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素

我认识李征先生，是在1981年初冬。是年秋、冬之际，我从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不久就北上，到北京沙滩红楼报到，成为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的正式员工。上班第一天，就见到李征先生。当时，古文献研究室在红楼四楼东侧，我与吴震、景爱两位先生一间办公室，李征先生与王去非先生一间办公室。两间办公室紧邻，吴震先生与李征先生都抽烟，常常开着门，彼此都经常从对方门口经过，见面打招呼是天天必做的功课。

李征先生异常清癯，总有一种营养不良的样子，可能与他过于节约有关。他与吴震先生都住西四大拐棒胡同文物出版社分配的一套三室一厅宿舍，三室一大二小，他俩一人一小间。他中午从不去单位食堂吃饭，都是自带两个馒头和咸菜，在办公室简单解决了事。晚上回宿舍也是用大白菜下面条。他抽的都是便宜烟，比吴震先生抽的烟至少要低两个档次（吴震先生一般抽“大前门”，3角8分一盒；李征先生一般抽“圆球”，2角一盒）。当时我就常常担心李征先生健康会出问题，曾当面提醒过他，希望他注意，但他不以为意。后来，果然因身体单薄，抵抗不了病魔（肺癌）的侵蚀，年仅六十二岁（1927～1989）就英年早逝，想起来就令人心痛！当然，这是后话，这里按下不表。

离开武大前，唐长孺师找我谈话，先告诉我：自己虽是古文献研究室的主任，但由于只是兼职，而且每年只在寒暑假来京，日常工作实际是由书记王东明负责。我的工作将由王书记负责安排。然后说：“《吐鲁番出土文书》（以下简称《文书》）释文工作已经基本告一段落。由于俗别字和特殊符号较多，无法铅排制版，目前是请退休的邵怀民先生抄录制版。为了保证质量，曾经制定一个工作原则，即：邵先生抄稿前，先由新疆考古所的李征先生将释文与原件校核一遍（当时李征先生保管原件，装原件的保险柜都在李征先生办公室，王去非先生身体有恙，经常不上班，故实际是李征先生一人一间办公室）；邵先生抄稿后，再由新疆博物馆的吴震先生将邵抄件与释文校核一遍。你参加《文书》整理，暂时主要是协助李征、吴震两位先生，从事校稿工作。”我铭记于心。

我上班大约一个多月后，也就是1982年1月，王东明书记开始按照唐师的交代，给我安排校稿工作。先是每天上午在李征先生办公室试校文书，即将唐师主持做的释文与原件校核。如前所说，这原本是李征先生的工作。大概工作了两个星期，由于我天生细心，又有些古文字功底，校出了一些问题。李征先生很满意，给唐师写信，希望我能代替他，承担邵先生抄稿前与原件校核的工作，以便他能专心为编辑图文本拍摄图版。唐师是否同意，我不清楚，总之，从这之后，我就正式开始每天上午在李征先生办公室从事释文与原件校核工作了。

《文书》有两种本子：一种为释文本，全十册，属于向学术界征求意见的本子；一种为图文本，全四卷，属于根据各方意见进行修订的最终定本①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唐长孺主编：《文书》释文本全10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1月～1991年10月；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唐长孺主编：《文书》图文本全4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10月～1996年12月。。释文本第一至第三册，出版时间都在1981年，即在我到古文献研究室之前，就已出版。因而我从事释文与原件校核工作，是从释文本第四册开始的（后来为了编辑图文本，又根据照片将释文本第一至第三册校核了一遍。这是后话，与本文关系不大，无须赘述）。这项工作大约进行了两年。也就是说，这两年间，每个工作日，我都有半天时间与李征先生单独相处。但很可惜，由于我工作起来十分专注，而李征先生除了给我开保险柜取原件外，同时又要为编辑图文本拍摄图版，我们很少有机会长时间聊天。印象中，只有三次较长时间聊天：第一次是谈文书碎片拼缀程序，第二次是谈《文书》“前言”删定工作，第三次是谈麴氏高昌历法问题。

