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燧，钟伟春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韩愈（768-824）曾任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等，是我国中唐时期著名教育家、文学家、政治家。他提出了“适用堪事”的大学人才观，要求培养大学生成为“有德、有材、有艺、有文”之人，以复兴大唐。蔡元培（1868-1940）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曾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他提出“硕学闳材”的大学人才观，要求培养具备服务社会、适应新时代发展能力的人才，以实现振兴国家和民族的目的。韩愈和蔡元培虽生活于不同的年代，但两人关于大学人才及其培养的思想却大同小异。通过对两人的大学人才观及其培养思想的比较，一方面更好地把握两人的大学人才观及其培养策略的异同，另一方面为现代高校人才及其培养提供历史的借鉴。

一、韩愈与蔡元培大学人才观的形成背景比较

韩愈提出“适用堪事”的大学人才观与其所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一方面，政治上，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国势每况愈下，政治经济一片混乱，虽平定了战乱，却元气大伤，再也无力驾驭节度使，导致藩镇割据；朝廷内部宦官气焰嚣张，弄权为祸，加剧了政权危机。思想文化上，佛老盛行，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受到极大冲击。一向视佛教为异端的韩愈，主张“攘斥佛老，恢复道统”，提出复兴以“仁义”为核心的“先王之道”。同时，六朝以来骈体文盛行，文学转向追求形式和技巧，再加唐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助长了浮糜文风的流行。韩愈对道统的中落、文风的浮糜深恶痛绝，面对形式僵化、内容空虚的骈体文，发起了“古文运动”，以此来“推行古道，复兴儒学”。另一方面，韩愈提出“适用堪事”人才观的直接原因，是当时学校人才培养环境的日益恶化。韩愈一生四为博士一任祭酒（相当于今国家教育部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对国子监糟糕的办学状况甚是了解，“自至德后，兵革未息，国学生不能廪食，生徒散尽，堂墉颓坏，常借兵健居止。”[1]时任国子祭酒的冯伉在一份奏状中写道：“其艺业不勤，游处非类，樗蒲六博，酗酒喧争，凌慢有司，不修法度，有一于此并请解退。”[2]士族公卿子弟仗着身份地位高而耻游太学、喝酒吵闹、到处游乐，甚至辱骂师长，育人环境、学习风气败坏至极。在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中，以门荫得官者的比例有增无减，朝廷大批佞幸之臣仍在，朋党之争日趋严重；学校所培养之人也多是“习熟时俗，工于语言，识形势，善候人主意”[3]195者，导致社会风气日渐败坏，朝廷手握重权之人碌碌无为，而“才高者”却有心无力，由此国势日渐衰败。一心想要复兴大唐王朝往日辉煌的韩愈不得不发出如此感慨，“天下之祸，莫大于不足为，材力不足者次之。”[3]132如此种种，激发了韩愈改革教育以培养“适用堪事”人才的决心。

蔡元培“硕学闳材”大学人才观的提出，同样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学校办学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社会环境是蔡元培大学人才观提出的催化剂。蔡元培所处的年代，是我国社会由旧至新的急剧转型期。思想文化上，西学东渐加速，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等大量传入中国，面对异国文化的冲击，不同文明的融合，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朝野有识之士开始寻找改革的对策和方略。政治上，外受列强侵略，又因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内各派阵营交锋、政权更迭，而至社会动荡不安。同时，袁世凯死后民初社会的短期稳定，给很多士人带来了振兴国家实现理想抱负的希望。另一方面，北大的现实状况是其直接导火索。1916年底蔡元培主事时的北京大学，歪风邪气盛行、官僚气息浓重、学术风气不振。顾颉刚曾说：“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容许有新思想。”[4]不仅学校和教师是这种状态，学生也是如此。蔡元培回忆说：“他们（学生）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5]350蔡元培在第一次开学典礼上直接批评说：“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6]8连当时为北大学生的陈其鹿也说道：“其所谓一学校之优秀分子者无他……一旦而有文官考试，或县知事考试，则时机斯至，挟策以往，趋之若鹜。落第者嗒然若丧，中试者喜形于色。”[7]因此，从此种学校环境中毕业的学生很多并无真才实学，而且思想迂腐，具有很大的旧社会劣根性。正是社会的巨大变动、学校的恶疾引发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人才培养环境的决心，由此提出了培养“硕学闳材”的大学人才观。

