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中天

一、作为科学的考古学

考古学，是一个中文名词，它对应英文的archaeology。拉丁文词根arche，意为“开端、来历、起源”，英文词尾ology则是“...学”。在今天，考古学被定义为一门从物质遗存来探究人类历史与社会文化的学科。这样看来，考古学的概念在历史上应该经历了一系列变化，经过对文明的追溯，我们发现这样的变化是漫长而复杂的，并且具有阶段性的特征。

毫不意外，考古学的发展是从历史研究开始的。“轴心时代”的古希腊诞生了诸多新概念，例如历史学、考古学与哲学，所有经验性的知识被称作历史而记录，理论知识则被称为哲学，而在其中仍有空白：“即我们直接经验无法企及的经验性事件，而且它们并没有留下任何个人的纪录”，这个空白便由考古学来填补。但在当时，考古学无非是历史学的附庸和哲学的边缘性领域，它是历史和哲学不确定性的延伸。正如人类的天性一般，这门学科充斥着未知与疑虑。

从古典时代到文艺复兴，我们很难说考古学有什么系统上的进步，当然，它始终在以一种碎片化、间断化的方式缓慢发展，这些积累也都将为考古学未来的繁荣打下基础。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考古学的概念逐渐扩大到涵盖几乎有关过去的所有信息，它的碎片——铭刻学、钱币学、玉石雕刻学、古建研究等，正在以各自的方式不断完善着，至于这些碎片的拼合，便是后话了。

让我们把眼光放到19世纪，考古学在此时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如果我们用分裂的眼光看待考古学，将它分为古物考古学与史前考古学，我们可以发现这两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并行发展的，直到1836年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的三期技术框架将史前器物从古物学的窠臼中解放出来，史前考古学成为拥有自己身份的学科。自此，我们似乎可以说考古学（或者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终于踏上了科学殿堂的门阶。

在史前考古学经历了科学化变革之后，考古学的分支也各自开始了自己向科学之路迈进的步伐。越来越多的方法与理论被应用到考古学的不同方面，更多新的尺度被引入原来的框架以赋予其新的活力，类型与功能的比较方法也由于日益精确地发掘而得到了更好的利用并不断完善，针对出土遗存的信息提炼也日益细腻，地层学与类型学的方法日臻完备。在之后的百余年中，我们欣喜地看到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从破土而出的嫩芽成长为枝节纵横、花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我们追溯了考古学科学化过程的历史，但这似乎并不足以说明考古学的科学属性。科学是组织化的知识体系，是对观察事实的系统解释[1]。考古学能够在人文气息如此浓厚的学科构建环境中与科学紧密联系并最终发展成为一门实实在在的科学，这和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特点是分不开的。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实证的。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遗存，无论是出土的遗物或是残破的遗迹，都是客观实在，是具体化的物。传统的、狭义的历史学以文献记载为出发点，这样它的研究对象就显得过于局限。文献是人类的创造，是主观构建的，是非实证的，因此，用主观去论证客观，得出的结论往往存在缺陷与漏洞。考古学不同于历史学，它从实物中发现并提炼信息，再综合一切可能的知识来分析信息，其中也包括运用文献的方法，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形成的认识也通常更为全面。

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是具有科学属性的。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无论是考古技术还是对信息的分析，往往都有着科学的内核。这些方法要么是科学方法本身，要么是某种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科领域的延伸或应用。譬如考古地层学，是一种通过判定遗址中诸堆积形成的先后过程或次序来研究遗存之间相对年代早晚关系的方法，其主要依据的是土质土色以及不同堆积之间的叠压、打破与平行关系的判定。这依赖于实际情况以及地质地层学的科学知识。事实上，在考古地层学方法的发展过程中，参照地质学地层来论证发现物的年代就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采用地层学的方法使对地层的划分更加详细与精确。类型学作为系统化、整体化的逻辑体系也同样如此，在实际操作中的出入并不能影响这些方法的逻辑内核。不仅如此，考古学也常常利用其它自然科学的知识来进行考古分析、解决考古问题，地质学、生物学、化学等都是考古学论文中的常客。20世纪，科技考古的概念和方法进入了考古学的领域，将先进的科学技术融入考古实践。在今天，伴随着利用技术发掘、分析和研究的方法的普及，考古学的科学属性也在不断地强化着。

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是系统化、组织化的。自从汤姆森的三期技术理论框架诞生后，越来越多的考古学理论被提出和运用。但在新理论、新方法被创造的同时，旧有的理论与方法也并未被抛弃。不同阶段的考古学知识并没有完全地断裂，而是不断地完善，比如老的知识如地层学和类型学被确立之后，仍会在以后的操作中继续发挥作用，但是新的知识结构则远远超越了过去[2]。

