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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道教对中国古代墓葬活动的影响

2019-12-16刘超

文物季刊 2019年4期
关键词:西王母画像石墓葬

□刘超

道教的众多思想中,神仙学说是非常重要的思想。神仙说出现于战国末期,在秦至西汉中期,东海神仙的传说在方士的推演下,引起了人们的无限向往。最先受到影响的便是最高统治者,从秦始皇派方士到东海寻找不死之药开始到汉武帝对神仙学说的迷惘,以及后来图谶学说的兴起,这些因素使方士之术逐渐发展。东汉末,一些方士开始编造经典,形成自己的宗教。如五斗米道创始人张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1]。从此以后,方士逐渐转变为道士,神仙学说成为一种宗教。

东汉汉顺帝时期,道教创立,尊黄帝和老子为教主,且信奉神仙之说,并认为通过吃不死药或经过修炼都可以成仙。《太平经》中记载:“奴婢常居下,故不伸也,故象草木。故奴婢贤者得为善人,善人好学得成贤人;贤人好学不止,次圣人;圣人学不止,知天道门户,入道不止,成不死之事,更仙;仙不止入真,成真不止入神,神不止乃与皇天同形。”[2]

道教神仙思想、阴阳思想对丧葬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汉代墓葬中画像石艺术的使用、丧葬活动中道教的参与以及道教四神等动物元素的出现这几方面。

一、汉代墓葬中道教元素在画像石中的出现

“在汉代墓葬中出现了一大批与神仙信仰有关的画像符号,包括仙人、仙山、仙草、云纹和众多的祥禽瑞兽、羽人驾鹿、天马行空等。”[3]如在汉代画像石中,西王母、东王公的形象及其居住的昆仑山多次出现。

西王母的崇拜与流行与汉代人们渴望长生、求仙的思想信仰有很大关系。“汉武帝时期,崇信少翁、栾大和公孙卿等方士,因浮海求神无果,海上神仙地位下降,同时,山里仙人乘虚而入,而西王母便成为山中神仙的代表。”[4]传说西王母拥有长生不死的仙桃,可使人长寿。

西王母拥有长生不老药的传说与道教的神仙信仰不谋而合,从西汉晚期开始到东汉,对西王母的崇拜不断发展。《太平经》即云:“乐莫乐乎长安市,使人寿若西王母,比若四时周反始,九十字策传方士。”[5]西王母因而被纳入道教体系。

依据王苏琦统计,“西王母分布在约十六个省、市、自治区,集中分布在四大区域:鲁南和苏北、河南、陕北及四川。”[6]在道教的影响下,这些地区的墓葬中出现了很多含有西王母造像的汉画像石。东汉时期山东地区伏羲女娲多与西王母形象在一起,在西王母神仙世界中伏羲女娲作为对偶神配置在西王母左右两侧,而西王母处于主神的位置上。

东汉时期西王母的对偶神东王公出现了,他们一起出现在很多画像石中。他们的出现受到了道家阴阳学说的影响。《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7]庄子也说:“阴阳不和,寒暑不时,以伤庶物。”[8]山东沂南汉墓一号墓便同时出现了东王公和西王母。该墓墓门高2.74米,由门楣、横额和东、西、中三个立柱组成。门的横额和立柱上均刻有画像。立柱部分分别刻有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及羽人、玉兔捣药等祥瑞图像。一号墓中室的八角形石柱上刻有东王公和西王母的造像,东王公戴平顶冠,西王母头顶华丽高冠,他们的头上有华盖,都端坐于昆仑山上。

汉代画像石中西王母及其他道家元素的出现,丰富了汉代墓葬制度的内容,“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墓葬文化中。人们将自己生前的生活场面及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刻画在墓室中的画像石、画像砖上,期望死后也过上生前那样的生活,去往神仙世界实现期盼已久的长生不老的愿望。

二、丧葬活动中的道教文书或道符文字

道教文书或道符文字常会出现在人们的墓葬中,以此来证明当时道教对丧葬活动的参与。道教徒用这些道符文字、道教文书来帮助丧家解除灾祸,护佑死者的灵魂不受侵扰。他们参与到人们的丧葬活动中,进一步传播了道教的思想文化,道教元素也进一步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

一些镇墓瓶、陶墓劵及镇墓石上常会出现道教文书或道符文字。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常常会出土镇墓瓶,又称解除瓶,“这些解除瓶上常常会出现很多道符。”[9]如“陕西省长安县韦曲镇南李王村5号墓随葬的朱书解除瓶上的解除文文右为道符”[10],“陕西咸阳渭城区窑店镇聂家沟村汉墓中出土的陶解除瓶上,也画有道符和星象。”[11]解除瓶内常会有一些带有解除功能的物品,如雄黄、水晶、五石等。