虽然韩愈“适用堪事”与蔡元培“硕学闳材”的大学人才观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却有着类似的社会背景和学校背景，都是针对实现国家复兴和学校振兴的现实目的而提出的，具有极强的现实性。

二、韩愈与蔡元培大学人才观比较

韩愈从恢复儒家道统和复兴大唐的需要出发，极其重视人才，把为国培育选拔人才，称之为“古今所宜法”的“圣人贤士之所极言至论”，是“有深思长虑，为国家树根本之道”的莫大功业[8]。在《后廿九日复上书》中，他引用“周公吐哺握发”的典故来强调人才的重要性以及对人才的渴望；后又在《杂说·其四·马说》中将人才比喻成“千里马”，期冀有更多的伯乐来发现人才。在《上宰相书》中又认为“长育天下之人材”是天下一大事，一句“论道经邦之暇，舍此宜无大者焉”[3]171，将人才及人才培养提到了极高的高度。

韩愈到底主张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他说：“凡适于用者谓之才，堪任事者谓之力。”[3]140这是他对大学所应培养的专门人才的简明定义。怎么才算“适用”和“堪事”呢？从韩愈的文章、品评等中可以窥见其关于人才的实际标准，概而言之为：“德、材、艺、文”。首先，“有德”指的是在道德修养方面的标准。他在《争臣论》中说：“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3]155即用儒家圣贤“兼济天下”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和勉励学生。这是对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立人达人”[9]仁德思想和孟子“达则兼善天下”的“尊德乐义”[10]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次，在材、艺方面，韩愈在举荐樊宗师时大力赞扬他的多才多艺，说樊宗师“勤于艺学，多所通解，议论平正有经据，可以备顾问。谨洁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识，可任以事。”[3]331同样在向郑馀庆推荐孟郊时也夸赞：“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3]44从这些品评中可知，韩愈对于材、艺方面极为重视。最后，在文方面，文即文学，特指擅于撰写文章。韩愈之所以把文章作为品评人才的标准，是因为韩愈认为会写作的人既可以著书立说来宣扬自己的立场，还可以通过好的文章来考取功名，实现自身的抱负与理想。他在《答陈商书》中阐明了这一观点：“今居进士于此世，求禄利行道于此世，而为文使一世不好，得无与操瑟立齐门者此欤?”[3]193由上可见，韩语的人才观是比较全面的。

蔡元培则认为，人才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关键所在，国家的兴旺发达与人才及其培养紧密关联，人才的缺乏为近代国家落后的根源所在。他说：“窃维国家富强，恃乎人才。”[6]314蔡元培在多种场合公开表态：“解决中国的前途，决不是简单的问题，必须各方面都有人材，才可以振兴我们的国家。”[11]516“在这国难期间，我们欲图抵抗，这也没有，那也没有，其所以没有的最大原因，就是人才缺乏。”[11]397所以他强调：“现在中国缺乏专门人才，养成专门人才更是目前的急务。”[11]516

