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州

一

初唐书法初显绚烂之光，与太宗李世民的个人修养和决策息息相关。贞观二十二年（648），李世民借编修《晋书》之机，匠心独运，精选出晋宣帝、晋武帝和文学家陆机、书法家王羲之四位历史人物，并为之题赞。尤对王羲之书法赞赏有加，所谓“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王羲之传赞》）①。他还亲自下诏征集鉴藏历代名家法书，其中就包含“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实际上，就太宗自身书风和帝王气度而言，对王书的推崇，更大程度上还在于他能超乎技法之外，体味王书之道。太宗以艺术家的敏锐把握书法技、道之理，更以政治家的身份和责任担负起整理文化遗产和治理国家之重任。他将书法视为化育天下的不朽盛事，这与初唐后期孙过庭书学、魏征文学的思想主张是完全一致的。与此同时，太宗在选官、教育、学术等国家制度中推行书法。书法不仅为开科取士的科目，也是铨选官吏的重要标准，这些措施为有唐一代的书法繁盛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唐代书家之盛，不减于晋，固由接武六朝，家传世习，自易为工。而考之于史，唐之国学凡六，其五曰书学，置书学博士，学书日纸一幅，是以书为教也。又唐铨选择人之法有四，其三曰书，楷法遒美者为中程，是以书取士也。以书为教仿于周，以书取士仿于汉，置书博士仿于晋，至专立书学，实自唐始，宜乎终唐之世，书家辈出矣。”②太宗本人一生钟爱文学、书法，特别是书法，不仅擅作飞草，更以行书入碑，《晋祠铭》《温泉铭》即是他留给后世的不朽铭刻，书法史上颇富盛名的《圣教序》，文字亦撰自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