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博物馆，江苏 苏州 215001)

明中期以后,苏州阊门地区的繁华和兴盛引人注目，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图》、清代徐扬《姑苏繁华图》等所描绘的场景便是典型例证。在工商业快速发展背景下，传统社会秩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阊门一带奢靡淫逸之风极为盛行，甚至一度波及位于城市东郊的玄妙观地区。清朝建立以后，随着帝王专制的巩固，朝廷加强了对奢靡之风的控制，观风问俗即是康乾南巡要务之一。南巡路线亦发生转移，以苏州而论，由城郊阊门转移至城东玄妙观一带。值得注意的是，城东寺观、学宫聚集，亦为府县衙所在地，向来是帝王权力高度彰显空间。此外，城东农田广袤，乡风淳朴，使之更加成为耕读社会的理想场所。不少商贾家族在积累一定的资财后为了守护家业，积极迎合朝廷的意志。清代中前期，以苏州玄妙观为中心，地方家族发生群体性迁徙，家风亦为之一变，由此地方社会产生深刻的变化。明清时期的苏州地方家族向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学术成果丰富。然现有研究较多集中于家族内部衍变、族群之间联系及与地方社会的互动(1)参见吴建华：《彭姓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徐茂明：《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黄阿明：《康熙十五年状元彭定求生平史实述略》，《历史档案》2013年4期。，却忽略了时空背景下的考察，而这恰好是解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切入点。本文选取商业中心的“阊门”、祀典中心的“玄妙观”进行对比，系统梳理国家与家族在不同场合的具体表现，深入分析清代苏州地方家族衍变的由来及其历史意义。

一、阊门奢华与朝廷控制

明代中期，江南地方家族经商较为普遍，他们主要活动于交通便捷的城郊，并带动该地块的发展。就苏州而言，至清代中期，阊门地区的商业极为兴盛，反映着繁华的社会景象。(2)参见朱春阳：《从阊门到玄妙观：“士女游观”与清代苏州城市商业中心的变迁》 ，《史林》2018年第1期。与之相伴，苏州奢靡之风较具盛名，这在地方官员文书和民间歌谣中多有反映。随之而来的是地方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原有的礼制思想受到巨大冲击。府学是培养官员的摇篮及乡里风俗教化的公共机构之一，然明代中晚期以后开始出现学风下滑，异说盛行。如申时行所言：

余少隶学宫时，先辈皆多质少文，悛悛呐呐，非六经孔孟之微言，不著于佔毕，非濂洛关闽之绪论，不形于觚翰，卒泽于典训，醇如也。乃今家异教，人异说，相习为浮游险谲、澶漫沟棘之词，声慕而响臻，标立而景赴，其于先圣贤之籍，若弁髦置之矣。(3)申时行：《重修苏州府儒学志序》，《吴郡文编》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89—390页。

根据申时行所述，短短的几十年间,府学的学风即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违反礼制的现象屡有发生，社会风气的衰退更可见一斑。奢靡风气的弥漫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据《苏州民为况钟歌》可知，宣德五年(1430年)，“朝议天下九大郡，繁剧难治，苏州尤甚。”(4)况廷秀纂辑，吴奈夫等校点：《况太守集》卷1《太守列传编年》卷上“洪武十六年至宣德六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清初，此种风气愈演愈烈，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汤斌在《毁淫祠疏》中说：

但风涉淫靡，黠者藉以为利，而愚者堕其术中，争相仿效，无所底止。如妇女好为冶游之习，靓妆艳服，连袂僧院，或群聚寺观，裸身燃臂，亏体诲淫。(5)汤斌：《汤子遗书》卷2《奏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68、469页。

当时淫祠极为泛滥，民众往往见神即拜，受惑其中。在朝廷看来,这不仅加剧民困，且破坏了农耕社会淳朴的民风，正如汤斌在奏折中所说：

苏松祠有五通、五显及刘猛将、五方贤圣诸名号，皆荒诞不经。而民间家祀户祝，饮食必祭，妖邪巫觋，创为怪诞之说，愚夫愚妇为其所惑，牢不可破。苏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为五通所踞。几数百年，远近之人，奔走如鹜。(6)汤斌：《汤子遗书》卷2《奏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68、469页。

奢靡之风的扩张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故而朝廷极为担忧。入清后，朝廷加紧了对民风乡俗的引导，如康熙皇帝在第一次至苏州并目睹繁华商业景象之后不禁感叹道：