除了解除瓶,其他的墓葬如四川的个别崖墓会出现道符一类的铜印章。巫鸿认为“这类铜印在崖墓中发现可证明死者为道教徒”[12],这些道符和印章表明道教参与了当时的丧葬活动。湖南资兴南朝墓曾出土三块陶墓券,上面有“梁天监四年,太岁乙酉……丁巳……太上囗囗符敕天一地二,孟仲四季……随斗十二神等,桂阳郡都乡宜阳里……月十二日醉酒寿终。急急如泰清三天无极太道、太上地下女青诏书律令!”[13]等带有道教色彩的镇墓语句。甘肃河西地区西晋十六国时期墓葬的陶瓶上也有类似语句,“内容包括某年月,什么地方的什么人死等,要求不要干扰活人,一切如律令等”[14]。西安碑林博物馆藏之唐代丰王妃崔氏的西方镇墓石、陕西蒲城县博物馆的唐玄宗母昭成皇后窦氏镇墓石等许多唐代镇墓石上也出现了道教的道符文字。

三、墓葬中的道教四神、仙鹤

古人将天空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区域,这四个区域共有二十八星宿,分别由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来象征,称之为四神。《礼记·曲礼》上云“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孔颖达疏:“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汉代纬书《尚书考灵曜》云:“二十八宿,天元气,万物之精也。故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其形如龙,曰‘左青龙’。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其形如鹑鸟,曰‘前朱雀’。西方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其形如虎,曰‘右白虎’。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其形如龟蛇,曰‘后玄武’。”

道教兴起后,沿用古人之说,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纳入自己的神仙体系,作为护卫之神,以壮威仪。四神的图像常会出现在人们的墓葬中,或画于画像石上或出现在墓葬守门的位置上。“东汉墓葬中的守门形象不仅数量更多,内容也更为丰富,甚至还出现了形制完整、可供启合的石墓门。墓门上除朱雀、青龙、白虎和玄武‘四神’形象外,亦设有相互对称之铺首衔环,门吏形象则更为多见。”[15]东汉之后,四神作为镇墓兽被更广泛地用于墓葬中,它们常被放置于更接近墓门的位置,与守门的武士俑功能类似。在灵魂不灭的观念驱使下,人们用这些镇墓兽或武士俑来守护墓门,使死者安宁。唐乾陵懿德太子的墓葬中,在墓道入口处有绘制的青龙白虎图,它们一左一右地守护着墓门,神秘莫测,气势非凡。除四神外,墓葬中还常会出现仙鹤。

道教宣扬灵魂不灭,人死后可以升仙,认为仙鹤是长寿的象征,与长生不老的观念相符合。“知龟鹤之遐寿,顾效其导引以增年。”[16]白鹤逐渐仙化,常被视为仙人的坐骑,飞向天庭,享受逍遥自由的神仙生活。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有双鹤闲庭信步的图案,在唐代的墓葬壁画中也常会出现仙鹤的图像,它们被画在墓室内的很多地方,一般是在墓室顶部,象征天界。“在陪葬乾陵的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的第四、第五过洞顶部及甬道顶部都绘有《云鹤图》。图中的鹤简练写实,红冠、黑颈、白身,两腿直伸,皆做盘旋状,周围补缀以朵朵白云。”[17]“特别是到了唐代,白鹤成为墓葬壁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除上面提及的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出土的《云鹤图》外,唐节愍太子墓也出土有《衔授翔鹤图》《仙人骑鹤图》等壁画。”[18]

四、结 语

道教自东汉出现后,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墓葬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东汉墓葬中汉画像石的出现可谓汉代墓葬的一大特色,画像石中具有神仙色彩的东王公、西王母、羽人等道教人物的出现为汉代墓葬内容增添了灵异色彩,同时承载着人们长生不老的愿望和对神仙世界的向往,也促进了道教的进一步发展。此外,东汉及后来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中解除瓶、镇墓石及陶墓券中出现了许多道教文书和道符文字,表明道教对当时墓葬活动的参与。道教四神及仙鹤等祥禽瑞兽也出现在人们的墓葬中,守护着人们的魂灵,丰富了墓葬内容,扩大了道教在民间的影响,促进了道教的逐步繁荣和兴盛。

[1]陈寿《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岳麓书社,2005年。

[2]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22页。

[3]刘振永《道教对汉画像艺术的影响》,《大汉雄风——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2008年。

[4]杨爱国《东汉时期道教参与丧葬活动的考古学证据》,《文史哲》2011年 4期。

[5]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2页。

[6]王苏琦《汉代早期佛教图像与西王母图像之比较》,《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4期。

[7]管曙光《老子四十二章诸子集成(第一册)》,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247页。

[8]方勇、张晨霞《庄子·渔父庄子闲读》,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年,第655页。

[9]王育成《东汉道符释例》,《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10]贠安志、马志军《长安县南李王村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4期;王育成《南李王陶瓶朱书与相关宗教文化问题研究》,《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2期。

[11]刘卫鹏、李朝阳《咸阳窑店出土的东汉朱书陶瓶》,《文物》2004年第 2期。

[12]巫鸿《汉代道教美术试探》,《礼仪中的美术》,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55~484页。

[13]尹夏清《从守门与镇墓之制看汉唐丧葬文化中的道教因素》,《道教研究》2007年3期。

[14]戴春阳、张五龙《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00~122页。

[15]尹夏清《从守门与镇墓之制看汉唐丧葬文化中的道教因素》,《道教研究》2007年3期

[16][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 3《对俗》。

[17]李青峰《浅谈乾陵文物中的道教文化因素》,《文博》2013年5期。

[18]李青峰《浅谈乾陵文物中的道教文化因素》,《文博》2013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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