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诚

摘 要：张新民先生的佛学研究涉及佛教之历史、文化和思想研究诸多领域，其研究方法是将佛学研究与生命体悟相结合，研究特质为学修并进与知行不二、儒释之间与“游苑禅林”、经史兼综与中西会通，研究旨趣乃是在“儒释道”三教视野观照下之综合诠释与立体融合。其佛学研究时段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或为三个十年，第一阶段是张先生佛学研究登堂入室和重要积累阶段，第二阶段是其生命转换和身心体悟的关键时期，第三阶段是张先生学术生命之上升期和功德圆满期。主编《黔灵丛书》大型文献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广泛之影响，为国内佛教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树立了标杆并成为同行开展类似工作效仿之典范;探研《坛经》文本“獦獠”释义殆指“猎头獠人”，而解决“獦獠作佛”千年禅史公案疑难问题;创建“本体实践论”“同体殊相共用论”，不仅可以解释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理论与实践之同一性和统一性问题，而且能够打通中西过度强调差异和不同的壁垒对抗而起到实现中西文化思想之平等交流与对话之理论影响。

关键词：张新民学术思想 佛学研究成就 “本体实践论” “同体殊相共用论”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9）04-35-44

法不孤起，因缘所生。在茫茫人海之中，一切事象包括人、事、物之相互闪现都必有内在之关联或必然性。《贵州文史丛刊》编委王进教授邀我书写一篇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贵州省儒学研究会创会会长张新民先生有关学术介绍或评价性文章，乃是鉴于我追随先生且共事受教多年，既有“学缘”而应该知先生之学术理路，又有“人缘”而能体察先生之精神气象。与先生相交、相识，有此道缘与法缘，加之与王进教授之友缘，可谓因缘殊胜、甚为希有，故欣然提笔作此文，以期从一侧面管窥或折射先生之佛学研究学术与思想面相。

一、生死追问与佛法智慧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热兴起之高峰。张先生佛学研究之因缘，亦受当时中国文化热之时代影响，而对作为中国思想文化重要组成内容之佛教产生好奇，关键处则始于他对生死之追问。由于家中几位亲人陆续离开人世1，张先生悲伤、痛苦、迷惘、焦虑、不安，心灵深处产生了不断的人生思考：人为什么要死？人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人世间到底有没有天堂、地狱？到底有没有六道轮回？好人是不是可以上天堂，坏人是不是一定下地狱？人死是否去了西方极乐世界？面对一系列生死问题与人生迷惑，没有更好之良方能够解决，而现有知识结构不能满足先生对生死问题之追问。因此，从其他学术研究路径寻找人生答案便成为先生探寻生命价值意义之重要着力点。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丰厚，从小就受到极为严格的学术训练，古代传统之考据、义理与辞章之学在其幼小心灵深处扎下了根。之后，其学术研究方法在继承其父张振佩先生传统家法之同时而求自我创新与创造，并呈后来居上之态势。家庭的变故促动了他更多的思考。于是，先生在刚入不惑之际，即转向了博大精深之中国文化智慧海洋中去寻找解决人生迷惑与生命迷惘之答案。如此，佛法给了他思考与面对生死之思想智慧，从而开启了先生认知佛法与研究佛学之重要机缘。

其时张先生在历史学和方志学研究上已经硕果累累，但在遭遇生死问题后，其学术研究出现了某些转向而涉足到了佛教领域。他认为佛法是智慧之学，要智信而非迷信，“在东方智慧的各种表现形式中，佛教智慧有特别引人注目的地位”1。首先，在他看来，佛教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绵延两千多年，有其自身内在发展之生命力，且能够构成学术研究范式，故可以开展学术性与学理性之探究;其次，佛法内涵人类思想闪亮智慧，不仅是中国文化之重要组成内容，而且具有中华文化之内在精神，能够给予人以思想启迪和带来正向能量，解决生死之困惑，并以智慧照亮友情生命而显示人生道路之光明，尤其是中国佛教丰硕之佛法思想资源值得现代借鉴和转化运用，故对其有深入探寻之必要性;再次，佛教与其他学科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交相辉映、精彩纷呈与相互影响，进行交叉立体研究有利于丰富中国思想文化之研究，且有利于进一步认识和把握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之历史特点及其内在规律。

