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 琴

行状，一种为逝者生平提供细节性描述的文体，出于为尊者讳的传统，加上往往出于亲友、门人之手，含有天然的感情偏向。正如宋人赵彦卫所指出的，“近世行状、墓志、家传，皆出于门生故吏之手，往往文过其实，人多喜之，率与正史不合”①。对行状的批评与谀墓之讥颇为近似。欧阳修撰尹洙墓志，就诗人之意与《春秋》之义在墓志中如何取舍，引发一段公案，也从侧面说明了对于行状这种“掩疵扬善”的特点，宋人往往持保留态度②。

宋人行状中，朱熹乾道三年（1167）为张浚所作《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下文简称“《行状》”）是著名的也是颇有争议的一篇，这篇行状以四万三千余字的篇幅，铺陈中兴名臣张浚一生的抗金功业，体现其忠义凛凛的气概。因其出自朱子之手，加上篇幅上无他篇出其右，故对后世影响较大③。但这篇行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如对张浚的过度褒扬，对与张浚本人直接相关的富平、符离之败和淮西兵变事件，也用了一些曲笔，为后人尤其是清人所诟病。朱熹本人晚年对此也有悔意：“如某向来为《张魏公行状》，亦只凭钦夫写来事实做将去。后见《光尧实录》，其中煞有不相应处。”④庆元三年（1197），280卷本《高宗实录》修成。此前朱熹于绍熙五年（1194）十月兼实录院同修撰，次月入史馆，已了解《高宗实录》中相关内容⑤。朱子晚年悔作《行状》，是颇有意味的。将《行状》与《宋史》中的张浚、赵鼎等传对读，同时参考《朱子语类》（下文简称“《语类》”）中涉及张浚的评价，既可看到文本差异，又能看出一些朱熹未变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