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刚

习家池，位于襄阳城南约十里处的凤凰山（又名白马山）南麓，史称襄阳侯习郁建于东汉建武年间。

习郁后裔、东晋史家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中曰：“襄阳岘山南八百步，西下道百步，有习家鱼池。汉侍中习郁依范蠡养鱼法，中筑一钓台。郁将亡，敕其儿焕曰：‘我葬必近鱼池。涣为起冢于池之北，去池四十步。”（黄惠贤：《补校〈襄阳耆旧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4页）又《水经》卷二十八《沔水》“又从县（襄阳，汉旧县）东屈西南，水从北来往之”，郦道元注云：“水又东入侍中襄阳侯习郁鱼池。郁依范蠡养鱼法作大陂，陂长六十步，广四十步，池中起钓台。池北亭，郁墓所在也。列植松篁于池侧沔水上，郁所居也。又作石逗引大池水于宅北作小鱼池，池长七十步，广二十步。西枕大道，东北二边限以高堤，楸竹夹植，莲芡覆水，是游宴之名处也。”（陈桥驿：《水经注校证》，2013年，第637页）该池为习氏私家花园，故称。

明代著名园林学家计成称习家池为我国私家园林之鼻祖。他在《园冶》中谈到园林的择地、构筑和意境时写道：“郊野择地，依乎平冈曲坞，叠陇乔林，水浚通源，桥横跨水，去城不数里，而往来可以任意，若为快也。谅地势之崎岖，得基局之大小，围知版筑，构拟习池。”（计成：《园冶》，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第74页）所谓“构拟习池”，是说构筑郊野园林，要效法习家池。

当年习凿齿曾隐居于此，临池读书，登亭著史，写下了《汉晋春秋》。更值得称道的是，历代诗篇保存了许多关于“习池醉酒”的故事，内容之丰富，令人赞叹。现择其中荦荦大者，叙次如下。

“西京董贤馆，南宛习都（郁）池”

关于习家池，最早留下诗歌的是梁简文帝萧纲。萧纲为晋安王时，曾于梁普通四年（523年）至大通二年（528年）任南雍州刺史。在襄阳六年间，经常与下属文人庾肩吾、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徐擒、孔铄、鲍至等出游习家池，写诗奉和。萧纲在《春日想上林》诗中写道：

柳条恒著地，杨花好上衣。

处处春心动，常惜光阴移。

西京董贤馆，南宛习都池。

荇间鱼共乐，桃上鸟相窥。

香车云母，马黄金羁。

董贤，西汉人，年轻时玉树临风，一表人才。《汉书》本传载：“（贤）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说其仪貌……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钜万，贵震朝廷。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籍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其恩爱至此。”后官至大司马，与丞相孔光并为三公。哀帝“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木土之功穷极技巧，柱槛衣以绨锦”。萧纲诗以“习都池”与“董贤馆”并称。在作者笔下，习家池“处处春心动”。除风景秀丽、春色宜人外，与董贤馆一样，达官贵人络绎不绝。从“香车云母，马黄金羁”句中，可窥见当年富丽之盛。

“习家池”之称谓，首见于唐诗。陈子昂在《晦日重宴高氏林亭》诗中，将“高氏林亭”与“习家池”相比，其云：

公子好追随，爱客不知疲。

象筵开玉馔，翠羽饰金卮。

此时高宴所，讵减习家池。

循涯倦短翮，何处俪长离。

从题中“重宴”两字透出，当时海内达官贵人、骚人墨客曾在京城“高氏林亭”举行过多次盛大宴会。对于“高氏林亭”的首次欢宴，陈子昂在《晦日宴高氏林亭》诗序中有详尽之描绘。