蔡元培把国家需要的这种人才称为“硕学闳材”。他在《大学令》中说：“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12]将“硕学闳材”确定为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复兴中华民族的关键所在。蔡元培认为，“硕学闳材”必须具备以下品质和能力：第一，高标准的个人品德。蔡元培认为，大学“负有培育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这种品德对于做一个好学生以及今后做一个好国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13]313第二，研究高深学问的能力。“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6]8这是他就职北大校长时的讲话，也成为他在开学典礼上必谈之话，之后更是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6]450因此大学生必须具备研究高深学问的能力。第三，服务国家或社会的实际能力。蔡元培认为，国家现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大学生必须要培养自己以后为国家和为社会服务的实际能力。他曾赞扬过北大所办的杂志、夜班、讲演等，认为这是为社会服务的好做法。他在《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中指出：“倘没有养成博爱人类的心情，服务社会的习惯，不但印证的材料不完全，就是研究的结果也是虚无。”[6]701他对学校培养服务型的人才提出殷切期望：“大学的目的，就要把各个学生都养成有一种服务社会的能力。”[14]398第四，适应时代变化的能力。蔡元培从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出发，希望大学能够培养学生适应时代发展的能力，他说：“吾人之教育，亦为适应此时代之预备。”[6]52

由上看来，韩愈和蔡元培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作为有思想、有作为的教育家和政治家，两人都从各自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社会需要出发，强调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及其培养的重要性。“适用堪事”和“硕学闳材”，尽管提法不同，具体规格有区别，但其本质相同，都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能堪大事的德识和才能兼备的高级人才。他们都是在对现实社会及大学教育的审视和批判基础上提出大学人才观的，其人才观是对大学所培养人才的性质、规格和目标任务的本质把握。他们两人大学人才观的区别在于所培养的人才为谁服务”和“怎么培养”。“适用堪事”人才属于传统“卫道”人才，服务于唐朝封建中央集权政权，维护儒学“道统”地位；“硕学闳材”人才属于现代新式人才，服务于近代救亡图存、拯救民族危机、建设新型国家、复兴中华民族。也就是说，韩愈虽力主培养人才，但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蔡元培则更多是从民族振兴角度出发，是为建设新型现代国家服务。

三、韩愈与蔡元培的大学人才培养策略比较

韩愈与蔡元培在怎样培养人，即有关大学自身办学特性、规律及其策略方法的观点呈现出很大的趋同性。为了培养“适用堪事”或“硕学闳材”人才的需要，在韩愈任国子祭酒和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之初就大刀阔斧地着手对国子监进行改革，所采取的策略措施如下。

（一）厘定教育宗旨

韩愈从维护儒家道统出发，提出“学所以为道”“明先王之教”的教育宗旨。他明确表明：“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3]211何为“道”？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3]122“道”的具体内容，按韩愈的说法，就是儒家所宣扬的“仁义道德”。他在《原道》中开宗明义地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3]120他认为，“道”是无处不在、简单易行的。“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3]121

何为“先王之教”？其内容总体上说是儒家所宣扬的“仁义道德”，具体来说包括“文、法、民、位、服、居、食”等七个方面。韩愈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3]121这就是说，“先王之教”从根本上说亦无非“仁义道德”，但内容确是非常具体实在的，渗透在社会寻常日用生活之中，包括儒家经典、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各行各业、社会伦理关系以及衣食住行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等。概而言之，就是“道”的具体表现。在韩愈看来，明确根本，诵习古训，遵守法纪，立足本位，把握人生，就是教育的根本任务。

蔡元培从“研究高深学问”的大学性质出发，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6]450，应当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他在北京大学期间，一是要求学生“抱定宗旨”，明确学习的目的是寻求真实学问。他在就职北京大学校长演说中说：“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宗旨既定，自趋正轨。”否则，将“误己误人”[6]8。二是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他说：“依世界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也悉听其自由发展。”[15]272正是在这种“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宗旨指导下，北京大学不仅形成了不同学派云集荟萃、不同思想流派争鸣交锋的氛围，成为闻名全国的、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学府，而且成为新文化的发祥地和五四运动的摇篮。

（二）确定教育内容

韩愈从培养“适用堪事”人才的需要出发，并结合“先王之教”的教育宗旨，认为国子监下辖学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除开设规定的课程外，其课程内容还应当包含文、法、民、位、服、居、食等方面。他所设计的体现“道”的课程内容体系，在坚持儒学教育的大前提下，大大突破了汉代太学所开创的经学教育范围和唐朝政府的课程规定，应当说具有“百科全书式”的性质和“适用”“堪事”两大特点，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

