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2.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巴以冲突是多元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被占领土问题是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由其引发的一系列争端，诸如领土主权、难民回归、资源分配等，构成了巴以问题的主要症结。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全部领土，开始对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进行高压统治。以色列的暴政激化了巴以双方的矛盾，“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统治的不满早已累积多年，愤怒火焰的燃烧只需要一个火花”。(1)Kylie Baxter and Shahram Akbarzadeh,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The Roots of Anti-Americanism,New York:Routledge,2008,p.177.1987年12月8日，一辆以色列军车在加沙地带与一辆民用车辆相撞，导致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由于传言是以色列国防军故意为之(2)1987年11月下旬，以色列国防军在对巴勒斯坦游击队的一次行动中，有6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被打死。这次车祸发生后，有传言说这是以色列国防军故意采取的报复行动。，因而这一事件迅速成为巴勒斯坦人内心长期积压怒火爆发的助燃剂。随后以色列的暴力镇压政策引发巴勒斯坦人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他们采用罢工罢市、拒绝纳税、集会游行、投掷石块等群体性抗争方式来回击以色列当局，从而对以色列基础设施、民生乃至社会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大起义持续6年之久，直到1993年巴以间签署《奥斯陆协议》后才结束。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是巴以冲突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世界称其为“因提法达”(Intifada)(3)Intifada是一个阿拉伯语单词，字面意思为“震颤”、“颤抖”，现代阿拉伯语中有“起义”、“抵抗”的含义。，意即“起义”，而以色列则斥责其为“恐怖行为”。(4)Charles D.Smith,Palestine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07,p.420.

大起义是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一次民族呐喊和不屈抗争，也是国际社会对被占领土问题的一次深度介入和重新思考。对于这样一个曾改变巴以冲突历史和中东和平进程的重大事件，国外学界出版了一批著述，其中关于大起义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色列政治、巴以关系以及地区局势等方面。(5)代表性的作品包括：Eitan Y.Alimi,Israeli Politics and the First Palestinian Intifada:Political Opportunities,Framing Processe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London:Routledge,2007;Rex Brynen,Echoes of the Intifada:Regional Repercussions of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Boulder:Westview Press,1991;Robert O.Freedman,The Intifada:Its Impact on Israel,the Arab World,and the Superpowers,Miami: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91.我国学界对于大起义的研究较为薄弱，至今尚未有专著出现，仅有几篇论文稍有涉及。(6)相关论文仅有赵克仁:《因提法达与巴以和平进程》，《世界历史》1996年第6期；尹婉娜:《两次“因提法达”对以色列联合政府决策影响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因此，本文拟将大起义放在巴以冲突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试图全面、准确、客观地分析其对巴以冲突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大起义唤醒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推动了巴勒斯坦建国进程

大起义是巴勒斯坦人对自身悲惨境遇的应激反应，是他们对民族权利屡遭践踏后的不屈抗争，不满与失落填充了大起义的基础色，愤怒和仇恨构成了大起义的关键词。的确，数十年来对以武装斗争的频繁失败，使巴解组织频遭重创，巴勒斯坦人本就渐行渐远的建国梦想由此变得更加遥不可及，在以色列统治下的悲惨境遇，也使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日渐消沉。但是通过大起义，濒临绝境的巴解组织焕发了生机，四分五裂的巴勒斯坦世俗政治力量重新整合，争议领土的主权归属最终确定，巴勒斯坦人陷于崩溃绝望的民族情绪也空前高涨。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巴勒斯坦人最终宣布建国。正如长期报道中东问题的英国著名记者戴维·赫斯特(David Hirst)所评论的：“大起义在国际社会造成的影响，被证明远比巴勒斯坦人之前使用的冲锋枪更为有效。”(7)David Hirst,The Gun and the Olive Branch:The Roots of Violence in the Middle East,New York:Thunder’s Mouth Press,2003,p.19.

