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朝继隋开统一之局，又拟效汉代惩“亡秦”教训而以“亡隋”为鉴戒，并追奉三代之治，尤以周德为标榜，构建“一王法”的史观，这在宫廷图像叙事得到极为形象的呈现。在唐代宫廷图像中，《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图》《王会图》《豳风图》《无逸图》《嘉陵山水图》以表功、纳谏、勤政三大政治传统开一时呈像之盛，其以《王会》《豳风》《无逸》为代表的经图在唐人的绘画视阈中的彰显，既是其建德观的体现，又与《山水图》相对待，寄托了政治得失与历史兴亡的思想。而由唐代宫廷图像叙事所表达的价值观，其对当世史观的影响以及于后世绘事传统的启示，也是值得省思的。

关键词：唐代;图像叙事;一王法;经学视阈;历史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9）12-0162-13

作者简介：许 结，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苏 南京 210093）

唐代继隋结束南北纷争开统一局面，然隋祚短促，唐人又多以汉继秦而惩“亡秦”教训、复以“亡隋”为鉴戒，在“一王法”的政治思想指导下，构建了多层面且具制度化的文化观。其间唐人历史学与图绘学的互文特征，似未引起学界的关注，例如陈寅恪论唐史以“讳”“诬”二失评官史与私史之别，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六章“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以唐为官修史之昌明时期，而兼及私史;无独有偶，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论唐画之北宗与南宗，则区分以“朝”“野”，论者或有偏重，然其相似见解，实为一突出现象。比较而言，唐代的“官史”与“朝图”之于“一王法”的思想尤为重要，其图像叙事在“朝”之歧义与由“朝”及“野”的變迁，已深契于唐人的建德观念与兴亡论调，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图像史与唐代叙事

在人类文明史上，图像的历史源起久远，西方学者认为“图像在文字、宗教、艺术和对亡灵崇拜开始时就出现了”①，而且具有“证史”的作用②，中国文字的“象形”所呈现的图像意义，以及“左图右书”即图像与书契并存的关联、“左图右史”即图像与历史的契合，也已肇端图像的史源取向。故历代画论尝先溯其源而分断其史，如清人张遗《周亮工读画录序》谓：“画之兴也，其与书契并始乎？……唐宋而下，始有簪笔而供御，耑艺以名家者。然或位居左相，驰誉只擅丹青;身本画师，能事不受逼迫;此岂区区一技自鸣者哉！”（清）周亮工：《读画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画”与“书契”是溯源，而言“唐宋以下”之“耑艺以名家”乃断史，说明中国图像史由社会功用向文艺专能的转化。由此视角审察唐代图绘之学，正是转折阶段，即一方面承续远古至汉代图像的功用性，一方面又传递魏晋时代如顾恺之、陆探微等人物画与景观图，而使唐代如吴道子、王维等人物、山水画被奉为画艺高标。绘画艺术的发展固然可赞，但溯源之本根在我国图像史上的价值却同样有着现实的意义，如清人唐岱《绘事发微·正派》认为“画有正派，须得正传……派始于伏羲，画卦以通天地之德。……传曰：画者成教化，明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清）唐岱著、韩秀凤校点：《绘事发微》，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所以从艺术史的角度，或称唐人如王维的在野山水画“把中国所有的画者，都握在‘写意之中”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然从被称为绘画之“正派”的“德教”传统看唐代在朝的一些绘画本事与作品，其中的历史内涵也不容轻忽。

缘此，我们先看唐人对图绘的态度：

伏闻古人云：“画者，圣也。”盖以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挥纤毫之笔，则万类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至于移神定质，轻墨落素，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唐）朱景玄撰，温肇桐注：《唐朝名画录》（序），四川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败，以传既往之踪。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赋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是以汉明宫殿，赞兹粉绘之功;蜀郡学堂，义存劝戒之道。（唐）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1-6页。

前一则为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的序语，后一则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的言说，其论图像的重要功用与意义，以及假汉代宫殿图绘与文翁兴学故事明示当世“劝戒之道”，尤其是表彰图像功用的历史功绩，以图画兼得记传之叙事与赋颂之颂美，代表了唐人赞述图画以彰显王政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其“昭盛德”与“明成败”，诚为重要的历史内涵。

于是由唐史撰述来看唐代朝廷重大且对后世具有影响力的图绘工作，无不呈示其“本事”特征。兹列举其中重要图绘作品如次：

其一，《十八学士图》。据《旧唐书》记载，李世民在秦王府开文学馆，招纳人才，号称“十八学士”，登基后“又于正殿之左，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1页。，并命阎立本图像，褚亮为赞，时人以“登瀛洲”美之。

其二，《凌烟阁功臣图》。唐太宗于贞观十七年，命阎立本在凌烟阁绘长孙无忌等24名功臣图像，阁分三层，内层绘功勋最高的宰辅，中层绘功高的王侯，外层绘其他功臣。李世民《图功臣像于凌烟阁诏》云：“自古皇王，褒崇勋德，既勒铭于钟鼎，又图形于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阁著其美;建武功臣，云台纪其迹。……或材推栋梁，谋猷经远，纲纪帷帐，经纶霸图;或学综经籍，德范光炜，隐犯同致，忠谠日闻;或竭力义旗，委质藩邸，一心表节，百战标奇;或受脤庙堂，辟土方面，重氛载朗，王略遐宣……可并图画于凌烟阁，庶念功之怀，无谢于前载;旌贤之义，永贻于后昆。”（清）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1—82页。追述汉廷，明彰本朝，表功之义甚明。