蔡元培从大学研习高深学问的性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宗旨和培养“硕学闳材”的目标出发，所设计的大学课程内容具有两大特点。第一，必修与选修结合。蔡元培汲取美国大学实施学分制的经验，并基于发展学生个性的发展理念，自1919年始，北京大学首先采用选科制。学生除学习规定的必修课程、获得必要的必修课程学分之外，还应该自由地选择一定比例的选修课程，获得规定的选修课程学分。选修课程既可以是本系开设的，也可以是其他系开设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知识基础选修相关的课程以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弥补知识能力缺陷，发展个人的兴趣与特长。第二，文理沟通。蔡元培深刻地意识到学科之间的渗透和融合是一种发展趋势，看到文科中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哲学的发展和进步必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理科各学科又与哲学密切相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为归纳。因此提出必须“沟通文理”：“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习文科各门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之某种（如习史学者，兼习地质学；习哲学者，兼习生物学之类）；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之某种（如哲学史、文明史之类）。”[14]662

综上所述，尽管韩愈和蔡元培所处的时代及其文化科学发展状况不同，但两人所设计的大学课程内容体系都是比较完备、广泛、全面的。当然比较起来，蔡元培的大学课程教学内容更加体现出古今、中西、文理结合的特点，更加科学和现代。

（三）改革招生办法

韩愈从培养“适用堪事”人才出发，对国子监各学的招生制度进行了改革。首先，韩愈对于贞元十九年（803）朝廷决定暂停吏部选举和礼部贡举的举措表示很不赞同，认为这会对教育及人才培养产生危害，“今若暂停举选，或恐所害实深”[3]323。其次，他上书《请复国子监生徒状》，提出降低国子监学生准入门槛，准许品级较低者子弟入学以充实国子监各学：“今请国子馆并依《六典》；其太学馆，量许取参官八品以上弟子充；其四门馆，亦量许取无资荫有才业人充。如有资荫不补学生应举者，请礼部不在收试限；其新补人有冒荫者，请牒送法司科罪。”[3]324这些改革措施极大地打破了国子监生源的门第垄断，扩大了国子监生员的来源渠道和教育对象。

蔡元培对北大招生制度的改革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针对过去京师大学堂招生没有严格的制度和标准，学生多是由京官或者是衙门推荐，入学只看出身和资格而不看学习成绩的状况，改为注重以成绩择优录取，这一举措大大改变了北大生源质量，也扭转了当时的不正学风。二是主张大学应男女平等入学。1920年他招了9位女生入北大旁听，同年秋季便录取了这9名女学生，开我国近代女生入大学读书之先河。三是实行旁听生制度，无论是上课还是讲演外人都可旁听，他说：“受大学教育者，亦不必以大学生为限。各国大学均有旁听生之例，不问预备程度，听其自由选择。”[5]597这些招生改革措施，极大地改善了北京大学的生源状况，提高了生源质量，体现了现代大学的平等性。

（四）建设教师队伍

针对当时教师地位衰落、国子监学官“耻为人师”乃至“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处上庠”[3]324的状况，元和十五年（820），时任国子监祭酒的韩愈上书《国子监论新注学官牒》，要求严选学官。在该牒中，韩愈在严厉抨击当时延聘学官“多循资叙，不考艺能”的现象后，提出严选教官的办法，一是“非专诵经传、博涉坟史及进士五经诸色登科人，不以比拟”；二是“选择有经艺，堪训导生徒者，以充学官”；三是“新受官，上日必加研试，然后放行，上副圣朝崇儒尚学之意”。他也举荐了很多德才兼备的人充实国子监教师队伍。像樊宗师、孟郊、张籍等人都是“有德、有才、有艺、有文”的人才，因而都得到韩愈的举荐，尤其是张籍，“学有师法，文多古风；沉默静退，介然自守；声华行实，光映儒林”[3]341。但家无资财，不能自致，经韩愈多次推荐，最终成为国子博士。韩愈还非常尊重教师，据李翱《韩公行状》记载：“（韩愈）入迁国子祭酒，有直讲能说《礼》而陋于容。学官多豪族子，摈之不得共食。公（指韩愈）命吏曰：召直讲来，与祭酒共食。学官由此不敢贱直讲。”[16]

