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

李征（1927-1989）先生，是河北滦南人，是我的同乡。这一点过去我不知道，也没有听李征先生说起过。最近朱玉麒教授告诉我，让我在忘年交的学术友情之外，多了一层老乡的关系。

我记得李征先生经常说到他是满族，祖辈是随刘锦棠进疆的。最近读了朱玉麒《汉和堂藏〈裴岑碑〉旧拓考》①朱玉麒：《汉和堂藏〈裴岑碑〉旧拓考》，《中国民族博览》2014年第11-12合期，第30～41页。以及他提到的魏长洪整理《坤哈变事记》的说明②《近代史资料》总72号，1989年，此据《魏长洪新疆历史文选》，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47页。，得知他的父亲名李晋年（1860-1929？），字子昭，隶汉军正白旗。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人，为伊犁将军长庚聘请来新疆，参与编纂《新疆图志》，后任镇西厅（巴里坤）同知。入民国后，历任新疆镇西、巴楚、沙雅、墨玉等地方官，及新疆省府高等顾问。著有《新疆回教考》《春秋今事比》《唐代藩镇考》《西域金石补证》《沙雅县志》《坤哈变事记》等。李晋年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文史功底好，又擅长诗文书画，在新疆任职期间，与新疆布政使王树枏等多有交往唱和。根据朱玉麒教授的考索，今所见尚有他给王树枏藏吐鲁番出土《北凉写经残卷》的赋诗题跋（今藏日本东京台东区书道博物馆），有他在抄本《镇西厅乡土志》上的题跋（今藏首都图书馆），还有他所写《刘平国碑》拓本跋（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和《裴岑碑》拓本跋（今藏大阪汉和堂）。从这些题跋来看，文字、内容、书法均佳，透出李晋年的学术素养。

李征先生作为这样一位清末民初文人的哲嗣，为人温文尔雅，而且幼承家学，熟悉西域历史，尤其对其父曾任职的东疆地区，包括巴里坤、哈密、吐鲁番一带，更为谙熟。显然也是因为这样的家庭出身，所以在1949年以后自然受到政治冲击，为人极其低调，只说其祖上是随刘锦棠进疆，而很少提到他历任的官职和与其他官僚文人的交往。

这样的家庭背景，肯定有一些收藏。我们常常听李征先生讲起，年轻的时候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的有些墓葬的墓道已经被人掘开，所以他们捉迷藏时常常躲到墓里去，有些墓里的文物或文书没有被农民或探险队挖干净，时而也会捡到一些纸片。当时高昌、交河城址当中，或者千佛洞的窟前，也可以捡到一些佛经残片。我们都传说李征先生也有一些吐鲁番文书的收藏品，还曾送过一些给甘肃的名人冯国瑞。但他对此都不置可否，避而不谈。

李征先生去世后，1998年我在帮助几位老先生编辑《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时，发表了一篇池田温先生《开元十三年西州都督府牒秦州残牒简介》，这件吐鲁番残牒的照片是我在北京一个单位的旧藏照片中找到的，装底片的信封上写着“冯国瑞旧藏”。我就此向陈国灿先生请教，陈先生为此撰写了《读后记》，以为这些冯国瑞旧藏的吐鲁番文书是学生李重如赠送的，他记载道：“李重如者，实即我们‘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中的同仁李征先生李征先生说：‘冯国瑞在解放前对敦煌吐鲁番文书很有爱好，并喜收藏，我1947年由新疆到兰州上大学，曾将自己收集到的写经残片送给老师冯国瑞先生。解放后，冯在甘肃省图书馆工作过，据说1956-57年间，他将所藏出土文书全捐给省图书馆了。’”①陈国灿：《读后记》，《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1998年，第126～128页。这段口述历史后来得到公开发表的冯国瑞《新疆吐鲁番发现六朝及唐人写经跋》的证实：“吐鲁番不断的发现写经，六朝隋唐皆有，唐人书有纯褚遂良体，为莫高窟写经所少见的。新疆学生李重如携到兰州的很好，并详其继续发现的情况。”②刘雁翔：《冯国瑞敦煌写经吐鲁番文书题跋叙录》，《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3期，第63页。这些写经残卷很可能是从李晋年传到李征先生手中，再到冯国瑞先生之手，现在应当藏在甘肃省图书馆，但尚未公布，因此不知上面是否有何人题跋。冯国瑞的跋文在这句话后面讲了一段吐鲁番文书发现与收藏的历史，恐怕就是转述李征先生的说法。从这些点滴事情上，我们可以知道，李征先生对于吐鲁番文书、写经以及发掘、收藏的历史，早有认识和研究，能述其详，可惜没有留下什么研究文字或题跋。