其三，《王会图》（或称《职贡图》、《四夷朝会图》）。据《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东谢蛮》记载：“贞观三年，元深入朝，冠乌熊皮冠，若今之髦头，以金银络额，身披毛帔，韦皮行縢而著履。中书侍郎颜师古奏言：‘昔周武王时，天下太平，远国归款，周史乃书其事为《王会篇》。今万国来朝，至于此辈章服，实可图写，今请撰为《王会图》。从之。”（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74页。考唐贞观三年，正是太宗始于太极殿听政之年，有契丹、西突厥、高昌等国朝贡，户部奏言开四夷为州县，内附一百二十余万口等事件。翌年（贞观四年），“李姓王朝在册命中，自称为天可汗、大唐皇帝”，“这一年大唐帝国正式成立了”朱东润：《杜甫叙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因此，颜师古奏言即得回应，于是有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同制《王会图》之举。据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载：“阎立德《职贡》图异方人物诡怪之质，自梁、魏以来名手，不可过也。……惟《职贡》、《卤簿》等图，（立本）与立德皆同制之。”又《谭宾录》载颜师古奏言后，即谓“乃命立德等图画之”。周勋初主编：《唐人轶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84、283页。该图虽写实，却取义《逸周书·王会篇》，以呈万国来朝气象。

其四，《豳风图》。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晋明帝司马绍有《豳风图》，继之唐人阎立本绘制其图，为后世所本。到了宋元年间，马和之与林之奂的《豳风图》最为著名。考《豳风》七篇，分别是《七月》《鸱鸮》《东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七月》居首，以致后世绘《豳风图》多为《七月》图（如马和之）。有关《豳风·七月》的创作背景及思想主旨，《诗·豳风·疏》引《毛序》：“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88页。所言“周公遭变”，即周公因管、蔡流言，辟居东都事。“陈王业”，则指周公辅佐年幼之成王，劝其戒逸勤农以固本的意旨。阎图正是《豳风图》创作史上一重要绘制环节。

其五，《无逸图》。据《旧唐书·崔植传》载：长庆初穆宗问贞观、开元治道。崔植对曰：玄宗“开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为政”，“璟尝手写《尚书·无逸》一篇，为图以献。玄宗置之内殿，出入观省”，“开元之末，因《无逸图》朽坏，始以山水图代之”。（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42页。可知《无逸图》初由宋璟手写，后复有继作。而《无逸图》又源自《尚书·无逸篇》，取义周公辅佐成王“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的史事。

其六，《嘉陵山水图》。本事来自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明皇天宝中，忽思蜀道嘉陵江水，遂假吴生驿驷，令往写貌。及回日，帝问其状，奏曰：‘臣无粉本，并记在心。后宣令于大同殿壁图之，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一日而毕。”（唐）朱景玄撰，温肇桐注：《唐朝名画录》，四川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清人汪行恭《吴道子画嘉陵山水赋》赞谓“夫以嘉陵山水之奇也，峭壁千重，飞泉百道。……谓蜀山真突兀嶔崎，谓蜀水尽奔腾澎湃，谓江回而石壁遥横，谓嶂叠而岩泉忽挂。……尺幅千层，烟光若凝。峨嵋翠叠，滟澦波腾。……卷巴峡于一拳，著力在疑有疑无之际”（清）鸿宝主人编：《赋海大观》第四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344—345页。，抒写“读画”感受，赞其神品，关键在“嘉陵一图”是“径尺具数百里之势”的气象。但在唐代勤政史观的指导下，此“山水图”又与《无逸图》对照，尝被视为荒政的预兆。