以色列占领全部巴勒斯坦领土后，对巴勒斯坦人的高压统治随之展开，滥用暴力更成为以色列当局统治巴勒斯坦人的主要手段。对此，以色列社会学家摩西·里萨克(Moses Rezak)直言不讳地指出：“以色列的政治制度是将自身利益强加于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这些制度缺乏公民权利和政治意识，剥夺了大部分人的人权，巴勒斯坦人只有服从，否则逮捕、拘留、镇压就不可避免。”(8)Eitan Y.Alimi,Israeli Politics and the First Palestinian Intifada:Political Opportunities,Framing Processe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London:Routledge,2007,p.34.陷入绝境的巴勒斯坦人将民族解放的希望寄托于巴解组织，但是后者领导的武装斗争始终无法对以色列产生实质性影响。1982年，以色列发动旨在消灭巴解组织的黎巴嫩战争，巴解组织再受重创，“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总部只好漂泊到几千公里之外的突尼斯避难。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解放事业再次遭受重创，争取自治和独立的目标显得更加遥远和渺茫。”(9)参见赵文亮：《约旦黑九月事件对阿以冲突的影响》，《郑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巴解组织成员也散落于多个阿拉伯国家，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难以恢复实力，“它似乎回到了1968年前的状态，那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称为‘家’了。”(10)Richard A.Gabriel,Operation Peace for Galilee:The Israeli-PLO War in Lebanon,New York:Hill and Wang,1984,p.168.

面对长期无法改变的悲惨境遇以及巴解组织四分五裂的衰败局面，巴勒斯坦人对民族未来感到深深的绝望。根据当时的一份调查，巴勒斯坦青年28%感到绝望、沮丧或悲伤，20%对以色列怀有极端仇恨，50.7%需要寻求宗教的自我安慰。(11)Judy Kuriansky,Terror in the Promised Land:Inside the Anguish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Westport:Praeger Press,2006,p.34.长期的压抑、仇恨以及民族共同的悲惨记忆，最终演化成巴勒斯坦人轰轰烈烈的大起义。

大起义爆发后，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感空前提高，群体性抵抗以色列暴力镇压的顽强斗争此起彼伏，这更提升了他们内部的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由于自身实力的衰弱和国际影响力的降低，远在突尼斯的巴解组织起初对大起义持怀疑和观望态度：“阿拉法特的第一反应是惊讶，第二反应是焦虑。他担心起义会失败，也担心起义规模会变得更大，使巴解组织显得无足轻重，这将是更大的灾难。”(12)David Downing,Yasser Arafat-Leading Lives,Oxford:Heinemann Library,2002,p.38.但巴勒斯坦人在大起义中表现出的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促使巴解组织放弃之前犹疑不决的态度，开始积极参与并领导大起义：“法塔赫领导层很快意识到，法塔赫需要争取政治上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可以来自被占领土上大起义所引发的斗争。”(13)Anat N.Kurz,Fatah and the Politics of Violence: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 Popular Struggle,Brighton:Sussex Academic Press,2005,p.116;p.117.之后，阿拉法特宣称大起义与巴解组织关系密切，并委派其重要副手阿布·杰哈德(Abu Jihad)具体负责大起义的领导事务，“巴解组织为大起义提供了财政支持和后勤保障，阿布·杰哈德被称为大起义的‘大脑’，他成功激活了被占领土上的每一寸土地。”(14)Said K.Aburish,Arafat:From Defender to Dictator,New York:Bloomsbury Publishing,1998,p.203.最终的事实也证明，巴解组织从大起义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红利和实际利益，“巴解组织这一弱小的政治实体，第一次获得了比以色列更多的政治优势，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拥有这些领土的代价，首次超过了它所获得的实际利益。”(15)Avraham Sela and Moshe Ma’oz,The PLO and Israel:From Armed Conflict to Political Solution,1964—1994,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7,p.234.

