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惠泉

2015年年初我在台湾政治大学访学时，正值罗家伦（1897-1969）的后人将罗先生的万卷藏书从美国西雅图运回，并收藏在社科资料中心。

罗家伦在民国时期先后做过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校长，是个酷爱读书和藏书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先生的藏书也随着他和家人曾滞留于欧、亚、大洋、美四大洲。罗家伦的长女罗久芳在《先父罗家伦的藏书》中讲道：抗战爆发，父亲的藏书从南京运往上海，后又运往地处后方的重庆。抗战胜利后藏书再次运回南京。国民党在大陆溃败，藏书又从南京运至上海随后运往台湾的基隆。后来，由于两个女儿去澳大利亚求学，罗夫人张维桢去陪伴，藏书从潮湿的基隆转至气候干燥的悉尼。而随着罗久芳在美国工作定居，藏书即运到西雅图。2014年，罗家伦的后人最终将13000余册藏书交赠台湾政治大学保存。在中国近现代个人藏书史上，如此辗转、漂泊，找到归宿并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不能不说是十分的传奇。

在翻阅罗家伦先生的藏书时，我意外地发现在一本很厚的外文书中，不起眼地夹着一支露着笔头、长度15厘米的铅笔。上面印有繁体字“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制 MADE IN CHINA 100 HB”，清晰可见。对于习惯使用上海的“中华铅笔”和小时候使用过北京的“金鱼牌”“丰收牌”铅笔的学子来说，“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生产的铅笔，的确是闻所未闻。

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是现今生产“中华铅笔”的“中国第一铅笔股份公司”的前身。而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诞生于1935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上海。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国政府命令生产机关往后方迁移。为了保护民族工业的幼芽，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也由两名工程师和一名副经理，率领工人基本队伍西迁。该厂95%的东西都搬了出来。先迁武汉，再迁宜昌，1939年落脚于重庆。如果考虑到罗家伦1937～1941年间曾在重庆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经历，这支夹在书中的国货铅笔，其笔龄于今应在70年以上。罗家伦的女儿曾回忆说：夜深人静，父亲经常在油灯下读书写作。

中国人自己造铅笔，是缘于20世纪30年代英美德日（特别是德国的“鸡牌铅笔”）在华大量倾销铅笔，一家经营文具业的老板在《中国新闻报本埠附刊》上感叹：偌大的中国做不出铅笔，铅笔作为工商学界必需之品，三界有两亿人，每人每年用一支铅笔，每支平均价值大洋五分，需要一千万元的国币输出国外去，试问中国怎能不穷？怎能不破产？

铅笔作为新的大众书写工具非中国人发明与制造。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知晓并引进铅笔呢？这就是罗家伦的一支铅笔引发的追问。据查，晚清报刊已有关于铅笔的报道。

1881年，《益闻录》（天主教在华办的第一份刊物）第86期有《铅笔新制》一文云：“以细铅条嵌入木心，用刀削尖便能作字名曰铅笔，以之草西文极形便利，而华字则有转折不灵之病，而舟车携带随意作书亦可应一时之急。”“喜其价廉用广，销路益行起色也。”

1904年，《大陆报》第11期谭丛在“考证丛谈”专栏撰文《铅笔之历史》（连载上、下两篇）。

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应停科举”，1906年科举废除，这成为中国人开始接受铅笔、改变书写工具的重要契机。

1907年，《北洋官报》第1440卷新政纪闻《实业：定期开办铅笔公司》，天津有学董诸君在河东约集该处绅商创设铅笔公司的报道，不过后来却未见公司的下文。

1911年，曾庆云在《隽新期刊》为铅笔作诗一首，这可能是国人对铅笔最早的赞美。诗作如下：

巧制何人创最先，居然造笔可由铅。不须蘸得松烟色，纸上挥来也自然。

有趣的是，此诗在不同年代先后三次见报，署名除曾庆云外，还有巫其间、王斌。如1934年《育群》第1卷第4期，高中一年级王斌同学发表了同样的诗。时隔二十多年，无法知晓的“抄袭”，在数字化检索的条件下即刻现形。

1918年，《纽约时报》刊载《中国制造铅笔》，报道中国人和英美人合办工厂，可日产100支。《民国十年》书注云：晚清末年，废科举，办学堂，中国人第一次用上铅笔。

1935年10月，《新闻报》报道，中国铅笔厂开始营业，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在上海诞生——这是当時除在香港九龙生产的“大华铅笔”外，内地第一家实实在在的由中国人吴羹梅等创办的国货铅笔厂。

1936年8月，《实业公报》第295期载实业部训令，其令本部附属各机关：通饬采用中国铅笔公司国货铅笔。教育部及一些地方省份也相继发文，支持国货铅笔的使用。

1940年，《东方画报》第3卷2期刊载《在国难中成长中国国货的铅笔厂》一文。记者舒少南采访了因抗战迁至重庆的中国国货标准铅笔厂厂长吴羹梅。吴厂长表示：“一支笔可以扫荡十万大军”，“不能在前方流血，便应在后方努力生产”。

在中国人使用铅笔上，还有个小插曲。1939年《正报》有标题文“章太炎反对铅笔”说，1908年章太炎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认为，铅笔中国早就有，后变化为毛笔，“毫之制造愈良，而铅、铁遂废不用，欧洲则迄今未改。以笔言之，亦见汉土所用为已进化，而欧洲所用为未进化也”。在章太炎看来，铅笔并不是什么先进的玩意儿，万不可“趋时之士、冥行盲步，以逐文明，乃往往得其最野者”。

章太炎多年前的议论被翻出来，此时正值洋铅笔特别是国货铅笔兴起之时。当时国内还有一种意见：铅笔非永久使用之笔，不过是写毛笔字前的用笔。此外“笔过硬纸不免有破裂之虞”，而当时国内纸张大多粗糙，用铅笔写汉字有“转折不灵之病”，恐怕也是一个原因。

章太炎反对使用铅笔，有固守国粹之嫌。他关于中国人使用铅笔在毛笔之先的说法，也未见有确凿的史料支持。1999年殷墟晚期贵族墓中发现玉璋上保留了毛笔痕迹，表明中国人早在商朝已用毛笔书写，而战国楚墓里已经出土了毛笔实物。这些考古发现显然为章太炎所不知。

铅笔的历史已经有几百年，中国人使用和制作铅笔的历史已有八九十年，即便在科技突飞猛进的21世纪，铅笔作为大众书写的重要工具，仍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的迹象。

这是一支随着罗家伦见证过历史、书写过文字、在书籍上作过批注的铅笔，这是一支经历了七十多年沧桑、几经辗转、壮游天地的铅笔，它钩沉的一段历史和文化值得记忆。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