这六幅唐图，皆为在“朝”的宫廷画（惟《无逸》为文字图），前两幅表功，中三幅为“经图”，政教意识明显，后一幅为山水图，因其与《无逸图》同为内殿绘壁之作，故有前引《崔植传》将内殿《无逸图》“易以山水图，稍怠于勤”的变化，而喻示兴亡教训。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图画内容有的并不始于唐人，例如《学士图》与《王会图》，前者如赵翼《陔余丛考》卷十九《图画学士不始于唐太宗》认为：“《封氏闻见记》，唐太宗为秦王时，使阎立本图秦府学士杜如晦等一十八人，褚亮为赞，世所传《十八学士图》是也。然《南史·王亮传》，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延才俊，以为士林，使工图其像。《北史·魏收传》，齐孝昭帝起玄洲苑，画收于阁上。则图画学士，六朝时已有之，太宗特仿而为之耳。”（清）赵翼：《陔余丛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80页。后者据梁朝萧绎《职贡图序》称“晋帝君临，……夷歌成章，胡人遥集，款开蹶角，沿泝荆门，瞻其容貌，诉其风俗。如有来朝京辇，不涉汉南，别加访采，以广闻见，名为贡职图”（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996—997页。，以及《梁书·诸夷传》记载，可知萧图乃任职荆州时据亲见与转述绘成。萧图亡佚，据后世三种摹本，即唐阎立本摹本《王会图》、南唐顾德谦摹本《梁元帝番客入朝图》、北宋摹本《职贡图》传说的三种摹本，前两种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后一种今存南京博物院。有关“职贡图”的绘制，详见金维诺《<职贡图>的时代与作者》，《文物》1960年第7期。，虽有24国使者与33国使者的不同，但其图像大略可见。尽管阎绘摹仿萧图（宋）李廌《德隅斋画品》“番客入朝图”条：“梁元帝为荆州刺史日所画粉本。鲁国而上，三十有五国，皆写其使者，欲见胡越一家，要荒种落，共来王之职。其状貌各不同，然皆野怪寝陋，无华人气韵。……阎立本所作《职贡图》亦相若，得非立本摹元帝旧本乎？或以为元帝所作，传至贞观，后人因事记于题下，亦未可知。”（引自俞剑华编著《中国历代画论大观》第二编《宋代画论》，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283—285页。），但后世多赞颂阎图创造之意，尤其是围绕这些图像的歌诗赋颂，也无不以“唐图”为宗，赞美唐太宗之本事及“阎立本之妙墨”，这不仅是彰显盛世气象，而且根植于唐人“一王法”的历史话语。

二、“一王法”的兴亡图式

唐代立国所施行的文化政略，虽有尊道、礼佛、崇儒乃至和融胡、汉的多元特征，然其治国之本仍以“儒”为主，形成追宗周、汉的史观，其中“一王法”的思想可谓贯穿始终。“一王法”说见《汉书·儒林传》赞孔子作《春秋》：“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获麟而止。”（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89页。唐承周、汉之“一王法”由开创、鼎盛经衰顿（安史之乱）再到中兴的“大历”“贞元”，又复倡“一王法”之论，即《新唐书·文艺传序》所谓：“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25—5726页。尽管此处“一王法”指的是韩、柳以复兴儒学为主旨的古文运动，但从汉史所称，个中仍有追源周、汉之大一统政治的历史意识，尤其《春秋》褒、贬当世以喻兴、亡史观，在唐代立国之初就从多方面呈现出来。《唐大詔令集》卷十一“太宗遗诏”载：“前王不辟之土，悉清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26册，第101页。又《新唐书·地理志》载：“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60页。然鼎革依武，建构以文，诚如后代史家所述：“太宗贞观五年以后，数幸国学，于门下别置弘文馆，……国学之盛，近古未有”（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十一《学校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11册，第33页。;“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五经》义疏，……永徽四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8页。，尊崇国学，开辟经学统一时代。至于典籍编纂，如欧阳询《艺文类聚序》称“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爰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号曰艺文类聚”（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27页。，总括前朝，聚事与文，正是文化统一的象征。观其雄阔之象，又根基于惩鉴前代兴亡的史学态度。

概观唐史及论述，有几类文献值得关注，一是帝王的态度。如高祖李渊《修魏周隋梁齐陈史诏》命萧瑀等修魏史、令狐德棻等修周史、封德彝等修隋史、崔善为等修梁史、魏征等修齐史、姚思廉等修陈史，并谓诸朝“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故须“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清）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33页。，意在梳理正朔，归其统绪。太宗李世民于贞观二十年下《修晋书诏》谓“发挥文字之本，导达书契之源，大矣哉”，并追溯周、汉“仲尼修而采《梼杌》，倚相诵而阐丘坟。降自西京，班、马腾其茂实;逮于东汉，范、谢振其芳声”（清）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4页。，复于《政本论》因史鉴政云：“为政之要，务全其本。若中国不静，远夷虽至，亦何所益？隋炀帝纂祚之初，天下强盛，弃德穷兵，以取颠覆。”（清）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2页。玄宗李隆基《授萧嵩集贤院学士修国史制》以为“明乎国史，所以宏阐大猷;观乎人文，所以化成天下。自非钩深学海，囊括词林，盛周公之典谟，悬仲尼之日月，何以纂叙鸿业，允谐佥能”（清）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3页。，亦以周、孔之功衡论纂史之道。二是史臣的言说。如高士廉《文思博要序》：“大矣哉，文籍之盛也！……爰自卦起龙图，文成鸟策，坟典开其绪，邱索导其流，虞、夏之书，犹旭日之始旦，殷商之皓，若覆篑之为山。及曲阜佐周，摄政践祚，而又阙里自卫，将圣多能，损益礼乐，极乎天而蟠乎地;祖述尧、舜，系星辰而振河海。郁郁焉鼓王风于九合，訚訚焉辟儒门于百代。……怀经成市，俄属焚坑之灾……逮乎有隋失御，群凶竞返，辟雍蔓于荆棘，延阁殚于煨烬……皇帝仰膺灵命……置成均之职，刘、董与马、郑风驰;开崇文之馆，扬、班与潘、江雾集。”（清）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57页。又如房玄龄《晋书·文苑传序》谓“文以化成，惟圣之高义，行而不远，前史之格言。是以温洛祯图，绿字符其丕业;苑山灵篆，金简成其帝载”（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69页。，魏征《群书治要序》谓“钦明之后，屈己以救时;无道之君，乐身以亡国”（唐）魏征：《群书治要》卷首，《丛书集成》（初编），第195册，第1页。，多以周、汉史事与秦、隋失御，喻当朝政治得失。三是后人的评述。如《新唐书·太宗纪赞》谓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玄宗纪赞》谓其“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154页。，惩隋乱而以太宗、玄宗两朝论兴亡，是史家书写唐政的重要视点。而推崇周、汉之治，聚焦秦、隋之乱，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评隋炀帝时所说“秦与隋虐民已亟，怨深盗起，天下鼎沸以亡国，同也”（清）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50页。，堪称的评。