（一）关于文书碎片拼缀程序。我看的原件，都由若干碎片拼缀而成，有些碎片一看就能缀合，有些碎片却很难看出能够缀合。一次，我问李征先生：“文书拼缀有什么诀窍？”李征先生告诉我：文书拼缀，看似简单，其实有一定的程序。一要看纸张是否同质，二要看碴口是否接合，三要看内容是否关联，四要看书法是否一致，五要看墨色是否相近，等等。其中，碴口并非决定因素，因为这些文书大部分拆自纸鞋、纸帽、纸腰带，古人剪裁制作这些冥器时，将文书剪开后，还要根据冥器的尺寸进行裁边，因而碴口真正能够接合的实际并不多。后来了解到，《文书》碎片近万，拼缀成三千件文书，所有揭剥、拼对工作，几乎都是李征先生独立完成的。我对李征先生真的是感佩无量。

（二）关于《文书》“前言”删定工作。1974年10月，为了展现“文革”成果，经周恩来批准，王冶秋主持，相继成立了《文书》与《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三个整理组。按照当时的政治环境，知识分子需要与工农兵相结合，每个整理组都必须配备工农兵一起工作。《文书》整理组配备的是上海某工厂的一名工人，另两个整理组配备的则是军科院的军人。另外，任何文章，前面都必须冠以“最高指示”。因此，释文本第1册的《前言》稿本，前面原有“最高指示”，最后参加人员列名也原有上海某工厂工人某某。但正式出版的《前言》却都没有了。一次，我问李征先生：这些内容是谁删除了？李征先生告诉我：1980年，释文本第1册出版校样，当时政治环境已经大变，“是唐先生看《前言》校样时，大笔一挥，将这些内容都删除了”。说罢哈哈大笑。我很少看到李征先生这么高兴，故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三）关于麴氏高昌历法问题。我早年曾自学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在从事《文书》释文与原件校核工作时，手边常备的工具书，一本是陈垣先生著的《二十史朔闰表》，一本是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年代简表》，经常将墓葬文书和同出墓砖所见纪年和朔闰干支与二表进行比对，发现麴氏王国的朔闰干支与《二十史朔闰表》常有差异，觉得很奇怪。当时已有一些论著含糊提到高昌恐有自己的历法，故置闰与内地不尽相同，但究竟是谁最早提出这个观点，却不得其详。一次，我问李征先生：“是谁最早提出麴氏高昌有自己的历法？”李征先生坦然地回答：“是我。”可能担心我不相信，又强调说：“确实是我。”然后向我介绍，他是在参加《文书》整理组后，一边工作，一边思考，才逐渐有此认识的。后来，我撰写《麴氏高昌历法初探》，在正文和注释中分别说：

吐鲁番出土的麴氏高昌时期的文献，所记朔闰大小月与同时中原王朝行用的历法对比，颇有出入。这个问题，有关专家早就注意到了。然而，他们对此没有作进一步的研究，就匆匆认定是边人文化低而误计。直到最近，新疆考古所的李征才首次肯定：麴氏高昌有自己的历法。

其说略见于与穆舜英、王炳华合撰的《吐鲁番考古研究概述》一文，《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20期，总120期。《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接受了李征先生的意见。如在该书第二册（316页）所载《高昌和婆居罗等田租簿》之前加题解指出：“高昌置闰与内地历法不尽相同。”①王素：《麴氏高昌历法初探》，《出土文献研究续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48、180页注①。柳洪亮后来说：“最早发现并肯定麴氏高昌自有历法的是新疆考古所的李征先生。”就是根据我的这篇论文。见柳洪亮：《新出麴氏高昌历书试析》，原载《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第16～23页，收入《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39～354页。

这可能是我为李征先生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大约1986至1987年之交，唐师鉴于《文书》释文本校核工作已经完成，图文本图版拍摄工作也告一段落，就宣布《文书》整理组可以解散了。但实际上，前一工作虽已完成，后一工作还有一些缺漏。当时作这一决定，我以为原因应该有三：一是唐师自己眼力益衰，很难来京继续主持工作；二是整理组成员在自己单位工作日趋繁重，很难来京继续参加工作；三是有我在京善后，唐师基本可以放心。李征先生从此回到新疆，我们实际上再也没有见过面。

1989年3月初，由于《文书》图文本的出版，文物出版社要价高昂，古文献研究室领导韩某又坚决不作为，经过几年努力，仍无任何进展，我给李征先生写信，一则问安，二则述说苦闷②关于《文书》图文本出版艰难情况，参阅王素：《陈国灿先生与〈吐鲁番出土文书〉》，《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1期，第21～40页。。不久，收到李征先生的回信。李征先生写信，从来很随意，既很少分段，也很少打标点。这是我这儿保存的李征先生的惟一的一封手书信件，李征先生留下来的文字很少（参本文“后记”），留下来的手迹更少，故十分珍贵，这里将全信分段、标点，迻录如下（图版壹，1～4）：

