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成宪 王明建 张礼永 蒋纯焦

纵观我国教育70年的历史，我们完成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进而向社会主义教育的转变，由为政治服务的教育向为现代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需要服务的教育转变，由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教育向适应乃至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教育的转变，由移植模仿为主的导入式教育向自主探索、创造的开放型教育的转变，尤其是由教育的贫国弱国向教育的自足之国乃至大国强国的转变，为全人类提供了经济落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差异悬殊的教育现代化后发国家的发展模式。

改变了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状况

改变我国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状况，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共和国以只争朝夕的气概，用明显少于先进国家的时间成功普及义务教育，迅速提高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为国民经济增长积累了后劲，为人类全民教育提供了可贵经验。

甩掉了世界头号“文盲大国”的帽子。1949年，我国人口文盲率达80%以上，农村和民族地区文盲率近100%，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头号“文盲大国”。共和国成立后始终高度重视扫盲工作，将“两基”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1980年代，我国城镇基本扫除文盲。2000年底，如期实现“两基”目标，甩掉了世界头号“文盲大国”帽子，用15年时间完成了美国100年、日本78年的小学教育普及历程。2007年，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如期完成，全国“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9.38%，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3.85%。2011年，全国各省市区通过了国家“普九”验收，义务教育实至名归。

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持续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949年，我国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当于日本明治维新前期水平，低于美国和英国1820年的水平。到2000年底，我国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7.85年，高于同期世界勞动力6.66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2007年，我国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超过8.46年，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年。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3.32年，改革开放后的10年则提高了2.04年。目前，我国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10.5年，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5年，继续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劳动力队伍的人力资本积累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随着我国教育普及和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到2003年，我国总人力资本存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由1980年的17.6%提高到24%，相当于美国的2.8倍，俄罗斯的6.4倍，日本的7.9倍。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总人力资本最大，也是增长最快的国家。发展至今，我国劳动力队伍的人力资本积累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并将OECD中的一些新兴国家成员甩在了后面。

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各类人才

“家无才不富，国无才不强”。共和国的人才培养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对接，培养了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数量巨大的各类高水平人才。

培养了数量巨大的各类人才。截至1999年，教育为国家建设输送了约6000万高、中等专业人才。到2009年，我国高等学历的从业人数达到8200万人，整体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普通本科高校累计输送近2000万名现代化建设人才，为我国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培养了具有正确政治方向的各类人才。共和国成立之初，通过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改变了高等教育重文轻工的状况，培养出了大批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科学文化素质较高的专门人才。改革开放以来，以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中心，推进“四有”新人培养;以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推进素质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进全程、全方位育人。人才培养实现了从“专门人才”到“一专多能”，再到“创新型”人才的转变。2016年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显示，92.8%的学生赞同“大学生应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传播者和践行者”。2018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生价值取向积极，具有良好的行为规范，九成以上学生为自己作为一名中国人感到自豪。

培养了可以抵消“人口红利”下降的各类人才。虽然我国从2010年起进入“人口红利”下降期，但“人才红利”的持续上升抵消了这种下降所带来的影响。十八大以来，我国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8.75%提高至11.01%;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13.72%提高至16.35%;职业教育每年为各行各业输送近1000万名技术技能人才，大大提升了我国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力支撑。

实现了教育理念的转变

先进的理念是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南和动力。70年来，对“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等基本教育问题的理论探索，与国内外教育发展同频共振，不断深化我们对教育规律的认知。

从教育工具论到教育服务论。“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是我们对“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什么”的共同认知。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都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发展人的功能的统一。但“文革”期间，这一认识被“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所替代，模糊了教育的基本功能。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基本理念，标志着教育服务论的重新回归。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将这一理念发展为“四个服务”，进一步突出了教育促进人的发展和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功能，回答了“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什么”的重大问题。

