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玄武门之变是唐代历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最终结果确定了秦王李世民的统治地位，而江南士族作为西晋永嘉之乱的亡国之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首先阐述玄武门之变的历史背景和简要经过，其次分析江南士族的发展历史和重要作用，最后结合文献历史资料，重点探究玄武门之变中江南士族活跃的身影。

关键词：玄武门之变;江南士族;活跃

一、引言

纵观历史发展，无论是朝代更替还是政权变革都会发生重大的历史事件，玄武门政变就是其中的代表。士族又称门第、衣冠，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玄武门之变中江南士族较为活跃，因此本文将重点探究玄武门之变中江南士族发挥的作用。

二、“玄武门之变”简述

公元618年5月，唐国公李渊称帝定国号为唐，并册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负责处理宫中大小事务，逐渐发展为朝廷内文官集团的代表。此时，李世民被册封为秦王，率领武将集团外出征战，并建立起显赫功劳。起兵反隋之初，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密切配合直至建立唐朝。然而，王朝建立后，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太子李建成论战功与威信不及秦王李世民，为维护自身地位，太子联合弟弟齐王李元吉，合谋排挤李世民。在此背景下，秦王李世民为控制局面、抢占政治领域的优势地位，必须与李建成集团进行明争暗斗，因此，二者之间的较量反复上演，为最终的“玄武门之变”埋下伏笔。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即公元626年7月2日，李渊次子秦王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尉池恭等人从长安城外入朝，并在太极宫北门-玄武门附近埋伏，此时李建成、李元吉等人来到临湖殿，并察觉其中变化，但为时已晚。据历史考证，李元吉发现问题，随即向秦王李世民搭弓射箭，接连三箭均未射中，而此时李世民将矛头直指李建成，并利用长期以来的作战经验，一招致命，利用弓箭击杀了李建成。随后，李元吉被尉池恭所杀，轰动一时的玄武门政变以秦王李世民的胜利宣告结束。

政变发生期间，以长孙无忌、尉迟恭、侯君集为代表的江南士族出谋划策，对推动政变顺利进行做出了突出贡献。从古至今，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或政客对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表示支持甚至是赞赏，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唐纪七·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武德九年》中记载：“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太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其中明确了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合理性，并对此事件做出了较为公正的评价。

三、江南士族的发展历史

江南士族，主要指西晋永嘉之乱后，王公贵族之余渡江后形成的后代，具体可分为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此外，山东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而发生在唐代的玄武门之变主要由山东士族和观众士族为主，此时，江南士族大体上由盛转衰，而以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士族在社会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些士大夫和名门望族曾经在东晋历史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不乏有一些门庭若市之户。然而，在南朝后期，江南士族逐渐走向没落，尤其历经梁朝末年的侯景之乱和江陵之变影响，江南士族更是风光不再，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江南士族在隋唐历史舞台上活跃起来，尤其是玄武门政变中，更是由于江南士族的参与改变了历史走向，成就了唐太宗李世民的风光伟绩，为唐王朝百年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吴郡顾氏为例，江南儒史世家，其门第官拜宰相《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记载：吴郡顾氏世系中断。唐代吴郡顾氏出宰相一人：顾琮。其家族为江南教育世家，世代致力于兴办私学、传道授业解惑、以培养治国理政人才著称，这也是吴郡顾氏的文化特点。唐代以来，一些江南籍文臣雅士跟随顾氏学习儒家经典，例如，陆士季和苏州吴人，以顾琮为代表的文人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玄武门之变是唐代政治领域的大事件，此次事变中江南士族人物参与较多，对历史的发展起到积极影响。

四、玄武门之变中江南士族活跃

江南士族在玄武门之变前是秦王李世民的文学馆，李世民成为关陇贵族、山东豪杰以及江南士族群体的领导者，在唐代政治格局中占有较高地位。现针对这三大势力集团进行详细分析。

