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康健

众所周知，吐鲁番文书是研究中古史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中外学者曾利用这一珍贵史料做出了许多精彩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吐鲁番文书相对比较残破，整理不易，尤其是在文书的性质判断与定名上，仍有不少值得再深入研究的问题。笔者在学习研读荣新江先生等主编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一书时，深受教益，但也产生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今拟对该书中的两件文书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巴达木207号墓出土的2004TBM207∶1-5b文书，《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者定名为《唐西州事目历》。为便于讨论，先将文书释文转录如下①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0页。：

（前缺）

（后缺）

原文书残缺过甚，正面仅剩三行六个字可以辨认，背面有半个残字。据题解，本墓中“所出文书书，故定名为《唐西州事目历》。问题是，第1行“参军 素”数字如何理解呢？

复据题解，整理者认为第1行中“素”，即同墓所出《唐仪凤三年（678）九月西州功曹牒为检报乖僻批正文案事》中“录事参军敬大素”，并与中村文书E、大谷1421号等含有勾官“素”签署的文书对比，认为“笔迹与本件相同”，推测其为仪凤某年文书②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80页。李方先生曾根据中村文书E、中村文书B、大谷1421、大谷2843等文书对其中名“素”的勾官有过考证，赵晓芳、陆庆夫对“敬大素”亦有考证，并认为李方先生考证之“素”即为“敬大素”。综合以上学者考证，“勾官素”即敬大素。又本件文书中“素”与“勾官素”签署笔迹相同，则“勾官素”、“录事参军敬大素”与本件文书中的“素”为同一人。参见李方：《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9～60页；其后的研究，参见赵晓芳、陆庆夫：《唐西州官吏编年补证——以〈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第68～69页。。这一判断值得重视。既然“素”即西州都督府录事参军敬大素，此处又为其签名，则“事参军”前当缺“录”等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参军”与“素”之间空缺一字格，且据图版，“素”下尚残存一字笔划，中间也缺一字格，这一书写格式与后面2行明显不同。如果本件文书是事目历，为什么会出现勾官签署之类的内容？书写格式为何前后有异？如果不是事目历，那它又是什么性质的文书？背面残缺的半个字与正面内容又有什么关系？总之，明确本件文书的性质，关键在于对第1行所记内容的理解，以及第1行与第2～3行之间关系的判断。

关于唐代事目文书，王永兴先生曾有过深入的研究③王永兴：《吐鲁番出土唐西州某县事目文书研究》，收入氏著《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76～391页，近年方诚峰先生续有探讨④方诚峰：《敦煌吐鲁番所出事目文书再探》，《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7～134页。，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此类文书的认识与了解。大致而言，“事目”即文书的标题目录，通常有固定的书写格式，如“XX为XX事”，事目中出现人物姓名比较常见，虽然有时会省略名或字，但姓是必须要写清楚的。兹举例说明如下。

大谷1508号与1538号文书，系两件可以缀合的唐安西官府事目文书⑤［日］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第一卷，京都：法藏馆，1984年，释文第72～73页、第79页。刘安志：《库车出土唐安西官府事目考释》，收入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19～327页。此处参据刘氏录文。：

（前缺）

6□海宾状为大井馆步硙一具不堪迴□事。

7一为请漆器什物等事。

（后缺）

据此不难看出，其书写格式皆为“XX为XX事”，具体事目中涉及的人物皆有名有姓。不仅如此，事目的附加信息也要写全姓名。阿斯塔那518号墓所出《唐西州某县事目》中，就包含了文书的受付信息，由于文书很长，我们节录部分姓名信息如下①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叁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57～458页。：

3□□□为麻田依前种并苜蓿未申事三日付曹义

以上所引数行，“曹义”、“郑满”、“鄯则”、“张驾”、“刘感”等都带姓氏。不仅如此，通检本件文书，受付人皆作如此书写。值得注意的是氾让、鄯则二人，据题解，“本件中受付人张驾、氾知让、鄯则名亦见于本墓一〇《唐神龙二年史鄯住则牒》”②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叁卷，第457页。。可知“氾让”、“鄯则”全名为“氾知让”、“鄯住则”。说明受付人即便省略姓名，也只是双名单称，而不会省略姓氏。这与上揭“唐西州事目历”中仅写“素”字有着很大的不同。

