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亚

（湖南省文联文艺创作与研究中心，湖南长沙410006）

田汉是中国戏剧界的先驱者，他用一生的创作实绩与文艺活动推动了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进程，为中国现代戏剧乃至中国现代文化树起了一座丰碑。田汉的一生，折射出文艺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的活化石。然而，与田汉在中国现代戏剧发展史上的突出贡献与重要地位极不相称的是，整个思想文化界对田汉研究所投入的热情与精力明显不足。这主要是由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尽管迷雾重重，近年来的田汉研究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例如在传记方面，谭仲池的《田汉的一生》就是继董健所著《田汉传》、刘平所著《戏剧魂——田汉评传》与田本相、吴弋、宋宝珍等所著《田汉评传》之后的又一力作。

《田汉的一生》按照传记文学所特有的体例，将田汉的生活与创作历程分为“湘江边的少年戏迷”“蔷薇绽放灵光”“遥望天边的晓色”“再从焦土建湖南”“血火风云铸戏魂”“登临时代艺术高峰”六个阶段，真实地再现了田汉平凡而又光辉的一生，极力地肯定了田汉为中国戏剧现代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并对田汉的人格光辉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与之前的田汉传记相比较，《田汉的一生》并没有将研究的重心局限在田汉的剧作史上，而是用“散点透视”与“一线穿珠”相结合的方式，跳跃性地选取了田汉的创作生涯中几个代表性的瞬间，将传主集剧作家、电影编剧、小说家、词作家、诗人、翻译家、文艺批评家、文艺活动家于一身的整体面貌呈现出来。谭仲池用诗歌的跳跃性、电影的镜头感、文学的抒情性，为我们塑造出了一个有来路可寻、余音尚在的田汉形象。总体而言，我认为本书的亮点在于，突出了田汉的思想性格特点及其成因，并将人物的成长历程始终放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全面立体地还原了田汉光辉而又动荡的一生，突显了史传文学中的论从史出的手法。

《田汉的一生》凸显了传主思想性格的两个方面：一是“湖南牛”的憨直与蛮干；二是“唯美主义”的诗化人格。从整部传记来讲，“湖南牛”的憨直与蛮干不仅是为家乡、为祖国“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责任意识与奉献精神，不论身处何种险境，都能抽身而出，不为环境左右的生命强力和稳扎稳打、沉实执拗、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泥潭的韧性精神，更是锐意创新、超越自我的奋斗精神和不为环境、年龄、观念所限的生命意志；“唯美”“浪漫”“伤感”不仅仅体现为一种情感体验与艺术风格，还体现为一种反抗现实、追求理想的诗性精神。人类至真、至善、至美的理想之境，往往被田汉视为彼岸世界的隐秘折光，它以极大的诱惑力召唤着在现实的泥潭中艰难跋涉的芸芸众生，并为他们提供超越自身能力的精神与意志。

