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晨宸

(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司马迁和班固都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但是对于经济和商业的看法，此二人却有巨大的差异。司马迁他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歌颂凭借自己本事变得富有的人，提倡发展商业，士农工商四民并举。班固则站在了统治者的角度，看到了商人群体的弊病，痛斥商人窃国盗民，主张政府控制，统治者干预，先农后商。

一、“云游四海”与“官宦世家”

司马迁的生年至今未知。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中都没有明确的记载，这一问题引起了后世史学家的争论。《史记索引》道“《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1]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28岁，郭沫若先生据此，推算司马迁生年为公元前135年。《史记正义》张守节在“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有注曰司马迁当时年龄是四十二岁，也就是说，汉武帝太初元年，那时是公元前104年，司马迁42岁，王国维先生据此推算司马迁生年为公元前145年，太史公生年至今未有定论，在此也不便作任何论断。所幸的是，这十年的差距是在《史记》成书之前，司马迁正处于孩童启蒙的时期，并且在这十年里，《史记》中没有经济政策变动的记载。《汉书·景帝纪》景帝中元六年，十二月改了官员职位名称，制定了私自铸造伪钱的人弃市的惩罚。景帝十分重视农业，几次下诏强调，农业是天下之本。《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元狩五年春，废除三株钱，改施行半两钱经济政策。这十年中，在经济上，除了“半两钱”的使用之外，几乎是没有变动的。所以，这一点点的时间差距给司马迁写作《史记》造成的影响是十分微小的。那么，在司马迁写作《史记》之前，他的人生主要经历是什么呢？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不仅学习儒家思想，还对阴阳、墨、法、名、道各家学说有所涉猎，在《史记》中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论著，论述了各家学说的长短，并认为仅有一家学说支持统治是不可能长久的，要博采众长，才能江山稳固。有这样懂得兼收并蓄的父亲，司马迁的思想也一定是十分开阔的，不以一家思想而禁锢。出身于书香门第，十岁左右就诵读古文，二十岁，饱读诗书的他又开始了南游。

顺着《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记载，可以了解到太史公当年南游的足迹，首先从出生地“龙门”开始，《史记正义》括地志云：“龙门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迁即汉夏阳县人也”。[1]夏阳县在唐时改名叫做韩城，韩城在今天的陕西。司马迁从陕西韩城，顺江、淮南下，到了会稽，会稽山位于今天的浙江省。在那里，他探寻了大禹的陵穴，游览了九疑山。接下来，他游于沅水、湘水.“沅水出朗州。湘水出道州北，东北入海”[1]，朗州、道州都隶属于今天的湖南省。出湖南，他又来到了汶水、泗水，“两水出兖州东北而南历鲁。”[1]在齐鲁之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司马迁观瞻孔子遗风，在山东境内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彭城”是西汉时楚国的都城，位于今天的江苏省，西汉时期的梁国位于今天的河南省。“过梁、楚以归”，说的就应该是今天的江苏省与河南省。到此，司马迁的“南方之旅”就结束了，在南游归来后，他被任命为郎中，西征巴蜀，也就是今天的四川、贵州等地区，更向南行进到云南地区。这样大范围的游历为年少时的司马迁增长了见识和经历，影响着他后来的思想。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大段文字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介绍的顺序似乎就与司马迁年轻时游历四方的顺序有关。“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釭置：此其大较也。”[1]

这样的经历使得他能认识到，大江南北，各地有各地的特产，需要互通有无。

相比较于司马迁，班固可以说是家世显赫。据《汉书·叙传》的记录，班固的祖上是令尹子文的后代，由于是“虎乳”[2]之，楚人称虎为班，所以以此为姓。始皇之末，班固的祖上班壹就是当地的富豪，家中有成千上万的牛羊，到了汉孝惠帝时，班壹不仅是富豪，更是以财力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2]，可见财力不凡。班壹之子班孺是一名侠客，在州郡很有名望。之后几代的班氏几乎都在朝为官，班孺子班长，官至上谷守，下一代的班回为长子令，班回的儿子班况被举为孝廉，并且获得了都城长安的户口，在长安安家落户，至此，班家从边塞成功扎根到了中央。班况有三儿一女，女儿受到皇上的宠幸被封为婕妤，在后宫担任职位，自此财力雄厚、势力强盛的班家，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外戚。班况的三个儿子分别是班伯、班斿、班稚，班伯读《诗》，又在宫中学习了《尚书》、《论语》，班氏的儒学修养自此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班斿被举贤良方正，后迁右曹中郎将，且参与了刘向的校书工作。班斿的儿子班嗣在当时声望也十分高。班稚官拜黄门中郎将，河西属国都尉，广平相，官职一直很高。班稚的儿子班彪，就是班固的父亲，做过“徐令”，在《汉书·叙传上》中，记载了班彪的《王命论》，班彪认为，虽然汉朝天子起于布衣，但也是由命运主宰的，君王的命运生来与众不同，不是常人所能及。这样维护统治的思想也对班固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班固的生年在《汉书》中没有明确说明，《后汉书·班彪列传付班固传》云：“及窦氏宾客皆逮考，(种)竟因此捕固，遂死狱中，时年六十一。”[3]同书《窦宪列传》又云，窦宪死于永平四年(公元92年)，以此推论班固应生于公元32年。但根据冯一下先生在《班固生年献疑》中的论述，对于班固生于公元32年，《汉书》、《后汉书》中仍有一些出入，所以他认为班固的生年应为约公元32年。笔者赞同，既然史籍中并没有准确的记录生年，存疑就是很正确的做法。

