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行道

现在中原大地上的河南、河北、安徽、山东等省方言，虽然已经都属于北方话，但是各地仍然保留了不少古音。这些古音往往能和南方的方言相印证，证明南方汉族的祖先从中原南迁而来。

现在山西、陕西、甘肃话的“掉”说“跌”，吴语的北部和赣语、客家话、粤语也说“跌”。而从河南省东部到长江沿线、闽南语都说“落”，这两个字都是古语，说明古代中原的东西部说法就不同。“跌”是古代中原西部的说法，应该是从湖北南传到江西、湖南、广东等地。“落”是古代中原东部的说法，从安徽扩散到长江沿线，再从光州南传到闽南。

根据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挑选”一词，现代汉语多说“挑”，但是在北方各省和东南的吴语、闽语、赣语、粤语都有“拣”的说法。客家话说的“择”字最北部分布到现在河南新蔡县，向南出现三条扩散条带，一条是经过安徽南部到浙江中部，一条是经过湖北南部到湖南中部，一条是经过江西的南部到福建西部、广东的东部。我认为，“择”字显然源自淮河上游，经过湖北和安徽南传。“择”字南传的时间比“拣”字南传的时间晚，所以在南方分布的地方不大，而且出现在较晚形成的客家话之中。“拣”字南传的时间很可能是六朝，而“择”字南传的时间很可能在唐代。

“弯”是现代汉语通用语，但是山西话说“圪溜”，显然是“曲”字的中古音kiu的变体。“曲”字的南传也是从湖北分为三条线路，湖北英山、崇阳、通城和邻近的湖南平江、江西德安、宜丰说“翘”，显然是“曲”的讹误。“曲”字从九江延伸到南昌、吉安、赣州、福州，并在广东最终成为粤语的通用说法。另一条线路是从长江下游扩散到浙江中南部，说“屈”。第三条线路是从湖南汨罗，向西传到吉首。这三条线路非常接近“择”字的三条扩散线路，也应该是在唐代才开始传播，所以在南方的地域很小。这也说明粤语的形成较晚，从江西来的移民在粤语形成中的作用比较大。

“给”是古今汉语通用语，但是在今山西临汾、吕梁、平遥等地都说“与”。“与”也是古汉语，现在北方仅有这一带保留。闽南话的“给”说hu，其实就是“与”，从变成再变成，读音接近。“羽”的别音就是，“雩”读，但是“”读。浙江中部的金华说“约”，邻近的安徽南部说“科”，都是该字的变体。这两条传播路线都在上述三条路线中，证明唐代确实有这样的移民。

晚唐从中原向金华、闽南、湖南的三条语言扩散线路，正是晚唐的河南军阀向南方成功扩张的三条线路。向闽南进军的是光州固始县人王审知，向湖南进军的是马殷。马殷是许州鄢陵县（今河南鄢陵）人，原来隶属蔡州军阀秦宗权的部将孙儒。秦宗权派其弟秦宗衡南下江淮，孙儒杀死秦宗衡，一度夺取扬州、润州（今镇江）、常州、苏州。但是孙儒在宣州被杨行密打败后处死。马殷跟随刘建锋进军湖南，建立了楚国。孙儒的部将王坛占据了婺州（今金华），自称刺史。王坛被吴越的钱打败，投奔杨吴的杨行密，但是王坛从河南带来的很多士兵可能留在金华，影响了当地方言。

五代十国的十国，有九个在南方，其中八个是北方人建立，八个之中又有四个是河南人建立。舞阳人王建割据四川，建立前蜀。固始人王审知割据福建，建立闽国。上蔡人刘隐割据岭南，建立南汉。鄢陵人马殷割据湖南，建立楚国。这些小国的建立者虽然在中原的军阀混战中失败，但是在南方获得了新的天地。河南人建立的这四个政权分布在最偏僻的西南和岭外，对当地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地方远离中原，但是此时则直接被中原人统治，加速了当地的汉化进程。