由此，张先生在生死追问和佛法智慧启迪中与时俱进，既坚持自己本体之历史研究，又拓宽佛学研究新路向，在跨世纪之时踏上了学术研究新征程，并取得了一系列佛学研究丰硕新成果。

二、学术研究与生命体悟

整体而论，先生之佛学研究按照时间来划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或为三个十年。三个阶段、三个十年，是先生佛学研究登堂入室和重要积累阶段，是其不惑之际生命转换和身心体悟之关键时期，亦是先生学术生命之上升期和功德圆满期。

第一阶段：九十年代，即第一个十年。先生之佛学研究秉承了中国传统之学术家法，即其研究是以点校和翻译佛教经典文献为开端和始基，于是奠定了先生坚实之佛学基础知识和研究基本工夫。1994年，先生点校、翻译之《法华经》和《华严经》两部佛教长篇巨著，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问世后反响非常巨大，由此亦奠定了先生在佛学基础文献研究上之重要地位，而且开导贵州新时期研究佛教之风气，得到海内外佛教研究著名学者的肯定。

张先生发表于《闽南佛学》之《佛教智慧丛书序》指出：“佛教的人生方向就在于追求智慧，契入最真实、最圆融的存在境域。”2先生还在该文中明确地点出了编写一套佛学智慧丛书之目的与意义：

一方面着眼于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认识（功夫）论等胜义谛层面上的智慧，把佛教对人生的体验、对内心的照察、对宇宙的解析、对真理的证会等独特智慧揭示出来;一方面也注意其语音、语法、修辞、譬喻、逻辑、数学、天文、星象、音樂、美术、医学、保健等世俗谛上的智慧，把佛教影响文学、艺术、科学、民俗等中国文化的精微细密处介绍给读者，使人们在积极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同时，自觉地重视“自家宝藏”，在广泛吸取一切人类的智慧成果的基础上，承担起文化重建的世纪性课题。3

由此亦具见张先生佛学研究视野之开阔与开放，在理论上有学理之独特思考，对具有人类智慧性意义之佛学有学科发展与研究内容之亲切观照与独特觉悟，也体现了先生视界中之佛学研究乃是一个大而全的多学科性研究完整系统。如果说《法华经》和《华严经》之点校翻译是先生佛学研究之基，那么《佛教智慧丛书序》一文则又打开了先生学理探索建构佛学研究框架之门，且真实展示了先生对佛学研究的全方位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

紧接着，临近知天命之年的张先生又参与了贵州地方佛教文献大系——《黔灵丛书》的编纂点校出版工作，因工程浩大，延至2000年前后才完成。1996年，该丛书第一册《黔灵山志》出版1，1998年第二册《锦江禅灯·黔南会灯录》出版，2000年第三册《黔僧语录》、第四册《续黔僧语录》、第五册《贵阳高峰了尘和尚事迹》出版，皆是先生以副主编之职行主编之事。全书凡五巨册，近九百六十万字，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为国内佛教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树立了标杆，成为同行开展类似工作的效仿典范。先生在整理过程中对佛教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梳理研究，对佛教经典文本进行深度耕犁，并在具体工作中贯彻义理、考据与辞章之学，在经史互参、身心体察与文字般若中深得佛法精义与奥义，形成了自己佛学研究之理论向度、思想向度、思维向度与体悟维度，进而在研究中体认并提出“知识学问”与“生命学问”融合、打通等重要观点，显示了佛学研究的实践性价值与意义，并将研究体悟写进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学规，彰显了中国文化之精神奥义。