在当今的学科体系中，考古学无疑是作为一种科学而存在的，并且，它并不应当被简单地归入某种具体的科学门类或被称作“人文科学”，毕竟在这个时代所有的一切都能被科学化。倘若要追问考古学究竟是怎样的学科，我们应当坚定地回答，它就是一门科学，是考古的科学。

二、作为艺术的考古学

arche意为“起源、开端”，是拉丁文词根，而“考古学”则是源于中国宋代《考古图》，是本土术语翻译西方概念。考古学自近代以来的含义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因此我们无需赘述其间意义的差别，不妨从这门学科诞生肇始来探究考古学艺术性之一二。

在文明发迹于旧大陆之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类的认知能力十分有限，神话与巫术逻辑几乎构成了人类社会知识系统的全部。直到某个时刻，理论的思维开始出现，以崭新的方式理解社会与自然界，并且终于能够审视人类自己的设想。这个时刻就地理范围而言，并不是同时的，但我们可以宏观的眼光将它们统一于一个时间维度。约莫在公元前5世纪，“轴心时代”开始，标志着神话时代的结束和历史时代的开始。如前文所述，正是在此时，考古学在古希腊诞生了，但却是作为历史学与哲学的附属品而诞生的。

让我们回到arche这个词，这个词语从哲学层次来看待显得更具有思考的价值，即除了结果之外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的开端、来历或起源。诸多希腊哲学家各自赋予着arche不同的含义，探讨开端或起源的问题对于当时的思想家来说十分重要，不仅是因为“从哪里来”是一个基本的哲学命题（即使在今天也是），更是因为古代社会和文化与宗教和神话世界的密切联系。因此，考古学的意义更多地与哲学命题联系在了一起，并且是一些宏大的哲学命题，这些命题也更容易沾染上浪漫主义的气息。但考古学若要在解决开端的问题上区别于哲学（以及历史学），就要有能够加以观察和分析的实物证据作为支撑，这些实物证据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方法论能够将考古学置于一个超越纯粹猜测的层次上。从这个角度出发，在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考古学模仿了生物学和矿物学等学科，开始着手建立资料库，考古学在此时对于个体器物的研究变得系统化，这些令人感到刻板的学问似乎与艺术不沾边。自文艺复兴开始，西方文明体系下的艺术逐渐摆脱了单调神本主义的束缚，走上了自由发展的道路，尽管当时艺术史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与考古学结合起来，但在一个没有受到科学理性浸染的时代，这样的艺术气息在一个充斥着人类爆发式想象力的大环境下是显得微不足道的。

当考古学真正建设起自己的学科体系后，它的研究范围被有意识地缩小了，考古学不再关注于世界的起源，因为有了更专门化研究这一命题的科学如地质学与天文学；在人类起源的领域，考古学也要与生物学、人类学等学科共享一杯羹。科学化的考古学的创建在整个近现代人类科学史上只能算是一个年轻人，在他诞生之时，就已经受到了那些近代科学的先遣队——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价值取向，即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熏陶，考古学的研究环境在刹那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时期，人类科学的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诸如历史学、哲学、文学这样的学科被自觉排除在了科学之外，考古学凭借自身的特点，在科学世界中如钉子般立足，但正是这样岌岌可危的环境，终于使得考古学的艺术性凸显出来。

考古学的艺术性更像是一种主观感受的尺度，并且这种尺度是对于更广大的社会生活群体而言的。它不同于美学对于事物的感性审美分析，在这种分析下，天文学的星辰大海与分子生物学的微观宇宙都有着独特的美，罗素也曾称赞数学有着不为人类软弱天性所动摇的冷峻的美。但在科学理性的话语权下，这些美感不能说他们是展现着人类的自由意志的，毕竟，它们的美是很难或根本不能被人类的天性所塑造的。而考古学，则在科学的领域下展现着人类精神独创力的最后一片田野，如同带着镣铐跳舞，以艺术的自由施展着人类对待科学世界最后的一点“随心所欲”。

考古学，是客观与主观的交织，是艺术化的科学，是科学性的艺术。考古学一路走来，它始终保持着对自然与神秘的敬畏，对逻辑与证据的严谨，对人本与自由的追求，它在人类无尽的宝藏中肆意起舞，并用思想的画笔描绘出人类文明真实的画卷。作为一名考古人，我对于考古的事业有着一份独特的热爱，也希望每一位步履蹒跚的人们，都能更多地感受到考古学在严谨下的诗意，在浪漫中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