巴勒斯坦人在大起义中展现出的民族意识，还促使约旦河西岸地区主权归属最终明确，也带动了巴勒斯坦内部各行其是的世俗政治派别走向团结合作。由于历史原因，约旦政府对于约旦河西岸地区一直有领土和主权要求，并为此于1970年与巴解组织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阿拉法特称约旦的行为是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16)参见赵文亮、王坤明：《卡拉梅战役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影响》，《历史教学》2018年第8期。这种历史积怨叠加领土纷争，导致约、巴关系长期不睦，“双方严重的对立模糊了主要矛盾，影响了与共同敌人的斗争，大大妨碍了争取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斗争”。(17)参见赵文亮：《约旦黑九月事件对阿以冲突的影响》，《郑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但在大起义爆发后，面对巴勒斯坦人高涨的民族热情和顽强的斗争精神，约旦国王侯赛因无奈发表声明：“由于人们普遍相信，终止与约旦河西岸的法律和行政联系可以促进为解放被占巴勒斯坦领土所做的斗争，所以我们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情况允许，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将在解放后的被占领土上建立。”(18)[英]托尼·沃克、安德鲁·高沃斯著，李秀英、潘宏、马忠元译：《阿拉法特传》，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288页。约旦政府的表态，正式终结了与巴解组织关于约旦河西岸主权归属的争端，为约巴和解和巴勒斯坦建国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在大起义爆发后，巴解组织内部“人阵”、法塔赫、“民阵”等世俗政治力量组成了一个多党派联合的起义管理机构。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世俗政治派别的联合并没有出现之前貌合神离的分裂态势，一反常态，展现出了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合作精神，“这一机构中所有的政治派别都是平等的，他们被大起义中的民众力量所感染，认识到大起义中民众斗争和民族需要高于本组织的利益。”(19)Anat N.Kurz,Fatah and the Politics of Violence: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 Popular Struggle,Brighton:Sussex Academic Press,2005,p.116;p.117.

伴随着起义规模的不断增大，巴勒斯坦人要求建国的呼声日益高涨。1988年11月15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颁布《独立宣言》，“宣布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他们重申巴解组织以前的声明，抛弃并且谴责恐怖主义。”(20)[英]阿兰·哈特著、谢邦定译：《阿拉法特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41页。鉴于巴解组织放弃恐怖主义的态度以及巴勒斯坦人在大起义中表现出的民族精神，巴勒斯坦建国后迅速得到多国承认，美国政府也悄然恢复了同巴解组织中断20年的联系。虽然宣布建国后的巴勒斯坦没有实际领土，但巴勒斯坦人的政治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在之后巴以和平进程中的话语权也明显增强。马德里和谈后，巴勒斯坦代表团团长沙非(Haidar Abdel-Shafi)对此深有感触：“对于寻求在中东实现公正和平的推动者和国际社会，是你们给予了我们一个公平的听证机会，你们开始关心和倾听巴勒斯坦的声音。”(21)UOC Press,“The Madrid Peace Conference”,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Vol.21,No.2 (1992),p.146.

美国历史学家查尔·史密斯(Charles D.Smith)曾这样描述大起义给巴勒斯坦带来的影响：“大起义重新激发了奄奄一息的巴解组织，鼓励它采取历史性步骤，宣布巴勒斯坦的独立。”(22)Charles D.Smith,Palestine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p.406;p.419.大起义将巴勒斯坦人日趋消沉的民族意识再度唤醒，令身陷困境的巴解组织迎来转机，使存在争议的领土主权问题明确归属，巴勒斯坦内部世俗政治力量得到整合，最终巴勒斯坦人实现了建国的梦想。而巴勒斯坦建国不仅是巴勒斯坦人几十年来反抗以色列暴行的结果，也是影响巴以冲突未来走向的一件大事，它促使巴解组织开始寻求和平方式解决巴以争端，从而书写了中东和平进程新的篇章，“这是巴勒斯坦通往世界的一张通行证”。(23)David Hirst,The Gun and the Olive Branch:The Roots of Violence in the Middle East,p.20.

二、大起义造成了以色列内部分裂，主和力量重占上风

犹太民族长期悲惨的历史，使犹太人深刻明白祖国对于民族的重要性。但一味从本民族利益出发，采取野蛮镇压、掠夺其他民族的方式，非但无益于犹太民族的复兴，反而会招致更多的民族仇恨和敌视。大起义就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高压统治的必然结果，是巴以矛盾长期淤积的集中反映。但在大起义爆发后，以色列的暴力镇压政策却使国家内部发生严重分裂，社会民意出现惊人反转，随之产生的民众与政府的对立迅速引发以色列政治派别间的相互倾轧，最终右翼势力丧失执政地位，新的以色列政府开始寻求巴以和解。