陈子昂以为“天下良辰美景，园林池观，古来游宴欢娱众矣”，而此次“高氏林亭”欢宴的排场铺张、豪华奢丽的程度，实在令人瞠目，以至于发出“伟矣，信皇州之盛观”的慨叹。

此次“高氏林亭”的欢宴，并不亚于习家池。据《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五“冠盖里”条引盛弘之《荆州记》云：“襄阳郡岘首山，南至宜城百余里，其间雕墙峻宇，闾阎填列。汉宣帝末年，其中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数十家，朱轩辉，华连掩映于太山庙下，荆州刺史行部见之，钦叹其盛，敕号太山庙为冠盖里。”又《襄阳耆旧记》“冠盖山”条云：“冠盖山。汉末，尝有四郡守、七都尉、二卿、两侍中、一黄门郎、三尚书、六刺史，朱轩高盖会山下，因名冠盖山，里曰冠盖里。”文中明言，前条时间在“汉宣帝末年”，后条时间在“汉末”。从宣帝末到东汉末，250余年，岘山及“习家池”一带的辉煌实为叹观。

在陈子昂之前，习郁为汉侍中，封襄阳侯;羊祜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得专辟召;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山简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假节、镇襄阳，卒后又追赠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这些人权高位重，若在习家池“游宴歡娱”，其规模和声势可想而知。只可惜的是，当年习家池的“游宴欢娱”的盛况，文献并无记载。与萧纲《春日想上林》“西京董贤馆，南宛习都池”一样，从《晦日重宴高氏林亭》“讵减”句中透出，在唐初和唐以前，习家池曾经有过十分辉煌的时光。

“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

虽然我们不知道当年习家池“游宴欢娱”的盛况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习家池的妩媚风姿我们多少是可以领略到的。让我们来看一看唐代襄阳诗人是怎样描绘习家池的吧。孟浩然在《高阳池送朱二》诗中云：

当昔襄阳雄盛时，

山公常醉习家池。

池边钓女日相随，

妆成照影竞来窥。

澄波澹澹芙蓉发，綠

绿岸毵毵杨柳垂。

“山公”，即山简，字季伦，河内怀县人（今河南省武陟县），“竹林七贤”山涛之子。此诗从一个侧面描写习家池的婀娜风姿。陪同“山公”前来垂钓的仕女，盛装妆成，竞向池中观赏倒影。那芙蓉般的秀丽长发与岸边杨柳垂枝的影像，在清澈的池水中摇曳荡漾，相映成趣。

皮日休在《习池晨起》诗中云：

清曙萧森载酒来，

凉风相引绕亭台。

数声翡翠背人去，

一番芙蓉含日开。

茭叶深深埋钓艇，

鱼儿漾漾逐流杯。

竹屏风下登山屐，

十宿高阳忘却回。

与孟诗不同，这是一首多角度观赏习家池的诗。清晨，诗人携带美酒，来至徐风送爽、相引要绕的亭台。如同翡翠般美丽的鸟儿，在“数声”鸣叫之后，掠过人群，向背处飞去。从凉亭向外环视，一大片“芙蓉”在旭日下竞相开放，那“茭叶”深深地埋在“钓艇”的下面，那“鱼儿”在池中来回“逐流”，翻起阵阵浪花。而“竹屏风”下面多双登山木屐暗示，有人竟然像高阳酒徒一样于此流连“十宿”，忘了回家。

孟诗题称“高阳池”，而诗中称“习家池”。皮诗则相反，题称“习池”，而诗中称“高阳”。此为何故？《世说新语·任诞》云：“山季耸为荆州，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篱。举手问葛强，何如并州儿？高阳池在襄阳，强是其爱将，并州人也。”说的是山季伦，一喝醉了酒，就径直跑到“高阳池”去了。日落时分，反戴着白帽子、倒骑着骏马回来，而自己竟浑然不知情。还问他手下爱将葛强，我与你这个“并州儿”相比如何？

《世说新语》是记载汉末、三国、两晋士族阶层遗闻轶事的笔记小说，南朝宋刘义庆编撰。其中不少故事当早就在民间流传，而这个“山公倒接篱”故事被《晋书》所采信。又《世说新语·任诞》刘（孝标）注引《襄阳记》云：“山简每临此池，未尝不大醉而还，曰：‘此是我高阳池也。襄阳小儿歌之。”可见，“高阳池”乃山简名之。

山公之所以名习家池为“高阳池”，是因为慕名郦食其的缘故。郦食其，陈留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人，自称“高阳酒徒”。据《史记》记载，“高阳酒徒”郦食其，豁达豪放、风期俊迈。

