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礼刚 李静蓉

刺桐城的沿海有一个港口，船舶往来如织，装载着各种商品，驶往蛮子省的各地出售。这里的胡椒出口量非常大，但其中运往亚历山大港以供应西方各地所需的数量却微乎其微，恐怕还不到百分之一。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意大利]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梁生智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217页）

刺桐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甚至可以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有百条大船，至于小船可谓多得不可胜数。（[摩洛哥]伊本·白图泰：《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李光斌译，海洋出版社，2008年，第543页）

抵达东方之前，在大多数西方人的认知中，或许亚历山大港就是他们已知的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港口，但来到东方以后，东方的富庶与美丽超越了他们的想象，甚至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其中“刺桐”便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城市。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人对“刺桐”的高度赞誉，尽管很多人怀疑他们描述的真实性，但这也成为刺激西方人前往东方探险的动力之一。

连接世界的贸易网络

“海上丝绸之路”早就存在，但直到8世纪以后才出现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的阿拉伯人建立了从大西洋东岸到中亚的横跨亚非欧的帝国，并取得印度洋的制海权，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而8世纪晚期的中国由于陆路受阻，也将关注点投向海洋，并逐步建立了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波斯湾、东非沿海等国家和地区的海路联系。中国人与阿拉伯人在海上有了直接联系，将东西方的海上航线连接在一起，形成了泛太平洋-印度洋的海上贸易圈。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通过海路转运与交换，推动了科技、思想、信仰的传播，也促进了多样化杂居聚落的形成。尤其是13～14世纪陆路与海路的畅通，陆上与海上两大丝路连接起来，人类文明进入了大交流时代。“因为当时统一的中国把北面的陆路与印度洋的海路联结了起来，才可能有13世纪和14世纪早期的‘前当代世界体系的存在。”[转引自理查德·皮尔逊（Richard Pearson）、李曼：《泉州及海外贸易的考古学探索》，载《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55页]

在这个“前当代世界体系”中，泉州是一个重要的连接点。这个港口城市由于地理优势以及政策支持等因素，使其自12世纪开始就已经具备了向东北亚和东南亚、南亚辐射的功能，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也从南宋时期的五十几个发展到元代的近百个。泉州是12～14世纪中国连接世界的重要枢纽，许多中国官方文献习惯于以泉州为基点，计算同外国的距离、日数与方位。新加坡学者王庚武说，五代结束后，中国海交史上最显著的发展乃是“泉州时代的到来”。（王庚武：《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中华书局，1988年）

6世纪中叶的南朝，入华多年的印度僧人拘那罗陀欲渡海南返，便是由梁安港出发返航，说明梁安港这个泉州最早发展起来的对外港口，已经具备了交通南海国家的能力。8世纪以后，随着泉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港口贸易的依赖性更强，出现了“船到城添外国人”“还珠入贡频”的热闹景象，说明有不少外国人来泉州，这其中多是商人。唐代的泉州是阿拉伯人所熟知的中国主要港口之一。10世纪的五代十国时期，先后统治泉州的王延彬、留从效、陈洪进都鼓励发展海外贸易，并设立榷利院管理海外贸易，还有海路都指挥使专门负责维护航道安全。由于泉州管理者的锐意经营，泉州作为一个商品中心，不仅能够满足南唐对南海舶来品的需求，并逐渐与广州、福州相匹敌。而海外贸易的巨额收益使统治者有足够的财力把城区扩大近七倍，并使城区的布局同水路运输的联系更为紧密，城市也更趋商业化。五代十国时期泉州交通南海的能力以及商人群体的形成，为构筑一个连接世界的贸易网络做好了准备，而宋元时期的开放与对海洋的关注则为它进入这个世界贸易网络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北宋前期，泉州海外贸易持续发展，泉州商人不仅继续扩大在南海的贸易，还几乎垄断了对高丽的贸易，泉州在海外贸易的突出表现，已引起统治者的关注，11世纪初，朝廷就有讨论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元二年（1087年），宋廷正式在泉州设置市舶司，标志着泉州已成为国家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海外贸易在制度的保障下得到迅速发展。宋室南迁后，泉州更加靠近政治中心和消费中心，加上商人高效的商品集散能力，泉州港的发展更加迅速，最迟到南宋绍兴末年，当广、泉两市舶司岁入相当的时候，标志着泉州海外贸易的地位已与广州相匹敌了。