犹太人因失去国土家园而饱受两千多年的颠沛流离之苦，因而犹太民族对土地有着近乎疯狂的追求，领土扩张和占领更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一种精神支柱。在侵占全部巴勒斯坦领土后，以色列政府执行强硬残酷的占领政策以强化对被占领土的占有，对此以色列海法大学教授阿农·弗索(Arnon Soffer)这样解释：“我们杀人，但并不是出于恶意，这样做的目的是对阿拉伯人潜在的威胁防患于未然。”(24)Ilan Papp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Oxford:Oneworld Publications,2007,p.223.1985年，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拉宾开始采取所谓的“铁拳政策”(The Iron Fist Policy)，将对巴勒斯坦人的高压统治推向高峰，巴勒斯坦人稍有反抗，便会被逮捕、殴打甚至杀害。据美国学者亚历山大·科伯恩(Alexander Cockburn)统计，在大起义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暴力冲突中死亡人数比是1:100，每66名巴勒斯坦人中就有1人曾被以色列关入监狱，这是南非黑人在白人殖民统治时期所受暴行比例的10倍。(25)Edward Said,“Intifada and Independence”,Social Text,No.22 (1992),p.146.

在目睹了以色列的暴行并经历了“二等公民”身份的屈辱后，巴勒斯坦人抵抗以色列占领的斗争此起彼伏。据统计，仅大起义爆发前的两年(1986—1987年)里，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抗议活动就多达3150起，其中65起“带有恐怖主义的性质”。(26)Raphael Cohen-Almagor,The Intifada:Causes,Consequences and Future Trends,New York:Routledge,2007,p.16.大起义爆发后，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块、点燃轮胎与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对峙的画面迅速传向世界，“这种反差度极大的新闻画面深深震撼了国际舆论，以色列受到了国内外巨大的压力，这对于以色列的粗暴占领政策无疑是一次有力还击。”(27)Charles D.Smith,Palestine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p.406;p.419.除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外，以色列政府还承担了由大起义引发的一系列经济恶果，民族意识空前觉醒的巴勒斯坦人采用罢工罢市、拒绝纳税、抵制以色列商品等群体性经济不合作运动来打击以色列经济。一位外国投资者这样评论当时以色列的经济情况：“以色列不再被视为多国公司在中东的理想活动基地。外国投资者最担心的莫过于政治上的不稳，他们不再知道这个地区向哪个方向发展。”(28)张倩红：《以色列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1—442页。

为了摆脱困境，以色列镇压大起义的暴力手段再度升级。国防部长拉宾实施了著名的“武力、强权、殴打”(force,might,beatings)政策，镇压大起义的以色列精锐部队吉瓦第旅(Givati Brigade)的指挥官也这样命令他的士兵：“打断暴徒的腿，这样他们就不能走路；打断他们的手，这样他们就不会扔石头。”(29)J.R Hiltermann,“Human Rights and the Mass Movement:The First Year of the Intifada”,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Vol.18,No.3 (1989),p.126.但是，政府的强硬态度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以色列国内受到欢迎，犹太民族曾经备受歧视压迫的历史反而使他们对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处境感同身受，以色列民众第一次开始将巴勒斯坦人视为受害者，而在此之前，以色列人始终认为自己是唯一和永恒的受害者。“以色列人的观念开始改变，巴勒斯坦人不再被看作侵略者，而是被视为受害者，许多以色列人开始强烈谴责政府的占领行为，也开始谴责‘道德败坏’的以色列人。”(30)Avraham Sela and Moshe Ma’oz,The PLO and Israel:From Armed Conflict to Political Solution,1964—1994,p.167.以色列民众意愿与政府强硬行为间的巨大分歧，引发了以色列政坛的严重分裂，执政的利库德集团和在野党工党开始相互攻讦，“沙米尔和佩雷茨显然不能劲往一处使，他们的分歧是无法调和的”。(31)[以]哈伊姆·赫尔佐克著、尹维江译：《亲历历史——一个以色列总统的回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民意的转变很快影响到以色列政治力量的对比，在1992年的大选中，以色列右翼代表利库德集团被民众抛弃，相对温和的工党上台执政，并采取切实措施参与巴以和谈进程。

大起义对以色列带来的影响，正如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所评论的：“目前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有两个以色列，一个包含了犹太人的古文化和伦理道德……另一个以色列在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奉行不承认和不尊重当地人基本人权的政策。”(32)[美]吉米·卡特著、郭仲德译：《牢墙内的巴勒斯坦》，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很显然，强硬的以色列右翼势力属于后者。但是，残酷镇压大起义的政策非但没有给右翼政府带来以往的政治红利，反而引发以色列民众对政府强硬行为的重新思考，进而致使以色列政坛产生激烈动荡，最终导致右翼势力丧失执政地位。这种戏剧性的结果表明，缓和巴以冲突已成为以色列民众的政治意愿，顽固坚持强硬政策也不再是以色列右翼政府的护身法宝，开启和平进程更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三、大起义促使巴勒斯坦问题重获关注，巴以和平进程由此起步