向闻吴阊繁盛，今观其土风，大略尚虚华，安佚乐，逐末者众，力田者寡，遂至家鲜盖藏，人情浇薄。为政者当使之去奢返朴，事事务本，庶几家给人足，可挽颓风，渐摩既久，自有熙皞气象。(7)《清文献通考》卷136《王礼考·巡幸》，《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5册，第24页。

康熙皇帝认为,苏州从事商业的人多，务农的人少，浮华的人多，殷实的人少，要求地方官员让百姓“去奢返本”。在这一次南巡时，康熙帝还感言：“俯瞰虎丘之背，田畴林木，望若错锦，苏民仍列酒坊茶肆各安生业，管弦竞奏，觉有升平景象，然徒事纷奢，罔知务本，未若东北风俗之朴实耳。”(8)同治《苏州府志》卷首1《巡幸上》，清光绪九年刻本，第6b页。表明康熙帝反对苏州一带奢靡的商业生活，强调务本农业的重要性。康熙四十三年第四次南巡亦说：

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目前经营，仅供朝夕，一遇水旱不登，则民生将至坐困，苟不变易陋俗，何以致家给人足之风！(9)王先谦：《东华录·康熙43》，《续修四库全书》第3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页。

基于此，康熙帝竭力督促民户重视农耕，崇尚节俭，使其积储益丰。第五次南巡时，他有言：“向因江浙人情好尚词讼，因而倾家败业者往往有之。”(10)《圣祖五幸江南全录》，清振绮堂丛书本，第40a页。在他看来，民风和谐、社会稳定是民人殷实、国家发展的基础条件，故直言：“迩来习俗颇觉敦厚，词讼已减大半，生众稍加繁荫，雨旸有时，麦田茂美，朕心甚慰。”(11)《圣祖五幸江南全录》，清振绮堂丛书本，第40a页。由此可见，朝廷力图以农业为根本，构建一个风俗醇朴、词讼益少的“和谐社会”。乾隆时期，社会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奢靡之风再度兴起，在十六年(1751年)乾隆帝第一次南巡时亦不忘引导当地民风，在他看来苏州地方社会：

土沃人稠，重以百年休养，户口益增，习尚所趋，盖藏未裕，纷华靡丽之意多，而朴茂之风转有未逮。夫去奢崇实，固闾阎生计之常经，而因时训俗，以宣风而布化，则官兹土者之责也。其尚励乃实心以行实政，无忝教养斯民之任。凡兹士庶，更宜各敦本业，力屏浮华，以节俭留其有余，以动劳补其不足。时时思物力之维艰，事事惟侈靡之是戒。(12)《清文献通考》卷39《国用考·节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3册，第22页。

从中不难理解，阊门商业的繁华之所以让清代帝王一直放心不下，是因为他们担心这种商业发展所引起的奢靡习气会“败坏”社会风气。乾隆帝亦不无忧虑地说：“朕命驾时巡，周览风俗，观民察吏，惟日兢兢，吴越尤所厪念也。”(13)《清文献通考》卷39《国用考·节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3册，第22页。因此，朝廷和地方官不遗余力地强调“务本”的重要性。如乾隆元年五月十七日上谕：

厚生之道，在于务本而节用。节用之道，在于从实而去华。朕闻晋豫民俗，多从俭朴，而户有盖藏，惟江苏、两浙之地，俗尚侈靡，往往家无斗储，而被服必极华鲜，饮食靡甘淡泊，兼之井里之间，茶坊酒肆，星列棋置，少年无知，游荡失业。(14)《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9，乾隆元年五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9页

朝廷认为奢靡的商业消费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不仅加剧民困的程度，且易生各种事端。地方官员对此也深有同感，他们认为开设茶坊多为无业资生之人，“聚四方游手闲谈游嬉，因而生事。盗贼假以潜踪，始则寺观庙宇有之，今且遍于里巷，最为风俗之害。”(15)乾隆《长洲县志》卷10《风俗》，清乾隆三十一年刻，第4b、5a页。主张关闭这些茶馆。商业性消费的戏园亦是如此，在他们看来这是“奸盗之原，风俗之最敝也，宜亟禁止。”(16)乾隆《长洲县志》卷10《风俗》，清乾隆三十一年刻，第4b、5a页。而与抑制奢靡性商业消费相对应，清代官府引导民众重视农耕，从而使得民有所劳，将其控制在土地上以免“无事生非”。