南宋时期泉州的一位市舶司长官赵汝适，对泉州的海外来客进行“访谈”，收集大量的海外地理信息，集成《诸蕃志》。这部书记录了与泉州有直接或间接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58个，东自日本，西至东非索马里、北非摩洛哥，甚至包括一些地中海港口和地区如亚历山大港、西西里岛和安达卢斯。他还以泉州为基点，估测从泉州到海外各地的里程及所花费的时间。赵汝适在泉州便能收集到从东北亚到地中海沿岸等地的相关信息，证明了泉州已经与这些地方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泉州港的世界性已经凸显了，从泉州放洋，可抵达海外诸多国家，正如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所言：“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出洋。”有意思的是，在泉州未设立市舶司之前，也就是泉州還不具备接待使节的官方资格的时候，有些外国使节也喜欢从泉州登陆或启航，如1082年渤泥国的使节来向宋朝进贡后，请求从泉州乘船返航。

到了元代，泉州港的繁荣已经超越了西方人的想象，不只西方旅行家称它为“世界最大的港口”，中国文人也认为它“号为天下最”（吴澄：《宋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吴文正公集》卷十六）。元朝的统一与开放，以及对海外贸易的大力支持，使得海路畅通无阻，泉州的海上贸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繁荣，泉州与海外的来往频繁，有如一家，“诸国之来王者且蔽海上而未已，中国之至彼者如东西家然”（王彝：《泉州二义士传》，《王常宗集·续补遗》）。许多外国商人、传教士、使节来到泉州，泉州出现了外国人聚居的“番人巷”，这里已经成为不同民族杂居的国际都市。

元代与泉州有往来的区域更为广泛，这与泉州对外交通航线的完善密不可分。当时泉州通往海外的主要航线有：一是从泉州启航，经万里石塘至占城，再由此转往三佛齐、婆、渤泥（文莱）、麻逸（菲律宾民都洛岛）等地;二是由泉州放洋过南海，越马六甲海峡到故临（印度西南沿岸奎隆一带），进入波斯湾、亚丁湾，远达非洲东海岸;三是由泉州北上，经明州，转航高丽、日本。因为畅通的航路与完善的航线，许多中外使节才能由泉州启航或登陆，并顺利完成政治使命，如1299年，有一位泉州人奉命出使火鲁没思（霍尔木兹），并顺利带回波斯哈赞大王特赐的呈献元朝廷的七宝货物。从泉州港出使海外的使节比比皆是，如曾任广东招讨使的杨庭璧出使俱兰国（印度西海岸），泉州永春人尤永贤出使马八儿（南印度一带）。正因为畅通的航路与完善的航线，江西人汪大渊才能两次从泉州随商船远洋游历世界，他历时8年，航程数万里，到过世界200多个地方，涉及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印度次大陆及其周围地区、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和北非。汪大渊将游历经历辑成《岛夷志略》，这部书是这一时期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详尽记录。汪大渊沿着商路所进行的游历探险，证明了这一时期的泛太平洋-印度洋的世界贸易体系早已存在。

帆樯林立的集散中心

宋元时期泉州的海外贸易无比繁荣，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源源不断地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汇集到泉州，再经由中外商人将大量的货物转贩到其他地方，而从这里输出的商品，既有当地的，也有中国其他地方的，种类繁多的商品络绎不绝地销往海外各地。很多文人描绘了当时的盛况，说这里有很多“缠头赤脚”的外国商人，大船运来了许多“海宝”，“温陵向南通海舶，贩宝诸番共为客”（阮孝思：《泉南义士行》，《全元诗》第53册，中华书局，2014年，第114页），“南阳蕃使到，明珠翠羽满舡来”（释来复：《送金员外归泉南》，《全元诗》第60册，第178页），还说这里“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马可·波罗也惊叹道：“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那个时代，琳琅满目的商品充斥着刺桐街市，市场嘈杂声“喧杂闹交厢”，随处可见“丝缠髻西洋客”（叶兰：《南闽即兴》，《全元诗》第63册，第141页），“满市珠玑醉歌舞，几人为尔竟沉酣”（贡师泰：《玩斋集》，《拾遗·泉州道中》），足见当年的刺桐是何等的繁华。