大起义前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处境，一方面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被占领土问题上纵容以色列暴行的必然结果，但也是巴解组织对以武装斗争频繁失败的客观反映。黎巴嫩战争后，巴解组织遭受重创，国际话语权随之降低，在这种背景下，巴勒斯坦问题更被国际社会渐趋边缘化，就连一贯以盟友姿态出现的阿拉伯国家也对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处境置若罔闻。而通过大起义，巴以双方在媒体舆论中的角色发生反转，美国等域外势力被迫重新调整巴以政策，国际社会再度聚焦巴勒斯坦问题，在外部力量的介入和推动下，多个巴以和解方案相继出炉，巴以和平进程从此起步。

一直以来，巴勒斯坦人的建国道路在与以色列的持续冲突中艰难前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巴以问题上长期奉行“双重标准”，支持和纵容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诸多暴行，而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却被长期刻意忽视乃至践踏。同时，巴解组织在黎巴嫩战争后一蹶不振，在巴以问题中谈判话语权逐渐丧失，对以策略也被迫发生重大改变，巴勒斯坦人的政治弱势地位由此更加凸显。1982年9月，在重点讨论巴以问题的阿拉伯联盟非斯首脑会议上，巴解组织“痛定思痛，被迫在反以斗争中采取以政治手段为主的策略，并一再表示接受联合国有关巴勒斯坦的所有决议，承认以色列的存在”。(33)徐向群、宫少朋：《中东和谈史：1913—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鉴于巴解组织濒临崩溃的极端处境以及数十年来在阿以冲突中阿拉伯世界始终难以占得上风的不争事实，与会国家对以政策发生重大转变，“非斯首脑会议的主要议程是沙特王储法赫德所提出的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八点建议，其中第七点(即承认本地区一切国家和平共处的权利)事实上承认了以色列国的存在。”(34)谢贻明：《阿拉伯非斯首脑会议的中东和平方案》，《国际问题资料》1982年第44期。伴随着阿拉伯国家对以政策转向妥协，加之巴解组织实力持续衰弱，巴以问题不再是阿拉伯世界的核心议题，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命运更是被漠然视之。1987年11月，阿拉伯国家在安曼举行特别首脑会议讨论中东局势，巴以问题被刻意忽视，在会议最后的公报中，甚至没有出现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唯一合法代表的传统提法。安曼会议充分体现了黎巴嫩战争后阿拉伯国家在巴以问题上的冷漠态度，清晰表明了阿拉伯世界在巴以冲突中的不作为，虽然这次会议被阿拉伯各国政府赞誉为“和解与协议会议”(Conference of Reconciliation and Accord)，但巴勒斯坦人则讽刺其为“虚伪与金钱会议”(Conference of Hypocrisy and Spending)。(35)Avraham Sela and Moshe Ma’oz,The PLO and Israel:From Armed Conflict to Political Solution,1964—1994,p.47.到大起义爆发前，巴勒斯坦人对巴解组织的毫无作为几近绝望，更对阿拉伯国家只会发表空洞的外交辞令感到心灰意冷，正如大起义的一位领导者所说：“1987年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绝望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外部世界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而是他们应该如何配合我们。”(36)Ahron Bregman,Cursed Victory:A History of Israel and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London:Penguin Books Led,2014,p.193.

巴勒斯坦人在大起义中的顽强抗争，迅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态度首先发生转变。阿以冲突持续多年，不满和仇恨的种子已在阿拉伯民众心中扎根，在看到巴勒斯坦人在大起义中表现出的民族意识和顽强斗志后，阿拉伯国家迅速掀起一股反以浪潮。“这场起义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公众的同情，起义的男孩和女孩都成了阿拉伯人爱戴的英雄，各国领导人向他们致敬，一些阿拉伯国家更试图将本国政府与大起义挂钩，进而扩展自己的影响。”(37)Kameel B.Nsar,Arab and Israeli Terrorism: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Political Violence,1936—1993 ,Jefferson:McFarland & Company,2007,p.170.例如，阿曼政府宣称大起义是巴勒斯坦人别无选择的结果，阿联酋媒体热情歌颂大起义，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更是宣称：“巴勒斯坦问题不只是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问题，而是阿拉伯人与犹太复国主义敌人之间的问题。”(38)陈天社：《阿拉伯世界与巴勒斯坦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88页。1988年6月，也就是阿拉伯联盟安曼峰会召开半年后，又在阿尔及尔召开会议讨论巴勒斯坦问题。会后公报显示出的阿拉伯国家的态度与安曼峰会截然不同：“宣称阿拉伯国家将会在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呼吁联合国发挥切实有效的作用保护巴勒斯坦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迫使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出。”(39)Avraham Sela,The Continuum Political Encyclopedia of the Middle East,New York:Continuum,2002,pp.158—160.在巴勒斯坦宣布建国后，阿拉伯联盟立即宣布承认，第一批与巴勒斯坦建交的国家中，大部分为阿拉伯国家。