综上可知，苏州阊门商业的繁荣并不完全符合朝廷“风俗淳朴”的政治理想，故官府极力引导地方社会回归淳朴，试图让百姓勤于耕作，持有恒产；百姓生活节俭，不事奢华；百姓间淳朴相待，不因计较经济利益而相互欺诈，避免发生争讼等。因此，苏州玄妙观周边的社会环境更加接近这种设想。

二、玄妙观一带的淳朴风貌与朝廷理想

康乾南巡不仅注重对社会风气的引导，南巡路线亦发生偏移，由之前的阊门转移至玄妙观一带。如果说商业中心的阊门是一面镜子，折射出朝廷对于农耕背景下朴实社会风气和家风的塑造，那么玄妙观则是直接印证了此种设想，其周边农田密布，为官府理念的实施奠定了基础。祈雨活动的开展显示出朝廷对农耕生产的重视，祠堂等高度聚集反映了国家对家族民风的引导。地图是考察玄妙观周边自然、人文环境的重要依据，直观地刻画出农耕为主体的社会特征。苏州市地方志编辑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博物馆、苏州碑刻博物馆等合编的《苏州古城地图集》(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版)收集了古代地图共计10种，形象地描绘了不同时期玄妙观周边地理及人文环境状况，本处选取乾隆十年和光绪六年两幅地图作详细分析，限于篇幅，地图从略。

清代以前的苏州地图，以水道、桥梁和坊市等内容为主，较少标明田地等分布情况，宋代《平江图》即是如此。清代地图则绘制较为详细，以乾隆《姑苏城图》为例，该图绘制了城内耕田、园地百数十处，池塘数十个，展现了乾隆年间苏州古城的宏伟规模和人文地理概貌。从图中可以看出玄妙观所在城东地区农田遍布，尤以十泉街以南、临顿路以东、北街以北较为集中，文昌阁、唐家巷附近等处皆有“此一片尽是田”的字样，城内其他地方亦有零星小块农田。

通过多幅明清地图的比较可以看出，苏州地区的农田分布与地方志的描述大体吻合，进一步表明玄妙观所在的城东地区农耕经济较为盛行。隆庆《长洲县志》记载：“娄、齐及葑，志云‘野无旷土’，盖逐天时，尽地力。”(17)隆庆《长洲县志》卷1《地理志·建置》，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40页。娄门、齐门及葑门皆位于玄妙观一带。据《红兰逸乘》载：“观前街旧名碎锦街，有桥对观者名碎锦桥，钱补履云康熙年间居民鲜少，立桥上望见张王府基一片荒烟蔓草。”(18)张紫琳：《红兰逸乘》卷2《古迹》，江苏省立图书馆辑，第2b页。可以看出，直至清初玄妙观地方仍然商业不兴，成为朝廷祈祝活动开展及民风引导的理想场所。相比之下，阊门所在的城西地区只有临近城墙的南、北两端有小片田地，如东山庙、吴家巷、南濠街及书院巷等附近。

光绪年间大体延续了此种状况。光绪六年《苏州城图》中“都图的名称、序号用木活字加印”，十分醒目，与同时期几幅图相比较，“当属光绪年间苏州古城地图中的最佳版本”。地图显示，随着商业规模的扩张，玄妙观所在的周边日显繁荣，平江路西、蒋家巷附近小块田地消失，尽管如此，成片的农田在地图上仍清晰可见。受太平天国战争影响，阊门地区的吴家巷及瑞光寺附近原本仅存的小片农田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多处标记为“此处均荒地基”字样，农田面积占比进一步下降。战争对玄妙观周边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如观北的三座祠堂至晚清时已经不复存在。由地图还可以看出，乾隆及光绪年间玄妙观附近皆清晰绘有“孔谒桥”。长洲县学亦以其为中心发生了迁徙，由原本的观北(即今旧学前)，迁徙至观东。

清代玄妙观较之阊门地区已经成为农耕社会的标记，二者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社会面貌。乾隆《长洲县志》载：“城东多储田产，勤职业……长洲地居东偏，错出于西之金阊，俭则示之以礼，奢则示之以俭，风俗所当调剂也。”(19)乾隆《长洲县志》卷10《风俗》，第1b页。古代农耕社会的强化，实质还在于乡风的引导，由此巩固符合传统观念的社会秩序。对于二者的异同，乾隆《吴县志》有着直接的比较：

