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玮

关于鲁迅思想与政治实践关系的讨论，既有研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回心”说与“历史中间物”说。前者强调通过文学提供的主体性来面对或介入政治。文学被视为一种不满于现状、不断冲击既有秩序安排、回到原点的精神，也就是竹内好所说的“无”。持这种精神的人，在政治上只相信“永远革命”，“不把革命的普及看作革命的成功，而看做革命的堕落，加以破却”①。后者则认为鲁迅基于“清醒的现实主义”，一方面意识到个体对政治现实的无力，另一方面又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实践姿态，为打开未来的可能性空间做出努力，即“反抗绝望”②。这两类研究都试图找到一个鲁迅自我证成的时刻，偏重“心性”和价值层面的讨论。可以说，既往关于“政治鲁迅”的言说大都以文学为方法：文学既是鲁迅介入政治的媒介，也是其理解政治的方式。但在这样的讨论中，人们往往忽略了对鲁迅带有公共色彩的“实践取向”的深层关注。

钟诚的鲁迅研究，表面上看似乎仍是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理解鲁迅，但一改以往研究对“文学者”理想主义精神盲目肯定的做法。他不认为“文学者精神”及由此生成的“人国”理想可以直接推导出理想的政治。相反，当文学/理想与政治/现实真正交锋时，“永远革命”的政治思想难免缺少建构性。南下广州后，当思想革命与国民革命在北京时的同一性被打破，革命蜕变为专制压迫的“政治”，鲁迅提出了做革命同路人，“横站”的生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