总之，从目前所知的唐代事目文书看，尚未见到类似《唐西州事目历》第1行的书写格式，则该文书的性质是否为“事目历”，就值得再研究了。其实，类似“事 参军 素”这样的书写格式，在敦煌吐鲁番所出的唐代案卷中是比较普遍的。如果再联系录事参军在唐代案卷中的职责，则此件文书的性质究竟为何，就可以判断清楚了。

卢向前先生曾将唐代牒文的处理程式分为署名、受付、判案、执行、勾稽、抄目六个环节③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唐代经济社会史综论——甘露之变研究及其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29～357页。下文涉及文书处理程式的六个环节，皆采用卢向前先生观点，不另出注。。其实不仅牒文，其他公文处理程式也是如此。按录事参军具体承担付事与勾稽两个职责。如阿斯塔那509号墓所出《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第183～187行载④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肆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96页。：

183付司斛斯示

184二月八日录事 受 八 日

185功曹摄录事参军 思 付

186连元白

187十一日

据此，西州都督府都督王斛斯于“八日”作出“付司”的批示后，录事当天“受”，功曹摄录事参军“思付”，即交付户曹，户曹参军“元”于十一日作出“连”的判白。比较第185行“功曹摄录事参军思 付”的书写格式，不难发现，其与《唐西州事目历》中“参军 素”的签署格式存在相近之处。但《唐西州事目历》后面出现的是两个“事”字，又与上揭案卷出现的“连元白。十一日”并不相同，可见二者不是同类性质的文书残片。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勾稽环节。

除付事外，录事参军还需要勾稽文书，即在案卷上署名并写上“勾讫”二字，王永兴、杜文玉两位先生对此早有揭示①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9～65页；杜文玉：《唐代地方州县勾检制度研究》，《唐史论丛》第十六辑，第1～17页。。如前揭案卷第46～49行载②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肆卷，第285页。：

46正月廿二日受，廿九日行判。

48功曹摄录事参军 思 勾讫

49给孟怀福坊州已来过所事

吐鲁番所出《唐仪凤二年（677）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酱估报等事》（中村文书E）④金祖同：《流沙遗珍》，秀水金氏影印本，1940年；再版：《敦煌丛刊初集》五，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图版四－三、四。［日］内藤乾吉：《西域发见唐代官文书の研究》，《西域文化研究》三，京都：法藏馆，1960年，卷首图版九，释文第84～85页；又收入氏著《中国法制史考证》，东京：有斐阁，1963年，第287～288页。，可以进一步证明笔者的上述判断，兹引录如下：

（前缺）

1市司：件状如前，牒至准状，故牒。

3仪风二年十一月廿二日

4府 史藏

6史

7十一月十三日受，其月廿三日行判。

8录事张文裕检无稽失。

9录事参军素勾讫。

10牒市司为勘酱估报事

11下柳中县为供客柴用门夫采供事

上揭文书第1～6行，乃仓曹案卷的执行环节，第7～9行属录事司的勾检环节，第10～11行为署目环节。文书年代为仪凤二年，“素”即时任西州都督府录事参军的敬大素。从《唐西州事目历》第1行书写及签署格式看，“参军”后空缺一格，接书“素”字，再空格书某字（当为“勾”），这与上揭文书第9行完全相同。不仅如此，《唐西州事目历》最后两行残缺的“事”字，也与上揭文书第10～11行“署目”相吻合。二者显然属于同类性质的文书。至此，我们可以判断，被整理者称为《唐西州事目历》的2004TBM207∶1-5b号文书，其性质并不是事目历，而是一份案卷最后的勾检与署目环节部分，可据以定名为《唐仪凤某年西州案卷残文尾》。兹重新录文如下：

（前缺）

（后缺）

二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也收录了若干征集的文书，其中2006TZJI∶036文书即征集于和田地区。该文书正背两面均有文字。以下我们先按原整理者对文书正面、背面的判断，对文书分别进行讨论。

首先，被原文书整理者视为“正面”并定名为《唐于阗毗沙都督府案卷为家畜事》（以下简称《案卷》），存9行文字，录如下①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359页。整理者在第4行“被问”两字前有注释：“‘被’字上有两残字，可能由纸扭曲造成，不知来历。”：

1百姓□?