东城之人，或贸易或治产，大概勤于作家，吝于烦费；在西城者，贸易多而治产少，好华美而羞俭啬。故长元之富者多真实，而吴邑之富者多浮夸。人第见阊胥之间百货丛集，急公治私，咄嗟而办，而不知其十室九空，多藉客资以为豪举，非真自有余也。故长元之富者恒数世不绝，而吴邑之富者或易世而贫，或及身而尽，有昨称百万而今遂立锥无地者，此不可不思长久之计也。(20)乾隆《吴县志》卷24《风俗》，清乾隆十年刻本，第12b页。

“褒贬”之意在行文中显露无遗。事实上，不仅玄妙观所在的城东地区有着良好的人文环境，且府学教授、生员及地方文人频繁活动于府学、玄妙观及其他各类公共机构之间，开展各类政治祈祝活动，由此共同构成了规模庞大的祀典核心区，这些为淳朴家风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家族迁徙及弃商从儒

几乎与帝王南巡路线转移现象并存，入清后，苏州一些新兴地方大族如彭氏、潘氏等，由阊门群体性向玄妙观一带迁徙。如《歙县迁苏潘氏家谱·殿夫公传》记载：“甲申，以叔父经商失败，门户支持不易，复移家苏之濂溪坊(玄妙观附近——引者)。其地左距学宫数十武，公见之色喜，曰：孟母三迁近依黉舍，今诸弟血气未定，虑涉纷华，赁屋于是，庶几有所观感矣。为商业故不能长侍慈闱，然每岁必一归省，视膳问安，弗逆弗怠。”(21)潘廷燮：《歙县迁苏潘氏家谱》卷4《家传》，民国三年校印本。迁入玄妙观一带的地方家族有着共同的特征，即大多崇尚淳朴治学之风。如潘氏家族族谱中有《安清贫》：“衣仅御寒，食仅充饥，草庐仅蔽风雨，婢仆仅足使令，常守清贫，自有古风。”(22)潘良敬、潘良材、潘守茂：《潘氏宗谱》卷首《家训》，清道光二十四年木活字本，第7a页。《包山郑氏族谱》中亦有《安清贫》文，几乎与潘氏有着一致的描述。(23)郑谋：《包山郑氏族谱》卷1《家训十》，清光绪二十四年刻，第32页。寒素家风的表述几乎趋于模式化，在其他族谱中亦随处可见。此种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寒素家风理念在苏州地区开始盛行，家族群体之间形成共同的认识。彭氏家族位居清代吴门望族之首，家风传承有序，顾沅在《吴郡名贤图传赞》中称彭定求：“公少承家学，澹于宦情，里居二十余年，俭若寒素，子孙皆谨守家风”。(24)顾沅：《吴郡名贤图传赞》卷18，清道光九年刻，第19b页。“寒素”家风也体现于清代彭氏族谱中，彭定求曾在《生圹志》告诫子孙：“当知我志，长守此寒素家风，一切干宠希荣之习，我已视之若挽。疏传谢客言，郑公自叙书，陶令训子疏，昭昭简册，实同龟鉴，舍是无他语矣。”(25)彭慰高、彭祖贤：《彭氏宗谱》卷6《碑铭传述三》，民国十一年衣言庄刻本，第11b页。即便到了物质生活较为丰富的乾隆时期，寒素家风在其孙彭启丰身上同样有着充分的体现，并在彭氏家族内部世代相传。彭氏后人彭文杰在家谱序中写道：

吾彭氏自明洪武迁吴以来，历世二十，为年五百，清门素业，不涉浮夸。有清一代家道寝昌，人文蔚起，科举鼎盛为江南冠，谈世家者孰不知吾长洲彭氏哉！然贵显虽著于时，寒素一如其旧。盖自南畇公以降，讲明正学，砥砺品节，尚书公由会状起家，官至极品，而遗产不及十顷；文敬公位极人臣，襄替枢密，身后仅五百亩耳。是以子孙清白相承，至今不改。(26)彭慰高、彭祖贤：《彭氏宗谱》卷首《彭氏家谱序》，第1b—2a页。