关陇贵族，具体指北魏、西魏以来成立的军事贵族，实力雄厚，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先后创立了西魏、北周、隋朝和唐朝，势力之大甚至危及王权统治。以隋朝兵权改革为例，隋朝建立之初，关陇贵族发挥了重要作用，经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励精图治、锐意进取，隋王朝统治阶层的力量日益丰满。于是，隋炀帝采取废除家兵、开创科举制度，并坚持修建东都洛陽的做法，相关举措严重损害了江南士族关陇集团的既得利益，杨广也因此失去了江南门第的支持。而唐国公李渊在入主关中时，由于关陇贵族的支持，得到了较多的便利条件。综上可知，关陇贵族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隋朝末年至唐朝初年的历史走向。

针对山东豪杰而言，自西晋以来，其中大部分士族衣冠南渡占领关东土地，当年繁荣一时的北齐政权便坐落于此。而江南士族，作为东汉以后形成的权贵集团，西晋末年跟随司马家族南渡，以文官辈出著称。晋王杨广在起兵之初，便依靠江南士族的支持，隋末天下动乱，江南士族割据长江以南地带。

经以上分析可知，以江南士族为首的名门望族和书香门第在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玄武门之变发生前，此时作为李渊次子唐军主帅的李世民便和江南士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在平定陇西和收复河东两场主要战役中，李世民展现了强大的军事指挥才能以及实践作战能力，此后，唐朝关陇贵族军人集团开始向李世民靠拢。其次，虎牢关一役，李世民一举歼灭王世充、窦建德两大劲敌，以此巩固了唐王朝在江北地区的位置，也赢得了士大夫和名门望族的认可。最后，李世民在洛阳建府，山东地区诸多豪杰以及江南士族权贵多拜于李世民麾下，为日后玄武门之变奠定了坚实的条件基础。

纵观唐代贞观时期的历史，主要政治目的是合理研究唐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由此导致较多的历史真相被忽略。其中，针对玄武门政变事件而言，其表面是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之间的整治斗争，但是，背后涉及利益双方集团势力的较量，即以江南士族为代表的文武群体和以太子府政客为主要形式的力量比较。通过实践结果以及带来的具体影响可知，江南士族在此过程中较为活跃，帮助秦王李世民取得了政变的最终胜利。

据史料考证，唐高祖李渊曾说李世民跟身边读书人的关系过于密切，这里所说的读书人，便是江南士族。针对当时的政治格局而言，李建成位居太子之位，政治主张应是求稳，并顺利接管王位。而李世民作为秦王，应辅佐李建成，帮助其稳固帝位。然而李世民的个人才能较大，不满足秦王封号。加之，身后江南士族的支持，并就政变内容提出合理化建议。李世民集团是功臣集团的代表，功臣在立国前期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做到既让功臣士大夫名门满意，又能切实维护统治权威与地位尤为重要。实践工作中，具有一定的难度。

相关资料表明，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事件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起初，以李世民为主的士族大夫和相关力量团体，并未将政变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隋朝有成熟的经验，以隋炀帝杨广为首的士族大夫，通过和平方式，取代了哥哥杨勇。起初，李世民想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太子皇位问题，显然李建成不想成为第二个杨勇，于是对李世民采用了步步紧逼的策略，李世民的幕后士族在此过程中，也帮助秦王出谋献计，为打败李建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史书记载，皇帝李渊多次将李建成的政策当做朝廷政策贯彻落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并且，在唐朝建立之初，高祖李渊有意削弱秦王李世民的势力，并将其身边亲信人员包括部分江南士族调离秦王府，由此加剧了秦王李世民与掌权者即其父李渊之间的矛盾。历史上，发生玄武门之变，秦王府文人雅士贡献了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在事件的前期策划方面。

史书记载，秦王李世民之所以发动玄武门之变是了解到齐王李元吉要带走其精锐将领，并利用作战状态将这些人员击杀，以此削弱秦王李世民势力。而秦王府相关士族人员便组织力量进行反击。玄武门政变的导火索便是其中江南士族人员共同策划形成的，即由李世民向高祖李渊高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淫乱后宫，显然此项罪名并不成立，高祖李渊势必会召见李建成与李元吉进宫对峙，而此时，便由李世民带领江南士族将士人员埋伏在入京必经之路——玄武门。