2百姓史?

3百姓弥悉□年六?

（后缺）

本件文书后缺，第1～3行开头均为“百姓”，其后书百姓姓名。从第3行“年六”来看，姓名之后应当还会记录年龄。第4行“被问”前有两残字，整理者未释读。按文书残损较为严重，完整内容无法得知，但据文书格式，可以大致判断是官府对三位百姓的审问记录，内容与羊、駞等家畜有关。文书第4～6行是官府的问话，第6～9行则是百姓对审问的回答，中间以“仰答”为界划分。据书写格式及相关用语，此类文书属于“辩辞”，在吐鲁番文书中多有所见，如阿斯塔那61号墓所出《唐麟德二年（665）畦海员辩辞》载①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叁卷，第237页。：

1畦海员年卌五|||

2海员辩：被问赁牛两头与麹运贞践麦，是何日赁与，□

3□得多少价数者。谨审：但海员不是赁牛与麹运贞

11既不是□

上揭文书第1行为人物、年龄，其后还有指节印。第2～3行为官府审问，以“被问”开头，第3～7行为畦海员的回答，中间以“者”和“谨审”分界。以之与前揭《案卷》相比，两件文书除内容不同外，其余格式基本相同。据此可见，两件文书性质相同，俱属“辩辞”一类文书。

按辩辞是唐代一种比较常见的官府文书，黄正建先生曾对其格式进行过复原：1、（辩者）姓名、年龄、画押（指印）；2、诉讼标的；3、某（辩者）辩：被问（下列被问事项）；4、仰答者；5、谨审；6、被问依实谨辩；7、年月日②黄正建：《唐代法律用语中的“款”和“辩”》，《文史》2013年第1辑，第261页。。根据黄先生复原的“辩式”，前揭《案卷》第1—3行即为第一项，“百姓”是身份，后书姓名、年龄，惜画押或指印已经残缺。第4行“被问见在百姓”则属第三项，是官府询问的开始。第6行“仰答”则为第五、六项，乃百姓回答的开始，只是缺少“谨审”二字。事实上也并非所有的辩辞都有“谨审”二字，如阿斯塔那509号墓所出《唐宝应元年（762）六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中，即有如下辩辞记录①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肆卷，第331页。第16行最后有康失芬的指节印，应为画押。第22行“将”与“使”字之间有“√”符号。：

16靳嗔奴扶车人康失芬年卅|||

17史拂郍男金儿 曹没冒女想子

18问得史拂郍等状称：上件儿女并

19在门前坐，乃被靳嗔奴扶车人辗损，腰

20胯折，见今困重，仰答虚实！但失芬身

21是处蜜部落百姓，靳嗔奴雇使年作，今日

22将√使车牛向城外般墼，却回行至城南门

23口，遂辗前件人男女损伤有实。被问依

24实谨辩。铮

25元年建未月 日

据此记载，辩者为康失芬，第17行为诉讼标的，第20行“仰答虚实”之后并无“谨审”二字，而是直接从“但”开始。因而辩辞未必都有“谨审”二字。至此，我们可以初步确定，上揭《唐于阗毗沙都督府案卷为家畜事》文书性质是“辩辞”。

确定其为辩辞不仅仅只是为了定性，更有可能借助辩辞的格式对文书的一些残字作出推补。如文书第4行“被问”前有两个残字，根据图版很难辨认，整理者认为可能由纸张扭曲而成，并非文书内容。但根据辩辞格式，可知“被问”前当为“某（辩者）辩”。又如文书第6行“仰答”之后残缺一字，整理者未予释读。然根据辩辞格式，此处当为“谨审但”。前文已经说明，辩辞中未必皆有“谨审”，因而此处可能为“但”字。细审图版，此残字下半部分就是“亻”的一竖与“旦”最后的一横，可以基本确定为“但”字。因而，第6行文字当为“为当还褐镪私羊，仰答。悉曾移其”。

按《唐于阗毗沙都督府案卷为家畜事》为征集文书，仅此一件，不知整理者何以判断其性质为“案卷”？根据如上分析，该文书可重新定名为《唐于阗百姓弥悉□等辩辞为家畜事》。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被整理者视为“背面”的《唐开元十七年（726）于阗盖阿兴牒为奴送麦事》（以下简称《牒为送麦事》）②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360页。：

（前缺）

4别?