彭氏家族寒素家风的传承离不开朝廷的引导。帝王南巡期间，彭氏家族不失时机维护自身社会形象。乾隆四十五年，彭启丰恭迎圣驾南巡，彭绍升在其形状中记载，“府君家居无博弈之娱，无声色之好，以俭约率先乡里，遇生辰戒子孙不得张乐，客至者薄酒数巡而已。”(27)彭绍升：《二林居集》卷18《事状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461册，第450页。彭氏家族的优秀品质也得到了朝廷的嘉奖，从康熙至光绪两百多年间，苏州彭氏家族共收到了朝廷御赐的制词116道，还有匾额、横幅共27块/幅、上谕2道、祭文碑文各一。这些赐额中不乏朝廷对寒素家风的褒奖，如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御旨中：“彭珑乃翰林院修撰彭定求之父，世擅清门，代传素业，家风淳厚，垂弓冶之良模，庭训方严，启诗书之令绪。”(28)彭慰高、彭祖贤：《彭氏宗谱》卷首《宸翰》，第7a、81a页。咸丰十一年，朝廷御赐的匾额中很能表现出彭氏家族的家风特征：“克承清白之风，嘉兹报政，用慰显扬之志，昭乃遗谋”。(29)彭慰高、彭祖贤：《彭氏宗谱》卷首《宸翰》，第7a、81a页。潘、郑、彭氏等家族只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寒素家风已经成为苏州众多大族普遍的持家理念。

明代中后期以后，随着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妇女群体穿戴奢华，出入各种消费、娱乐公共场所，清代开始加紧对妇女群体的控制，以维护淳朴的社会风气。与朝廷政令相一致，地方大族也注重对妇女进行家风的灌输，康熙二十九年《张太夫人寿序》中说：“太夫人谨守妇道，视寒素有加焉”。(30)惠周惕：《砚溪先生集》卷11《卷末》，清康熙惠氏红豆斋刻本，第19b页。又如《朱夫人七十寿序》中说：

夫人本儒家令子，质性悃诚，仪貌庄重，寡言笑，循礼法，有古女士之风。予昔侍公游处，见其户庭之洁清，堂室之深邃，僮仆之整肃，内无嘻嘻之吝……内庭未曾轻出，凡燕饮游观之会悉谢不往。(31)顾登：《雍里顾氏族谱》卷18《朱夫人七十寿序》，清乾隆五十五年刻本，第10a页。

除迎合朝廷博取政治功名外，守护家业是寒素家风兴起的重要原因。彭氏门生石韫玉曾在《城南老屋记》中说：“余家故寒素，城南经史巷有老屋一所，即余初生之地也。西邻为何翰林故宅。何名焯，学者所谓义门先生。其居与余居比屋连墙，其子孙不能守，吾先子割其宅之半以自广，于是有山池竹木之胜。”(32)石韫玉：《独学庐稿三稿》卷1，《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4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39页。可见，寒素家风对于儒学传家的重要性。

清代苏州商贾家族数量剧增，在朝廷引导下，他们与儒学大族一道共同倡导勤俭持家的寒素之风。商贾家族亲身经历持家不易，更加注重寒素家风以维持家业，如莫厘王氏《玉润堂家训》中说：

吾家世营商业，至汝曹已五传矣。昔之由盛入衰者，今已由衰转盛。予深虑今后之盛极复衰，故谆谆告诫尔等。《孟子》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左传》所谓宴安酖毒不可怀也。皆尔辈所宜切念，务各守商人之本分，毋纵毋奢，承祖父之资财，克勤克俭。(33)王季烈：《莫厘王氏家谱》卷23《杂文》，民国二十六年石印本，第75a页。

寒素家风的盛行为清代苏州地方家族社会活动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他各种家风亦蔚然成风，诗书之风即是其中之一。在明代，沈周在《彭至朴墓志铭》谓其：“性不喜华靡，然于延师训子则不吝。尝曰：吾家世习武，子孙当由文显。故遣其仲子为吴庠生，朝夕督厉。”(34)彭慰高﹑彭祖贤：《彭氏宗谱》卷4，第1b页。明清之际，彭氏家族由业商转为习儒，寒素家风的盛行成为家族转型的重要标志。入清后，这些家族在提倡寒素家风的同时，竭力倡修学宫、祠堂，以复旧观。正因为明清苏州工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及家族持家观念的适时转变，诗书科举之风盛行于时。仁孝礼让是儒学的核心思想，并在儒学传家盛行背景下成为家风的主要内容。如彭正乾勤于学，偏处一室，不闻屋外宾客置酒吹笙击鼓度曲嘈杂之音，沉心校南畇公遗书刻行之，每书古人格言以自核。与人言必依于孝悌，故“吾乡上自搢绅，下至舆皁之属，莫不称公厚德焉。”(35)彭慰高﹑彭祖贤：《彭氏宗谱》卷3，第127a页。叶昌炽说：“鲁山先生家世寒素，覃精儒业，上奉两亲，下怀同气。”(36)叶昌炽：《奇觚庼文外集》卷4《外集》，民国十年刻本，第11b页。