与史家追源并重图书，如谓“卦起龙图”“河洛祯图”等，唐人对图画的重视，也等同史书般重要。有唐开国之初，即诏编《贞观公私画史》，收录自高贵乡公至贞观十三年图绘典籍，薛仁贵题序云“伏羲氏受龙图之后，史为掌图之官。……至虞夏殷周及秦汉之代，皆有史掌，虽遭罹播散，而终有所归。及吴魏晋宋，世多奇人，皆心目相授，斯道始兴。其于忠臣孝子，贤愚美恶，莫不图之屋壁，以训将来”，因为“验之目前，皆可图画”何志明、潘运告编：《唐五代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9—10页。。这是以史掌图书来推扬绘学的历史功绩。由此思路，再从唐代的图像叙事观其史实与史识，又在寄兴亡教训的“一王法”思想图式，其因图证史，则呈现三大传统：

其一，表功传统，以《凌烟阁功臣图》《十八学士图》为代表。王朝开辟，旌表功臣，实为惯例，但唐太宗令绘工图像凌烟阁，如其诏书所谓“念功之怀，无谢于前载;旌贤之义，永贻于后昆”，既有示范之义，又在赓续史迹，最明显的是追踪前汉故事，即汉宣帝“甘露三年，单于始入朝，上忽思股肱之美，图画其人于麒麟阁”为其样榜。于是纵观唐朝，表功成为反复称赞的历史传统，如张九龄《开元纪功德颂》从“太宗一戎衣而大定”天下，到睿宗、玄宗之君臣功德，赞其“不贡不王，武功居后;不庭不率，文德是先。三代所以直道，百蛮所以向化”（唐）张九龄著、刘斯翰校注：《曲江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7页。，是追踪史迹，以喻当朝，赞文德而兼及武功的。唐人钱起《图画功臣赋》称“宝玉不足以劝赏，故茅土是封;鐘鼎不足以昭宣，故图赞是缉”;崔损《凌烟阁图功臣赋》赞“容彩彰施，气肃端俨，风声正直，色形恭俭” 许结主编：《历代赋汇》（校订本），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2862、1798页。，则融织史事、臣功与绘图之用于一体。历代表功事迹甚多，为何唐朝图功臣于凌烟阁事被后世反复称颂，其因既在于图绘的视觉功用，更在于“贞观之治”“功臣遇时”（《旧唐书·太宗纪·赞》语）的典范意义。缘于此理，唐人王觌《十八学士图记》云：

十八学士皆炀帝之臣，曷暗于隋而明于唐，是有其材而无其时矣。……觌每观十八学士图，空瞻赞像而已，辄各采本传，列其嘉绩，庶几阅像者思其人，披文者思其人，非惟临鉴耳目，抑可以垂诫于君臣父子之间也。（清）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32页。

以语图互文彰显十八学士“嘉绩”，并取“垂诫”于世的典范意义，而其人“暗于隋”而“明于唐”的说法，正切合唐人共同的以“过秦”喻“过隋”的历史观。

其二，纳谏传统，以《无逸图》最为典范。据唐史记载，宋璟于玄宗朝上《无逸图》张于内殿，穆宗、武宗朝又追尊此故事，用意均在《尚书·无逸篇》的谏言。考《无逸篇》内容，首在周公告诫成王“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并以商纣亡国为教训，假殷三宗（中宗、高宗、祖甲）与周三王（大王、王季、文王）为榜样，鉴戒时君“无淫于观（非常观）、于逸（逸豫）、于游（游荡）、于田（田猎）”等（清）孙星衍撰，陈抗、盛冬玲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3—445页。，而这又恰与唐朝立国之初的纳谏传统契合。唐太宗提倡纳谏，不仅体现在如魏征等诤臣的进谏案例，而且尝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开明政治，范文澜曾以唐王为例，认为“纳谏——封建社会不容发生民主制度，皇帝能纳谏，就算难得的贤主”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页。。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树立的纳谏典范，既有惩于“亡隋”，还更在于以“谏”建“政”，达到任人惟贤的目的。正因此，太宗将“亡隋”教训由荒政的隋炀帝上推至勤政的隋文帝。据《旧唐书·太宗纪下》记载：

