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傲

摘 要：《四库全书总目》为古代目录学集大成之作，但因卷帙浩繁、历久耗时等原因，《陆氏易解》《周易正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论语义疏》四书提要中也存在着一些阙谬。除较普遍的卷数不合问题外，《陆氏易解》之时代、《周易正义》之版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之作者、《论语义疏》之世次爵里等处均需考辨，其中《论语义疏》提要更是保存了《总目》不同成书阶段的文本，显现了《总目》成书的动态过程。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 经部提要 《论语义疏》

中图分类号：K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9）04-69-75

对于《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的考辨订误成果丰硕，胡玉缙、余嘉锡、崔富章等学者均有相关专著，相关考订文章亦数量众多，然而由于《总目》体量庞大，有些问题前辈今贤或尚未注意，或一带而过，仍需进一步讨论。兹于《总目》《陆氏易解》《周易正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论语义疏》四书提要中发现诸多纰缪，如《陆氏易解》之时代、《周易正义》之版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之作者、《论语义疏》之爵里等处均需辨订，已有考证论述不周之处亦有必要指明。

一、《陆氏易解》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姚士粦所辑吴陆绩《周易注》也。《吴志》载绩所著有《易注》，不言卷数。《隋书·经籍志》有陆绩《周易注》十五卷，《经典释文·序录》作陆绩《周易述》十三卷、《会通》一卷，新旧《唐书·志》所载卷数与《释文》同。原本久佚，未详其孰是。1

按，依《总目》体例，撰者前往往会有其朝代，如此提要“明姚士粦所辑吴陆绩《周易注》也”一句中，“明”“吴”依例当皆是朝代。关于陆绩，各书目基本皆作吴人，如《郡斋读书志》“京房易三卷”条便作“吴陆绩注”2。考《三国志》本传：“豫自知亡日，乃为辞曰：‘有汉志士吴郡陆绩，幼敦《诗》《书》，长玩《礼》《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呜呼悲隔！”3《经典释文·序录》亦云陆绩为“后汉偏将军、郁林太守”4，《唐开元占经》卷二云：“后汉末吴人陆绩，字公纪。”5陆绩去世于建安二十四年（219），曹魏代汉乃在一年之后，至孙权称帝则在建兴元年（223）。因此，陆绩卒时汉尚未亡，更不及吴时，虽入《吴志》，官吴地，但严格地说仍当为后汉末人。

又陆绩之书《经典释文·序录》载为十三卷，注：“《七志》云《录》一卷”1，并无“《会通》一卷”之语。据杨新勋《四库提要易类辨正五则》考证，此语乃出自朱彝尊《经义考》，但其所言“《会通》一卷”指《会通》著录陆《易注》一卷，而四库馆臣为行文便捷窜乱原文，遂误成了陆德明著录的陆绩著作2。只是文中提出猜测：“今不知朱氏《会通》所指，抑或元人董真卿《周易会通》著录为一卷欤？”3依笔者看来并不可能。《周易会通》虽多次引用陆绩注文，但引用时并未提及书名、卷数，反倒是在“陆氏”条下注云“《易注》十卷”4。两《唐志》并载为十三卷，十卷之数或误取《玉海》“《隋志》虞翻《注》九卷，陆绩《注》十卷”5之语。笔者注意到《增补郑氏周易》中引用了数条《会通》，如“闲邪以存其诚”下注云“《会通》晁氏云”6，“损益衰盛之始也”下注云“《释文》。引见《会通》，今《释文》无之”7，然检诸条引文，皆不见于董真卿《周易会通》，且《郑氏周易》即为王应麟所辑，自不当引用元人之书，或是董书之外别有一《会通》欤？

至于马国翰辑本云：“考《唐志》别有《会通》一卷，《释文》引《七志》有《录》一卷，以此二篇合十三卷中，仍与《隋志》十五卷合。”8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亦引其说而硬凑“十五卷”之数9。但考两《唐志》并无《会通》一书，马国翰此说当是如四库馆臣臆解朱彝尊之语，后又未加验证，而胡玉缙引时亦未加核验矣。