而在国际社会，伴随着以色列军队残酷镇压大起义、甚至对巴勒斯坦儿童痛下杀手的新闻画面被广泛传播后，以色列的国际形象迅速恶化，“巴勒斯坦儿童和青少年与装备精良的以色列士兵对峙的镜头，唤起了全世界的同情，以色列的恶劣形象因此在多年后仍被国际社会铭记。”(40)Anat N.Kurz,Fatah and the Politics of Violence: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 Popular Struggle,p.81.随着时间的流逝，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持的心理天平逐渐倒向巴勒斯坦人，欧洲甚至发生了数十万人参加的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游行活动。世界舆论逐渐认识到，“巴勒斯坦起义者不是恐怖分子，不是武装成员，他们只是孩子，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都看到他们被以色列防暴警察殴打，被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军队杀害，而仅仅因为他们要求自由。”(41)David Downing,Yasser Arafat-Leading Lives,p.38.舆论的呼吁以及民众的压力，导致国际社会开始正视巴勒斯坦人的权益问题。1988年10月6日，联合国大会以140票赞成、2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以色列恪守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立即停止屠杀、迫害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并呼吁国际社会监督以色列执行联合国的有关规定。”(42)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年》，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35页。

美国作为二战后中东地区最大的域外利益存在体，在巴以冲突中时刻扮演着搅局者和“仲裁人”的角色，而正是由于美国在巴以问题上长期奉行偏袒以色列、打压巴勒斯坦的“双重标准”，导致本就难以化解的巴以问题平添了更多不确定因素，巴勒斯坦人也因此产生了“反以更需反美”的普遍认知。但是大起义爆发后，巴勒斯坦人的英勇抗争和以色列的残酷无情，使美国国内罕见地出现了呼吁巴以和平、谴责以色列的声音，这些声音甚至大多来自美国犹太人。“几天之内，以色列人野蛮地殴打巴勒斯坦年轻人的画面，成为美国晚间新闻的一部分。民众反应强烈，甚至通常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犹太民众，也表达批评和关切的情绪。”(43)[美]威廉·匡特著，饶淑莹、郭素琴、夏慧芳译：《中东和平进程——1967年以来的美国外交和阿以冲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民意的反转迫使美国政府开始重新考虑巴以问题政策，为以色列的暴行辩护不再是美国政坛一成不变的论调。1988年1月5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607号决议，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切实履行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争时期保护平民的条款，“美国第一次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一起谴责以色列在它1967年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残暴行为。”(44)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年》，第534页。在此之后，美国开始积极主导巴以和平进程，1988年3月，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P.Shultz)提出“舒尔茨计划”，“希望以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和338号决议为基础，通过巴以双方的直接谈判实现地区和平。”(45)George P.Shultz,Turmoil and Triumph:My Years as Secretary of State,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93,p.1028.1991年3月至10月，美国国务卿贝克(James A.Baker)8次造访中东，穿梭于巴以之间，并直言不讳地表达美国政府希望促成巴以和谈的愿望，“我们必须为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找到一条实现和平的道路，我们必须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找到一条开始对话的道路。”(46)赵伟明：《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第328页。在美国的推动和国际社会的努力下，1991年10月，马德里和会召开，巴以双方第一次面对面谈判，虽然以色列仍旧表现出强硬态度，但大起义的影响和国际社会的压力都迫使以色列做出让步和妥协，“‘铁拳’政策的失败、以色列日益恶化的国际形象以及美国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代表的做法，都迫使拉宾寻求与巴解组织进行谈判和对话以结束暴力。”(47)Avi Shlaim,The Iron Wall: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0,pp.453—457.