从“社会中心”到“人民中心”。关于“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的问题，共和国初期，毛泽东提出的教育方针，指明了“服务于国家建设”的人才培养方向。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培养“四有”新人，促成了教育为四个现代化服务。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教育逐步回归到“民生之首”，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成为十六大以来的指导思想，立德树人成为十七大以来的根本任务。习近平以“五育并举”对“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作出新概括，深化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内涵，厘清了教育现代化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的问题，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办学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的把握。

从“面向世界”到“中国特色”。在“办什么教育、怎么办教育”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学习外国长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三个面向”，主张广泛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经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要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之后提出“九个坚持”，强调“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标志着对“办什么教育、怎么办教育”的认识达到的新高度，体现了更开阔的世界胸怀和更坚定的文化自信。

完成了教育体制的创新

实践证明，教育事业每前进一步，均有教育体制创新的贡献。70年来，我国教育体制顺应社会发展，在嬗变和阵痛中破除体制性障碍，完成体制创新，保障了教育事业的勃勃生机。

从国家包办到管办评分离。共和国之初建立的高度统一和集中的教育体制，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体制统得过死、条块分割的弊端日益突出。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开启了简政放权的探索和尝试。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经历了从“以乡为主”到“以县为主”的完善;高等教育改变了单一隶属关系，实现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转变。办学体制也实现了由国家单一办学向国家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参与、各种办学形式并存的转换。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变了由国家“包学费”“包分配”的局面，实行缴费上学，自主择业。国家包办教育的局面得到根本性改变，教育活力得到持续激发。随着1998年和2004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部署，简政放权进一步深化到高校招生、后勤社会化及增大办学自主权等层面。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教育体制改革进入到了管办评分离的新阶段。

从“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相当一段时期，中国教育采用的是政府为主、社会支持和人民参与的“人民教育人民办”发展模式，初步完成“两基”目标。十六大以来，我国财政收入逐渐具备了满足教育事业发展的财力条件。2005年起，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2008年起，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全部免除学杂费。实现了由“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的重大历史转变。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首次超过4%，且逐年只增不减。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进一步落实。截至2017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4.25亿人次，资助金额达到6981亿元。

从满足教育需求到满足优质教育需求。十八大以来，解决人民群众接受优质教育的需求与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成为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即将构建完成，“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得到缓解。至2018年底，普惠性幼儿园占全国幼儿园的比重达到68.57%;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全国在园幼儿的比重增加到73.07%。城乡教育一体化进程加速，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效显著，“择校热”问题初步解决;弱势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状况不断改善。截至2017年，占全国总县数81%的县义务教育发展实现基本均衡;在公办学校就读的随迁子女比例稳定在80%左右，30个省份实现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截至2016年，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0%以上。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惠及28.7万人，国家农村和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累计招生27.4万人，实现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连年增长。“双一流”逐步形成。在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2018年全球大学排行榜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均跻身前30位，復旦大学等5所高校入围前200名。在2017“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中，中国大陆高校上榜1289次，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并在7个学科位列世界第一。

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教育人口约占世界的26%，我国学龄人口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70年来，我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

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共和国成立后，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建国后最初几年就取得显著成效。1956年，全国入园儿童达到108.1万人，是建国前学前教育发展最好年份的8.3倍;全国小学在校生近6347万人，是建国前小学发展最好年份年的2.9倍;在校初中生438.06万人、高中生78.41万人，是建国前中学发展最好年份的3.4倍多。2016年，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率超过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18年，我国学前教育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共和国初期，高等院校在校生数有大幅上升，1956年达到40.3万人，是1947年的近3倍。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我国高校以每年10所的速度增加，到2000年，普通高校达到1041所。进入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进入高速发展时期，2000年到2008年间每年增加150所到200所。截至2018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663所。高校在校生数以更快速度增长。改革开放后的20年，高校招生基本上每10年增加100万人;在21世纪前10年，提升到每年增加100万人。2007年，我国高校在校生数跃居世界首位。2017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2.7%，超过了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等教育大众化向普及化迈进。