这种由中原人越过江淮，直接来到华南建国的模式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末河北真定县（今河北正定）人赵佗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南越国历时93年，开启了岭南汉化的历史。南宋和南明时期，又有很多北方人直接来到华南。历史上的华南汉化过程，往往由很多北方人跳跃移民到华南来进行。

福建话有不少词汇与北方话类似，但是不同于浙东南的吴语和粤语，比如“骂”字见于闽语区大多数地方，但是浙东南的吴语说“凿”，粤语说“闹”。再如“抱”，粤语说“揽”或“供”等，浙南的吴语说“挟”或“驮”等，闽语就说“抱”。再如“想”，浙东南的吴语说“忖”，粤语说“恁”，闽语就说“想”。闽南话和北方话都说“一顿饭”，南部吴语说“一餐饭”。闽南话和北方话都说“看”，南部吴语说“望”。再如“蹲”，从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到闽西北的光泽、邵武、顺昌再到闽南，都说“”，明显有一个从中原向江西、福建扩散的条带。这个条带两边的吴语和湘语、客家话不说“”，这个条带恰好是中原人南迁福建的路线。湖北东部紧邻信阳，信阳原来或许也说“”。这些词语也见于海南话和广东沿海的闽南语，说明宋元时期的闽语就有“”字。这些词语是生活词语，不太可能是传自书本。这些词语像楔子一样，从中原伸入福建，很可能就是唐末王审知麾下的光州移民带到福建的。

山西省四面是山，历史上的很多战火都被这些高山阻隔，所以山西保留的古音最多。现在有的语言学家把山西话从北方话中独立出来，单独划为一个方言区，称之为晋语。现在晋城人说“我”为w，非常接近闽南语的“我”w。晋城和长治之间的高平，也保留了很多古音。高平话的“输”说，闽南语的“愈”正是说，“输”和“愈”的声旁都是俞，读音接近。高平话的“这”说，非常接近吴语的“这”。“这”的上古音接近，闽南语完整地保留了上古音声母知端合一的特点，现代汉语的zh在闽南语中往往读为。高平话的“清晨”说“清深”，也非常接近吴语的“清晨”。高平话的“我们”说我，“咱们”说咱，“他们”说他，“你们”说你，“人家”说人家。其实就是“等”，现在南部吴语的台州话还说“我等”，粤语也说“我等”。江淮东部的泰州话，清代还把“我们”说成“我代”，近代逐渐变为“我徕”。现在普通话的“们”字，源自古汉语的“辈”字，“们”和“辈”的读音很接近，都是唇音，“我们”就是“我辈”。因为这些都是生活中最常用的字，所以保留了古音。

高平话还把“小房子”说成sh，其实是“舍”，现在江苏省中部还有很多地名叫某某舍，泰州话读成s，有人写成“厦”。“舍”的原义就是简单的房舍，所以有寒舍、草舍、宿舍等说法。现在东南很多方言的“舍”读成si，周运中的《东南的厝、江南的厍源自中原的舍》一文，收入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指出江浙沪常见的村落地名俗字厍即舍，构形、含义都和福建、台湾、浙江等地的“厝”字一样，都是指房屋，读音也很接近，所以“厝”就是“舍”的俗字。早期南遷福建的北方人造出“厝”字，时间长了之后，很多人忘记了由来。“舍”的源头不在江南，也不在江淮，而在中原。河南商丘是商朝诞生地，也是宋国的都城。“商”“宋”读音接近，“宋”字在甲骨文的字形就是木头上有屋顶。上古淮河以北有徐国，淮河以南有舒国，“徐”的右边是余，“舒”的左边是舍，余和舍的读音、字形都很接近，甲骨文的字形都是木头上有屋顶。