上谓房玄龄、萧瑀曰：“隋文何等主？”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之论事。宿卫之人，传餐而食。虽非性体仁明，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自以欺孤寡得之，谓群下不可信任，事皆自决，虽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复不敢直言，宰相已下，承受而已。朕意不然。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页。

太宗所说的“不敢直言”是为政之大忌，而“委任责成，各尽其用”才是成功的保证。如果说《无逸图》的功用具有臣子对君王进谏的典范意义，那么《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图》则是君王对臣子“各尽其用”的形象嘉许。如褚亮应诏撰《十八学士赞》语谓：

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怀忠履义，身立名扬。”

文学姚思廉：“志古精勤，纪言实录。临名殉义，余风励俗。”

太学博士孔颖达：“道充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掞辞飙起。”

记室参军虞世南：“笃行扬声，雕文绝世。网罗百世，并包六艺。”

军谘典签苏勗：“业敏游艺，躬勤带经。书传竹帛，画美丹青。”（唐）褚亮：《褚亮集》，载《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版，第99册，第78页。

或文或武，其政事、经学、文章不等，展现的正是君王“纳谏”的胸襟与“任人”的功用，这也是唐人“一王法”史观的政治构架。

其三，勤政传统，可以《豳风图》与《王会图》为例。据《历代名画记》载，阎立本绘制《豳风图》与萧绎不同，是受诏而为，乃王政所需，更具以史鉴今的政教目的。探寻其源，唐人图说《豳风》（图像），是继承汉人语解《豳风》（语象）而来，如《汉书·地理志》载：“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太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2页。据《史记·刘敬传》“公刘避桀居豳”（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15页。，可知《豳风》诗直接公刘传统，喻示周人开辟之“好稼穑，务本业”的“大业”。又《后汉书·王符传》引《潜夫论·浮侈篇》云：“明王之养民，忧之劳之，教之诲之，慎微妨萌，以断其邪。……《七月》之诗，大小教之，终而复始。由此观之，人固不可恣也。”李贤注曰：“《七月》，《诗·豳风》也。大谓耕桑之法，小谓索绹之类。自春及冬，终而复始也。”（刘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34页。此解《七月》诗意，尊奉的是周公作《七月》之诗的经义思想，正切合于唐太宗《耕藉诏》所提出自励以务本的历史认知与现实需求：“周宣在位，已坠兹礼，近代以来，弥多所阙。……今将履千亩于近郊，复三推于旧制。”（清）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8页。清人杨棨撰《豳风图赋》云：

今考为此图者，前有阎立本之墨妙，后有赵孟頫之笔遒。塔失不花，册并流播;林君子奂，卷亦长留。此由元英宗之留心稼穑，明宣德之寄意田畴。然岂若我皇上不待箴警而自关民瘼，郅治永著于千秋。 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4405页。

首彰“阎立本之墨妙”，继述赵孟頫、塔失不花、林子奂的书画作品，以及后世君王如元英宗、明宣宗与清代皇帝对此图的重视，尤其是如朱彝尊《经义考》所载明初“林子奂作《豳风图》”（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78册，第511页。，乾隆于此图端首题写“王业始基”四字，正是对这一勤政传统的昭示。然唐人的勤政史观也有内固其本与外张其势的两面性，如唐太宗《政本论》所说的“中国不静，远夷虽至，亦何所益”，如果说《豳风图》意为固本，则唐代《王会图》实乃张势，这又牵涉到唐人图像叙事中的“经图”位置及其史学言说。

三、经学视阈的《王会》与《无逸》

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于“敘图画名意”云：“古之秘画珍图……典范则有《春秋》《毛诗》《论语》《孝经》《尔雅》等图。……观德则有《帝舜娥皇女英图》……忠鲠则隋杨契丹有《辛毗引裾图》……高节则……宋史艺有《屈原渔父图》。”（宋）郭若虚著、俞剑华注释：《图画见闻志》，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页。所言“典范”，是首尊“经图”而呈现的经义思想。明初宋濂《画原》也说“古之善绘者，或画《诗》，或图《孝经》，或貌《尔雅》，或像《论语》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经而行，犹未失其初也。下逮汉魏晋梁之间……图史并传，助名教而翼群伦，亦有可观者焉。世道日降，人心浸不古，人往往溺志于车马士女之华，怡神于花鸟虫鱼之丽，游精于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明）程敏政辑：《明文衡》卷十六，《四部丛刊》景明本，第2042册。。换言之，以“经图”为绘画的“正派”，是古人的共识，这在唐人的绘画视阈中尤为明显。如前引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述唐文宗大和二年事迹：

（文宗）自撰集《尚书》中君臣事迹，命画工图于太液亭，朝夕观览焉。汉文翁学堂在益州大城内，昔经颓废，后汉蜀太守高朕复缮立，乃图画古人圣贤之像及礼器瑞物于壁。唐韦机为檀州刺史，以边人僻陋，不知文儒之贵，修学馆，画孔子七十二弟子、汉晋名儒像，自为赞。敦劝生徒，繇兹大化。夫如是，岂非文未尽经纬，而书不能形容，然后继之于画也。（宋）郭若虚著、俞剑华注释：《图画见闻志》，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

