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华峰

2019年7月16—17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共同举办了主题为“不忘初心，缅怀前辈，协力推进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的李征先生追思活动。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追思会，第二阶段是李征先生骨灰安葬暨墓碑树立仪式。分别在乌鲁木齐、吐鲁番两地举行。

李征（1927—1989），满族，祖籍河北滦县，生于乌鲁木齐，著名考古工作者，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首届理事会理事，长期在新疆从事文物考察、保护、研究工作。他于1947年至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1948年返疆后，曾执教哈密中学，任吐鲁番第二小学校长。1952年调入新疆地质局地质调查所，并兼任新疆文化处文物整理鉴定工作。1958年，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第四次新疆考察期间，邀李征一同参与新疆文物调查，推荐他进入新疆博物馆任职，后转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1959年至1979年的二十年间，李征先后在阿图什、阿克陶、乌恰、焉耆、米兰、阿勒泰等地，特别是吐鲁番地区进行文物调查与考古研究。自1975年起，他应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之邀，协助唐长孺教授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历经十二寒暑，为我国文物考古事业和吐鲁番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征先生于1989年不幸因病去世，如今许多学人已经不熟悉他的名字。今年是李征逝世30周年，学界同人在他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举行纪念活动，深情缅怀李征先生，彰显他的不朽功绩，表达学界后人协力推进丝绸之路文物保护与研究工作的决心，实为新疆、乃至全国考古文博界一件意义非凡之事。

7月16日上午，来自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博物馆等单位的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在考古所二楼会议室举行了李征先生追思会。会议由考古所副所长李文瑛和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荣新江共同主持。

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受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郝春文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委托，代表学会宣读了著名敦煌吐鲁番学家、中山大学姜伯勤教授的书面发言《缅怀李征先生》。年届八十岁的姜伯勤教授高度赞誉了李征的成就，强调：“大家都觉得应该纪念李征先生，是因为李征先生值得纪念；李征先生之所以值得纪念，是因为他为吐鲁番出土文书所做的工作已经成为了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成果中的一个不可磨灭的部分。”之后，荣新江教授作了《重读〈安乐城考〉，追念李征先生》的发言。荣新江教授说，他与李征先生是河北滦南同乡，这为两人忘年之交的学术友情更增添了一份亲近感。荣新江教授回忆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李征先生曾来讲演，后来自己随张广达先生到五四大街红楼的古文献研究室看“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整理过的文书，常由李征先生接待。这些交往，都让自己难忘李征先生的长者之风。荣新江教授认为李征先生发表吐鲁番学研究最重要的文章是《安乐城考》，并介绍了其中关于回鹘继承唐朝高昌建制的重要观点。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也发来悼文，由李文瑛副所长代为宣读。悼文表达了对李征先生的深切怀念，对他在吐鲁番考古和文书研究领域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李征先生一生致力于新疆文物考古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研究，道德文章，为学界所重。”指出他三十年前星陨西域，是文物考古界的巨大损失，但他的英名不朽，精神长在。

参加追思会的专家，大多都是李征先生的生前友人、同事，以及受其沾溉的后辈学人。大家畅所欲言，或回忆李征先生的生平轶事，或追述与先生的交往过程，或评骘先生的学术成就。七月中旬的乌鲁木齐骄阳似火，考古所会议室内的气氛也同样热烈。

故宫博物院的王素教授自1981年开始与李征先生共事，一起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达六七年之久。当年他与吴震先生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与李征先生隔壁。他认为，若回顾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工作，李征先生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李征生活简朴，无欲无求，对待工作却一丝不苟。当时新疆博物馆所有送到北京的出土文书，都放在李征先生办公室。一万多片文书残片，由他亲自拼接完成3000多片，然后逐件校对、拍照。在校对文书的两年间，李征先生对自己的过往经历从来不谈，聊得最多的是出土文书中的高昌历法，他最早发现高昌历法与同期中原历法的差异。王素教授后来在《麹氏高昌历法初探》（吴按：载《出土文献研究续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一文中，专门揭表了李征先生的这一学术创获。