此外，张先生还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佛教主题内容之论文，如《敦煌写本〈坛经〉“獦獠”辞义新解》2《贵州佛教文化与典籍》3《日本学者石田肇与弘福寺》4《贵州临济禅宗灯系溯源》5《南明高僧月幢禅学思想初探》6《贵州佛教典籍跋文二则》7《黔灵开山祖师赤松和尚与嗣法传人瞿脉禅师》8《这个和尚，尽有力量：黔灵开山祖赤松和尚》9《一代高僧了尘和尚》10《五台山云岗石窟朝圣记》11《〈黔灵丛书〉与贵州佛教文化》12《雪斋书存、石兰和尚文跋》13《黔灵高僧慧海上人传略》14《般若智慧与禅道治疗学》15《论清代高僧莲月的禅学思想》16《莲月印正禅法综论》17等等，广泛性地就佛教文化作了探究并有自身切实生命的独特体悟，故其佛学研究成果也具有知识与生命融会贯通之特质。先生所著《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18一书中的佛学研究诸篇，是值得重视与细致检阅之重要文本。

第二阶段：2000—2010年，即第二个十年。张先生学术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成果丰硕。此阶段张先生之佛学研究既与上个阶段一脉相承，又有对佛教认知和佛法体证的新进展和新突破。

一是就佛教历史人物行状与思想进行综合研究之成果，如《晚明高僧月幢禅学思想述论》19《清季滇黔高僧赤松和尚与瞿脉禅师合论》20《清季高僧善一禅学思想综论》21《禅道澄明意义世界的呈现：临济宗高僧善一如纯及其禅法特点》1《驰骋龙象，直指风规：临济宗月幢和尚及其禅道思想》2《〈了尘和尚事迹〉书后》3《菩萨悲情与心灵正见：一代高僧了尘和尚事迹与思想》4《黔灵大和尚：慧海》5等等。

二是就佛教之传播与区域性佛教历史文化状态及其研究情况进行考探与评说，如《“獦獠作佛”公案与东山禅法南传：读敦煌写本〈六祖坛经〉札记》6《临济宗风化边表》7《贵州：传统学术思想世界的重访》8《地方禅道文化的宝藏》9《区域宗教研究的重要成果》10《宗教区域文化现象学的时间性展开：读〈贵州省志·宗教志〉》11《穿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地缘学术思想：〈贵州：学术与思想的世界〉前言》12等等。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獦獠作佛”公案与东山禅法南传：读敦煌写本〈六祖坛经〉札记》一文，在研究禅宗公案中引入宗教学、诠释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方法，并从文化人类学视野和大乘佛教视野对“獦獠作佛”公案进行了全新之研究性探析和义理性诠释，指出《坛经》文本中“獦獠”释义殆指“猎头獠人”，即指有猎取人头习俗之“獠人”，而非“犵狫”之称谓，亦非猎渔之民族，更非大而化之蔑称少数民族之简单代名词;且认为“獦獠”之所以能作佛，其原因在于“一阐提皆有佛性”，虽“獦獠”为“猎头獠人”，有杀人取头来祭祀之习俗，然据佛法义理“獦獠亦有佛性”，故其亦能成佛。如先生所言：“生活習俗与佛法教义激烈冲突之猎头獠人当然亦可以成佛。”13先生之独特洞见，一扫长期以来学者误释“獦獠”为“犵狫”异写（蒙默）、“类犬之西南夷”（丁福保）、“少数民族”（冯友兰）、“岭南土著之侮称”（方立天）“对携犬行猎为生的南方少数民族的侮称”（郭朋）之论见，而探寻“猎头习俗”与“獦獠作佛”内在关联并还原得出“獦獠”为“猎头獠人”之定见。在先生看来，“‘獦獠二字，其释义正确与否，关涉禅门义旨甚大。惜其中之蕴奥，千年来殊少有人发覆”。14故先生探研《坛经》文本“獦獠”释义殆指“猎头獠人”，而解决“獦獠作佛”千年禅史公案疑难问题，不能不说是对禅宗研究之一大历史性贡献。

三是切实地以身心世界体悟佛法真义，并以体悟式书写直探佛法根底与佛教意义世界，且对佛法蕴藏之真实奥义进行体悟性诠释与解读，为学研佛法与操习禅道而提供心灵正见并指出了有效路径，如撰写《菩萨悲情与心灵正见》15《回归生命的意义世界》16《在生命的实践中体悟大乘佛法》17《存在与体悟：在“纪念黔灵弘福禅院赤松和尚开山三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演讲》18《达摩禅的现代性新开展：〈探寻生命的真实：静坐散记〉序》19等等。尤其是后两文内容十分精彩，堪称佛学研究知行合一、学行合一之典范，且显露出大乘佛法所具有之实践性精神和普行菩萨道之法理影响，而使研究与实践两个方面合二为一，打成一片，并呈现出学修齐头并进之态势与正向指导之价值。