1975年，在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同志和武汉大学教授唐长孺先生的推动下，国家文物局直属的古文献研究室成立“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着手整理1959—1975年间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墓地13次发掘所得吐鲁番文书。李征先生作为新疆博物馆考古队的一员，被借调到北京，参加到整理组当中。因为他参加过吐鲁番墓葬的9次发掘工作，熟悉文书出土情况，因此主要负责吐鲁番文书的拼接工作。我们今天看到整理好的《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10册或图文本4大册，其实这些文书是由465座墓中出土的上万件残片，经过艰苦的劳动，缀合成1800多件的文书，还有大量不能缀合的残片被归入同组，这里面渗透着李征先生的汗水，是他对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与研究的重要贡献。唐长孺先生在释文本第十册的《编后记》中说：“李征同志在文书的拆揭、拼合、修复、拍片和保管工作中，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十几年如一日，默默地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直到1988年，在他身患癌症的情况下，还坚持完成收尾工作。这是值得我们永远追念的。”③《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10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37页。相信所有使用《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者，对李征先生的贡献也是永远铭记在心的。

我是1978年入学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大概第二年，因为法国国立图书馆的敦煌写本缩微胶卷与北京图书馆藏卷做了交换，北大图书馆复制一套，王永兴先生和张广达先生就开设了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课程。当时我们课上阅读的材料虽然以敦煌文书为主，但也旁及一些吐鲁番出土文书。王永兴先生更是希望能够利用一些未刊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所以特地请李征先生来北大讲演。记得那是在文史楼的某个教室中，李征先生好像没有讲过课，所以说话声音很小，我们坐在下面，几乎听不到他在说什么；他的板书文字很细小，也看不清楚写了什么。讲了半个多小时，他忍不住要抽烟，王先生说这是教室，不能抽烟。可是他不抽一口，就没法讲下去的样子，所以只好提前课间休息，让他抽一袋烟，再继续讲。这堂课的内容，我现在一点也记不得了，印象中他是有满腹学问，就是倒不出来。

后来，我有机会随张广达先生到五四大街红楼的古文献研究室，去看“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整理过的文书，接待我们的常常就是李征先生和陈国灿先生。看一阵文书，就开始聊天，这时候才发现，李征先生原本是很能“侃大山”的，讲得高兴的时候，也敞怀大笑。后来，我随张广达先生到新疆，见到李征先生时，又有机会听他“神聊”，高兴时他还翻出《清史稿》，说里面记载了他祖上的功业，如何如何。他的祖父就是参与了收复新疆的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曾经署理伊犁将军的李云麟，在《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传》三中有传。

李征先生是很早就接触吐鲁番文书、写经的学者，后来又在“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中与唐长孺先生等高手朝夕相处，原本来说应当对吐鲁番文书的研究贡献至多，但他为人谨慎，发表的文章少之又少，这可能和他长期处在被压制的状态下不敢多写有关。

他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可能也是独自撰写的唯一一篇有关吐鲁番的文章，是《安乐城考》，刊于《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即“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1985年学术讨论会”论文专辑。文中记录了李征先生1972年与吐鲁番文物保管所所长麻依提同志一起勘察吐鲁番广安城东英沙古城（Yangi-shahr）的过程，确定安乐城位置就在今吐鲁番县东约2公里处苏公塔东面的古城址。他根据史籍和出土文书，考订了汉晋以来安乐城的沿革，特别是537年高昌王国在此设立安乐县后的发展情况。贞观十四年（640）唐灭高昌国，安乐县降为乡，是交河县下的一级行政组织。

李征先生文章157页注29提到：“鄯善县吐峪沟千佛洞出土汉文‘造塔功德纪事’文书，题记中回纥宰相具衔称：‘领四府五县事’，原件藏自治区博物馆。”他利用这件文书的记载指出，回鹘人占领吐鲁番盆地后，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需求，对唐朝高昌地区的建制未做改易。这一点非常重要，为后来发现的越来越多的资料，特别是新解读出来的回鹘文资料所证明。

我当时研究晚唐、五代、宋初的沙州归义军史，旁及西州回鹘王国，因此对于这件文书非常有兴趣，极想得知文书的全貌。年轻无知的我，不懂得文物考古界的规矩，写信问李征先生能否赐教文书全文。他很快给我回信，并抄录了文书的大部分内容，特别是回鹘可汗的职衔部分，但嘱咐我不要发表，如果发表，需要向新疆文物局局长某某申请，得到允许，才可以发表。所以虽然我很早就得到了这件文书材料，但一直也没有敢写文章，也没有引用其中的文字。李征先生既好心地让我知道文书的内容，同时又教给我如何去做，真是一位心地善良的长者。

今天，李征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年了，我们在他曾经工作过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他曾经嬉戏玩耍、从事考古发掘的吐鲁番盆地，纪念他对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所做的杰出贡献，追念这位吐鲁番学研究的前辈，愿他在天堂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