即使“车马”之图，唐人也视为鉴史资政之用，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兴废》记述唐宪宗手诏答臣子别进《玄宗马射真图》云：

恭获披捧，瞻拜感咽，圣灵如临。其钟、张等书，顾、陆等画，古今共宝，有国所珍。朕以视朝之余，得以寓目。因知丹青之妙，有合造化之功。欲观象以省躬，岂好奇而玩物？（唐）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15页。

昔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若转圜，听言不求其能，举功不考其素……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举秦如鸿毛，取楚如拾遗，此高祖所以亡敌于天下也。孝文皇帝起于代谷，非有周召之师、伊吕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俭。当此之时，天下几平。……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厉志竭精以赴阙廷自衒鬻者不可胜数。汉家得贤，于此为盛。（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17—2918页。

所述“汉三帝”（高祖、文帝、武帝）以彰汉统之功业，承续的正是《无逸》中的“周三王”之德教传统。无独有偶，唐代宋璟呈献《无逸图》本事详载《旧唐书·崔植传》，这已是追踪“开元”盛世史事，所以同传继后复记崔植对穆宗问云：

太宗文皇帝特禀上圣之资，同符尧、舜之道，是以贞观一朝，四海宁晏。……（玄宗）开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为政。此二人者，天生俊杰，动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于道。……建中初，德宗皇帝尝问先臣祐甫开元、天宝治乱之殊，先臣具陈本末。臣在童丱，即闻其说，信知古人以韦、弦作戒，其益弘多。陛下既虚心理道，亦望以《无逸》为元龟，则天下幸甚。（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42页。

其历述“三宗”（太宗、玄宗、德宗）以对“今上”（穆宗）之问，同于《无逸》与梅福上疏的书写模式，是因“谏”（今上作为）明“统”（圣王之治）的史鉴义理。韩愈《原道》论自周室“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唐）韩愈撰，马其昶、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也与此相类，是叠合“王统”而构建的“圣统”史观。

继唐代《无逸图》本事后，继作者甚多，如史载宋仁宗皇祐迩英阁《无逸图》：“仁宗初建迩英阁，书《无逸》于屏间。岁久而弊，以白居易赋代之。侍讲杨安国请复书《无逸》。上欣然命王洙书之，置之左方。”另有“（哲宗）元祐《无逸图》”，“（高宗）绍兴讲殿御书《无逸图》”等（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44册，第499、500、501—502页。。由于唐、宋两朝所进呈的“无逸图”亡佚，后世多据文意推摹而成，如清代徐乾学、纳兰成德编《通志堂经解》所收黄镇成《尚书通考》著录排列文字《无逸图》一幅（清）黄镇成：《尚书通考》卷十《无逸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2册，第205页。。而在此前，域外汉籍中所存“无逸图”今存最早的是高丽时代（1252—1409）权近所作《入学图说》中的“无逸图”（高丽）权近：《入学图说》，1390年奎章阁木板。。又沈之汉《沧州集》中《进四戒图兼陈民瘼疏》有“无逸图”一幅，并于图右批注云：“昔唐臣宋璟，尝手写为图，以献玄宗云。而今无由考见其所谓图者，臣不揆僭猥，掇拾本文，排列作图，与七月图相对，以备睿览。虽不敢知果合于宋璟之元图，其于圣上警省鉴戒之道，恐或无害于不同也。”沈之汉：《沧州集》卷三，《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26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475页。在“无逸”文字图之外，传世的还有《受无逸图》，如绘画宋人孙奭进《无逸图》本事，属人物图按：《受无逸图》收录明人张居正等撰《帝览图说》第四册，国家图书馆藏万历刻本。。晚清孙家鼐等编《钦定书经图说》有“无逸八图”，分别为“稼穑艰难图”“中宗寅畏图”“高宗劳外图”“祖甲惠民图”“文王卑服图”“殷受酗酒图”“古人训告图”“怨詈敬德图”，均为分段演绎《无逸》文字描写而绘饰的人物图像（清）孙家鼐等纂辑：《钦定书经图说》卷三十五，清光绪31年（1905）武英殿石印本，第1-17页。。尽管唐朝玄宗、穆宗、文宗（开成石经《无逸图》）、武宗，宋朝仁宗、哲宗、高宗诸朝均有《无逸图》本事，然因进（受）兹图的行为在史书上的彰显，后世有关是题咏多关注唐宋璟进图于玄宗、宋孙奭进图、王洙书壁于真、仁两宗的意义。如宋末理学家陈普撰《无逸图赋》云：

维叔旦相厥孤宅洛，后归政，初虑君德之不勤，乃《无逸》而作书。远引商哲，近陈祖谟，进艰难之药石，攻耽乐之痈疽。……万世之龟鉴……有若臣璟，图而献之。……出入起居，莫不观省。……遗虎患于渔阳，溅鹃血乎峨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者多矣，周公岂我欺也哉！（宋）陈普：《石堂先生遗集》，《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1册，第502页。