东汉汉光武帝建武年间，班固出生在一个富豪、鸿儒、高管、外戚的家庭，九岁时，能属文诵诗赋。长大以后，“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3]，可见班固自幼就对诗书典籍有极大的兴趣。《汉书·叙传上》中记录有班固的两篇文章分别是《幽通赋》和《答宾戏》，这两篇文章表现班固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对儒家学说的笃信。《幽通赋》中有一段关于“福祸之理”的议论，讲了周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司马迁述《史记》，都是在厄运之下完成的杰作。而孔子的弟子子路，为了趋利避害，最后死于乱军之中，以此来说明人对于福祸的态度应该是淡然处之。《答宾戏》中班固对不是儒家的学说加以抨击“韩设辩以檄君，吕行诈以贾国，《说难》既酋，其身万国；秦货既贵，厥宗亦隧”[2]，随即表露出对儒家的敬仰和喜爱之情，赞赏孔子“抗浮云之志”，孟子“养浩然之气”，“彼岂乐于迂阔哉？道不可以贰也”。[2]

班固在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官宦家庭长大，又入朝为官，在他的心里尊卑有序、等级分明、重本抑末才是理想社会。所以在《汉书·货殖传》中他写道：“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2]他指出草木没有凋谢，就不上山伐树，要封山育林。野兽没有老病，就不捕杀他们。鹰隼没有成年可以飞翔，就不要打猎，保护野生动物。他的人生经历与司马迁相比，多了些中规中矩，少了些不羁豪情。

个人经历的不同造成了司马迁以平民的角度，更为客观的看待商业。而班固则在维护统治的角度上提出，限制商业发展。

二、“西汉盛世”与“东汉初立”

社会的背景对个人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司马迁与班固的不同也与他们所处的不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关于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间，《史记集解》中有注录，司马迁作为太史令五年之后。“适当于武帝太初元年，此时述《史记》”[1]。汉朝实行的政策在汉武帝时期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其原因首先在于汉初民生凋敝的情况在这时得到缓解，皇上出门没有相同颜色的马，王侯将相出门要坐牛车，“民亡盖藏”[2]的情形变成了，“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1]都城的钱财积累成山，成串的钱甚至都腐朽了，粮仓的粮食由于过于充盈，都堆积在仓库之外，直至腐败，不能食用的局面。这样的太平盛世再施行从前休养生息的政策继续放任是不合理的。

其次，汉初施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不许商人穿丝织品、持有兵器、乘车和骑马，不许他们入朝为官，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可在如此高压政策之下，商人并没有被打压。反而，他们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用高利贷盘剥农民，成了富人。他们以钱财贿赂结交王侯，抬高了社会地位。晁错对当时本末倒置的社会现象笔伐道：“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2]，他们没有了务农的困苦，却有富足的生活，凭借商人巨大的财力买通皇亲国戚，甚至势力都大过了在朝的官员，用利益互相倾轧，乘着华丽的车马，穿着丝绸缟布的衣裳。生活异常奢靡。在商人越打压越嚣张的情形下，就迫切需要新的政策。汉武帝在经济方面所作的政策调整是变“堵”为“疏”，利用精通经济的商人来修改和制定政策。任用当时的著名商人东方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任用商人之子桑弘羊主持计算。这些部门都具有实权并且直接隶属于中央的，这些商人也都是汉武帝时期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这样的举措进一步提高了商人的地位。虽然汉武帝没有冲破阶级的束缚，依然对商人有盘剥和打压，但任商为官，专人专职的做法依然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在这样社会形势影响之下的司马迁，对商人和商业的认识自然会更为客观。《史记·货殖列传》“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1]就像水自上而下流淌，日夜不休，不用招揽，自己就会到来。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1]，表明其对于通商的态度。

司马迁认为士农工商没有高下之分，工商业和农业应该是并驾齐驱的，商业也是可以发展，利用的。他主张商农并举，“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背金钱刀布之币兴焉”[1]。并且主张自由的发展商业。

与司马迁所生活的西汉盛世有所不同，班固生活在东汉建武年间。《后汉书》记载“固自永平中始受诏……至建初中乃成。”[2]可见，班固述《汉书》是在东汉初年，那时的社会经济情况与西汉初年非常相似。王莽篡汉后，“天下连岁灾蝗，寇盗蜂起”[3]，汉光武帝刘秀为重立汉室江山，连年征战。东汉政权初定，便又是大赦天下，让被赦免的奴隶开垦荒地，振兴农业，减轻徭役，鼓励垦荒。到了东汉明帝章帝之际，“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野披”[3]社会发展逐步稳定。然而就在政权初定之时，出现了官僚依赖特权经商来为自己牟取暴利，官商合流甚至出现“辜榷”现象。国家用兵打仗大笔消耗财力，商人还不断进行蚕食，使得东汉政权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班固的家庭世代为儒官，维护皇权的思想根深蒂固，断不会与“商贾”之辈同流合污。

但是，班固对商业也并不是全面抑制，而是认为要在农业的发展稳定之后再适当的发展工商。班固认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都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但是，只有将农业放在最重要、最关键的位置，才能保证其他一切的发展。他在《汉书·食货志》的还明显的表达了希望国家操控经济的想法，“《易》称‘裒多益寡……周有泉府之官……故管氏之轻重”，他点明了李悝实施的的平籴法，桑弘羊主持的均输法，这些经济政策实际流传已久，古已有之。回顾历史，就能了解到，有良好的官员，条令得以实施，因此人民才能够得到利益。“及孝武时，国用饶给，而民不益赋其次也。”[2]班固认为有良吏和好的制度来管理、监控、抑制商业才是最好的办法，两千年前的班固就出现了国家调控干预经济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