二、《周易正义》十卷（内府刊本）

此书初名《义赞》，后诏改《正义》，然卷端又题曰《兼义》，未喻其故。《序》称十四卷，《唐志》作十八卷，《书录解题》作十三卷，此本十卷，乃与王、韩注本同，殆后人从注本合并欤？10

按，《兼义》者，兼并《正义》而刻之。阮元《〈周易正义〉校勘记》云：“‘兼义字乃合刻注疏者所加，取兼并‘正义之意也。盖其始，注疏无合一之本，南、北宋之间以疏附于经注者，谓之‘某经兼义，至其后则直谓之‘某经注疏。此变易之渐也。”11《十三经注疏》所用之十行本即九卷本《周易兼义》：“有宋十行本注疏者，即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载建本，附释音注疏也。其书刻于宋南渡之后，由元入明，递有修补，至明正德中其板犹存，是以十行本为诸本最古之冊。”12据《群碧楼善本书录》《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宋本《周易兼义》九卷，附《略例》《音义》，共十册，十行十八字，注双行二十四字，白口，四周单栏。13“《提要》谓‘卷端又题曰兼义，则纪昀等汇编《总目》时所见为《周易兼义》九卷（附《略例》《音义》合一卷），即元、明刊《十三经注疏》本，并非《总目》所标之‘内府刊本即武英殿校刊《周易注疏》十三卷首一卷本，误认版本，遂生‘未喻其故之感。”14

又关于卷数，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已论，兹不赘述，唯其中云：“宋人或以其一通论《易》义，不在经疏传疏之列，《经籍考》《馆阁书目》不数之（注疏刻本则标为‘卷首），谓止十三卷，非书有缺也。”1考《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均著录孔颖达《正义》十四卷，考《玉海》《经义考》所引《中兴馆阁书目》亦作十四卷，均非崔氏所云十三卷，此说盖因崔氏于《直斋书录解题》“序云十四卷馆阁书目亦云今本止十三卷”一语句读错误所致。既曰“亦云”，则前后两端数据必应相同，前作“十四卷”而后作“亦云十三卷”，明显不通，因此“亦云”当上读，即如徐小蛮、顾美华点校本《直斋书录解题》所断：“序云十四卷，《馆阁书目》亦云。今本止十三卷。”2崔氏或读为“序云十四卷，《馆阁书目》亦云今本止十三卷”而致误。

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通行本）

吴陆玑撰。明北监本《诗正义》全部所引，皆作陆机。考《隋书·经籍志》，《毛诗草木虫鱼疏》二卷，注云：“乌程令吴郡陆玑撰。”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注云：“字元恪，吴郡人，吴太子中庶子，乌程令。”《资睱集》亦辩玑字从玉，则监本为误。3

按，关于《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作者问题，自李济翁以来，争论纷纭，现在“作者为元恪而非士衡”已经成为共识，而关于元恪是“陆玑”还是“陆机”虽仍有争议，但相比之下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徐建委《文本的衍变：〈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辨证》二人的考证更加让人信服。就结论而言，其作者当写作“陆机”更为恰当，但是二人的论述中有些问题仍需说明。

第一，《总目》云《隋志》作“陆玑”，然考南监本、百衲本等诸本《隋志》，皆作“陆机”4，惟《总目》所用之四库本（即内府刊本）作“陆玑”。所谓内府刊本，实际上是据监本为底本而加以删改，并附《考证》于后，《考证》云：“监本‘玑讹‘机。”5是监本不误而刻者妄改，其依据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载“吴陆玑撰。或题曰陆机，非也”6。彼时《隋书》存本众多，《旧唐书》亦有多种，诸书皆作“陆机”，稍加翻阅便知，不知刻者为何仅依晁公武的揣度之词便妄加篡改。