其焦点在宋璟进图，而其“遗虎患于渔阳，溅鹃血乎峨嵋”所喻示的“安史之乱”，又与唐玄宗“开元之末朽暗”以“山水图”易《无逸图》于内殿相关，是唐代政治史与艺术史的某种契合，即《无逸图》与《嘉陵山水图》的两个面向。而从唐人的史学观点来看，与图像叙事的建德意义相比，艺术鉴赏的价值则退在次要位置。

四、建德史观的绘事传统

图像叙事在唐代的运用，有宫廷画、文人画，还有墓室壁画中大量的天象图、乐舞图（如韩休墓），这与朝政重视绘事有关，是一个时代假绘笔构建德教传统的历史。然则唐代以史鉴政，有两点不容轻视，一者是“隋唐”为一时代的共称，如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谓“两朝之典章制度传授因袭几无不同，故可视为一体”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然唐人立国，又无不惩隋亡教训，故文化气象大为不同，反极類汉代承秦政而去秦气，而秉隋制而去隋风。二者是因礼建德，如贞观礼、显庆礼、大唐开元礼等，皆为盛典，然唐人制礼又追尊“三代”，诚如欧阳修《新唐书·礼乐志》云“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7页。，故而欧阳发等赞述其辞以为“言前世治出于一，而后世礼乐为空名;五行志不书事应，悉破汉儒灾异附会之说”（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附欧阳发等语，载《四部丛刊》（初编）景上海涵芬樓藏元刊本，第921册。，此追复三代之谓;但是，唐效拟三代尤其是“周礼”（周德），其取径又正是汉人的“大汉继周”思路，所以汉唐气象间的德教归投，又有极相似处。

聚焦艺术史的书写，论其一代特色，唐绘图像对追尊周德的叙事，又与汉赋语象异曲同工。这其间有两人值得一提，即司马相如与阎立本，二人秉性或异，然境遇却似。相如被后世奉为“赋圣”，以赋作“三惊”汉主（汉武帝）而跻身宫廷言语侍从 参见许结《诵赋而惊汉主——司马相如与汉宫廷赋考述》，《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首倡“继周氏之绝业”之“允哉汉德”（《难蜀父老》）并以赋的语言加以申述：“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骄，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子虚赋》）;“德隆于三皇，功羡于五帝”（《上林赋》）引自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108、49、67页。。然相如生存境遇及赋作功效，又有“倡优蓄之”以及“扬雄以为丽靡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09页。的批评。再看唐人对相如的评价，一则如陈子良《祭相如文》赞叹其“诵赋而惊汉主”，一则如郑少微《悯相如赋》叹息其“不遇”之悲。（清）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54、4036—4037页。与之相比，阎立本较相如职至“中郎将”、“文园令”地位高崇，在高宗朝因“思协多能，艺兼众美”被册立“工部尚书”唐高宗：《册阎立本工部尚书文》，（清）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9页。，而秦府《十八学士圖》、贞观中《凌烟阁功臣图》及太宗诏绘《王会图》等，皆出阎立本之手，所以元人黄公望《大痴题跋·跋阎立本秋岭归云图》称其“已极人臣之位，佐治出令，犹恐不暇，而更留心于绘事，何邪？盖阎氏世工此艺，自有得于朝夕观览，渐染熏陶，不求能而能，不求工而工矣”（清）孔广陶：《岳雪楼书画录》，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085册，第10页。。就其绘事成就，唐人李嗣真《续画品》赞“二阎”之作“万国来庭，奉涂山之玉帛;百蛮朝贡，接应门之位序;折旋矩度，端簪奉笏之仪;魁诡谲怪，鼻饮头飞之俗。尽该毫末，备得神情……与兄立德同在上品”（明）郁逢庆编：《书画题跋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6册，第779页。。尽管阎立本精丹青之术而入阁为相，然其对绘事的态度，亦类汉人对赋颂不乏轻贱之意。据《旧唐书·阎立本传》载：

太宗尝与侍臣学士泛舟于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四，诏座者为咏，召立本令写焉。时阁传传呼云：“画师阎立本。”时已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粉，瞻望座宾，不胜愧赧。退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墙面，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技。”（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80页。

这又与汉代扬雄“悔赋”相近，是史书记录的阎立本“悔绘”之说。可是这类的“悔”往往以“此”掩“彼”，犹如汉人悔赋关键在“淫词滥说”而失“讽谏之义”，阎氏悔绘的着眼点是应制花鸟，而其诏绘《功臣图》《王会图》《豳风图》，却承载着王朝彰功建德的历史使命，虽然这受命于帝王的意志，然其功效亦如汉代的宫廷大赋，有着“体国经野”的价值。这也是艺术作品彰显史观的曲折之处。