老王：您好！

显然，行政区域、地铁站以及学区都对房价有显著的影响，这都符合我们的直觉。其中，subway 的系数高达 6637.37，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临近地铁站的住房比不挨地铁站的住房贵 6637 元/平米。学校对房价的影响力度更大，临近学校的房价平均贵 12524.70 元。

信收得，并谢关怀盛意。

（一）要十五万，那不成了黑手党了吗？

（二）出版社唯能诚意改革积弊，才有希望。《丝绸之路》只图录（版）好，只有前言，定价24元，无质量又超量印。日本小学馆请日本教授撰文，写出了研究内容文字，全部翻拍我们彩版，不花一（块）日元，以高价控制了国际市场，人家卖回了自由外汇。我们在国际上同样的书，我们的买（卖）不出去了。我们二十年的发掘材料，结果事实上送了礼，人家也不感谢情意。最后内销降价3元一本③“后”原误写作“我”，后用朱笔改为“后”。“3”右原有朱笔补写“五”字，疑原拟改“3”为“五”，后忘加改写插入符号。！《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出版社只［印］一千本，唐先生提出［印］三千本，它们说你们出钱才增加两千本，结果文献室垫款一千本，结果两千本在市面书店也见不到就光了。它们不懂！也不识货！这是事实吧？还说什么呢！

（三）你读书还勤奋，知否？从善如流，宜哉！我曾有枚图章（少刚刀笔）①“少刚”即刘绍刚，古文献研究室同事，著名篆刻家和书法家。括号与下文“奉劝”间盖一朱印，文曰“从善”，即前云绍刚所刻图章也。，奉劝：（1）克制香烟这一大害，唐先生说不吸就戒了，但愿你不要当耳边过秋风。（2）你优点多，只有一缺点：性情有时偏激。在研究上你前途无量。千万别冒犯老韩他们。把精力用在刀刃，研究事业才能成功！小不忍出事太不值了！匆此。近佳。閤家好。

李征②“李征”二字为朱笔。

李征先生的信没有写时间。信封背面虽有两个邮戳，但乌鲁木齐发出邮戳显示是“1989.□.12.5”，北京接收邮戳显示是“1989.□.19.16”，其中月份均漫漶莫辨，只知道此信乌鲁木齐是1989年某月12日5时发出，北京是1989年某月19日16时接收。从时间上推测，由于我是这年3月初写的信，李征先生写回信最有可能是3月11日。李征先生是这年7月29日去世的，当时应该已在病中，但无一字提到自己的病情，对《文书》图文本的出版和我个人却是分外关心，即使现在重读，也令我十分感动！

李征先生的去世，对我来说，是突然而来的噩耗。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征兆。1991年9月，我赴新疆给《文书》图文本补拍图版，实际是为了完成李征先生的未竟之业。在乌鲁木齐逗留期间，曾去考古所拜访穆舜英先生，请她带我到李征先生故居附近转了转，以表哀思。李征先生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为新疆考古所做的贡献，为《文书》整理所做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后 记

2019年6月12日，收到柴剑虹先生微信，说今年是李征先生去世三十周年，李征先生去世时已无任何家属，骨灰一直放在新疆考古所库房，迄今没有安葬，现在，经辗转斡旋，决定7月中旬在新疆考古所召开追思会，然后将骨灰送到吐鲁番交河墓地安葬，希望我能参加，并撰文纪念。我自然当即应允。

首先是因为关于李征先生的生平履历材料太少。我虽然曾与李征先生共事六年，但很惭愧，在他去世前，仅知他是地道的新疆人，曾娶蒙古公主为妻。他去世后，从讣告介绍上才了解到他的一些履历和事迹，但也十分有限①佚名：《吐鲁番学家李征同志》，《新疆文物》1989年第4期，第1页。。大陆的《百度百科》没有李征先生的条目，这是可以预见的。国外的《维基百科》倒有李征先生的条目，但极为简单，全文为：“李征，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研究员，曾参与伪造《坎曼尔诗笺》。”关于《坎曼尔诗笺》的真伪，是学术界的一件著名公案，情况比想象的复杂。我所了解的李征先生，是一位极其谨慎并且远离政治的学者，他不可能参与伪造文物，更不可能参与伪造政治文物。《维基百科》号称“自由的百科全书”，由“志愿者”编辑，内容多可商榷，是否真实没必要讨论。总之，按照知人论世的原则，生平履历材料太少，会给写作带来很大困难。