一个人思想性格的形成离不开种族（家族）、童年经历、时代背景等诸多因素。因此，已有的田汉传记除了书写传主的思想性格特征之外，还对其思想性格的成因进行了追根溯源式的探究。谭仲池是湖南人，地缘文化的优势使他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更加得心应手。首先，没有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而是将田汉的思想性格始终放在湖湘文化的背景之中，为人物传记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例如在探究田汉的责任意识和爱国精神时，他这样写道：“湖南人的这种爱国担当，‘湘人不死，中华不亡’的钢铁意志与必胜信念，来自于湖湘文化悠长岁月的滋养与弘发，楚大夫屈原流放沅湘，哀民生之多艰，吾心向善虽九死而犹未悔，悲愤抱石沉江、以身殉道；清末谭嗣同维新变法失败，面壁题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面对死亡道：‘今日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留学东瀛的陈天华写毕《猛回头》《警世钟》愤而蹈海。无怪乎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曰：‘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其次，突出了童年生活环境、青年求学经历在传主思想性格形成过程中的奠基性作用。在现代传记文学中，为了完整和准确地把握传主的一生，传记家往往参照生理学和心理学的方法，将传主的一生分为“初始期”“学习期”“活跃期”“退隐期”四个阶段。“初始期”包括传主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这是传主人格最初形成的时期，同时也是容易被古代传记作家所忽视的一个阶段。“学习期”是传主进入社会的准备期和过渡期。在这个时期，他不断累积知识和经验，逐渐确立自己的人生观。“初始期”和“学习期”至关重要，一个人最原初的生命体验、性格气质、价值标准都始发于斯，形成于斯。在以往的田汉传记中，这两个阶段都被研究者提到过，但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深入展开。这主要是由研究者占有资料的有限性决定的。幸运的是，谭仲池为田汉写传记时，田汉的后人（孙子田刚、田刚的表侄易海云）和家乡人为之提供了一些新的史料（包括口录回忆在内的第一手资料），才使得这个部分的书写得以顺利展开。这部分内容给人最大的阅读感受是，现代戏剧大师田汉的诞生，绝不是一个偶然和孤立的事件，而是各种因缘合在一起的必然结果。这里面包括母亲易克勤的启蒙教育、舅父易象的引导、徐特立先生的帮扶、湖南民间戏曲的滋养与熏陶，等等。谭仲池既在传记的前半部分强调了家风对田汉思想性格的形成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又在传记的后半部分补叙了田汉的言行对其后代子孙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谭仲池先生用这种首尾相接的循环式结构，意在塑造一个有来路可寻，余音尚在的田汉形象，意在突出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应当星火相传。再次，《田汉的一生》始终将传主的一生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凸显了革命和个人相互塑造的过程。在以往的田汉传记之中，研究者往往有意淡化田汉的革命者身份，突出表现他为中国戏剧现代化所作的贡献。这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讲是无可厚非的，但若过多地偏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来论说田汉，同样也会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因为田汉的思想性格的形成以及艺术造诣的获得是与时代息息相关的，正是革命的烈火才锻造出了田汉的“火”一样的艺术人生，赋予他有别于其他“纯文人”的格调与神采。田汉的一生是永攀艺术高峰的一生，也是积极投身革命实践的一生，他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奉行了“人生艺术化”的理想，也用自己对文艺的独特理解丰富着革命文艺的内涵。他生死与共又不无矛盾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一生，正是一部典型的中国现代戏剧发展史，一部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史。因此，只有将田汉的一生与中国革命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方能不失其真。例如，如果用传统的伦理来衡量田汉的情史，就会得出“用情不专”“情感泛滥”等结论，但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结论就会大不一样：一则追求爱情自由本身就是“五四”时期所倡导的人性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年轻人都以惊世骇俗的情感姿态来宣扬“人”的自觉；二则当事人各有立场，各有隐衷，单纯用伦理道德的标准去评判会失之偏颇。谭仲池先生对田汉情感生活的分析和判断是以史料（包括田汉后人对当事人的回忆）为依据的，几乎没有掺杂多少个人的主观情感。这种客观中正的立场和历史主义的态度，让田汉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

最后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传记文学是为了忠实、真切地展现传主的一生。而人的一生既有确定性，也有偶然性；既有单一性，也有复杂性；既有理性所决定的清晰的方向感，也有非理性所决定的模糊的多向性。所以好的传记文学总能够在凸显传主主导性思想性格之外，兼顾到传主性格的多面性，并且能够超越表面化的生活形态，将表现的重心放到生活的内在肌理以及人物精神与灵魂的隐秘之处。《田汉的一生》就是这样一部人物传记。谭仲池先生塑造了田汉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如影随形的一生，但在每个时间节点上，他又能用戏剧化的场景设置和细腻的心理描写来表现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情感冲突以及人物内心的情感冲突，将人物形象活灵活现、有血有肉地表现出来。除此之外，作者还有意放大一些细节，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琐琐碎碎一一呈现，让人觉得朴实真切。例如，对田汉在长沙招待郭沫若以及廖沫沙、张曙、胡萍等文艺界人士的情景的描述上，谭仲池先生就不吝言辞，将细节具体到哪个餐馆、点了哪些特色菜、饭后到哪些景区游玩等。这些细节看似繁琐，但却体现了田汉的热情厚道，也在不经意之间展现了长沙的风土人情，洋溢着浓浓的生活味。

总体而言，《田汉的一生》用丰沛翔实的材料、绵密细致的行文、激越深沉的语调为我们书写了田汉激越而悲壮的一生，集中表现了他“唯美”“崇诚”“求真”的艺术理想与人格操守，高度赞扬了他的爱国精神与责任担当，写出了这个现代戏剧大师的“形”与“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