蔡元培针对当时北大教师队伍的状况，提出教师聘任的标准，第一，学识为主。他说教员应“以学诣为主”[17]。大学是传授和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是培养“硕学闳材”之场所，要求教员必须具备深厚广博的知识。所以“学识”就成为蔡元培聘任高水平教师的首要标准，并根据这一标准，他既留用延揽了一批思想守旧但饱有学识的名流学者，如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又聘用扶掖了一批思想激进却学识渊博的人才，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鲁迅等。第二，能力为上。蔡元培从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特质的内在要求、社会知识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外在客观需要出发，要求教师具有研究学问的能力、兴趣和精神。他在《北京大学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6]382。大学教员不能只满足于讲授原有的、陈旧的课程内容，而必须“不断的继续研究”，“年年用功，传授新学”，“还要不放过一切有利于自己研究的机会，使自己的知识不断更新，保持活力”[18]。除研究能力外，教师还必须具有教学能力，教师“不但研究所教的学科,还得研究教学的方法”[19]502。他反对那种“注入水瓶，注满就算完事”的教学方法，要求教员能够引导、启发学生从事研究，把“教授法之良否”作为教师的一项重要能力。三，道德为本。蔡元培认为，为了使学生“陶冶活泼敏锐之性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19]576，教师应当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因此，蔡元培于1918年1月19日发起成立进德会,教职员工入会者甚众，北大教师道德风尚明显提高[20]。

（五）整顿校风学风

在校风、学风整顿上，韩愈首先倡导尊师重学的风气。他要求学生虚心向老师求教，由于国子监很多学生的身份地位比老师的地位都要高，所以导致很多学生不尊重教师，不愿向教师求教，因此提出：“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3]130提倡无论教师的地位如何都要尊重老师、虚心向老师求教。其次，劝勉学生刻苦努力。韩愈当时在国子学任博士，针对学生不爱学习的情况，作《进学解》勉励生徒：“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3]131告诫诸生只须在“业”和“行”两方面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录用，无须担忧用人部门的不明不公。第三，整顿学官不学无术的风气。韩愈直接指出国子监的学官很多是“有资无才”之辈，应改变学官“多循资叙，不考艺能”的情况，遂上书《国子监论新注学官牒》，通过改变学官的延选来整顿学官，进而革除国子监的不良风气。

在蔡元培看来，旧北京大学校风学风也很不乐观。首先从学生的学风来说，学生上学依然认为是取得一个“进士出身”、混一个资格为将来做官做准备的，而不是研习学问、贡献国家。蔡元培刚到北大就说：“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5]350因此，蔡元培首先是着手破除学生陋见，改变学生观念。他要求北大学生，第一要抱定宗旨，研究高深学问；第二要砥砺德行，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第三要敬爱师友，保持和谐的师生关系。其次从教师这方面来说，蔡元培认为校风的好坏关键在于教师，教师的学识水平、教学能力和治学态度以及道德修养对校风都起着决定的影响。他说：“吾人既为社会一分子，分子之腐败，不能无影响于全体，如疾疫然，其传染之广，往往出人意表。”[6]124

总的来说，韩愈和蔡元培都是中国教育史上伟大的教育家。他们在特定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下，分别提出了“适用堪事”“硕学闳材”的适应社会和时代需要的大学人才观及其培养策略，韩愈把为国育才看作是“有深思长虑，为国家树根本之道”的大事业，蔡元培则把人才培养看作是适应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之需的关键。尽管两人的人才观及人才培养策略的具体蕴含有所不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大学的本质及其规律。两人的人才观及人才培养策略对当今大学人才观及人才培养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智慧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