（后缺）

据如上残存4行内容看，这是一件牒文的末尾，惜牒文发出机构与收文机构不明。整理者将文书定名为《唐开元十七年（726）于阗盖阿兴牒为奴送麦事》，其中“奴”的定性，显然据文书第2行“奴八送麦者”而来，这当然也有一定道理，但“八”字如何理解呢？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奴婢多有名无姓，如阿斯塔那509号墓所出《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益谦、薛光泚、康大之请给过所案卷》第21～23行记①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肆卷，第270页。：

21姪男意奴年叁拾壹 奴典信年贰拾陆

22奴归命年贰拾壹 奴捧鞭年贰拾贰

23奴逐马年拾捌 婢春儿年贰拾 婢绿珠年拾叁

据此，不管是奴还是婢，皆有双名。如果身份为奴，而名只有一个“八”字，感觉有些说不通，叫起来也颇别扭。因此，“奴八”有可能是姓奴名八，其身份是良人而非贱民。中古时期以“奴”为姓氏多有所见，《魏书·高祖本纪》中即有“高丽民奴久等相率来降，各赐田宅”②魏收：《魏书》卷七《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5页。。这里高丽民显然姓奴名久，并非奴隶。此外，在吐鲁番文书中也有姓奴的例子，如《唐贞观十七年（643）六月西州奴俊延妻孙氏辩辞》中，“奴俊延”即是姓奴名俊延③［日］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第一卷，图版一〇五、一〇六，释文第8、36、56、57、105页。刘俊文、刘安志等学者对此文书有过研究，参见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05～509页；刘安志：《读吐鲁番所出〈唐贞观十七年（643）西州奴俊延妻孙氏辩辞〉及其相关文书》，《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后收入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第44～64页。。

其实，文书整理者已将“奴八”两字划专名号，但却将文书定名为《唐开元十七年（726）于阗盖阿兴牒为奴送麦事》，感觉有些前后不协。故而，这件文书比较稳妥的定名，当为《唐开元十七年（729）于阗盖阿兴牒为送麦事》。

关于本件文书的正、背面关系，上文业已指出，整理者将《案卷》定为“正面”，而将《牒为送麦事》判为“背面”，感觉这一判断也是存有疑问的。

按《牒为送麦事》上钤有朱印一方，且为正式的牒文，说明这是于阗某机构发出的公文。我们知道，唐代公文钤印有着较为严格的制度规定，所谓“凡施行公文应印者，监印之官考其事目，无或差缪，然后印之；必书于历，每月终纳诸库”④（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页。。钤印之后的文书一旦施行，就具有“通达上下，所在信受”的作用与功能⑤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一九《贼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50页。。按唐令有“文案不须常留者，每三年一拣除”之规定⑥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一九《贼盗》，第351页。，到保存期限之后的文书被清理出来，有些纸张被重复使用，就成为纸背文书。如果将《案卷》定为“正面”的话，则《牒为送麦事》是在已有文字的背面另行书写牒文，并钤盖官印，再发送到另外一个机构，这于制于理感觉有些不好解释。

笔者注意到，原整理者对此件文书的解题似乎有些前后矛盾，如有关《案卷》的题解，称“背面为《唐开元十七年于阗盖阿兴牒为奴送麦事》，有纪年‘开元十七年五月十四’，本件文书当写于此后”①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359页。。既然《案卷》写于“开元十七年五月十四”之后，那只能说明《牒为送麦事》先写，《案卷》后写，前者为正面，后者为背面。因此，不排除原文书整理者在相关表述上出现疏误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本文基本观点如下：

1、吐鲁番巴达木207号墓所出2004TBM207∶1-5b文书，系唐仪凤某年西州都督府案卷末尾，属于录事司勾检与署目两个环节，其性质并非事目历，原文书整理者的定名可能有误。

2、和田地区征集来的2006TZJI∶036文书，正背两面均有文字，正面应为《唐开元十七年（729）于阗盖阿兴牒为送麦事》，背面则为《唐于阗百姓弥悉□等辩辞为家畜事》。原文书整理者对该文书正背面关系的判定及相关定名，似都存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