由此品读前述唐图，无论是纳谏、表功还是勤政，无不于历史的统绪中透泄出建德的观念，概括地说，如《功臣》《王会》诸图以“功德”见赏，《无逸》《豳风》诸图又以“俭德”是美，而由“俭德”与“功德”代表的“文武之道”，又指向于“圣德”，即由汉唐气象旨归于周政（周三王）的德教传统。复以《王会图》为例，明人文征明《衡山题跋·跋仇实甫诸夷职贡图卷》谓“昔颜师古于贞观四年奏请作王会图，以见蛮夷率服之盛，自是以后，继作不绝，亦谓之《职贡图》”（明）张丑：《清河书画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7册，第495页。。也就是说，《王会图》的作者或同时，或异代，其追慕周室经典，延续汉、唐盛世的历史记忆高度一致。由“萧图”、“阎图”到宋人李公麟的《万方职贡图》、元人任伯温的《职贡图》、明人仇英的《诸夷职贡图》，乃至清廷诏制的《皇清职贡图》（多达300国之众），构成了“图像帝国”的不断演绎与呈现详见赖毓芝《图像帝国：乾隆朝<职贡图>的制作与帝都呈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5期。，但其在历史记忆的书写中衬托当朝的盛世气象，并隐喻王会的“昭德”意涵，又是一致的。清人龚景瀚《王会图赋》以唐政为视点：

唐受天命，奄有四方。皇帝既成武功，遂恢文德。远夷慕义，如内诸侯。贞观三年，南蛮酋长谢元深来朝，中书侍郎颜师古言曰：“昔周武王时，远国入朝，太史次为王会篇。今蛮夷如元深等，冠服有异，宜令有司写为图，以示子孙，章显盛德无极。”制曰：“可。”图成，张于紫宸殿。秘书监参预朝政臣魏征拜手稽首，而献赋曰……（清）龚景瀚：《澹静斋文钞》，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474册，第537页。

赋赞唐室“成武功”“恢文德”，而假托魏征献赋，其中由周“文王之德”到唐太宗“天可汗威武慈仁，不弃远人”，营构的正是由唐上溯周、汉的建德统绪。这种绘事意图，与当时的史家及文论也是契合的。如论史，刘知幾《史通·叙事》云：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继圣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唐）刘知幾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5页。

又如论文，白居易《策林·议文章》云：

《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记》曰：“文王以文理。”则文之用大矣哉！自三代以还，斯文不振，故天以将丧之弊，授我国家。国家以文德应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选贤，以文学取士，二百余载，焕乎文章，故士无贤不肖，率注意于文矣。……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唐）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69页。

所谓“文德应天”“叙事为先”，以及“书功过，记善恶”“纽王教”“存炯戒”的作用，实与唐代宫廷诸图由功德、俭德上达圣德的史观相埒，是时代语象与图像呈现的共识。

由于建德必然征圣，亦即追源“三代”，先“经”而后“史”，这使唐人的绘事传统又注入经义的价值，故而后世评画又尝将阎立本奉诏所绘《王会图》与《豳风图》并美，且与游戏之作相对，喻示兴亡史迹。如明人傅著《跋李公麟画唐明皇击球图》云：

古者图画之有益于人也，尚矣。绘《豳风》而知稼穑之艰难，貌《王会》而见蛮夷之率服。……匪徒为玩好之具，遣适之资而已。海虞时彥德氏出示唐玄宗与杨贵妃《击球图》白描一卷……若夫唐有天下，休养百年，至玄宗承熙洽之运，享太平之福，政宜修己安民，求贤图治，以保守鸿业。乃纵其乐逸，耽惑女宠，暱比奸倖，而击球驰马，即斯图所绘，般乐如此，卒至于播迁迫逐，几亡社稷，要皆纵乐之所致欤？（清）张照等奉敕编：《石渠宝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24册，第397页。

所述《击球图》之“纵乐”，既是唐代图绘的转折点，也是后人审视唐史由盛而衰的节点，并由此强化“经图”历史功用与艺术价值。这一传统在绘画批评中的延续，例如“古者图书并重，以存典故，备法戒，非浪作者，故有《建章千门万户图》，晋张茂先犹及见之。汉成帝视《纣踞妲己图》，班姬因进忠言”（清）孙岳颁等撰：《佩文斋书画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9册，第489页。;“宋立画学，遂进杂流，犹令读《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篇，各习一经，兼著音训，要得胸中有数十卷书，免堕尘俗耳”俞剑华编著：《中国历代画论大观》第十编《清代画论》（五），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312页。，也是依经立义的建德史观。如果说唐人的山水、花鸟图偏于“自我图像”，则《王会》《豳风》《无逸》等绘事堪称这个时代的“标志图像”，于中我们自会发现这些“从命题到给予命题以意义的‘逻辑空间中的图画”所呈示“视觉隐喻”（美）W.J.T.米歇尔著、陈永国译：《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无疑是具有政治控制力却不乏文化张力的历史话语。

综述而论，唐代图像叙事并不仅限于叙事的内涵，也不仅限于与史学叙事辅成相弼的功用，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其叙事的形象展示，引发我们对唐代政治史与艺术史的思考。所以通过图像史的变迁，可以发现唐朝是极为重视图像叙事的一个重要时代;通过其“一王法”的兴亡图式，可以看到唐人从政统到史统、圣统的体认;通过以《王会图》与《无逸图》为代表经图视阈，可以反观大唐气象与勤政俭德的互为互成;而通过唐人的建德史观，又可省思一代绘事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与价值。

（责任编辑：李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