来泉州的意大利犹太商人雅各说，这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市场，如丝绸市场、香料市场、陶瓷市场、珠宝市场、书籍市场、牛市、马市、草市、鱼市、肉市等”。他还说：“这里的商店数目比世界上任何城市的商店都多，商店里有各种各样的商品。”（[意大利]雅各·德安科纳著：《光明之城》，杨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3～175页）那么，在泉州市场上能接触到的中外商品究竟有哪些呢？唐五代时期泉州进口的商品，主要是珍珠、犀角、象牙、玳瑁等，多为进贡朝廷，为统治阶层所享用的奢侈品。宋元时期泉州从海外各国输入的货物规模与种类更多，有400种以上，其中香料包括沉香、乳香、降真香、龙涎香、蔷薇水、檀香、笺香、金颜香、笃耨香、安息香、速香、暂香、黄速香、生香、麝香木等;药物有苏木、阿魏、肉豆蔻、没药、胡椒、丁香、木香、苏合油、血竭、脑子、鹿茸、茯苓、人参、麝香等;珠宝有金银、象牙、犀角、珍珠、珊瑚、玳瑁、翠羽、玛瑙、猫儿眼、琉璃等。除了大宗商品香料、药物和珠宝，还有许多日用品如吉贝布、番布、高丽绢、绸布、松板、杉板、罗板、乌木、席、折扇等，甚至也有一些军事用品如硫黄、日本刀等。

在泉州能买到许多海外珍宝，同样在海外各个繁荣的市场也能见到由泉州港输出的中国商品，因为从这里转运出去的商品也是数量惊人的。《诸蕃志》记载，经由泉州出口的商品有：丝织品、瓷器、金、银、金银器皿、铜钱、赤铜、铝、乌铝、锡、白锡、铁鼎、铁针、漆器、胭脂、草席、凉伞、雨伞、大黄、川穹、白芷、朱砂、绿矾、白矾、硼砂、砒霜、樟脑、荷池缬绢、干良姜、米、盐、糖、酒、皮豉、网坠、牙臂环、建本文字等。《岛夷志略》记载，经泉州出口的商品有：丝、瓷、金、赤金、沙金、铜、青铜、白铜、铜条、铜珠、铜鼎、铁、铁块、铁鼎、铁线、铁条、铁锅、银、花银、白银、金银首饰、锡、斗锡、花锡、针、青珠、硝珠、五色硝珠、黄红烧珠、红绿硝珠、五花烧珠、珊瑚珠、木梳、牙梳、篦子、纸扎、鼓、鼓板、鼓瑟、鼓乐、琴、阮、硫黄、蔷薇水、樟脑、水银、白矾、良姜、酒、盐、米、糖、白糖、糖霜、漆器、漆瓷器、黄油伞等。

从这两部文献的记载，可以看到输出的商品种类繁多，当然其中丝织品和陶瓷是最多的，也是最受欢迎的，获利也是最大的。以外销陶瓷为例，由泉州港放洋远航的商船运载的瓷器不仅有泉州德化窑、磁灶窑、同安窑等地生产的陶瓷器，也有江西、浙江等地生产的产品。现代海洋考古资料显示，从东北亚到东非沿岸的泛太平洋-印度洋贸易圈所涉及的港口及周边地区几乎都能发现泉州外销瓷的踪影。而泉州输出的丝织品也是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伊本·白图泰说，他在印度遇见中国皇帝派大使赠送给摩哈美德王的500匹锦缎中，就有100匹是刺桐制造的。1975年在福州黄墓出土的大批丝织物中就有不少是泉州南外宗正司织坊生产的“泉緞”，无论是织造技术，还是质地、花色，都达到了精美非凡的程度。当然，以海外对中国丝织品的大量需求而言，泉州生产的丝织品是远远满足不了的，因此泉州港汇集了从中国其他地方转运过来的丝织品以供外销。法国学者伯希和认为：“泉州、漳州以及福建其他地方生产的绸缎可能都统称为‘Zaitunese，因为它们是从‘Z?ītūn运往海外的。事实上，我估计，称为‘Zaitunese的丝织品中有许多是建宁生产的织锦。”这也证明了泉州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以至于从泉州输出的丝织品均被冠以“刺桐缎”的名称。