日语的“屋”字有一种读音是や（y），正是“余”的上古音，“余”的上古音是以母鱼部。我认为这是因为日语早期接触到了中国东部沿海的语言，余的本义就是屋，所以日语屋的这种读法源自江淮下游。日语中的汉语“借”字最早的一种读音称为吴音，源自江淮下游，当时的吴语范围比现在大，淮河下游也是吴语区。日本和中国的密切交往始于南朝时期，所以早期日本引进的汉语主要是吴音。

现在山西有的地方把“太阳”说成“日头”，湖北、安徽、江西、浙江、湖南、广东、广西都有这种说法，显然是源自中原。

现在山西左权县的爷爷说公公，陵川县说老爹，公公和老爹两种说法现在主要在南方，华北仅有山西保留，这两个地方在太行山中的偏僻之处，说明古音主要是因为山地的庇护才得以保存。

山西话的“抱”说“”，其实就是“挟”，“挟”的上古音是kp，演变为中古音k，写成“”。现在从安徽南部到浙江中南部都说“挟”，并且明显地呈现出一条向南扩散的线路。这条扩散线路的源头很可能是古代的中原，只不过现在的中原话已经发生变化，所以保留在两头的山西和江南。因为南部吴语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六朝时南迁的河洛雅言，所以这条扩散线路很可能是在六朝时期产生。东晋在今安徽南部侨置南豫州，很多中原人南迁到江南，带来了“挟”这个字。

“站”是现代汉语通用语，但是山西南部，陕西中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安阳、南阳，湖北郧县等地保留了“立”的说法，现在吴语和赣语的中部也说“立”，而东南其他绝大多数地方都说“企”，企鹅就是近代东南人在翻译外语时发明的新词，因为企鹅时常站立而得名。“企”的最北部分布到湖北麻城，再往北就是信阳，说明“企”也是源自中原的说法，很可能上古中原也有这种说法。

山西阳泉、偏关、吕梁和内蒙古一些地方，把“拔”说成“挽”，现在闽南语也这样说，说明闽南语这个字来自中原。除福建和山西，仅有湖北宜昌这样说，说明是从中原直接来到闽南。唐代的中原话很可能还有这种说法，或许是由晚唐的光州固始移民带到福建。

现在山西省西南部的方言，把“水”说成，安徽阜阳话也说，福建的客家话也说，显然可以连接成一个完整的迁徙图。山西和阜阳之间的很多地方，虽然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说法，但是古代的中原可能有更多的地方有这样的说法。客家人从中原南迁，仍然保留这种说法。

现在山西省西南部的平陆、万荣等地，“砍”说“斫”，传到了陕北一些地方。“斫”现在主要分布在吴语、赣语、客家话、闽南话，无疑来自中原。

现在山西省中北部、陕北、内蒙古等地，“擦”说“揩”，吴语的中北部和湘语、赣语、客家话的北部，都说“揩”，也是来自中原。

山西边缘的多山偏僻之地，保留的古音也比较多。比如现在山西绝大多数地方的“踩”都说“踩”，但是在偏关、灵丘、平陆和靠近山西省界的河南焦作、河北赞皇，还保留“踏”这种古老的说法。河南信阳、湖北郧县和西北各省也有这种说法，说明这是原来中原普遍流行的说法，残留在中原周边的一些地方。现在吴语和闽语多数说“踏”，晚出的“踩”字从东北一直延伸到广东。

有的古代山西话，甚至在现在的山西境内找不到，但是被山西移民带到了内蒙古，保留在现在内蒙古的晋语中。比如内蒙古很多地方的“跑”说“逛”，这个字不是现代汉语的“逛”，而应是古汉语的“赶”。现在江苏、安徽很多地方还把“跑”说gng，就是“逛”。“赶”的本义就是“跑”，许慎《说文解字》说：“赶，举尾走也。”其实是人跑而不是野兽跑，所以偏旁是走，“赶”从奔跑引申出了赶快的意思。

河北省和河南省一样，东部都是大平原，历史上容易受到战争侵扰，所以现在基本属于北方话。但是在河北省西部靠近太行山的地带，保留了很多古音。因为这一带在战乱时可以依托山地自保，来自北方的入侵者往往从东部的平原长驱直入，而绕过山麓地带。