王素教授说，李征先生在1987年结束文书整理工作后返回新疆考古所，还给自己写过信，告诫他要读书勤奋、从善如流。李征先生的去世，是新疆文物考古界的重大损失。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为新疆文物考古、吐鲁番文献整理做出了永远难以磨灭的贡献。

新疆社会科学院钱伯泉研究员是李征生前好友之一。钱先生追忆，年长几岁的李征先生待他如同兄长一般热情。1983年夏，他和李征先生一起到兰州参加第一届敦煌吐鲁番学学术研讨会，每天一起吃饭、散步，李征先生总爱给他介绍吐鲁番出土文书，引导他逐渐进入相关领域的研究。1984年以后，钱伯泉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图书馆整理《西行草》，其中有内容涉及李征的祖父（吴按：《西行草》，周先檀著。据钱伯泉说，李征祖父为李云麟。曾任布伦托海办事大臣，署伊犁将军）。于是他将《西行草》和《清实录》中的相关记载摘录成册，送给李征先生，李先生非常高兴。

追思会特邀嘉宾、黄文弼孙女黄小玲女士追忆了李征先生与黄家延续三代的友谊。她记得祖父黄文弼先生在世时，李征常常和他通信交流新疆考古方面的问题，从那些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对新疆文物考古的热爱。黄小玲女士回忆说，李征先生去北京工作的那段时间，下班后经常到她们家里一起吃晚饭。每次去黄家都会带许多食品或礼物，在手头拮据时则向父亲黄烈先生借钱。她说李征先生非常朴实、认真，有时在和家人聊天中，还会直率地纠正弟弟黄纪苏的一些说法。黄小玲女士近年和家人来新疆时，询问李征先生的情况，才对他身后之事有所了解。看到黄家人多年关心的事情如今能够得到落实，感到非常欣慰。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主任朱玉麒叙说了自己对李征先生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2012年以后，朱玉麒教授协助黄纪苏先生等打听李征近况，听说李征先生患病去世，骨灰尚未安葬等消息。当时就发愿将来由黄文弼中心安葬李征先生。朱玉麒教授说自己还曾从人民大学担任特聘教授的王炳华老师处，了解到许多李征先生的往事。王炳华先生作为李征的同事，在李先生去世前的最后日子，经常前去看望并在夜间陪床。直到去世前两天，李征先生病重住院期间，一直住在多人病房，因怕影响同室病友休息，忍受着肺癌的剧痛而不敢呻吟。经王炳华先生与医院协调，终于让李征先生在弥留之际调整到一个单间。李征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自己承受着巨大痛苦，也在为别人考虑。

在座的李征先生的老同事们，也纷纷将心底珍藏的那些独一无二的故事，在这里分享、交流，表达着对李征先生无尽的追念。

新疆社会科学院殷晴先生说，他在上世纪70年代参加丝绸之路会议时首次与李征先生见面，自己那时还在和田地区工作。80年代调入新疆社科院之后，与李征成为同事。在得知李征先生诊断出癌症后，他们一家非常同情，有时下班以后就到李先生家去探望。印象最深的是李先生晚境清苦，家徒四壁的几大架书，每次去了就和自己谈如何做学问，还念念不忘让他转告社科院领导对于新疆考古工作的一些建议。

新疆考古所原所长伊弟利斯追忆说，他自1972年分配至新疆博物馆工作，李征先生是他的启蒙老师，在业务方面对他要求非常严格。这种严格的训练，也让自己受益匪浅，后来无论是在考古工作中画墓葬图，编工具书，从事彩陶、青铜器研究，都派上很大的用场。伊弟利斯还向大家展示了一个1942年制造的行军水壶，那是上世纪80年代李征先生送给他的礼物，多年来一直伴随着他度过野外考察。

新疆考古所胡桂珠女士回忆了1978自己去北京进修，李征先生亲自为她煮面条的往事。李先生还曾带她去王府井游览，平日里省吃俭用的李先生送给她一个价值20多元的背包和一块手绢，鼓励她勤奋工作。在回到乌鲁木齐之后，李征先生又继续写信勉励她努力工作学习，对年轻人的无私关爱之情感人至深。