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1949年，中国的技工学校仅有3所，在校学生2700人。1956年，发展到212所，在校学生13万人。1990年代，中职、高职分别占我国高中学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截至2017年，全国1.2万余所职业院校开设了约10万个专业点，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年招生规模930余万人，在校生达到2682万人。

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师队伍。70年发展中，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总人数稳步增长，学历结构不断升级。1949年，各级学校教师数量分别为：幼儿园0.25万人，小学84.92万人，中学6.66万人，高校仅1.6万人;到1978年，四者分别为1949年的111倍、6倍、5倍和13倍。改革开放至1985年，我国教师数量相对稳定，一直维持在900万人左右;从1985年到2018年，一直保持年均25万人以上的增长数量;从2005年开始，教师供给状况由短缺进入到富裕阶段。截至2018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1673万人，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学历合格率达到99.9%以上，普通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达到98.41%，普通高校研究生以上学位教师的比例达到73.65%。

形成了独特的教育发展道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是史无前例的创举。70年来，边探索、边总结，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提升，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实现了从暗中摸索到明里探讨的转变。

立足国情的自主发展。共和国初期，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外国教育先进经验，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的转型，确定了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通过“开门办学”、学习苏联经验、“两条腿走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系列改革，开始了以人民为中心、立足国情办教育的社会主义教育道路探索，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作出良好开端。

面向世界的特色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三个面向”思想指引下，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广泛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经验和技术，把教育事业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切实推进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和提升教育质量。走上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深化教育改革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之路。

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发展。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建设教育强国，加快教育现代化，办人民满意的教育。高度重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到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规范校外培训机构……从百姓最关切的问题入手，从最难改的地方入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道路的探索进入中国特色世界水平发展的新时代。

有效开展了民族教育事业

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族教育事业发展天翻地覆。之前处于各种落后社会形态的少数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民族学校，第一次接受到现代教育，第一次培养出本科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为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与社会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大幅提升。70年来，我国民族教育已建成贯通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一体化教育体系。2014年，新疆地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高于全国1.9个百分点;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与全国持平;初中毛入学率高于全国12.9个百分点。西藏地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和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分别比2010年提高了34.61个百分点和13.27个百分点，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0.57%，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8.6年。截至2016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中少数民族在校生2743万人，占全国在校生總数的10.34%，比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8.54%高出近两个百分点。

民族融合教育成效显著。新中国通过颁布相关法律法规及举办适合民族地区发展需要的民族学院、寄宿制学校、预科班、民族班（校）、女童班等，保护了民族教育文化传统，促进了民族融合。特别是作为异地办学形式的民族班蓬勃发展，有效加强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民族团结。截至2016年，内地西藏班累计完成招生11万余人，为西藏培养输送中专以上人才3.6万余名。截至2017年，内地新疆高中班已累计招收18届10万余名各族应届初中毕业生，为新疆培养大学人才2.1万余名。全国每年翻译中小学“民文”教材3500余种，出版发行1亿多册。

获得了教育的国际地位

70年来，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经历了从规模发展到提质增效后，进入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新时代。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和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1951年，我国开始向苏联派遣留学生。截至1960年，共计向苏联派出各类留学人员8208人，成为当时世界上派遣留学人员最多的国家之一。从1978到1998年，各类出国人员总数达到30万，继续处于出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行列。到201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达到60余万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与派出留学人员同步，1950年开展了来华留学教育工作。1998年，我国成为接收外国留学生的大国。到2017年，来华留学生数量达到了48万余人，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

全球教育治理的中国话语日益权威。十八大以来，中国教育正在走向世界教育中心。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归国潮”。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上国际组织的舞台，开启了中国人执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历史。人文交流与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一道成为我国外交的三大支柱。截至2016年底，与188个国家和地区、46个重要国际组织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先后与俄罗斯、美国、英国、欧盟、法国、印度尼西亚、南非、德国建立起8个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特别是实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以来，已设立42家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备案394家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实现了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全覆盖。◆（作者单位：杜成宪、张礼永、蒋纯焦：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王明建：嘉兴学院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