玄武门之变的主角是李世民与李建成，历史学者针对二人做出了不同评价，李建成身居太子职位，在政治立场上与李渊保持一致，并且李渊认为前朝隋炀帝杨广因为篡权导致王朝覆灭，因此，对李世民僭越太子职位控制较为严格，使秦王李世民在政治地位中处于不利位置。而李世民若要突破困境势必要完成一场以争夺太子之位和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其中旧唐书相关文献历史资料对其进行了详细评价，《旧唐书·太宗本纪》史臣曰：“或曰：以太宗之贤，失爱于昆弟，失教于诸子，何也？曰：然，舜不能仁四罪，尧不能训丹朱，斯前志也。当神尧任谗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逼，孰顾分崩，变故之兴，间不容发，方惧‘毁巢之祸，宁虞‘尺布之谣？”《旧唐书·太宗本纪·赞》曰：“昌、发启国，一门三圣。文定高位，友于不令。管、蔡既诛，成、康道正。贞观之风，到今歌咏。”《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史臣曰：“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赞》曰：“建成、元吉，实为二凶。中外交构，人神不容。用晦而明，殷忧启圣。运属文皇，功成守正。”善恶既分，社稷乃定，其中“舜不能仁四罪，尧不能训丹朱，斯前志也”评价尤为客观。这些文字的记录，为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政变进行了合理性论述，为后世之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宣武门之变为初唐政治中较为触动人心的一幕，在事变前后，江南士族中有大量人员参与，在事件中的活跃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大部分史料中对和玄武门事变相关内容进行篡改，其中主要的事件情形仍然较为清晰。在事变发生之前，太子和秦王之间早已貌合神离，甚至呈现出剑拔弩张之势。李渊较为倾向太子党，这一现象通过武德二年其以谋反罪对秦王重臣刘文静进行诛杀事件就可分析出来。在东都战役之后，借助李元吉势力，李渊进一步对李世民进行牵制。在武德四年晋封齐王为司空，那时李世民和李元吉除了府官之外，重新设置了一左一右护府军掌管内府安全。

在武德八年，晋齐王为侍中，此时李渊猜忌李世民的心理日益加深，并曾经在大声训斥秦王，“天子的命运是上天决定的，并不是一个人的智力可以左右的，你又何必急于求成呢？”李渊也曾经对着大臣裴寂感叹，大意为“这个孩子掌管兵权已久，长期在外，所读之书也是汉人传授，已经不是我昔日的孩子了。”在武德九年，政治局势更加严峻，太子召秦王饮毒酒，李渊加装不知道，仅仅呵斥太子，大意为“你明知道秦王平日里不能饮酒，怎么今天非要他饮酒呢。”正值此时，突厥南下，太子推荐齊王代替秦王北伐督军，让秦王府中尉迟、秦、程、段等江南士族骁将追随，目的是夺取秦王兵将。这些提议受到了李渊认可及支持。李渊虽然知道太子的计谋，但是却不制止，令齐王密杀李世民。但是李渊顾虑到秦王的平定四海之功，杀他之后怎样堵住悠悠众口。此时齐王说道东都平定之后，秦王并未急于归京，而是广散钱财，受益私惠，这样无异于谋逆。在李渊的支持下，太子和齐王决心铲除秦王。令李渊下杀心的事件为太史令将“太白见秦分”的现象向李渊密奏。在危机时刻，秦王只好以太子、齐王“淫乱后宫”为由，转移父亲视线，并借助秦王府中的江南士族发动兵变，以求险中取胜。