在被以色列占领20年后，巴勒斯坦人需要面对的是被镇压、羞辱以及似乎永远无法改善的悲惨境遇，外部世界的冷漠和歧视更使他们感到孤独和被抛弃。而通过大起义，巴勒斯坦人的国际形象由暴力的实施者变成暴力的受害者，“这场起义将巴以间的斗争，从巴解组织和恐怖主义关系问题成功转移到以色列与被占领土关系问题上。简言之，起义使巴勒斯坦人的形象发生转变，他们从恐怖分子变成了受害者。”(48)Barry Rubin,Revolution until Victory? The Politics and History of the PLO,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86.通过大起义，巴勒斯坦人用顽强的意志转变了阿拉伯世界曾经漠不关心的冷漠态度，用民族不屈的呼声唤醒了国际社会渐趋麻木的政治神经，用持续的民族斗争改变了域外大国一贯失衡的巴以政策，巴以和平进程就此艰难起步，巴以问题也随之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回避的核心议题。

四、大起义引发巴勒斯坦世俗、宗教派别对立，巴以和解面临挑战

大起义爆发后，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强势崛起，它的壮大是基于巴勒斯坦世俗民族主义未能实现解放巴勒斯坦的目标而造成的，并在更广泛的区域性伊斯兰复兴的背景下形成的。哈马斯成立后，迅速引发巴勒斯坦世俗与宗教派别的对立：以巴解组织为代表的世俗政治力量主张建立世俗化国家并对以妥协，而哈马斯则主张建立伊斯兰化国家并坚持对以强硬政策。这种对于巴勒斯坦未来道路的分歧以及因之而来的暴力活动，在使巴勒斯坦内部动荡、巴以和平进程再度搁浅的同时，也导致巴以问题更趋碎片化、复杂化。

中东地区教派林立，宗教在中东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进入近代之后，在中东动荡不安的历史背景后，宗教影响始终穿插其中，尤其是在长期的巴以冲突中，宗教在成为众多流离失所难民感情寄托的同时，也成为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暴行的精神支柱。哈马斯的崛起壮大是历史、宗教、巴以冲突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衰落、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的具体体现。面对阿拉伯世俗政治力量领导的对以战争的频繁失败以及巴以问题解决的遥遥无期，巴勒斯坦民众逐渐将民族解放的希望寄托于宗教力量，“经过不断认真反思的广大穆斯林民众，他们的唯一选择只能转向自身崇尚的神圣的伊斯兰教……从一定程度上讲，宗教能够为他们所追求的政治目标提供某种保护。”(49)彭树智：《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273页。1987年12月，哈马斯在大起义中正式成立后，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与大起义中民众高涨的反以热情相结合，提出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并坚持对以强硬政策。哈马斯的意识形态充斥着大量宗教和反犹内容，概述了绝不妥协的对以态度，拒绝任何协商解决巴以冲突的想法或可能。哈马斯这种极富诱惑力的宗教宣传和对以强硬立场，与大起义中高涨的巴勒斯坦民族情绪相得益彰，从而立即获得大量民众的支持。而这种强大的民意基础，使哈马斯在大起义中迅速成长为一股不可忽视并能影响巴以冲突未来走向的新的政治力量，“它将不仅代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进行行政控制，而且也将代表巴勒斯坦政治生活的世俗机构对被占领土进行统治。”(50)Michael Bröning,Political Parties in Palestine:Leadership and Thought,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3,p.15.