参与各种善举是地方家族践行儒学精神的另一种方式，并得到朝廷的认可，如乾隆十六年制曰：“彭观保之父雅尚素风，长迎善气，弓冶克勤于庭训。”(37)彭慰高、彭祖贤：《彭氏宗谱》卷首《宸翰》，第161a页。清代慈善之风盛行乡里与地方家族的推动紧密相关。

此外，寒素家风的盛行还有助于廉吏之风的兴盛，如《严太仆先生集》中说：“吾家世守寒素，子姓无中人之产。今且有朝不谋夕者，余虽幸通仕籍而居无环堵，田无负郭。”(38)严虞惇：《严太仆先生集》卷7，清乾隆元年，第6b页。

迁徙至玄妙观一带的大族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公共活动，几乎对祀典功能突显的道观、府学等公共场形成控制。(39)朱春阳：《地方大族与城市政治中心的确认：以清代苏州玄妙观“康乾驻跸”说为中心》，《安徽史学》2017年第2期；《社会仪式与城市中心的确认：以清代苏州玄妙观“万寿庆典”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2017年第24期。这些家族能够借助公众影响在乡里社会起着表率作用，同朝廷一道共同维护着苏州淳朴的社会风貌，因而家风的盛行在地方社会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

四、家族变迁下的江南社会

苏州即是江南社会历史变迁的缩影。明至清初，阊门所在的城郊成为文人活动的主要空间，“狎妓”游狎较为盛行。以康乾南巡为标志，清代江南社会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文人活动范围由城郊向城内发生收缩。(40)参见巫仁恕：《优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何峰：《南巡、盐商与清代扬州城市景观的变迁》，《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清代，玄妙观所在城东地区文人日渐活跃，逐渐成为城市的中心所在。(41)参见朱春阳：《从阊门到玄妙观：“士女游观”与清代苏州城市商业中心的变迁》，《史林》2018年第1期。不仅如此，明清之际苏州社会风气发生巨变。据《所闻录》记载：“汤(斌)不媚神祷鬼，苏州师巫为绝，玄妙观罕妇女足迹，奢淫之风，为之一变。”(42)汪诗侬：《所闻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1049页。文人热衷于赋诗唱和，苏州府学生员出生的钱大昕等社会名流常应邀“四五人谈燕，为竟日之集”。(43)同治《苏州府志》卷46《第宅园林二》，第18a页。文人之间的各种雅集结社活动盛行，较具影响的有问梅诗社，于道光三年(1832年)初春在苏州城西积善庵创立，由黄丕烈、尤兴诗、彭希郑发起，此后有张吉安、彭蕴章、董国华、朱珔、吴廷琛、潘世璜、潘奕隽、潘世恩、吴友篪、吴廷钻、吴嵰、顾沅、陈钟麟、褚逢春等陆续加入。在苏州为宦的地方官员也常与诗社成员赋诗唱和，如陶澍、梁章钜、林则徐等。从诗社人物身份看，既有吴地大藏书家如潘氏等，又有国家权力在地方社会代表即仕宦群体。诗社影响力在扩大的过程中,固定据点也开始向玄妙观迁徙。据《题圆妙观七星池图》记载：

元都观里多仙迹，闻说清池应七星。仰视瑶光明紫极，三吴文物地原灵。策马金台鬓点霜，闽山乘传偶还乡。问梅旧友皆黄土，剩有丹椒荐一觞。按：己酉归里，祀问梅诗社先贤于此。(44)彭蕴章：《松风阁诗钞》卷15《金井集·古今体诗八十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518册，第450页。