哭是现代汉语通用语，不仅北方话说哭，湘语、赣语、粤语都说哭，浙江中部的吴语和客家话说“叫”，但是福建北部都说“啼”，石家庄、保定、阳泉也说“啼”，北方仅有这一小片地方说“啼”。

筷子是现代汉语通用语，也从北方一直延伸到湘语、赣语、粤语，但是南部吴语和闽语都说“箸”，“箸”是古音。现在北方仅有石家庄东北部到保定西南部的几个县，保留了这种叫法。“筷”是晚出的说法，源自“竿”，筷子类似竹竿。现在四川中部很多地方把筷子说成花签或花竿，保留了筷的原始形态。签的古音是km，也很接近竿的读音。

“东西”是现代汉语通用语，从北方一直延伸到赣语、湘语、客家话，吴语说“物事”，闽南语说“物件”，现在北方仅有石家庄南部和河南濮阳、山东菏泽等极少的地方保留了“物件”的说法。

前人很少注意到石家庄附近保留的这些古音，不仅在北方，甚至在南方不少地方都很罕见。说明历史上石家庄一带在战乱中保存的人口较多，所以能传承这些古音。汉语中古音向近古音变化的时代，在宋金时期，此时因为战乱导致华北大平原人口严重减少，语言也随之变化。但是在这一时期，河北平原则像是台风的中心，反而战乱较少。

金朝末年，蒙古人从塞北大举南侵，河北各地的豪强也纷纷起兵，结寨自保。金宣宗把首都从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南迁到南都开封府（今开封），依靠河北的民兵阻挡蒙古，在兴定四年（1221年）封九个民间武装首领为公，号称九公封建。其中威州（今井陉）人武仙被封为恒山公，他的地盘最大，兵马最强，财富最多。管辖之地包括真定府（今石家庄北部）、中山府（今保定西部）、沃州（今石家庄南部）、冀州（今衡水）、威州、平定州（今平定）等地。面对蒙古人强大的武力，武仙很快投降，蒙古人任用先前投降的河北永清縣人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武仙为副帅。正大二年（1225年）武仙杀死史天倪，再度归顺金朝。史天倪的弟弟史天泽逃脱，一心复仇，依靠蒙古人打败武仙，武仙南逃。河北藁城县人董俊，也很早投降蒙古，他帮助史天泽逃脱，藁城县是蒙古反攻武仙的一个重要据点。先前投降蒙古的河北定兴县人张柔，控制了真定以东和深州、冀州以北的三十多县，被蒙古任为河北东西路都元帅。窝阔台即位，任命史天泽为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史天泽是蒙古人麾下的华北汉兵三大帅之首，他管辖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和山东省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史天泽在任内召集流亡的人口，恢复生产。因此河北中部虽然也有战乱，但是总体上还是在史天泽、张柔、董俊等汉人官员的直接管辖之下，人口恢复较快。武仙、史天泽的统治中心正是在今石家庄，这里最为繁盛，政治地位也较高，所以这里保留的古音较多。

金朝封建的九公之中，占据晋东南的上党公张开，实力仅次于武仙，远超占据晋中的晋阳公郭文振。晋东南离蒙古作战前线较远，宋金以来的经济一直比较繁荣，人口留存比较多，所以现在晋东南保留的古音也比较多。

总之，中国东南各地的诸多方言不仅保留了很多古字古音，而且在现在的北方各方言中也能找到不少能相互印证的蛛丝马迹。中国东南各方言的主体都是来自历史上的北方汉语，属于汉语方言的分支。方言比较有力地证明了南方汉族的文化主要来自北方，研究中国东南地区的历史进程必须采取多学科结合的方法，而语言学是必不可少的一项研究。如果研究中国东南地区的历史缺了语言学的视角，或者仅通过东南方言内部比较而不比较南方和北方的诸多方言，都不能看到历史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