历过数次冷暖交替和顺逆转换，但始终孜孜不倦地著述、理政、创业、育人。他们并不是为了追逐物质财富和官职地位，而是为了弘扬士心、激励士气，捍卫文脉、美利天下。正所谓“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支配下，他们才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才能够走出小我、成就大我、实现无我，真正做到“垂辉映千春”。正如毓老师在《礼元录》中所言，“人生懂得为什么而活，就有一个境界”。我相信这是毓老师发自心底的声音。因为他还说过，儒家之大愿即“志”，“志”须身体力行。大格局成就大事业，正所谓“天下归仁”。

陈明哲老师在这篇文章中满怀深情而又非常理性地描述了毓老师弘道育人的许多往事，其中也蕴含着他自己的理解和感悟。从陈老师文章的字里行间，我品读出三个关键词：感恩、责任、勤勉。一个人具备感恩之心，才能对家庭、对他人、对族群、对社会、对国家产生强烈的责任感，才能做到尊师明道、敬业乐群。毓老师门下的学生很多，我相信毓老师对待自己的学生也真正做到了有教无类，但是像陈明哲老师这样始终感念恩师、心志历久弥真的大概并不多见。陈明哲老师在授课中经常启发学生：“你的‘一’是什么？你找到自己的‘一’了吗？”诚哉斯言！一个人找到了“一”，坚持“一”，才能成就一番真正的事业。儒家文化理念中，士人的责任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处于不同的时代，具体到每个人，修齐治平的内容和方式又各有不同，但肯定离不开一以贯之的责任感。具备了感恩之心和强烈的责任感，一个人才能对自己从事的事业保持旺盛的热情，才能始终如一地保持积极勤勉的精神状态。毓老师在《礼元录》中说：“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在纷繁复杂的尘世中，人们每天要面对许多难题，内心产生许多纠结，甚至在一生中还要经历不少困厄和苦痛，只有保持感恩之心和强烈的责任感，才不会轻言放弃、半途而废，才能勤勉尽职、执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如山岳之不移。

在春秋末年，孔子开了“有教无类”的先河，同时他又是中国教育史上注重“因材施教”的典范。这样的为师之道为后世所称颂和效仿，因此孔子被誉为“万世师表”。但是我认为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自我教育，作为学生来说，也有为生之道，那就是要懂得自律、学会自育。无数历史事实表明，无论一个人是什么“类”、何种“材”，只要懂得感恩、有责任感、勤勉努力，就会心生智慧、自己造就自己。毓老师做到了这些，历史上许多豪杰之士也都做到了这些。陈明哲老师到美国先后曾在马里兰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弗吉尼亚大学读书和任教，他也写过关于美国的老师和同事的文章，这些文章我都认真读过，从中也都品味出感恩、责任、勤勉这三个最重要的元素。其实，上升到“道”的层面，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许多智慧和哲理都是相通的。华夏智慧和人类文明就是在一代又一代人们的承传中绵延至今的。陈明哲老师对自己的每一位老师心怀感恩，对自己的每一位学生真心相待，对自己选择的事业倾注无限热情而成果颇丰。在心浮气躁而又充满焦虑的环境中，这样的言行像一股清流，感动和激励着许许多多的人。每次听陈老师的课，对学生来说，既是获得具体方法和新知的过程，也是经受华夏智慧精神洗礼的过程。

毫无疑问，如今这个纷纷扰扰的星球，又面临着新的危机和变革。“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尤兴。”我相信，华夏智慧和人类优秀文化会启迪更多的有识之士齐心合力保证历史航船驶向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