泉州港对外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进出口商品的增多，不仅给这个梯航万国的港口城市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也使它成为东方最大的商品集散港口，泉州被当代欧美学者称为10～14世纪的“世界的货舱”。

随着时间的推进，泉州的地位不复以往，西方人笔下那个繁荣如神话般存在的“刺桐”成了一个谜。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欧洲学术界围绕刺桐在哪里，进行了广泛的争论。直到日本学者桑原陟藏的名作《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之事迹》问世，刺桐之名才被确定为泉州，他总结了这场国际性讨论的结论是：“Zaitun为中国中古时第一商港，而征之汉籍，宋末及有元一代，沿海商港，无一能及泉州。”（[日]桑原陟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2009年，第33页）

刺桐，不该被遗忘的梦

随着元朝覆没，泉州空前繁荣的盛况也戛然而止。尽管繁华落幕了，但“刺桐”仍在15世纪以后西方人的东方梦里徘徊。

《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无比繁荣与富庶的描绘，是引起欧洲人对东方财富狂热追求的原因之一。为了通往东方，各式航海图也在欧洲应运而生。其中受《马可·波罗游记》影响并标注“刺桐”的著名地图就有《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集》和《1459年毛罗世界地图》。在《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集》上，“可以看到一座城堡式的城市，它的下（南）面有一个大弧形，表示海湾或港口。整个地区标为‘Zayton，城区标为‘Ciutat de zaiton（刺桐城）”。而《1459年毛罗世界地图》所绘制的“刺桐港”更加丰富细腻，泉州地区被标为“刺桐王国”。另外，还有很长的一段标记与马可·波罗所描绘的相差无几。

哥伦布为了前往东方，他不仅认真研究了《马可·波罗游记》，还参考了许多地图，其中就有《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集》和《1459年毛罗世界地图》。在发现美洲前18年，他还多次与意大利学者保罗·托斯加内里通信，询问东方情况，保罗曾经为他描述过刺桐的情况：“盖诸地商贾，贩运货物之巨，虽合全世界之数，不及刺桐一巨港也。每年有巨舟百艘，载运胡椒至刺桐。其载运别种香料之船舶，尚未计及也。”（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选自“保罗·托斯加内里致哥伦布书谈中国情形”节，中华书局，2003年，第437～440页）“刺桐”已成为哥伦布前往东方想要抵达的一个地方。哥伦布首航美洲时，他还以为他到达了东方，他以为离刺桐不远了。他在1492年1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很肯定，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大陆了，离刺桐和京师一百里格上下。”（张至善编译：《哥伦布首航美洲——历史文献与现代研究》，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36页）

尽管刺桐空前繁荣的时代已经逝去，但它的海外贸易并没有结束。15世纪初，西班牙使节克拉维约前往帖木儿帝国时，发现帖木儿的帐幕外墙是由名“刺桐”的素缎围起来的。可见，15世纪后由泉州销往海外的丝织品还以“刺桐”名之，“刺桐”仍为西方世界所熟知。伯希和说：“16世纪流行的这样一个词可以让人记起 Z?ītūn 曾经的辉煌：第一时期的西南季风当时称为mavsin-i （Z?ītūnī），即‘刺桐季风。”（[法]保罗·伯希和著，叶妮雅译：《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译注〉中对“?AITION”的考释》，《海交史研究》2018年第1期）

15世纪以后，泉州的海外贸易仍在持续，只是由官方主导的市舶贸易已转向以私人贸易为主，并随着大量的海外移民以及文化的传播，书写着别样的刺桐传奇。

作者单位：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