此阶段，张先生之佛学致思，还散见于其他书序之中。如为香港中文大学著名学者王煜《东西方文哲札记》作序云：“古代纯粹以文学名世者，也大多出入儒、释、道三家，有其思想智慧可供采撷，应引起治哲学史者之重视。如禅门人物云‘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既是拟示之美句，充满灵动生气，复是诗化之哲学，饶富天然理趣。”1先生以禅宗诗性言语，来透视文学艺术创造之美且给予内在独特分析，倘无对佛学深度之体悟和神会，哪能会有顺手拈来之工夫与洞见。于此也折射出先生之佛学研究特点，乃是在儒释道三教视野观照下之综合诠释与立体融合。

第三阶段：2011年至今，即第三个十年。此期间，先生进入耳顺之年。仅就张先生之佛教研究成果而言，与上述两个阶段相较似稍少，但从践行大乘佛教所倡导之菩萨道精神来看，先生则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对贵州地方文化遗产之保护与研究以及文化传播与人才培养上。然而在佛学体悟与涵养中，先生进入不可言说之新天地与不可思议新境界，故有《惟有智者才能在情理交融的世界自由遨游》2一文中所展现之体察见识，展示了先生长期畅游在佛法自然天地之间，心性开阔敞亮，而体察证悟佛法智慧在生命自由中所具之重要意义。且先生亦有关怀世间一切友情之真心回向：一是积极弘扬具有贵州地域性特色之佛教文化，并对受佛教影响而创建之心学及中国思想史上儒佛关系展开深入讨论，如《贵州禅宗的兴盛与发展：以山晖、敏树、利根为中心的考察》3《心学思想世界的建构与拓展：以王阳明整合儒佛思想资源的学术活动为中心》4《儒释之间：唐宋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特征》5等论文。二是先生心怀济世情怀而以慈悲心指教开示学人，故撰《慈悲与智慧的圆融：在中国首届西普陀观音文化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代序）》6《大乘菩萨道卓荦人格风姿的应机示显：论如何契入观音菩萨慈悲与智慧的情怀》7等文章，而为热心佛教文化之学人学修佛学与操习佛法指明方向。在他看来，“佛教是能够以学术研讨的方式为人类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的”8。

五、经史兼综与中西会通

张先生精于古之“义理、考据、辞章”旧学，且今又有“同体、殊相、共用”新论，然而新学不离开旧学，故其重视“义理、考据、辞章”之旧学家法研究理路，仍然可从其佛学研究成果之思想旨趣中看得出来2。张先生既重视佛教史之研究，也重视佛教经典之诠释，可谓经史兼综3。张先生提倡有思想之学问与有学问之思想，旗帜鲜明地表达不作无病呻吟之文章，且在学术研究实际中坚决贯彻落实，令人肃然起敬。

张先生具有独立之思想与自由之人格，在继承旧学家法和汲取佛教智慧之基础上有创新，并致力于中西会通之研习。先生最为突出之处乃在于第一次提出“同体、殊相、共用”之富于创建性之思想理论，并将其落实于阳明心学之具体研究中，而以本体实践论之方法论形式解决了当下阳明心学研究之困境，与美国夏威夷大学終身教授成中英先生提出之本体诠释学相辅相成，且成一体两面之不可或缺之的车之两轮或鸟之双翼，其思想理论之现实意义不可谓不非凡，不可谓不具有时代性价值与意义。众所周知，佛教乃是实践之学问，心学亦是实践之学问，心学与佛学在实践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故阳明在龙场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或称其为吾心具足之良知本体，如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4之心灵觉悟。先生在对心性体悟中直接体认与感受了阳明心学之内在意义，故其1996年第一次在贵阳修文举办召开之国际阳明学学术研讨会上，就真切地言说表达了“良知就是温暖”之独特见解，而获得了台湾著名学者、达摩书院院长张尚德先生之特别肯定与赞扬。2018年10月，在贵阳修文第六届国际阳明学术研讨会上，先生作大会主旨发言，明确以“本体实践论”之理论方法全面、周延地诠释了阳明心学之理论特质与思想价值，尤见其理论与方法之圆熟性、周延性和系统性，故至此先生在研究方法论上较成熟圆融地实现了对阳明心学思想理论研究之创造性探索与创新性发展。