第二，徐文提到：“唐以前只有《经典释文》的宋刻本作‘陆玑。”7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原清内府所藏宋元递修本确作“陆玑”8，《总目》录为内府藏本的《经典释文》当即此本。另徐乾学通志堂本、卢文弨抱经堂本虽同样作“陆玑”，但此二本同出于叶林宗的影抄本，而考“叶抄本‘玑乃作‘机”9，说明宋刻本亦有作“陆机”者。

第三，《总目》认为，明北监本《诗正义》所引陆《疏》皆作陆机为误，当作陆玑。然考《十三经注疏正字》：“监本以士衡名更‘陆玑为‘机。”10可知今监本作“陆机”者，乃是误以为陆《疏》作者为士衡，而非元恪，实属误打误撞，但就结果而言，监本作“陆机”（元恪）不误。

四、《论语义疏》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魏何晏注，梁皇侃疏。书前有《奏进论语集解序》，题光禄大夫关内侯孙邕、光禄大夫郑冲、散骑常侍中领军安乡亭侯曹羲、侍中荀顗、尚书驸马都尉关内侯何晏五人之名。《晋书》载郑冲与孙邕、何晏、曹羲、荀顗等共集《论语》诸家训诂之善者，义有不安，辄改易之，名《集解》，亦兼称五人，今本乃独称何晏。考陆德明《经典释文》，于“《学而》第一”下题“集解”二字，注曰：“一本作何晏集解。”又《序录》曰：“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今以为主”云云，是独题晏名，其来久矣。殆晏以亲贵总领其事欤？邕字宗儒，乐安青州人。冲字文和，荥阳开封人。羲沛国谯人，魏宗室子。顗字景倩，荀彧之子。晏字平叔，南阳宛人，何进之孙，何咸之子也。侃，《梁书》作偘，盖字异文，吴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孙，武帝时官国子助教，寻拜散骑侍郎，兼助教如故，大同十一年卒。事迹具《梁书·儒林传》。《传》称所撰《礼记义》五十卷、《论语义》十卷。《礼记义》久佚，此书宋《国史志》《中兴书目》、晁公武《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皆尚著录。《国史志》称侃《疏》虽时有鄙近，然博极群言，补诸书之未至，为后学所宗。盖是时讲学之风尚未甚炽，儒者说经亦尚未尽废古义，故史臣之论云尔。迨乾淳以后，讲学家门户日坚，羽翼日众，铲除异己，惟恐有一字之遗，遂无复称引之者，而陈氏《书录解题》亦遂不著录。知其佚在南宋时矣。惟唐时旧本流传，存于海外。康熙九年，日本国山井鼎等作《七经孟子考文》，自称其国有是书，然中国无得其本者，故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今恭逢我皇上右文稽古，经籍道昌，乃发其光于鲸波鲛室之中，藉海舶而登秘阁。殆若有神物撝诃，存汉晋经学之一线，俾待圣世而复显者。其应运而来，信有非偶然者矣。据《中兴书目》，称“侃以何晏《集解》去取为《疏》十卷。又列晋卫瓘、缪播、栾肇、郭象、蔡谟、袁宏、江淳、蔡系、李充、孙绰、周瓌、范宁、王珉等十三人爵里于前，云此十三家是江熙所集。其解释于何《集》无妨者亦引取为说，以示广闻”云云。此本之前，列十三人爵里，数与《中兴书目》合。惟“江厚”作“江淳”、“蔡溪”作“蔡系”、“周懐”作“周瓌”，殆传写异文欤？其经文与今本亦多有异同。如“举一隅”句下有“而示之”三字，颇为冗赘，然与《文献通考》所引石经《论语》合。“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下有“已矣”二字，亦与钱曾《读书敏求记》所引高丽古本合。其《疏》文与余萧客《古经解钩沉》所引，虽字句或有小异，而大旨悉合。知其确为古本，不出依托。观《古文孝经》孔安国《传》，鲍氏知不足齋刻本信以为真，而《七经孟子考文》乃自言其伪，则彼国于授受源流，分明有考，可据以为信也。至“临之以庄则敬”作“临民之以庄则敬”，《七经孟子考文》亦疑其“民”字为误衍，然谨守古本而不敢改，知彼国递相传写，偶然讹舛或有之，亦未尝有所窜易矣。至何氏《集解》，异同尤夥。虽其中以“包氏”为“苞氏”，以“陈恒”为“陈桓”之类，不可据者有之，而胜于明刻监本者亦复不少，尤可以旁资考证也。1

