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子

1935—1945年间，是林语堂言谈与著述最重要的十年。初到美国，他就成为妇女俱乐部被谈论最多的明星作者、图书出版公司最青睐的对象，并与纽约文化名流多有交往，具有专栏作家、文化经纪人、小说家和政论家等多重身份。但对于林语堂的两本文化随笔、两部长篇小说和时事政论集《啼笑皆非》，《纽约客》的评价始终冷静、客观。林语堂接受《纽约客》的采访时，对后者的批评建议也有所采纳。此外，《啼笑皆非》中对地缘政治学派的重构与批评，对“共同体意识”的谨慎怀疑，皆与战时《纽约客》的态度互为表里。综观抗战期间林语堂与《纽约客》杂志间的对话，不难领悟其中包含的自由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核心理念。

一

林语堂用英语写成《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之后，赛珍珠坚信这是一本“迄今为止书写中国的最真诚，最深厚，最完整，最重要的书”①，与丈夫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 Walsh）合力推动此书在美国出版。1935年，插图版《吾国与吾民》在四个月内共印七版，登上畅销书榜。9月21日，《纽约客》“书评”栏的主编克利夫顿·费迪曼②，在“图书简讯”栏“综合类”书目登录此书书讯。费迪曼称，中国人林语堂“像大师一样写作英语”，用幽默、微妙的性格描绘，展现了一群“有各式各样古怪毛病，却像是地球上最理性的存在”的中国人。赛珍珠作为出版方，所言或有夸张，但费迪曼用“地球上最理性的存在”③这样的表达，至少能部分说明林语堂在书写姿态上的中立与温和。

费迪曼不能理解的是，既然这部绝妙、敏锐又博学的作品涉及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谈及社会政治生活、文学艺术形式，甚至社会家庭的乐事，但林语堂的记录却“很少涉及中国正面临的危急的政治问题”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