新疆考古所羊毅勇女士曾经与李征共同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和米兰发掘调查，她讲述了李征先生的一则轶事：李征先生下班回到家，如果不想干活，就会给家人说，他今天在所里又整理墓葬遗物了，于是就可以避免做家务，得到休息。这个小故事也向大家展示了李征先生幽默的一面。

新疆社会科学院《西域研究》编辑部陈霞女士说，自己1986年来社科院工作，那时李征先生总爱背着黑包，穿着深色的衣服。她曾几次进过李征先生的书房，还得到先生的两本赠书。后来她才得知，李先生只允许自己喜欢的人进他的书房。她还回忆到，李征先生在研究中有个习惯，就是将有用的论文剪贴成册，注明出处加以保存，老辈学者严肃认真的学风让她记忆犹新。

除了追思李征先生的过往事迹，专家们也对未来的纪念活动以及丝绸之路研究做出展望。朱玉麒教授说，黄纪苏先生已经代表家人，将黄家保存的11封李征写给黄文弼的信件捐赠给了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这些信件中还夹着向达先生的便签，说明李征先生曾得到老一辈西域研究大家的栽培。中心计划将这批信件整理刊布，以展示西域史研究的一段佳话。朱玉麒还表示，李征先生的很多遗物、书籍都保留在新疆考古所。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愿意为它们专辟一个空间来做展示和纪念。“黄文弼中心丛刊”也乐意将李征先生的传世论文结集出版流传。

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研究员说，李征先生实际也是新疆博物馆专业的奠基人。李征先生传世的文章并不多，但在他捐赠给考古所的书籍中，随处可以看到批注，可见李先生读书的勤奋。对于这样一位值得纪念的人物，更要思考如何为他做一些事情，继承、发扬一代学人勤恳的学风。于馆长还期待今后举全国之力合作做一些中国特色的优势项目，推动做好新疆考古资料的整理，并计划在自治区博物馆二期建设中专门开辟出400平米的空间，用于馆史和前辈事迹的展陈。

在本次追思会上，学者们还围绕着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李征先生与《坎曼尔诗笺》的“关连”发表了意见。有关坎曼尔诗笺真伪问题，是当代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桩疑案：1971年，北京故宫举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展出了两件新疆出土文书：一是白居易《卖炭翁》诗，署“坎曼尔元和十五年（820）抄”，一是写于元和十年的3首汉语诗作，作者署名“纥坎曼尔”。两件文书被郭沫若定名为《坎曼尔诗笺》，并于1971年12月19日写专文《〈坎曼尔诗笺〉试探》加以评介。《坎曼尔诗笺》由此而轰动中外学界。此后不久，就有学者就其真伪提出质疑与辨析。1991年6月，杨镰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坎曼尔诗笺〉辨伪》一文，全面否定了《坎曼尔诗笺》的真实性，并在文章中以“作伪者”L代指李征先生。

与会的王素、钱伯泉、张玉忠、黄小玲等纷纷对此发表意见，指出李征先生为人诚实正直，极其谨慎，一生又远离政治，在他去世后用口说孤证对此“缺席审判”定谳，极不公正，应该用科学的手段释疑辩白，为李征洗冤正名。朱玉麒教授说王炳华老师曾告诉他，关于坎曼尔诗笺之事，他也询问过李征先生。李征先生在病榻上说：“此事一言难尽，等我好了，我原原本本告诉你。”但他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直到最后攥着王炳华的手咽气。从李征先生的遗言里，似乎能够体会到许多难言之隐。有时候，一个历史事件的真相和本质，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模糊甚至歪曲。当初与《坎曼尔诗笺》相关的当事人，如今都逐渐离开人世，它的真伪问题，也许永远都将成为一个不解之谜。《坎曼尔诗笺》从出现在公众视野，到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无疑都带有时代政治因素与文化影响的烙印。黑白是非，留与后人评判，而李征先生则确实是这桩疑案无辜的受害者。