（一）关于书名

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认为，是书“日本宽延三年刻本、清乾隆五十二年内府刻本、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清临汾王亶望刻本等，并题‘论语集解义疏十卷，文溯阁库书《提要》同。……《总目》改题‘论语义疏，跟库书不相应，亦与原书不符”2。然上述各本其实都是以根本逊志本为底本，而根本逊志本又是以足利学校抄本为底本。据影山辉国考论，足利本标题实为“论语义疏”，“论语集解义疏”乃是根本刻版时所改3。且考《隋志》该书已作“论语义疏”，《旧唐志》《宋志》《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等则均作“论语疏”，《通志》复题“论语义疏”，《崇文总目》“论语疏十卷”下有按语云：“《永乐大典》引此作‘皇侃《论语义疏》十卷。”4则《总目》题为《论语义疏》并非凭空无据。《总目》改题，非此一本，如《春秋左传正义》即库书《春秋左传注疏》，非必尽依库书题名。

（二）关于书籍来源

崔氏云：“遍检《四库采进书目》无是书，《浙江采集遗书总录》亦未见著录，《总目》注‘浙江巡抚采进本，误。”5该书确实不见于《采进书目》，但其也确实是浙江巡抚采进。据翟灏《四书考异》、卢文弨《皇侃论语义疏序》及缪荃孙《日本访书记》可知，汪鹏自日本购得根本逊志刊本后，进献浙江省遗书局，王亶望时任浙江巡抚，后送至四库馆缮写，并另刻一巾箱本，对于根本刊本《八佾篇》的违碍之语也未加改动，其版后归鲍廷博。有意思的是，乾隆四十六年四库本缮写完成后，王亶望旋即畏罪自杀，官方罪名是贪污，但大家对于“王亶望”这个名字却似乎讳莫如深，卢《序》中仅以“浙之大府”代之，知不足斋重刊本也削去了“王亶望校刊”的字样，或许与王亶望刻本中的违碍之语有关系。

（三）姓名考辨

《总目》云皇侃“拜散骑侍郎”，误，当为“员外散骑侍郎”。拙作《〈四库全书总目〉南朝作者小传辨证》1已论之。

又“列晋卫瓘、缪播、栾肇、郭象、蔡谟、袁宏、江淳、蔡系、李充、孙绰、周瓌、范宁、王珉等十三人爵里于前”，中“江淳”“蔡系”“周瓌”殿本作“江厚”“蔡溪”“周懐”2，“‘周懐作‘周瓌”殿本为“‘周懐作‘周壤” ，文渊阁提要无此段。各本所载，纷繁交错。

1、“江淳”“江厚”皆是“江惇”

考《玉海》《经义考》所引《中兴馆阁书目》俱作“江厚”“蔡奚”“周懐”，与殿本所引同。《四库全书考证》云：“刊本‘淳沿宋讳作‘厚。”3实际上即使作“江淳”也是避宋光宗赵惇讳。《庆元条法事类》载：“淳熙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敕，礼部状：据国子监申，皇帝御名（笔者按：惇）并同音者二十五字，数内鹑、錞二字并系殊伦切，与淳同音，若用殊伦切不合回避。”4淳熙本是孝宗年号，然光宗淳熙十六年二月即位沿用，次年方改元绍煕。《说文解字》：“惇，厚也。”5故“惇”字皆改为“淳”“厚”“崇”等不一。《晋书》有《江惇传》，又称“济阳江惇少有高操”6，唐之《毛诗正义》《经典释文》、宋之《册府元龟》《郡斋读书志》亦均作“江惇”，与皇《疏》所载朝代、籍贯合。然《晋书》称“惇，字思悛”7，与皇《疏》所载“字思俊”不同。考《世说新语》有“王长史云：江思悛思怀所通，不翅儒域”条，注：“徐广《晋纪》曰：江惇字思悛。”8《通典》《册府元龟》《通志》等书亦作“思悛”。据《集韵》，“悛”读须伦切时与“恂”同9，“恂”者，“王肃注温恭貌儿。《汉书》：李将军恂恂如鄙人。《史记》作悛悛如鄙人”10。“悛”為“温恭”之意，“惇”为“厚”之意，名、字正相合。故江惇当字思悛，今本皇《疏》作思俊误。

