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牧

“重写电影史”并非一个新近的号召，但却因为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华人学者鲁晓鹏的一篇访谈而再度引爆中、美电影学界的关注。有关论争延续至今，吸引了包括李道新、吕新雨、张英进等在内的更多学者的目光。论争的焦点在于将“华语电影”及其衍生的“华语语系电影”等概念纳入“重写电影史”实践而可能引发的主体性问题。置身不同的话语场域，拥有不同的学术背景，站在不同的国家立场，对于“华语电影”抑或“中国电影”这一类可能涉及民族国家认同的概念自会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而这诸多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反过来又进一步将之与民族国家认同相关的中国性、主体性、话语权等问题关联起来。“重写电影史”的号召一变而为“重建主体性”的呼吁，在所谓的话语领导权之争中，又不由得介入了种种情绪化和政治化的态度。但即便如此，相关论争却也敞开了一些问题。比如有关“中国电影”这一具有国别与认同意味的概念，从一开始就被镶嵌进世界电影的格局，而“华语电影”也不过是对它的跨境流动属性所作的概括。所以，对于“中国电影”抑或“华语电影”的关注与研究，既然从来没局限于一国范围之内，那么视角的多元和主体的流动当是题中应有之意。在这种情况下，借由这次“重写电影史”论争，暂将“重建主体性”的呼吁放在一边，而在中、美对话的语境中就美国学界对“中国电影”抑或“华语电影”研究中的概念、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