其次是因为李征先生惜墨如金，疏于创作，成果不多。印象中，只有两篇单独署名的学术论文，但都不长②李征：《新疆阿斯塔那三座唐墓出土珍贵绢画及文书等文物》，《文物》1975年第10期，第89～90页；《安乐城考》，《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153～158页。；两篇考古发掘简报，一篇较短，一篇稍长③李征：《阿勒泰地区石人墓调查简报》，《文物》1962年7、8合期，第103～108页。按：王炳华《新疆访古散记·序》提到需要感谢的人中有“对阿勒泰石人资料寄托着特别深厚感情、许多方面曾给过我帮助的李征兄”。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页。可与《简报》印证。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李征执笔）：《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文物》1973年第10期，第7～27页。；另有三篇合写的文章，他的名字都排在最末④穆舜英、王炳华、李征：《吐鲁番考古研究概述》，原载《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20期（总第120期），第1～34页，收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会刊》，第91～106页；陈国灿、李征：《吐鲁番出土的东晋（？）写本〈晋阳秋〉残卷》，《出土文献研究》（创刊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52～158页；陈国灿、侯灿、李征：《韩乐然与新疆文物艺术考古》，《文物天地》1986年第6期，第16～18页。。由此导致，进行学术史梳理，也很少提到李征先生。譬如近年来关于葛逻禄的研究颇受学界关注，研究者经常引用1972年阿斯塔那188号墓出土的《唐上李大使牒为三姓首领纳马酬价事》⑤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0页。，但很少有人提到，最早围绕葛逻禄介绍该文书的是李征先生。李征先生指出：

按我国西部的少数民族葛逻禄三个部族谋落、炽俊、踏实力，唐永徽初已归中央政府统辖，显庆三年（658年）在谋落部置阴山都督府，在炽俊部置大漠都督府，在踏实力部置玄池都督府，三部当时也称三姓，居住在阿勒泰山以西及巴尔喀什湖东南地区。两个三姓首领呈报李大使纳马的文书，是葛逻禄三部与祖国紧密关系的一件历史见证⑥李征：《新疆阿斯塔那三座唐墓出土珍贵绢画及文书等文物》，《文物》1975年第10期，第90页。。

李征先生接着介绍该墓为合葬墓，出有开元三年（715年）墓志和开元四年（716年）文书。《李大使牒》虽然没有时间，但据李征先生上述介绍，可知此次葛逻禄率众归国，与唐玄宗开元三年四月颁《赐三姓葛逻禄书》时间正好吻合。因此，我们研究《李大使牒》，不应忘记李征先生的首创之功。

关于李征先生父亲李晋年的生平履历，朱玉麒君近年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据介绍，似乎还存在一些难以确定的问题点。如云：

李晋年（1860～1929），字子昭，滦南县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外放新疆，先后任职镇西、沙雅、巴楚、墨玉⑦朱玉麒：《段永恩生平考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5～77页。。

李晋年（1860～1929？），字子昭，河北滦南人，隶汉军正白旗。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人，伊犁将军长庚以候补同知聘以入新，参与《新疆图志》的编纂，后任镇西厅同知。民国以后，历任新疆镇西、巴楚、沙雅、墨玉等地方官，及省府高等顾问。著作有《新疆回教考》《春秋今事比》《唐代藩镇考》《西域金石补证》《沙雅县志》等行世。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已故西域研究专家李征（1927～1989）即其哲嗣①朱玉麒：《汉和堂藏〈裴岑碑〉旧拓考》，《中国民族博览》2014年第11、12合刊，第30～41页。。

李晋年的卒年“1929”，一无问号很肯定，一附问号不敢肯定②冯天瑜记“渊博的历史地理学家”李晋年的生卒为“1860～1910”，显然更成问题。见：《先父冯永轩收藏的信札》，《中华读书报》2017年8月30日第1、5版。；李晋年考取举人的时间，一作“光绪二十九年”，一作“光绪二十八年”；李晋年任职新疆地方先后排序，一作“镇西、沙雅、巴楚、墨玉”，一作“镇西、巴楚、沙雅、墨玉”。诸如此类，可能还有不少，说明还有一些工作可做。

我近年搜集到两条材料，可以考定李晋年任职沙雅和墨玉的确切时间：

大总统令：大总统指令第二千四百七十五号（中华民国八年十月六日）：令新疆省长杨增新：呈拣员李晋年署沙雅县知事员缺由③靳云鹏、朱深：《政府公报》1919年第1319期，第3页。。