2、“蔡溪”“蔡奚”皆当作“蔡系”

考《玉海》《经义考》所引《中兴馆阁书目》俱作“蔡奚”，诸书无作“蔡溪”者，《总目》误。又诸书作“蔡奚”皆是作为“蔡系”的异文出现，经检并无“蔡奚”其人。《晋书》载蔡谟“少子系，有才学文义，位至抚军长史”11，两《唐志》并载有《蔡系集》二卷，《剡录》引《晋中兴书》云：“蔡系字子叔，济阳人，司徒谟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抚军长史。”12诸说正与今本皇《疏》序所称“晋抚军长史蔡系字子叔”相合。至于《中兴书目》作“蔡奚”，亦值得商榷。《经义考》“江氏论语集解”条下称“王应麟曰：皇侃《疏》列《论语》十三家”云云，其中便作“蔡系”13。《经义考》所引王应麟之语或即是从《玉海》中摘出，说明《玉海》或《玉海》所引《中兴书目》当有一本作“蔡系”。因此，“蔡溪”或“蔡奚”均误，当作“蔡系”。

3、“周壞”“周壤”“周瓌”皆当作“周懷”

考诸书，“周壤”只在殿本《总目》“周懷作周壤”中出现，不见于他书。又“周壞”亦只出现在皇侃自序中，根本逊志本、四库本、知不足斋本并同，不见于他书。又名“周瓌”者唯后晋之牙门都校“周瓌”，并无他人，于时不合。考各书所引《中兴书目》《郡斋读书志》及文溯阁提要、文津阁提要均作“周懷”，是当以“周懷”为正。《总目》或因“懷”“瓌”“壤”“壞”四字刻印字形相近致误。

4、“袁宏”当作“袁乔”

《晋书》有《袁乔传》，称其字彦叔，陈郡人，尝为江夏相，追赠益州刺史，“博学有文才，注《论语》及《诗》，并诸文笔，皆行于世”1。《经典释文》有袁乔《论语注》十卷，注云：“字彦叔，陈国人，东晋益州刺史、湘西简侯。”2《新唐志》亦有袁乔《注》十卷，《玉海》“唐三十家论语”条亦作“袁乔”3。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一卷，题袁乔，云：“皇《疏》序称江煕集《论语》十三家，有晋江夏太守袁宏字叔度，盖即袁乔，辗转传讹也。”4故，不仅《总目》误，诸本《论语集解义疏》作“袁宏字叔度”者皆误，当为“袁乔字彦叔”。

（四）提要成书的动态过程

该则提要，各本差别极大，大致可分三种：殿本《总目》与浙本大致相同，文溯阁本书前提要与文津阁本大致相同，文渊阁提要一种。

殿本《总目》与浙本大致相同，惟文字差别。上文已论。

文渊阁提要：“梁皇侃疏”后无“书前有《奏进论语集解序》……五人之名”;“名《集解》”后无“亦兼称五人”;“一本作何晏《集解》”后无“又《序录》曰……今以为主云云”;“殆晏以亲贵总领其事欤”后无“邕字宗儒……何咸之子也”;“迨乾淳以后”前无“《国史志》称……史臣之论云尔”，后无“讲学家门户日坚，羽翼日众，铲除异己，惟恐有一字之遗”;“信有非偶然者矣”后无“据《中兴书目》……殆传写异文欤”;“确为古本，不出依托也”后无“观《古文孝经》……可据以为信也”;“可以旁资考证也”后有校上日期“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5