称山简为“山公”，实为对其人品的至高褒奖。《后汉书·郑玄传》引孔融云：“昔太史公、廷尉吴公、谒者仆射邓公，皆汉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园公、夏黄公，潜光隐耀，世嘉其高，皆悉称公。然则公者仁德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也。”山简以“高阳酒徒”自居，称习家池为“高阳池”，遂使习家池益负盛名。从此，习家池与山公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如吴融在《高侍御话及皮博士池中白莲因成奉呈》诗中写道的：“习家秋色堪图画，只欠山公倒接篱。”在历代数百首题咏“习池醉酒”的诗中，涉及“山公”以及“高阳”“倒载”“接篱”“葛强”“并州儿”等掌故的诗篇，几乎占了一大半。此可谓我国诗词中的一大奇观。

“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

李白《襄阳曲》（四首），其云：

襄阳行乐处，歌舞《白铜》。

江城回绿水，花月使人迷。

山公醉酒时，酩酊高阳下。

头上白接篱，倒著还骑马。

岘山临汉江，水绿沙如雪。

上有堕泪碑，青苔久磨灭。

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

山公欲上马，笑杀襄阳儿。

另有《忆襄阳旧友赠马少府巨》云：

昔为大堤客，曾上山公楼。

空思羊叔子，堕泪岘山头。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东汉大儒蔡邕外孙。西晋开国重臣，讨吴有功。后举杜预自代，为晋朝的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晋书·羊祜传》云：“祜卒岁而吴平，群臣上寿，帝执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羊祜在功名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的人生价值观念亦完成了从儒家向道家的转化，所著文章及《老子传》并行于世。

“堕泪碑”，是为纪念羊祜而立的。关于“堕泪碑”的来历，《晋书》本传云：“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歲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至若湛辈，乃当如公言耳。”对此，《水经注》解释说：“岘山，羊祜之镇襄阳也，与邹润甫尝登之。及祜薨后，后人立碑于故处，望者悲感，杜元凯谓之堕泪碑。”又《太平御览》引《荆州图记》亦云：“羊叔子与邹润甫尝登岘山，叹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没无闻，念此令人悲伤。润甫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及祜薨后，后人立碑于故处，望者悲感，杜元凯谓之堕泪碑。”杜预名之为“堕泪碑”，取“望其碑者莫不流涕”之意。

西汉中期，董仲舒揣武帝之意，以“春秋大一统”为据，上所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对策，遂起独尊儒术之滥觞。然而，自东汉至魏晋南北朝，世风锐变，儒术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隐指老、庄虚无神妙的玄学。随之而来，人物品藻的评价标准发生转向，即由功名利禄向“澄怀恬无”转变。汉代臧否人物偏重于人的道德风貌，目的在于表彰德行、选拔官吏，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而魏晋时期蔚然成风的人物品藻着重于人的主观精神风貌，赞美人的神韵风姿。人们崇尚隐逸，高隐之士成为人格的最高典范。这期间，开风气之先者，当数郑玄。据《后汉书·郑玄传》载，大将军袁绍举玄茂才，表为左中郎将，皆不就。公车徵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还家。后将军袁隗表为侍中，以父丧不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将军何进闻而辟之。州郡以进权戚，不敢违意，遂迫胁玄，不得已而诣之。进为设几杖，礼待甚优。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一宿而逃。”其高隐之风貌，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魏晋时期士大夫的审美观念亦发生了重大变化，自然、平淡、古雅、遒劲、豪放、沉着、旷远、通达、清奇、神似、飘逸、风骨等成为诗词书画的主要艺术特征。士大夫崇尚自然，多纵情于山水之间。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李白写下这么多犹如“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那样寓含高蹈精神的著名诗篇，为什么“习池醉酒”诗中的“山公”受到世人的如此追捧，为什么历代诗人如此偏爱习家池。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宋明以降，随着新儒学的兴起，世风又一次发生了重大转向，功名利禄重新占了上风。但是，在诗歌主旨上，总的来说，对飘逸风骨的追求，始终比对功名利禄的赞美要吃香。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是李白对我国诗歌旨趣最为经典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