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 戴锦华 贺桂梅 毛 尖

一

毛尖 今天参加对话的几位老师，恰好属于前后接续的三代人，希望今天的对话，能够通过几代人不同的文学经验，来呈现20世纪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为了准备这次对话，我重读了洪老师、戴老师和贺老师的部分著作，他们都是著作等身，实在读不完。我在读洪老师的《文学的阅读》和《读作品记》这两本书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关键词——“眼泪”。洪老师至少流过三次泪，有过多次明显的忧伤情绪。最早是在1950年前后，那时洪老师十二三岁，读巴金《家》中鸣凤投湖的段落，无法控制地痛哭起来。然后是20世纪60年代，洪老师读契诃夫时，心中有了空洞的感觉。接着是1981年前后，洪老师读加缪的《局外人》和《鼠疫》，“在那个天气阴晦的休息日，我为它流下了眼泪，并在十多年中，不止一次想到过它”。再后来有感情的冲动，就是在80年代后半期到2000年，洪老师反复理解和体认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时候。能否请洪老师先谈谈“眼泪”？我还想问洪老师，当年您读小说经常是有啥读啥，而这些年我们面对的问题则是日益增长的出版量和人民群众有限的生命之间的矛盾，那么您是怎么选择文本的？又用什么样的方式进入文本？我想这些年再没有什么文本让您如此动情了吧。

洪子诚 “眼泪”的问题，先不落入毛尖的“圈套”，先讲一点想法。过去我在书里一个人谈阅读，今天是我们四个人谈。我们四个人生活的年代差距很大。我生于1939年，今年正好80岁。我知道她们几位跟我在一起，可能不同意我的一些观点，但因为年龄的关系，会采取隐忍、宽容的态度，不跟我辩论，或者很委婉地提出不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