文溯阁提要：“南阳宛人何进之孙”作“南阳宛何人进之孙”（笔者按，“何”与“人”乙，浙本为正）;“以广异闻”后无“此本之前……殆传写异文欤”，而是“此本之前无十三人爵里，疑装缉者佚之”;“与《文献通考》所引石经《论语》合”下有“‘天厌之作‘天压之，尤无文义，然与《论衡·问孔篇》所引《论语》合”;“可以旁资考证也”后有校上日期“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6

文津阁本提要与文溯阁本相同，唯有校上日期为“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恭校上”。7

整体而言，北方四阁的库书是以渊、溯、源、津的顺序先后分批缮写抄录，惟《总目》一直处于不断修订状态，刊印最晚。就本则提要而言，其成文时间文渊阁本最早，其后文溯阁本、文津阁本、今《总目》本。纂修官每校一书，便须撰写提要，“将书中要指櫽括总叙厓略，粘开卷副页右方，用便观览”8，并提出“应刊付”“应存目”等意见，总纂官再依此检阅原书，修改各篇提要，“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1。“各阁书前的提要，是根据总纂官修改后的《总目》抄写的”2，文渊阁书提要相比最为简略，当是《总目》相对早期的版本。

文渊阁提要最早的是《乾坤凿度》，作于乾隆三十八年四月，《总目》初成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说明《总目》初次进呈前已经数易其稿。《论语集解义疏》书前提要为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校上，而《总目》二稿在乾隆四十七年七月进呈，因此文渊阁提要虽不一定是最初的分纂稿，但极有可能抄录的是《总目》初次进呈之稿。相比之下，文溯阁本提要增加了很多内容：（1）增加书籍题名;（2）两处增加了论据，一是使“独题晏名，由来已久”的结论更为可靠，一是巩固该版本的可信度;（3）划一体例。依《总目》体例，只录一书者应详其世次爵里，著录多书者先出应详，后出从略。郑冲、孙邕、何晏、曹羲、荀顗五人既仅录此书，不当省略，因此增加了五人的小传;（4）增加对该书的评价;（5）对宋儒门户之风的批评;（6）增加了更多校勘内容。乾隆四十七年七月《总目》修改后的二版稿成，文溯阁提要作于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抄录的当是《总目》二稿。文津阁本与文溯阁本内容相同而作于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说明在此期间该则提要并未改动，今本《总目》提要作于此时间之后。

與文溯阁提要相比，今《总目》又有两处不同。一是文溯阁、文津阁提要云“此本之前无十三人爵里”，而今《总目》却称具列于前。十三人爵里属于皇侃自序的内容，既不见于二阁书中，不知是否皇侃自序整体佚失？据武内义雄、影山辉国所考，足利本并无皇侃自序，根本所刊《论语集解义疏》中皇侃自序乃是据别本补录。3文渊阁本是据根本逊志本刊刻，列有十三人爵里，而其他三阁亦是依该本缮写，本不应阙，难道文溯阁、文津阁所用底本是足利学校原本？但是又不见当时有人得见原本的记载。且誊录文溯阁提要时既已发现阙页，为何缮写文津阁时却不补完？个中原因今已无法确考。乾隆五十三年纪昀复校文津阁书“查出誊写错落、字句偏谬各书六十一部;漏写《永乐大典》书三部，坊本抵换者一部;漏写遗书八部，缮写未全者三部，坊本抵换者四部;排架颠倒书四十六部;匣面错刻、漏刻及书签误写者共三十部”4，可见文津阁书疏漏之多。或确如其所言乃是“装缉者佚之”亦未可知。二是删去了校勘内容中的“‘天厌之作‘天压之，尤无文义，然与《论衡·问孔篇》所引《论语》合”一句。其前后两则例子均是考证衍文问题，而此例乃是讨论字讹，或是为了行文一致而删去。乾隆五十二年，武英殿又据文渊阁本刻《论语集解义疏》，或是此时发现了“十三人爵里”的问题，而于《总目》中有所改动。

责任编辑：胡海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