诸多活动的开展使得玄妙观的社会影响逐渐形成，江苏巡抚梁章钜有诗云：“苏州圆妙观七星潭阁有集唐句一联云‘千树桃花万年药，半潭秋水一房山。’最熟人口。”(45)梁章钜著，白化文、李如鸾点校：《楹联丛话》卷6《胜迹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5页。家族聚集背景下，玄妙观一带堂斋数量众多，如彭定求的南畇草堂、沈德潜的教忠堂、潘世恩的思补堂、潘奕隽的躬厚堂、俞樾的曲园等，成为家风精神凝聚的空间场所。与此同时，作为文人休憩、会友、雅聚场所的园林亦如春笋般出现于玄妙观周边，如碧凤坊布衣朱襄侨寓之所的渌水园，位于文衙弄5号的艺圃，钮家巷的凤池园、养心园，悬桥巷的琢园别业，马医科巷东荆园，卫道观前7号潘姓宅，离玄妙观较远一点的园林还有狮子林、拙政园、桃花坞等。

地方家族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也是朝廷塑造家风的道德典范。乾隆南巡观风问俗过程中，首以崇淳朴、黜奢华为训，殷勤诰诫，他认为吴地习俗虽尚浮靡，“顾幸生道德齐礼之世，还淳返朴，转移有机，是在司牧者体是意而训行之耳，士大夫为庶民表率，移风易俗”。(46)乾隆《长洲县志》卷10《风俗》，第1a页。家风具有不稳定性，朝廷引导、管控起到了重要作用。乾隆二十四年三月，江苏巡抚陈宏谋曾颁布《风俗条约》，其中说：“嫁娶惟应及时，奢侈徒耗物力。自行聘以及奁赠，彩帛金珠，两家罗列，内外器物，既期贵重，又求精工。迎娶之彩亭灯轿，会亲之酒筵赏犒，富贵争胜，贫民效尤。”(47)钱思元、孙珮著，朱琴点校：《吴门补乘·苏州织造局志》卷1《风俗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页。然而，乾隆年间整个社会奢靡之风日渐盛行，这也影响到苏州的社会风气和家族风气。以逐渐兴起的戏园为例，地方大族每次接待来客多张乐设饮，耗资日计数百金。乾隆三十四年冬，布政使胡文伯深感其弊，立碑禁绝。彭启丰在《跋前布政使胡公禁戏园碑文》中说：“圣天子四巡江甸，厪念民依，谆谆以崇俭戒奢为本务，承流宣化者不忍坐视风俗之偷，愿吾民节无益之费，留有余之财，庶几返朴还淳。”(48)彭启丰：《芝庭文稿》卷8《行述杂著》，《四库未收书辑刊》9辑23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571页。对于戏园之禁结果不佳，在胡文伯升任安徽巡抚后一、二年，市侩巧出百计，园子开始如故，“日以滋蔓，计城内外不下十余处，尽水陆之产以供厨膳，食物腾踊倍于往时，至于暴殄天物，伤残物命，亦已甚矣”。(49)彭启丰：《芝庭文稿》卷8《行述杂著》，《四库未收书辑刊》9辑23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571页。当时曾有不少家族认为戏园之设于商贾，便且市井无业者衣食于此，即使不实行严禁，于吴人本来也无害。对此，彭启丰叹息曰：“惜胡公有汤公之志而力弗之逮焉，其及于民者如此而已矣，曾不转瞬而有司辄败之。”(50)彭启丰：《芝庭文稿》卷8《行述杂著》，《四库未收书辑刊》9辑23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571页。光绪年间，世风日下，有人感叹道：“绅董既系一方之表率，何竟若此之任意妄为。”(51)《六鹤堂闲话》，《申报》1892年9月16日。晚清，彭姓等地方大族家风亦显著下滑，甚至豪赌成风，从侧面反映出地方大族的家风与社会风气之间的密切联系。

明清时期，苏州阊门是全国最繁华的商业街区，在曹雪芹《红楼梦》书中曾被称为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对地方风气的治理直接影响到清廷政权在江南社会的巩固，这在帝王历次南巡时观风问俗有着集中的体现。为了迎合朝廷对社会风气引导的意向及家族自身利益的追求，入清后地方家族普遍崇尚淳朴家风，地理空间活动范围亦由城郊逐渐收缩至权力中心的城内，玄妙观是一个突出的文化地标。这些家族跻身于公共场所并开展各类公共活动，由此家族风尚在城市空间形成主导性地位，入清后，苏州地方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在生产力快速提高背景下，淳朴家风的盛行有利于剩余生产力的积累，进而带动清代苏州科举、慈善等风气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