追思会最后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先生作总结发言。他说自己于1980年初识李征先生。当时因为撰写岑参边塞诗研究论文涉及相关吐鲁番出土文书，由导师启功先生介绍至唐长孺、李征先生处请教，受到李先生的热情接待与指教。1985年，敦煌吐鲁番学会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一次国际研讨会，李征先生作为东道主为会议辛勤服务。在代表们乘车去吐鲁番考察的途中，李先生还不时给大家指认沿途古代遗迹，那种如数家珍的喜悦之情，也令他永远难忘。柴剑虹感慨，从大家发自肺腑的发言中，也让自己更加了解了李征先生对新疆地区考古调查和文物保护、出土文书整理研究工作的杰出贡献，越发敬佩他的为人。而今天大家在李征先生生前辛勤工作过的地方举行隆重的追思活动，也具有深远的意义。最后，柴先生以一首七言诗表达了自己以及全体与会者对李征先生的敬意。

追思会两小时的短暂时间，虽然不足以还原李征先生的完整生平，但在每个人对李征事迹吉光片羽的追述中，他的身影逐渐从模糊的历史中走出，变得更加真实、生动和亲切，其严谨认真、朴实无华的精神品质也打动着每一位在场者，整场追思会都沐浴在哀而不伤的氛围当中。会后，部分专家学者护送李征先生骨灰盒直接前往吐鲁番，准备为李征先生骨灰进行安葬。

李征先生去世后无子女亲属料理后事，骨灰盒一直存放在自治区考古所。其间原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柳洪亮局长曾准备为他安排后事，但柳先生于2003年因车祸去世；其后考古所王炳华先生也有在吐鲁番安葬李征骨灰的愿望，并已经开始和吐鲁番相关部门洽谈。2017年，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在乌鲁木齐东山公墓择好墓地，准备找机会为李征先生落葬。在听说王炳华先生的心愿后，又调整了计划，最终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协力操办下，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促成骨灰安葬事宜。

7月17日早上九时半，参加追思活动的部分专家学者与吐鲁番市文物局、吐鲁番学研究院全体同人由党组书记仲生浩带队，来到吐鲁番交河沟西雅尔乡平顶山墓地，举行李征先生骨灰安葬、墓碑树立仪式（图版壹，5），仪式由吐鲁番市文物局副局长曹洪勇主持。大家协力将其骨灰入殓、封盖。考古所邱陵女士将凝聚了李征心血的几册《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和他生前嗜好的两盒莫合烟放置于墓穴中。

花岗岩墓碑的正中，书写着“李征之墓”四个大字。这是柴剑虹先生遵照李征友人、启功先生生前的遗愿与授权，在中华书局美编的帮助下，集启功先生所书字而成。墓碑正面左侧署明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新疆师大黄文弼中心、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敬立。墓碑的背面镌刻着李征的生平简介：

李征（1927—1989），满族，乌鲁木齐市人，曾任吐鲁番第二小学校长，后随黄文弼教授参与新疆文物考查，任新疆文物考古所副研究员，又曾尽力协助唐长孺教授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为中国文物考古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二零一九年七月立

墓碑和文字都一如李征先生的为人一样质朴无华。与会全体来宾在墓前默哀一分钟，为李征先生三鞠躬，并向他献花表示哀悼。上午十时半整，仪式圆满结束。李征先生带着新疆考古与吐鲁番学研究的传奇，永远长眠在了吐鲁番盆地地势最高的台地上，守望着他一生为之痴迷的这片绿洲，终于了却了一代考古工作者、文物保护研究者的夙愿。

历史上有很多不应被遗忘的人物，李征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李征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幼年丧父的经历给他的成长带来无尽的阴影，特殊家世和父辈的身份也给他造成很大的政治冲击，这些都造就了他谨小慎微的性格。成长的缺失、家庭的不幸，个人命运与政治际遇的纷繁复杂，加之晚年忍受病痛的折磨，李征先生承受了一个知识分子所能承受的巨大痛苦，他的遭遇令人扼腕叹息。但幸运的是，在人生中许多偶然与必然因素的交织下，李征先生得以从事自己钟爱的事业，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受到后人们的肯定与景仰。他的精神与业绩，也必将成为中国新疆考古与敦煌吐鲁番研究事业的一颗明星，永远照耀、激励着后辈学者不断前行。

（本文承柴剑虹先生审订，荣新江教授、朱玉麒教授、邱陵女士均曾提出修改意见，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