建国道路的截然不同、对以策略的巨大分歧以及这些背后所隐藏的对巴勒斯坦最高权力的你争我夺，使哈马斯与以巴解组织为代表的世俗政治力量间的矛盾彻底激化，“哈马斯在一份传单中宣布，‘任何 (以色列的)合作者都是叛教者，都将按真主的法律被处死’。”(51)肖宪：《巴勒斯坦的原教旨主义组织——哈马斯》，《西亚非洲》1993年第2期。而在哈马斯的“叛教者”名单上，法塔赫和巴解组织成员占据多数，“哈马斯攻击巴解组织出卖巴勒斯坦和伊斯兰教的利益，是背叛伊斯兰教的‘异教徒’。双方的唇枪舌战甚至发展到兵戎相见的程度。据报道，被哈马斯以‘以色列合作者’处死的人当中，就有不少是法塔赫成员及其支持者。”(52)刘中民：《当代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研究——政治发展与国际关系视角的审视》，香港科学社会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39页。除了使用暴力方式打击世俗政治力量外，哈马斯还极力阻挠和破坏巴以和平进程。早在巴以和谈前，哈马斯就公开宣称：“与敌人的任何谈判是巴勒斯坦事业的倒退、原则的妥协，是对霸占的谋杀者对巴勒斯坦土地宣称有权利的错误的承认。”(53)陈天社：《哈马斯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0页。在《奥斯陆协议》签署后，哈马斯开始采取更加极端暴力的方式破坏巴以和平进程。1994年4月6日，哈马斯首次发动对以色列平民的自杀式袭击：其下属武装成员在以色列城市阿富拉(Afula)引爆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造成8名以色列平民死亡，55人受伤。(54)Matthew Levitt and Dennis Ross,Hamas:Politics,Charity,and Terrorism in the Service of Jiha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pp.11—12.1996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举行大选前，阿拉法特曾积极劝说哈马斯参加大选，“对阿拉法特来说处理哈马斯的挑战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他真诚的想利用这次变革来分享权力，以巩固自己的政权，防止哈马斯的暴力威胁以色列的安全，进而危及和平进程本身。”(55)Barry Rubin,The Transformation of Palestinian Politics:From Revolution to State-Building,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3.但事与愿违，哈马斯非但没有参加大选，还利用以色列即将进行大选这一敏感节点频繁发动对以袭击，“爆炸事件直指和平进程的中心，而且时间也是精心选择的”。(56)[美]珍娜·华莱契、约翰·华莱契著，刘建宏译：《阿拉法特传奇》，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5页。最终，哈马斯的暴力活动导致以色列民意反转，主张巴以和解的佩雷斯失去民众支持，对巴强硬的内塔尼亚胡成为以色列新总理，巴以和平进程就此陷入僵局。可以说，哈马斯的暴力活动，导致巴以间刚刚建立的信任损失殆尽，影响了以色列政治派别的力量对比，改变了巴以和平进程的未来走向，巴以和解变得遥遥无期。

哈马斯在大起义中的崛起壮大，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巴以问题的极度担忧，阻碍了巴以和平进程，使巴以冲突再度陷入暴力循环的怪圈。对此，约旦一份报纸这样总结道：“哈马斯不想与以色列达成任何一种和平解决的方法，只想消灭它。每当中东和平进程有了进展，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就会升级。”(57)刘中民：《当代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研究——政治发展与国际关系视角的审视》，香港科学社会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39页。而巴勒斯坦世俗政治力量与以哈马斯为代表的宗教激进势力间的巨大矛盾，破坏了巴勒斯坦人来之不易的内部团结，损害了巴勒斯坦重塑的国际形象，更给巴勒斯坦的未来和巴以和平进程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哈马斯)使中东和平进程更加举步维艰，扑朔迷离”。(58)彭树智：《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319页。

结 语

巴以问题解决的首要前提，应该是巴以双方拥有独立且平等的国际地位，国际社会面对巴以冲突，应该持有公平和正义的处事原则，但显然大起义前的巴以局势并不满足上述条件，这也导致不满和绝望情绪在巴勒斯坦人心中产生量的积累，最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带来质的爆发。大起义是巴以冲突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巴勒斯坦建国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既对以色列的残酷占领政策带来严重冲击，又造成以色列社会内部的急剧分化；既展现了巴勒斯坦内部世俗政治力量面对共同威胁时所表现出的民族意识，又反映了巴勒斯坦人在绝望无助情境下渴望建国的家国情怀。大起义给巴以双方带来的诸多影响，也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对于巴以问题的重新思考和再度介入，巴以冲突开始出现真正和解的可能。但是，伴随着哈马斯在大起义中的崛起壮大，暴力活动开始与哈马斯的极端主张如影随形，这成为巴以和平进程原地徘徊甚至有所倒退的一大因素。哈马斯的成立，也导致巴勒斯坦内部世俗力量与伊斯兰力量的二元对立，双方关于建国道路与和平进程的态度产生严重分歧。巴勒斯坦社会这种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态势，成为当今巴勒斯坦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也是最终解决巴以冲突所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东反美主义研究”(19ASS006)的阶段性成果。]