在危机时刻，拥护秦王的力量显得十分珍贵，包括教授秦王的读书汉。李世民麾下大部分读书汉有山东、关陇等地人士，也有大部分江南士族。秦王文学馆内招揽的“十八学士”，其中有七人为江南十足。在耳濡目染过程中，秦王思维难免受到江南士族的影响。事变之后，秦王以太子之名对有功之臣委以重任，令江南士族虞世南官拜中舍人，姚思廉官拜洗马，褚亮官拜舍人。以上江南士族之人成为李世民较为倚重之人。李世民称虞世南为“五绝”，赞扬其博学、品德、政治、文辞、书翰。更在其死后发出感叹“世南与我，犹如一体。”正是由于玄武门之变中，江南士族对李世民忠心，使其发出这样的感叹。

除了秦王府的旧臣，朝中也有江南士族维护李世民。在太子党频繁陷害秦王的紧要关头，在高祖面前威望较高的两名江南士族多次维护秦王，保证了朝中局势没有到达不可挽回的形势。其中一名江南士族为陈叔达，在李渊起兵时，陈叔达为元从勋贵，也是主簿，任宰相侍中。大部分军书和赦令等又出自陈叔达之手。他在李渊的心中威望较高，因此他的话可影响李渊对事物的判断。陈叔达曾经说过，秦王有盖世之功，万万不可废黜，并且他性格刚烈，如果一味压制，可能出现巨大变故，到时悔之晚矣。此外，在《旧唐书陈叔达传》中曾经提及，因为陈叔达的固执纳谏，才使动荡的政治局势有所转变。多年之后，陈叔达病重，加之母亲去世，李世民怕他病情加重，禁止吊宾。在陈叔达晚年时期，受到弹劾，太宗大事化小。在其死后，更改其谥号“忠”。在陈叔达的生前和身后，得到李世民的如此眷顾，正是因为其生前在太宗危难时期，大胆进言，太宗以此投桃报李，感念江南士族的忠心。

还有一名江南士族为萧瑀，，当时虽然其出身萧梁，但是娶高祖戚族的独孤氏，从李渊起兵时就一直追随，因此在朝中的地位显赫。高祖在处理政务、朝仪等事务时都倚仗于他，并亲手书“得公之言社稷所赖”赐给他。由于其在朝中威望较高，因此其态度对高祖有重要影响。在贞观年间，高祖赐六百户，位居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当时担任河南巡省的萧瑀犯下大错，发生人命，但是太宗却从宽处置。赞扬他不被利益所诱惑，不惧怕刑戮，帮助太宗脱离险境，为社稷重臣。在尉迟敬德手持长矛泛舟到高祖面前，萧瑀、陈叔达二人根据眼前形式，将利害关系向高宗阐明，“父子不亲，不断则必受其乱。”为度过“祸起萧墙”之危局，向高祖纳谏“秦王盖世之功，将士归心，應委以国务，方能天下安然。”这时高祖只能顺水推舟，下令立秦王为太子，所有国家大事皆由太子处决，传位于李世民，最终得以平安度过晚年。

在玄武门事变之后，朝中政治局势稍有稳定。但是太宗始终担心由于自己“喋血禁门”受到后世诟病，此时产生了篡改史书的想法。太宗问江南士族中大夫褚遂良是否会将君主行为全部记录，褚遂良说身在其位必定谋其政，但是太宗仍然不死心，又问江南士族房玄龄，为什么史官记录的内容君主不能看见，房玄龄回答说“不虚美、不隐恶”，如果君主看见必然大怒，因此不敢献上。见难以说动史官，于是太宗以天子之命强行将修改国史，最终经江南士族许敬宗修改形成《武德》和《贞观实录》。由于重修国史内容达到太宗的要求，此时的江南士族许敬宗受到封赏。这一事件和与其同为江南士族的褚遂良、刘泊等人的气节难以同日而语。

五、结语

玄武门之变，在中国唐代历史上是具有转折性质的事件，其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走向，其中，不乏江南士族的参与，也间接导致了随后发生的高祖李渊禅让帝位事件，由此确定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最高领导地位。纵观历史朝代更替和重大事件，其中名门望族和书香门第的作用尤为重要，以玄武门政变为例，其中江南士族的活跃表现，使政变得以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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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文睿（1994—）女，汉族，安徽合肥人，理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