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锐杰

早在1919年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鲁迅已经依托进化论提出了“幼者本位”的思想，这预示着子一代获得了无可辩驳的正当性①。不过鲁迅并没有为这一进化论意义上的时间性命题提供一个空间性的“外部”。这一“外部”由接下来的“五四”新青年的实践赋予。以巴金的《家》为代表，新文学一个基本母题便是青年“走出家庭”。这是“五四”以来家庭革命的一个重要面相，即子一代的“离家”现象。

“离家”现象带来的一个深远后果便是基于地理整合的阶层整合。这点在延安时期尤其明显，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断涌入，是延安新政权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以“青年”为对象考察延安文艺，许多研究都将重心放在了这些外来的青年知识分子身上。实际上，延安时期的“青年政治”从来不只有这一面相。在青年知识分子之外，边区和解放区还有大量的农村青年。因革命的介入，他们也逐渐掌握了家庭中的话语权，婚姻自由等新伦理开始在他们中间萌芽。与此同时，有大量农村青年通过参军“走出家庭”。考察延安文艺中的“青年政治”，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农村青年的“发声”现象。值得进一步叩问的是，这种新人的政治与“五四”新文学中的青年反叛现象有什么不一样？作为“外来者”的革命如何处理与乡土社会之间的矛盾？乡土社会又如何回应革命的组织与动员？

一、青年工作的困境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上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整合进同一个革命组织中，对乡土社会而言，中国共产党这一组织自身便是外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