张先生之“同体殊相共用论”（又称“同体共用异相论”），究竟是何种理论系统？简言之，同体即一切现象和事物在本体上是相同，所谓体一不二、道通为一;殊相，即事物之表现上则可以是千差万别，有不同之形式;共用，即千差万别之事物现象，在用上可以有同样之作用，或同一之效果，虽方法不同，但作用相同，即如同筷子能吃饭，刀叉亦能进食，达到同样之功能。先生提出“同体殊相共用论”，乃是综合了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之思想智慧，尤其是佛学“体、相、用”智慧而创建之独特理论。不仅可以解释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理论与实践之同一性和统一性问题，而且能够打通中西文化互动中过度强调差异和不同之壁垒对抗，实现中西文化思想之平等交流与对话。如先生言：“中西文化同体共用异相论一方面强调形上本体的整体性、统一性、普遍性，一方面又看到用的分殊性、具体性、个别性。”5此处，我们不妨举一具体研究例证说明之。先生早年在体认佛教空之思想内涵时，对西方存在之思想亦同样作出创见性思考，并形成如下之认识观点：

康德认为纯粹理性只能获得经验的科学知识，不能获得超验的自在之物（本体）的知识。维特根斯坦强调存在一个不可说的（即在语言范围之外的）真实领域。海德格尔建立“存在”（sein）的形而上学，借助于“诗”（审美）的方式证明存在，以解决人的存在（dasein）如何具有本体论意义的问题——本体不离现象而存在，存在即是存在者的存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则指出，用概念建构起来的“科学世界”是抽象的，将这个抽象世界“括起来”，剩下的才是真实的世界，这个无法再“括”、不能再“分”的“剩余者”就是现象学的“还原”，也就是归向事物本身。佛教如实智的慧观方法——通过化掉无明、去除障蔽和偏见，由主体内在的澄明而契入宇宙本质的澄明，透入、生命存在的真实相状，由此展现全幅生命的意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殊胜之处，蕴涵着东西方哲学会通的诠释线索，至于德里达（Jacque Derrida）意义上的“解构”作用，般若智所重视的由消解而显体也早已有了预取。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海德格尔要感叹他所思维的“存在”远离西方传统，反而接近于大乘佛学与禅宗的“空”或道家的“道”了。1

在一篇九十年代中期所写的文章序言中，张先生不厌其烦对西方哲学问题与东方佛教义理进行比较分析和细致言说，并认为佛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殊胜之处，蕴涵着东西方哲学会通的诠释线索”，既显示了先生对西方哲学思想之非凡熟悉，也体现了先生对佛教之独特认知，而且这一认知具有深刻性、独见性和创建性，这也是先生之理论思考之所以具有中西会通之思想意境，即“能够打通中西过度强调差异和不同之壁垒对抗而起到实现中西文化思想之平等交流与对话之理论影响”之直接缘由。

最后，依笔者视界，张先生乃道行不二之师德典范，学问涵养为吾辈难以望其项背。张先生学问广博深邃，难以言语，既有儒、释兼修之生命真切体悟，又有文史哲相互打通之杰出成就，不仅义理、考据与辞章皆有贯通，而且中学与西学一体圆融，有儒者气象、禅者风度，且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皆有内在心性之细微体察与证悟，学修并进、知行合一、涵养甚深，就此意境而言，则可视为当今学界不二人。张先生虽非我直接授业之师，然其道德学问与人格生命之境界，吾心向往之，愿私淑而执弟子礼。

责任编辑：郎启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