临时执政令：临时执政指令第一千四百九十三号（中华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令新疆省长杨增新：呈请以李晋年署墨玉县知事员缺由④龚心湛：《政府公报》1925年第3410期，第4页。。

关于李晋年著《新疆回教考》，函送内地进行交流⑤佚名：《新疆省长函送〈新疆回教考〉》，《奉天公报》第2523期，1919年，第18～19页；佚名：《续登新疆省长函送〈新疆回教考〉》，《奉天公报》第2524期，1919年，第18～25页；李厚基：《福建省长公署公函八年闽字第五十三号（中华民国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公函各道尹送〈新疆回教考〉由》，《福建公报》第591期，1919年，第5～12页。，并先后被内地刊物选录和介绍⑥《边事》1924年第1期（选录），第45～46页；《边疆研究》1940年第1期（边贤遗著介绍），第144～147页。，也有一些有价值的材料。

而最为重要的是，李晋年还著有《坤哈变事记》⑦李晋年原著、魏长洪整理：《坤哈变事记》，原载《近代史资料》总72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78～188页，收入《魏长洪新疆历史文选》，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47～453页。，整理者魏长洪撰有《说明》，对了解李晋年与李征父子很有价值，兹将全文迻录如下：

《坤哈变事记》作者李晋年（？～1929），字子昭，隶汉军正白旗，河北滦县人。乡试中举，以候补同知被伊犁将军长庚聘到新疆。在清季曾任《新疆图志》的协纂，甘肃镇西厅抚民、直隶厅同知。民国以后，杨增新主政新疆，他先后任镇西厅同知、巴楚州知州、沙墨县、墨玉县知县，又为杨氏主管机要，代拟文稿。金树仁主新时，任省府高等顾问。其著作有已刊《新疆回教考》《春秋今事比》《唐代藩镇考》《西域金石补证》《诗文外集》《沙雅县志》以及未刊的《同光南疆回变》和日记等。

李晋年逝后，其文稿图籍多为当时新疆省政府秘书长桂芬（字芳生）收藏，盛世才捕押桂芬时，被抄掠遗失。另有一部分文稿书画归其姻亲郑联鹏（字云轩）珍藏，后在兰州被盗。郑氏临终前将仅余的文稿转交李晋年继嗣李征先生。李先生于1956年将这些文稿赠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承蒙李征先生指点，得以恭览《坤哈变事记》。该稿中记录了民国元年新疆巴里坤（即镇西厅）和哈密地区汉、维人民追随辛亥革命的斗争史，系未刊稿，可与《新疆图志》、张开枚的《辛亥新疆伊犁乱事始末》及杨增新的《补过斋文牍》互相补充印证。相信它对于研究近代中国特别是新疆地区的历史会有补益之处。

《坤哈变事记》文稿封面有作者题签，并书“壬子腊月二十七日（1913年2月2日），子昭志于坤城”字样。同时钤有“子昭”“李征”阳文朱印二方，朱色阴文“晋年之印”和蓝色阳文“郑氏文库”印记各一。文稿系竹纸墨笔手书，分楷书和草书两种，补改与草书均为子昭亲笔。全文双面十七页，每面楷书八行，行二十一字。草书每面十一行，行十九～二十四字不等。笔记手稿署“贲轩”斋名。原稿不分段落，无标点。文中有用红铅笔圈句与改易字句，如将“缠头”改“缠民”，“匪党”易作“变民”等。李征先生函中言，其“擅自提笔改动，至今悔之”。今秉其意，复之旧貌，整理标点。原稿后附跋语，与原稿内容关系较少且为后人所作，故略去。文中所涉及诸人与个别史实的岐疑，缀以注释。

显然，《说明》的材料不少是由李征先生直接提供的。当然也有一些问题和错误。譬如：李晋年的生年作问号，李征先生不至于连父亲的生年也不清楚吧？新疆没有“沙墨县”，只有“沙雅县”，“墨”应为“雅”之误等等。同时也会有一些新发现。譬如：《坤哈变事记》“原稿不分段落，无标点”，李征先生给我写的信也是如此，看来是受其父影响。李征先生“用红铅笔圈句与改易字句”，给我写的信也是如此，看来是长期养成的习惯等等。

我希望有人能够综合这些材料，为李晋年与李征父子撰写传记，使他们为新疆的历史、政治、考古、文献所做的贡献，不至于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